主题 三个兴宁名称：帝陵，宁波街道和英平家乡

主题 三个兴宁名称：帝陵，宁波街道和英平家乡
今天在快手上面看到一个视频，我顿时惊悚：李世民的爷爷的帝陵是兴宁陵，现在宁波的陈昆陆前世是李世民的父亲李渊，真佛宗大陆论坛的创始人，他的佛像厂就是在宁波的兴宁路。唐高宗李治转世再转世的袁英平金刚上师的家乡就是梅州兴宁市（广东省）。三个兴宁，代表了一种轮回学说中的巧合。水稻专家袁隆平也在兴宁市有一个试验田，2016年亩产达3200斤之多，全国和全世界新闻界一阵震憾。

欢迎大家关注台湾雷藏寺和宁波法讯。

另：佛教界和道教界独家秘密揭晓：胡*锦*涛的前世是李渊的皇后窦氏，女转男身成大陆总书记，江*泽*民的前世正是李世民的弟弟李元吉。

吉祥如意！

袁英平
广州治要道院

尊敬的胡主席：

您好！我是真佛宗大陆弟子莲花英平（袁英平），住在广州东山，我原来是广州市国家安全局的警官（1995-1998），现在我仍然住在广东省国家安全厅的宿舍，我的岳父岳母都是省委三办的干部，我父亲原来是广东兴宁县的一个村长，都是***员。我热爱国家、热爱人民，也恭敬胡主席为十几亿人民付出了一生的勤劳和心血，感谢您爱护我们！

我现在在家中做自由翻译，我这几年有点时间帮助台湾的陈昆陆师兄（莲生活佛的大弟子）做一个真佛宗的论坛：http://www.yunchungfo.net/bbs （我在论坛里面是版主莲花居士）, 真佛密法是莲生活佛所创，能够让修习的弟子迅速理解佛法，并且提高禅定功力。我这几年虽然不在国家安全局上班了，但是仍然时不时以翻译公司的译员身份参加公检法的涉外案件翻译工作，以及海关的一些涉外案件工作。

国人的信仰，已经有很大的宗教自由，感谢胡主席的英明领导！我觉得人是有轮回的，并且富贵和平安不可能生生世世都得到，因此我生起了出离心，想修行往生极乐世界。真佛密法，是可以让行者深信佛法，认真守戒行善，乃至蒙佛接引，往生净土。

如今中国人民，比较缺乏宗教的书本，一些好的佛书，都不能在大陆的新华书店公开发行。莲生书房：http://shop.paipai.com/892415453，是台湾黄正务师兄办的网店，欢迎您阅览！我希望能够在大陆出版几本精要的莲生活佛著作，前些时候，我寄了两本书给温总理，不知他老人家收到没有？如果有收到，可不可以批准我出版《幽灵湖之夜》一书？诸佛明鉴，必可报答胡主席乃至全党全军福寿康宁，让大陆人民得到道德的提升，以及让两岸华人增加理解和信任。谢谢！代向温总理问好！

党的十八大即将开幕，我支持党的领导，拥护有德之家（习促勋先生）的有德之子习近平先生的领导！祝全党全军平安多福，也祝中华民族国泰民安，世界和平！

关于民众热议的民主和政改的话题，我认为宗教可以让民众真正向善，守法律守戒律，要开放政改，必须先有宗教提倡道德，不然空有民主制度的台湾，也会出现陈水扁一样贪婪的民选总统。所以，我迫切希望中央开放真佛密法，救济民众的精神信仰，以善书治国，不仅事半功倍（一世劝人以口，百世劝善以书也！），亦必定有利于提高民族的素质，未来，会产生一代又一代有信仰有道德的子民和总统，世界也因此和平安宁！再祝主席您健康长寿，合家平安。向习近平先生问好！祝他执政顺利，国泰民安！风调雨顺！附上几本真佛密法的书本，供您参考！谢谢！

吉祥如意！
袁英平
2012-09-29
广州东山

注生娘娘代理神职瑶池仙境韶山神脉主尊毛*泽*东主席降鸾开示两岸统一要领
紫薇圣人袁英平
2021 08 30

韶山神脉 粮农兴国
断点续传 大寨永贵
红星扛天 一路红领
寅初略懵 六亿人增
韶神灵动 微嘱雉奴
救婴第一 速减饲粮
联梅合蒋 中山岳麓
东风鼓擂 农业政策
七妹祖婆 天祥后代
阳明宗仁 庆龄基金
胡连会战 灵儿汪辜
战火连绵 韶神垂泪
南巡法宝 拜祖慈佑
乒乓聚缘 朴方学良
东梅孝严 台陆欢颜
汪洋近平 英平请缨
赴台谋统 水火既济
小平经国 莫斯同组
神光普照 东交民巷
王伟南斯 苏武牧羊
汪洋梅腊 柔意统一
英文笑脸 两岸情商
武庙魏仁 拜访富平
宣传部长 政治主任
恩来西安 司徒重庆
古月还照 邓恩浩荡
雉奴六一 活蹦乱跳
灵童活佛 菩萨乘愿
惠能戒成 一花五叶
猴前猿后 猿前猴后
玄机有灵 古月关怀
听任安排 教育职业
寅卯辰巳 午未乐堂
两党灵校 中天密法
治要传承 宝德仙踪
为国消灾 华陀小虫
东梅汪洋 英平请缨
香油红包 韶神降鸾
添福消瘟 国泰民安
风调雨顺 大地平安
举香祈年 香烟缭绕
白云雾鹤 瑞谒祥光
邓公降鸾 后代平安
太上老君 永保四寿
质朴怀柔 顺义收孙
情义无价 古月承邓
国安虹光 宏仁华夏
钳工马德 勤政爱民
大别刘邓 文华南颂
国恩浩荡 小平经济
改革开放 万民感怀
近平克强 农业政策
世世代代 两地三岸
泽民渊裔 太原唧唧
海峰政协 一团和气
国难当头 弘法利生
观音玉帝 庇佑众生
紫帝宝德 仙踪海源
叔侄有情 特别安待
菩萨不退 增上佛果
江山老叟 群书治要
保丹续缘 世代友爱
团结紧张 严肃活泼
礼拜邓公 承恩古月
涛声依旧 寒山金陵
京剧古韵 文化交流
西雅北京 盼能联谊
神仙安排 举族超升
丽君拉姆 余音绕梁
奥巴马弟 长居深圳
世界大同 灵性为本
素食救国 兴庙建寺
短期出家 梵行启慧
文集出版 定国安民
余情后话 断点续传
明泽公主 盼能修密
虹光法化 健康长寿
百色秀孙 勤学密法
泰康人寿 华光功德
秀士密法 江西隐者
统战台湾 盼望合作
文化统一 教材宗法
何时成功 紫帝胜算
汪洋先生 盼望会见
汉藏空煞 恳求香油
头陀游化 仲勋六祖
一花五叶 教外别传
明泽公主 学禅有缘
春旺长安 宝玉情缘
水陆法会 消灾免难
山人后仙 青山绿水
息灾祈福 班禅待遇
世界大同 唯求文化
韶山神脉 东梅意传
谆谆善诱 头头救度
疫情消减 放生布施
灵山云城 论坛两岸
高祖献陵 泽民世民
高山流水 回音阿里
感恩图报 敬仰高僧

为了让国家不担忧粮食问题，应该设法让农民回乡种地。最好的办法就是提高粮价，房价都涨了十倍。

还有，应允许农民建房出租出售，发展乡村娱乐和素菜馆。

每个村应设一宗祠以及骨灰堂，加上佛道高灵的法像，念佛堂可以安扶灵魂。国家应该给每个宗族一笔钱，随时跟踪出外打工的少女，有困难时候应给予帮助。

技工学校应免费，培训人民的劳动技能。美国和加拿大是没有高考的，用高中三年的每年成绩单申请大学就读资格。

还有，美国的高中似乎是四年制，后两年都是大专课程。蓝领工人的工资 比中小学教师还高。

国家应该大办国营的素菜馆，最好建八百万个素菜馆。全国人大应该立法禁止任何人堕胎。建立孤儿院和老人院。

国家应该让人们短期出家，让党员干部去培养定力和宗教道德素质，所以需要大兴宫观寺院，人们的身心才会健康长寿。

长篇人物传记
一个当代隐士的故事

·陈晓东 著·

内容提要
这是一个孤独行者的传奇，一个当代隐士的故事。一个新中国同龄人，一个在最正统环境里教育培养下成长起来的好孩子、好学生、好职工、好党员、好干部，最终因坚持真正“为人民服务”、博爱天下众生的理想而不得不跟这个口是心非的党分道扬镳。多年来潜心于佛法修炼，并创作出多部很有特色的佛教文学作品。
曾因写文章惹恼***而遭遇牢狱之灾，为所著《宁玛的红辉》被查封跟国务院新闻出版署打了一场行政诉讼案，十几次上青藏高原采访求法，跟多位当代高僧大德、奇人异士有过零距离接触。其传奇般的人生经历及独特感悟，对年轻人、过来人、政治家、科学家、老百姓、有信仰或无信仰者，都可从中汲取于己有益的养分。
书中材料十分翔实，四五十年前写下的中小学生日记、班级墙报、来往信件、文革大串联日记等等，都属于今日难得一见的珍贵资料了。
全书三十多万字，配有照片多幅，为书中内容增添了鲜活的色彩。


有关作者的片段情况
作者出生于一个中共党内知识分子家庭。父亲解放前大学毕业，解放后为党内高工，曾任上海市人大代表、上海海运局总船长、航海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已去世。
岳父为三十年代参加革命的老地下党，最正统的老***员，曾任上海市委秘书长、上海市总工会顾问，仍健在。其妹夫刘长胜，曾任八大中央委员、全总副主席，已去世。
从小接受正统的家庭和学校教育，曾入读上海最出名的重点中学“上海中学”，六六届初中毕业。六八年“上山下乡”去农场劳动，七五年上调至上海救捞局工作。七八年春“文革”后头一批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
八二年初大学毕业分配至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主要从事调查研究、撰写内参等工作，跟上海文化界不少头面人物有比较广泛的联系，跟吴邦国曾在市委机关一个党小组多年，跟曾庆红、黄菊都有不少接触。
八六年三月起在上海《新民晚报》发表长篇连载《胡蝶》。
九○年春在《文汇月刊》发表与市委行政处长合写的《我们眼中的***》一文，引起***不满，受到市委通报批评，九二年初正式调出市委办公厅。
九三年十月携长篇报告文学《八十年代上海文坛内幕》去深圳参加全国首届文稿拍卖活动，被逮捕关押九个多月，九四年八月以所谓“泄密罪”判处一年“缓刑”。缓刑期间撰写纪实长篇《走向何处——九十年代新文字狱纪实》，九五年六月起在澳洲《华声日报》连载。
九五年八月“恢复自由”后，至今十几年里十几次上青藏高原采访、求法、修行，撰有《宁玛的红辉》、《走近当代觉囊的法王》、《神奇舍利子》、《千古一泰无名僧》、《大小孩前传》、《达缘老和尚略传》等佛教文学作品。
九九年五月，国务院新闻出版署发文禁止《宁玛的红辉》、《走近当代觉囊的法王》两书在国内出版，甘肃民族出版社恰于四月正式出版《宁玛的红辉》，第一版6000册被全部查封。七月，在北京好友俞梅荪帮助和代理下，就新闻出版署非法查封《宁玛的红辉》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成为大陆第一桩作家告新闻出版署的官司。
《争鸣》、《前哨》、《中国之春》、《北京之春》、《世界日报》、“***”、“自由亚洲电台”、“新世纪”等对作者遭遇的文字狱及行政诉讼案等曾有若干报道。
作者于一九九○年春静坐修炼中获得不可思议奇效，类似脱胎换骨，疾病全消，自然而然摒弃任何烟酒荤腥，食素至今已二十年，生活方式乃为一个当代城市隐士。
九二年五月，在四川高僧济尘法师座前皈依佛门。
九三年五月，在所著《总书记叫我倒了霉》一文结尾发表“***声明”， 表明作者皈依佛门、退出党门、希望佛法在中华大地得到弘扬的真诚意愿。


前言
二十年前，那是在一九九○年春，接连发生了两件对我个人来说惊天动地的大事，我的人生命运由此发生了重大转折。头一件事，上海《文汇月刊》九○年第三期刊登了我和市委行政处长黎洪山合撰的报告文学《我们眼中的***》，没想到此文惹得主人公***大动肝火，两位作者受到市委通报批评并被调出上海市委领导机关，我心有不甘，著文争辩，结果更加倒霉，文章尚未发表，便遭逮捕关押判刑，亲身品尝到了中国特色的铁窗风味。第二件事，我在夜里打坐修炼时，突然有一道来自宇宙深处的白光将我全身脉络打通，原先折磨自己三年的腰椎骨质增生不翼而飞，很短时间里跟烟酒荤腥断了缘，自然而然具备了某些被常人视为不可思议的特异功能。此番奇特经历，让我对过去并不太了解的佛法一下子有了一个十分直观的认识，并由此发下誓愿，要在今后为弘扬如此了不得的佛法贡献自己最大的力量。
这两件十分稀有的大事，一前一后，接踵而至，今天回过头来看，冥冥之中，似乎出自上天的某种特意安排。从此之后，中国汗牛充栋的官场里少了一个小小的小官吏，一点不觉其少，而中国文化领域里多了一个有点特色的佛教文学作家，对国家民众来说倒未必不是一件好事。这些年来，我四处寻访修行得道的高人，光是青藏高原就去过十几次，跟不少当代真正的高僧大德结下了殊胜因缘。我创作发表了《宁玛的红辉》、《走近当代觉囊的法王》、《神奇舍利子》、《千古一泰无名僧》、《大小孩前传》、《达缘老和尚略传》等多部佛教纪实作品，开辟了《陈晓东佛教文学作品网站》，以通俗易懂的语言，把佛法的本质和当代一些真修行者的感人事迹介绍给今天的读者们。有些读者因阅读我的作品而改变了过去对佛法的偏见，有些读者受我作品启发而皈依了佛门，相信今后还会有更多读者可从中受益。
不过，不能不看到，在某些国家政策和某些所谓主流文化统领下，当今华丽鲜亮、引以为傲的一些所谓“盛世”景象，掩饰不了社会风气日趋颓败、道德信仰日益沦丧的严酷现实，目前社会上大行其道的种种损人利已的行为准则，跟佛法提倡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日行日远，这是整个时代和整个人类的悲哀。视天下为“家天下”的统治者，愈来愈甚地蜕变为一个狭隘专横的利益集团，早先曾大力提倡的天下大同信仰和“为人民服务”宗旨，早被其抛掷脑后。一个没有信仰的社会是没有真正前途可言的。我以一己之力发出一点不同声音，不敢奢望扭转这一颓势，但为有缘之人提供一座在暗夜中走向彼岸的小小木桥而矣哉。
回顾以往走过的路，出生至今，已然六十。古人以甲乙丙丁、子丑寅卯等天干地支纪年，六十年一循环，通常称为一个“甲子”或一个“花甲”。作为一个“新中国”的同龄人，除了五十年代前期年龄尚小，半个多世纪里基本上亲历了共和国一次又一次风风雨雨，曾经的幼稚、无知、幻想和***，通过一次次跟现实的碰撞，最终多归于无声的叹息；而自己在有生之年能有幸听闻佛法、皈依三宝，实乃这一生一世最大的福德因缘。过去的事，本已不想多说，但还是希望能启示更多的人从迷惘、沉沦和偏见中甦醒，于是才有了下面这本小书的问世。管窥蛙见，难免挂一漏万；一叶知秋，惟愿以史为鉴，以小见大，以一个过来人的花甲年轮，为真正实现社会公正和谐、百姓富足安康贡献一点有益的参考。


目录
前言
第一部 红色年华
一．北京 金色的童年
二．红领巾引领我天天向上
三．近五十年前一个小学生日记
四．考入百年老校“上海中学”
五．过上寄宿制集体生活
六．政治气氛浓得出奇
七．狂热而荒唐的“革命”年代
八．“大串联”两万五千里
九．上山下乡“修地球”
十．上调 打捞“阿波丸”
十一．复旦圆了“大学梦”

第二部 康办十载
十二．不是党员进入了党的最高机构
十三．在文山里攀登
十四．初涉上海文艺圈浑水
十五．虎头蛇尾“六年回顾”
十六．入党反而跟党的距离远了
十七．全国独一无二的“思想工作小组”
十八．黄菊管起了上海文化界
十九．热议一时的三个“子”
二十．为“回国专家”跟统战部交战
二十一．汪道涵：“晚报房子包我身上。”
二十二．第一书记借东西不还
二十三胡乔木讲话的两个版本
二十四．我为王若望挨了批
二十五．为曾庆红起草讲话稿
二十六．进来不易出去也难
二十七．写文章惹恼了***
二十八．十年回望，话别吴邦国

第三部 城市隐士
二十九．午夜惊雷
三十．皈依济尘法师
三十一．深圳文稿拍卖会的“重点稿”
三十二．十月炼狱
三十三．《走向何处》走向何处？
三十四．色达——当今世界一个奇迹
三十五．老革命为什么出家
三十六．闯进了觉囊派的大本营
三十七．《宁玛的红辉》出版和查封始末
三十八．高原上令人敬佩的实修者
三十九．真真假假看西藏
四十．神奇的舍利子
四十一．骨头上留下“泰”字的无名僧
四十二．当世奇人“大小孩”
四十三．少林寺方丈释永信居心何在
四十四．一代高僧达缘老和尚之死
四十五．结尾感言




第一部 红色年华
一．北京 金色的童年
六十年前的一个早晨，我出生在上海市区一家条件不错的产院里。那时，上海被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还不到一年，离毛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才五个月，应该说称得上是一个“新中国”的同龄人。
解放前，上海作为近代中国最大的工商城市，同时也是最大的沿海城市，以轮船招商局为龙头的全国海运力量，大部分聚集于此。到四八、四九年，统治国家二十几年的***眼见大势已去，将航海船舶的绝大部分都征用去了台湾。
我父亲那时在一条招商局的海轮上担任大副，才二十几岁，在他海军航海专科学校一同毕业的那批学友中，他算是其中的佼佼者，别人的航海制服上大都才镶有一条或两条杠，他的肩章上已经缀着三条杠，再加一条就是一船之长了。航海由于这一行业的特殊性，世界各国各地，船员的工资普遍比较高，他那些当二副三副的学友们，包括他的一个大舅子——也就是我母亲的一个同父异母哥哥，那时绝大多数都随船去了台湾。我这位从没见过面的舅舅，去台湾后若干年也当上了船长，生活条件自然是相当优裕。却说我父亲那时出于对******政权的不满，向往***提出的“自由”、“民主”、“还政与民”、“建设一个新中国”等动人的口号，已悄然加入了地下党外围组织“航联会”，也算是半个***员了——四十年后他能以“离休”待遇离开他干了一辈子的航海事业，即得益于此。反正，他放弃船上的优厚待遇，找借口下了船，不去台湾，在上海迎来了解放大军的到来，并在军管会领导下投入到上海滩海运事业的恢复重建中去。一九五二年，他被上调到北京政务院交通部海员总局工作，任工程师、安全监督科科长，后来还兼任机关里的工会主席。我全家也跟着去了首都，母亲被调在交通部海员总局人事处，主要从事干部档案管理工作。
在我童年的记忆中，对出生时的上海已没有什么印象，从二三岁起在北京度过的那几年快乐时光，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至今回忆起来，那一幅幅色彩明丽的片段画面，仍让我重温起一股童真的温馨和稚爱。
那时我家住在北京市区一个名叫小草厂胡同的小四合院里，估计是属于交通部的宿舍，门牌号我至今仍记得清清楚楚。临街黑色对开大门，门上两个大铁环，里面有个方形庭院，铺着青石砖，东西南北四间砖瓦房，我家人口多，住了三间。那时我家有六口人：父亲、母亲、哥哥、外婆、我，还有一个乡下女佣，上海话旧时叫娘姨，我们家里都叫她阿姨。听妈妈说，她在上海生我哥哥时，就用这个翠珍阿姨，使唤惯了，去北京也就一起带了过去。母亲到北京后不久又生了一个弟弟，全家就有七口人了。坐南朝北的屋住了另一户人家，是北方人，有几次我半夜醒来，透过窗户，看到冬天的月光下，他们家的孩子居然光着屁股站在院子里撒尿，很吃惊，这跟上海人的习惯是截然不同的。
五十年代初，北京大机关还保留着若干供给制的印痕，机关内部福利大概都还不错。哥哥比我大三岁，到了上学的年龄，便进了交通部干部子弟小学读书，是住宿的，一个星期回家一次，听他说学校里挺开心的。我被送进交通部直属幼儿园，每天早晨有一辆绿色三轮小房车来家门口接，听到叮当铃响声，我就跑出去。那房车其实就是用一辆脚踏“劳动车”改装的，车上用木板钉了个小房子，里面靠边搁着两条小板凳，面对面可坐六个小朋友。一路接来，我大概是胡同尽头最后一家，车子返出胡同，就直接往幼儿园骑过去。下午，这车再将小朋友们依个送回家。
到了周末晚上，机关里有时还举办舞会。我曾被家长带去过几次。大厅里灯光闪烁，气氛炽热，大人们在舞池里一对对翩翩起舞，脸上好像都很舒坦陶醉的样子，我在舞池外面看，毕竟人小，看不出什么名堂来，但一曲又一曲优雅的华尔兹舞曲，从大喇叭里传出来，旋律明快，音质淳厚，深深打动了我幼小的心灵。那时别说还没有电视，家里即便有个父亲从国外带回的美式收音机，平时一直放在父母屋里，还轮不到小孩听，幼儿园里的全部音乐熏陶，就是有一架老式风琴，老师有时会一面弹琴一面教唱一两首儿童歌曲。反正，以前我是从来没听到过这样好听的乐曲，舞会曲终人散，要跟大人回家了，我还意犹未尽，巴不得能再听几遍那美妙无比的音乐……
小草厂离天安门广场不远，我小不点时，妈妈和外婆就带我去玩过，到后来我稍大一点，对附近的环境也熟悉起来，有时自己一个人也敢去天安门广场遛遛。那时天安门广场还没有大规模扩建，面积比现在小很多，但在一个孩子的眼里，那巍峨耸立的天安门城楼，宽阔空荡的广场，都显得够高大雄伟、气势壮阔了。尤其是，从我懂事那一天起，我周围所有的人，包括父母也好，幼儿园老师也好，都一再教育我：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和毛主席给我们带来的，我们一定要听党和毛主席的话，这才对得起党和毛主席对我们的大恩大德。这种忠诚教育，可以说从小就溶化在一个新中国同龄人的血液里了。当我站在金水桥边，凝视着天安门城墙上毛主席的巨幅画像时，我心里不由得会想：噢，毛主席，你太伟大了，一个人住在这么大的城楼里啊！哪一天你从这里面走出来，让我见见你该有多好啊！
北海公园离开我家也不远，去那里游玩也挺方便。公园里那座巍巍耸立的大白塔，在蓝天白云和一泓湖水的映衬下，显得格外亮丽挺拔，这一形象久久定格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冬天的北海，结了厚厚一层冰，许多人穿着冰鞋驰骋在天然溜冰场上，一个个手臂猛甩，大步流星，你追我逐，好不快活。有些不会溜的，带张四脚方凳来，推着凳子在冰上滑走，也别有一番滋味。我人小，穿着平底皮鞋，只能模仿那些大人的动作，在冰上小跑几步，然后蹲下身子滑上一小段。记得家长总会在我身后叫喊：“当心点，当心点！别摔跤！”
印象中，我家四合院西北角有棵大枣树，那也是我童年时代一个难以忘怀的快乐之源。那棵枣树长得高大挺拔、枝繁叶茂，到了夏秋之际，枣儿熟了，风一吹，树枝儿摇晃，树叶儿飒飒响，有些熟透的会自己掉下来，于是我和邻家的几个小伙伴就捡地上的枣儿吃。吃谗了嘴，地上的枣儿吃光了，就去找根小竹竿，噼噼啪啪一阵抽打，将树丛下部的枣儿给打下来。不过，再往上，就够不着了。这时，就轮到我大显身手了，蹭蹭蹭，也没人教，我手脚并用，很利索地爬上树，底下小伙伴把竹竿递给我，我一阵猛抽，枣儿像下雨一般落在地上。看别人在底下捡枣，甭提我心里多高兴。有别的小伙伴也想爬上树来，可他们要么不会爬，要么爬几下太费劲了而放弃，每逢这时，我小小年纪总会生出一种带点得意的成就感来。俗话说：“三岁看到老。”也许我骨子里自小就有这么一股争强好胜的因子，到后来长大了，不管干什么，都追求完美，追求最好，结果难免锋芒毕露，弄出许多摩擦来。今天说这话，对自己来说早已成为过眼烟云，但可为后辈者忌也。
四合院庭院里铺着的青石砖，早已踩得溜滑，西南角有一长条没铺，露着土，四周用砖脚围着，种着些不知名的小花，成为庭院风景中一个小小的点缀。有一年春天，我用小木棒在小花的空隙中掘开泥土，种下了几颗扁豆。本来是小孩玩玩的，没想到居然被我种活了，从土里钻出苗苗来，还变成细藤，在地上越爬越多。大概是阿姨跟我说的吧，扁豆是要顺竿爬藤的，不然长不好。于是我找了些竹杆，插在土里，再编上几根细绳，把豆苗藤藤小心地缠上去。
我每天都要看看，豆苗儿长高了多少，还经常给浇浇水。几个月下来，豆苗越长越高，还开出紫白色小花来，花朵儿咕嘟嘟的，很惹人喜爱。花儿谢了，便结出小小的细嫩的豆荚来。我对妈妈说，等豆荚长大了，我们可以吃我种的扁豆了！
不过，我家最终也没吃上我自己种的这几株扁豆。这是五六年的夏末，父亲工作调动，调回上海，我们全家也跟着回到了上海。后来我才知道，这也许跟那年中央召开“八大”，强调国家要发展经济的大气候有关。之前，我母亲对北京的生活不习惯，老想回上海却回不去。她自小体弱多病，走几步路也会气喘，不适应北方干燥、多风沙的气候，到了冬天，她要戴上面纱才敢上街。从经济上说，那时我父母俩的工资加在一起不到二百元，比普通工人强一点，但较船上的待遇仍差不少。正好，中央说要发展经济了，技术人员吃香了，我母亲就鼓动父亲就以“技术归队”的理由向当时的交通部长于眉提出请调，因为正合当时气候，居然也就办成了。不久，有几个跟他类似吃过航海饭的一起被调回上海海运局干老本行。父亲被安排上“和平十四号”货轮当大副，工资跟北京比马上翻番。母亲进上海海运局干部处工作，仍保留原先科员级别的工资，因地区差，比北京还多了十多元。
就这样，我告别了北京金色的童年，回到了我的出生地上海。

二．红领巾引领我天天向上
初到上海，首先碰到的就是全家住的问题。那时职工住房是由单位或房管部门来安排解决的。上海市民的住房条件，总体上比北京差得多。上海海运局房产科给我父母看了几处房子，都不太满意。正好海运局在浦东港务新村里新建了两幢三层楼的海员宿舍，快竣工了，说是如果看得中，让你们优先挑一套，住下来再说，以后有机会再调整。那时浦东还比较荒凉，去浦东，要乘轮渡过黄浦江，到了浦东就有点到乡下的感觉。不过，想想从北京来上海已在旅店里住了几个月，天天吃饭店，老这么在旅店里住下去不是长久之计，再说那新建的宿舍离轮渡码头不远，公交车两站就到，上下班也还算方便，尤其我外婆觉得新房子很亮堂，蛮不错的，就这样决定接受下来。于是，等浦东的海员宿舍一造好，我们就搬了进去。
那确是一套十分亮堂的房子，二楼，两个卧室，每间大约十几平米，门对门，南北通风，三面有窗，房间里和走廊上都铺着木地板，还有一个卫生间，一个厨房和一个内阳台。在当时上海，这也算是相当可以的了。其它住进来的人家，基本上都是两户合住一个套间——即便这样，比港务新村里那些一层楼面六户共用一个厨房、一个卫生间的老宿舍，仍要强一些呢。
但不管怎么说，这跟北京宽敞的四合院可就没法比喽。父母买了一张很窄的双层床，让我和哥哥睡上下铺。弟弟跟外婆睡一张大床。阿姨到晚上在地板上摊个铺，白天收起来。父母睡另一间，因父亲大部分时间都在船上过，基本上是母亲一个人睡，她患有失眠症，稍有一点吵闹便睡不着。后来母亲又生了一个弟弟，她再怎么怕吵，也只能委屈自己让小弟跟她睡一个屋子了。
港务新村里有个幼儿园，从旅店搬到浦东新建成的公房后，我去那个幼儿园呆了大半年，那是公房底楼的两个房间，又小又暗，不用说，比北京我呆过的那个机关幼儿园乏味多了。
九月一日，这是全国统一的中小学开学日。五七年九月一日，我背个小书包，踏进离家不远的浦东黄浦区第二中心小学大门，开始了我的小学生活。
据说这还是区里的一所重点小学。
一年级的班主任徐老师，梳着两条大辫子，样子有点像我家里的阿姨，现在想想，她那时至多也就是个二十来岁的大姑娘吧。她教了我们两年，分手后再没什么消息。三四年级换了个程老师当班主任，中年，短发，圆脸，老是笑嘻嘻的，若干年后改行去南京东路一家南货店当了营业员。五六年级换了个新建成的学校，班主任是杨老师，瘦高个，中年人，平时一脸严肃，仍是女的。
现在不少家长都在抱怨小学生负担太重，不但学校里学习任务重，回到家里还有一大堆功课要完成，更甭提还要额外地让孩子学这个学那个。这也许是现代社会发展带来的一个变化吧。
我那时上学读书，说实话，还是觉得挺轻松的，放学以后，花不了多少功夫就把那点儿家庭作业给做完了。空下来的时间，悠闲得很，那时又没电视，又没收音机，更没电脑网络，无非也就在新村里玩玩打弹子、刮香烟片、斗蟋蟀等消磨时间的游戏而已。附近有个工人俱乐部，里面有个圆形的溜冰场，我偶尔也会买张票去溜上一场，不过母亲每月给的零花钱不多，又没别的同学陪我一起去，就我这么一个孩子跟着成年人的队伍转圈圈，没多大味道。
从二三年级起，因为识了点字，课余就常以看书来消遣时间。那时住家附近有几个小书摊，小人书装在牛皮纸糊的封套里，花一分钱可看一本连环画，有几张小凳是给花钱看书的人坐的，我把母亲平时给的十分有限的零用钱，不少都花在这上面了。后来自己也陆陆续续买了几十本连环画，隔上一段时间，再拿出来翻翻，不过翻多了，也会觉得腻味。有些同学喜欢上我家来看连环画，有的临走还借，有的借了还不马上还。我不好意思催讨，拖的时间长了，往往也就算了。
我读四年级时，哥哥读初中了。中学里有图书馆可外借图书，他借回来的每一本书，我几乎都看过。那时革命文学大行其道，像《红日》、《林海雪原》、《烈火金刚》、《苦菜花》、《红岩》等革命长篇小说，凡一书在手，每一本我都读得津津有味，书中那些英雄人物的英勇事迹既令我着迷又令我感动，而在不知不觉中，那些鼓吹对“阶级敌人”的仇恨情愫也在读者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深深的痕迹。还有一些外国名著，大多是苏联的文学作品，像奥斯特洛夫斯基著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母亲写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都是当时大力推荐的青少年读物，还有高尔基和托尔斯泰的一些大部头作品，我也读过，读得似懂非懂，但也多少丰富一点了对国外世界的想象力。有一本薄薄的《旅行在一九七五年的苏联》，更是引发我无穷的遐想和***。那时老师经常对我们说，中国要学习苏联老大哥，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那苏联的明天当然也就是我们的后天喽。以前总觉得共产主义只是一个崇高神圣却又遥不可及的理想，这本书描述了不算太远的未来社会的衣食住行，一下子把共产主义具体化了，倘若有一天中国人也能过上这样的日子，哪怕只过上一半这样的日子，那就可以说这辈子没白活了。
回想小学阶段，加入少先队是人生的一件大事。少先队由***于四九年十月一日“建国”后不久创立的，原名“中国少年儿童队”，五三年六月改名为“中国少年先锋队”，简称少先队，从它的名字上可以看出，它应该是***在小学生中“先锋分子”的组织。
记得在小学二年纪下学期，班主任徐老师经常教育我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争取加入少先队。少先队的标识是红领巾，红领巾鲜红的颜色，象征着无数革命先烈的鲜血所染成，少年儿童能带上红领巾，是一件非常神圣、非常光荣的事啊。“六一”儿童节前夕，公布了名单，班级里大约有十几个同学被批准第一批加入少先队，我也是其中之一。到了“六一”那一天，正好是星期日，天气晴朗，阳光明媚，上午，学校举行新队员入队仪式。凡被批准入队的，都穿上白衬衫、蓝长裤，由各班级的班主任率领，列队排在大操场的国旗下面。正式仪式开始，先由大队辅导员讲话，而后在咚咚的队鼓声和高昂的队号声中，由一批事先组织好的高年级老队员，为每个新队员系上一条鲜红的红领巾。当三角形的红领巾被系上脖子的那一霎那，一种神圣又崇高的感情弥漫了我的全身。而后，辅导员带领全体新队员举起右手，进行宣誓。辅导员庄严地宣读：“准备着，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全体新队员一齐振臂高呼：“时刻准备着！”当我大声喊出“时刻准备着！”这一誓言时，我那颗天真无邪的心儿砰砰跳动着，真恨不得当时就为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献出自己一切的一切！
那时举办少先队活动时，要唱队歌。队歌由郭沫若作词，马思聪谱曲。队歌的头一段我至今还唱得出来：

我们新中国的儿童，
我们新少年的先锋，
团结起来，继承着我们的父兄，
不怕艰难，不怕担子重。
为了新中国的建设而奋斗，
学习伟大的领袖***！

后面两段，歌词忘了，大概意思总还是歌颂毛主席、歌颂***和歌颂新中国之类吧。

【注：到了六几年，少先队队歌的歌词和曲调都换了：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
爱祖国，爱人民，
鲜艳的红领巾飘扬在前胸。
不怕困难，不怕敌人，
顽强学习，坚决斗争。
向着胜利勇敢前进（三遍），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沿着革命先辈的光荣路程，
爱祖国，爱人民，
少先队是我们骄傲的名称。
时刻准备，建立功勋，
要把敌人，消灭干净。
为着胜利勇敢前进（三遍），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新队歌的旋律更加铿锵有力且首尾呼应，易学易唱，原先是一部故事片《英雄小八路》的主题歌，这片子全市中小学都组织学生看过，还没定为新队歌前，中小学生就几乎人人会唱。】
班级里有了少先队组织后，每个班都成为一个中队，设中队委员会，由一名中队长和几名委员组成，人选是由班主任指定的，我被指定担任学习委员。中队长和队委右臂上佩戴两条杠标志。中队下面设几个小队，各有一名小队长，右臂佩戴一条杠标志。整个学校是一个大队，大队长和大队委员佩戴三条杠。放学后，走在大街上，除了脖子上的红领巾，你手臂上还佩戴着色彩鲜明的白底红杠队委标志，人家一看，就知道你是个“好学生”，杠越多，就越显出你的出类拔萃。***一贯强调平等，可实际上，从小学起就在学生中极力培养等级观念了。
我从加入少先队起就担任中队学习委员，以后年年“改选”，别的中队委员或队长多少有所调整，只有我始终不变，一直当学习委员当到小学毕业。我现在想想，老师让我当学习委员，除了我本人学习成绩比较优秀，是不是跟我家庭背景也有点关系。我父亲从北京调回上海后，一开始在“和平十四”号上当大副，不久被调到客货两用轮“中兴九号”当船长。父亲多次被评为上海市及交通部的先进生产工作者、劳动模范，并被评为全国“群英会”代表。再往后，他还调任“和平六十号”船长，顺利首航朝鲜南浦港，为开辟中朝航线做出了贡献。由于航海这一职业的特殊性，学校老师或同学只要一听说我父亲是当船长的，往往都会肃然起敬，相对于当官的倒未必那么敬重。我母亲也调动了工作，在“大跃进”的滚滚洪流中，响应“大力支援文教战线”的号召，离开机关，去浦东一所小学当了副教导主任，跟老师是同行了。
天下海员都豪饮，父亲也不例外。那时父亲常年在海上跑，很少回家，偶尔船停靠上海港，可回家一趟，母亲总要多烧上几个菜，让他痛饮一顿，我们几个孩子也就跟着一饱口腹。他喜喝上好的白酒，不是山西汾酒就是泸州老窖，有时也喝五粮液或茅台，有时一边喝一边还说，这一杯酒就要几毛钱呢。母亲自小滴酒不沾，吃完饭就坐在边上听他侃大山。父亲可能觉得独自一人喝酒不够味，有时也会叫我们几个孩子喝上一口，我哥哥和弟弟觉得酒味太辣，尝过一口就不想喝了。我一开始也觉得辣，但我要显示自己胆识过人，就勇敢地喝下去，喝了几次，倒不再觉得辣了。后来，往往就我一个人陪父亲喝酒。父亲有时把别的船长请到家里来聚餐，印象最深的，有陆俊超、樊天胜、费新安等几位船长，陆、樊后来还以“工人作家”名盛一时。总是叫我作陪，这不仅把我的酒量练大了，无形中或许在我身上也培养出了一点海员特有的豪爽之气。
发生在五十年代中后期以后的一些事，以一个上海小学生当时看到的一点皮毛，今日重温旧情旧景，真令人有隔世之感，不胜唏嘘！
五八年“大跃进”时，全国一片热气腾腾，墙壁上、围墙上到处刷着“一天等于二十年！”、“十五年赶超英国！”、“为一千零七十万吨钢铁而奋斗！”的大标语。
音乐课上，老师教唱歌颂大跃进歌的曲，有一首歌我至今记得：

出门十里，都是社里，
大田小田连成一片，
今年双铧犁，
明年拖拉机，
机器加电器，
奔向共产主义！

中小学校，纷纷找来空的柏油桶，糊上厚厚的泥巴，筑起炉灶。老师告诉我们，这是“土高炉”，全国到处都是土高炉，是用来“大炼钢铁”的。
好几次，放学以后，我跟在老师和高年级同学后面，四处寻找炼铁的原料，用棍子仔细扒拉，连埋在土里一根生锈的铁钉也不放过，还有一次，一帮子人跑到其昌栈那里，把不知哪户人家的黑色大铁门活生生给拆了下来！到了晚上，土高炉点火了，熊熊火苗在夜空中随风晃动，将炉火四周一张张兴奋无比的脸庞映得红彤彤的。在那个疯狂的年代里，许多人可能真诚地相信，这种用土法炼出来的一个个黑不溜秋的铁疙瘩，可以为国营炼钢厂增加一点有用的原料，那也是为国家做出了贡献。
紧接着，全民动员，打了一场消灭麻雀的“人民战争”，那更是中国历史上千载难遇的一个创举。之前，老师在课堂上就情绪激昂地告诉我们，国家决定开展一场消灭苍蝇、蚊子、老鼠和麻雀“四害”的运动，这四害里面，麻雀每年要吃掉大量粮食，是最大的祸害，所以要首先把麻雀消灭干净。老师还给我们算了一笔帐，根据科学家的统计，一只麻雀一年要吃四斤粮食，一对麻雀一年能孵出几十只小麻雀，几十只麻雀一年要吃掉一百多斤粮食！同学们，你们想想，小小麻雀要吃掉我们国家那么多宝贵的粮食，能容忍它们犯下如此罪恶而不把它们消灭光吗？把科学家的话抬出来，当然是最有说服力的。后来得知，当时的中科院院长郭沫若（1892-1978）还专门写过一首《咒麻雀》的诗歌，诗中咒骂麻雀是“犯下罪恶几千年”的“混蛋鸟”，必欲“毒打轰掏”置其于死地而后快。郭沫若以其“流氓加才子”（这是鲁迅（1881-1936）对郭的一个评语，多年后我才知道）的人品文品，树立了当代中国文化人配合党运动的一个突出典范。
那时已读三年级上学期，我们就在班主任安排下，由班委组织全班同学，事先做好了消灭麻雀的充分准备。到了规定的那一天，全上海真个是人人上阵，一个不拉下。天还没大亮，就听到外面传来噼噼啪啪鞭炮声和嗷嗷的吆喝声，集中消灭麻雀的人民战争已经打响了！人们拿着脸盘、搪瓷碗、扫帚、拖把、竹竿等跑出屋子，只要一看到有麻雀飞过来，就又是敲又是喊的，发出尽可能大的声响，作出尽可能猛的动作，把麻雀吓得不敢落脚，等它飞到别处，刚想停下来喘口气，迎接它的是一阵阵更激烈的怒吼狂涛。不少麻雀就这样被吓得、累得从空中坠下来束手就擒。我带了个自己做的弹弓，转来转去，却找不着一只静止不动的目标。傍晚时分，我来到一块蔬菜地旁，看到一只麻雀从空中慌慌张张地冲过来，落在地里便不见了。那地里种着一大片卷心菜，我走过去瞅了瞅，没找着，可能躲哪棵菜心里去了，也只得作罢。
据说后来党中央不再把麻雀列为“四害”，让位给了臭虫。在大城市里，对臭虫的危害不大体会得到，但上海在六千平方公里范围内把麻雀赶尽杀绝之后，造成了某种生态失衡，没过多久，树上的刺毛虫（上海俗称“洋辣子”）便骤然多起来，细细的刺毛落在人皮肤上，又痛又痒，这倒是那时候最直接的感受。
大约从三四年级起，市场上的食品供应变得愈来愈短缺，这就是后来被称为“三年自然灾害”的大饥荒降临了，从近年来陆续揭密的某些长期被封锁的资料中可以看出，全国在这几年大饥荒中至少饿死了三四千万人！上海城市居民因为有国家粮食定量供应，哪怕吃不饱，普遍营养不良，至少还不至于饿死。我家里因为父母工资比较高，可以买一点高价食品来补充营养，父亲有时还将船上伙食节省下来的食品罐头带回来给家人打牙祭，应该说我们的日子还不像普通市民那样苦。即便这样，我在那几年里也经常觉得肚子饿，老是有一种吃不饱的感觉。我记得有一次家里花二十多元买了一只老母鸡，本来是要宰了吃的，拴在阳台上养了两天，居然生了两个鸡蛋！在当时，鸡蛋是何等珍贵之物！这一来，就不舍得吃掉，而将她喂养起来，养了挺长时间呢……
不过在当时，我这个小学生根本就不知道，也无法想象，全国居然会有那么多人被活活饿死！这正是当时那种教育制度的可怕之处。学校教育，包括整个社会对青少年的教育，只让你知道政府认为应该让你知道的东西，由于政府垄断了报纸、广播、图书（包括教科书）、电影（不管是故事片还是纪录片）、邮政等全部信息媒体工具，你也没有渠道知道政府不想让你知道的东西，而政府要让你知道的东西，哪怕跟事实相距很远甚至截然相反，你不想接受还不行，你若敢不相信更不行！我那时，当然还没有认识到这么多，尽管自己有时也觉得肚子饿，吃不饱，我仍然真诚地相信学校教育和社会舆论教导给我的一切，相信我们今天的这个“新社会”比过去万恶的“旧社会”不知要好多少倍！
转眼到了六三年，春节过后，小学六年级进入了下学期，离毕业不远了。三月五日，全国各大报纸发表了毛主席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一个轰轰烈烈向雷锋学习的运动在全国兴起。班级、年级、学校都层层组织了学习活动，一个很普通的解放军战士，二十二岁时不幸因公殉职，因为心甘情愿要为党的事业当一颗“小小螺丝钉”，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做了大量好事，死后第二年得到毛主席及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题词悼念，一下子成为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也成为我们小学生心目中一个崇高的偶像。我被年级教研组选定，和另一班级的一个女同学合作，在全校大会上朗诵向雷锋学习的诗歌。因为跟这位女同学的合作，跟她所在班级的班主任张锦堂老师，甚至闹了点小别扭。怎么说呢，小学生中也有小道消息流传的，以前就听说，这位张老师曾在五七年被划为“右派分子”，尽管我们并不明白五七年“反右”是怎么回事，但我们都被教育知道，被党划成“右派”的，肯定不是好人，既然不是好人，就应该像雷锋说的“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当我去女生班里找那位女同学练朗诵，碰到张老师时，由于心存偏见，几句话一说，言语间对他就有点不够礼貌了。受人歧视者的心理，往往是特别敏感的，他肯定也感受到了我那种“疑人偷斧”式的眼光……
现在回想起来，那位张老师当时也不过二十几岁，他一旦五七年被划为“右派”，哪怕后来摘了帽，以中国之国情，压在他身上那副无形的十字架，又哪有那么容易就放得下来呢？这位张老师今天该有七十多岁了吧，若有可能，我很愿意为自己当年投向他的异样的眼光，向他表示内心的忏悔和歉意。




四．考入百年老校“上海中学”
离小学毕业的日子越来越近了，老师、同学、家长，一个个都卯足了劲，不仅要积极应对毕业考试，更要为升中学的考试积极做好准备。
之前，曾有一位在地区教育部门工作的杨校长找过我，问我是不是乐意去一所刚建成的外语学校读书？那里条件好，入学标准高，一般的人进不去，不过，根据我平时的成绩和表现，只要我乐意，不用参加升学考试，可以直接将我“保送”进去。他要我回家征求一下家长意见，不要错过这么一个难得的机会，尽快给他答复。
说实话，我并不畏惧升学考试，这些年来我各科的成绩在班级、学校里一直名列前茅，升学考试，就考算数和语文两门，小学课本里那些东西，简单得很，只要我复习复习，用心去做，真是很容易。我刚好还保留着一本小学六年级的“学校、家庭联系册”，翻开发黄的纸页，那上面记录着，上学期除了阅读、算数偶尔出现一个四分，唱歌可能因为正在换嗓得了低分，其它各科（作文、写字、历史、自然、体育、图画），基本上都是五分。【唱歌虽然得了低分，其实我的音乐细胞挺优秀，那时一般的简谱歌曲，我不用先学曲调，在看歌词的同时用眼角扫着曲调，哼上一两遍、两三遍就能把歌唱出来。】老师在联系册上对我的“学期品德评语”，头一条就是：“学习认真、自觉，成绩优良。”
到了下学期，除唱歌因同样原因得了三分，其它所有学科全部五分，连一个四分都没有。班主任给的“学年品德评语”是：“学习自觉，成绩优良，理解和发表能力很强，积极争取发言，作业能按时完成，并有钻研精神。课间十分钟劳动从不间断，并表现很好。能积极搞好墙报工作，能带领好同学一起上好早读课。向雷锋学习以来，为中队为学校做了不少好事，本学期被队部评为‘三好学生’。但今后要注意和更多的同学接近。”
回到家里，我把杨校长跟我说的那番话告诉了父母，因为父亲的船正好停靠上海港，那天刚好在家。爸爸说：“读外语学校，以后毕业出来无非是给人当当翻译，是个跑腿的，没多大意思，还不如考个重点中学，再考个重点大学，毕业以后路子更宽一些。”妈妈没说什么，她觉得保送入学虽然可免去升学考试，但对我来说未必有多大价值，她相信自己的儿子凭考试完全可以进重点中学就读。就这样，这么一个在旁人眼里很可能会很眼红的机会，就这样白白地放弃掉了。有时我想，如果我那时进了新建的外语学校读书（可能就是今天的上海外语学院附属中学），作为头一批外语人才，肯定最受各方重视，那我以后的人生，直至今天的命运，定然会是另一条路了吧。不过，国家后来陷入了长期动乱，多事之秋，风云瞬变，谁知道那条路最终会把我引向什么地方呢？过去的也只能就这么过去了。
从小学五年级起，我被学校教美术的刘保康老师看中，叫我参加了两年课外美术小组，一共六七个同学，各年级都有，每星期日去学校半天，在他辅导下学习速写、素描和水彩画。刘老师说我艺术天分好，可以沿着美术这条路走下去，以后会有丰收的那一天。那时我自己也喜欢画画，觉得画画蛮有味道的。我还在新华书店买了本《如何学习篆刻》小册子，去南京路朵云轩买了把刻刀，用细钢料磨了两把刻刀，照书里教的刻起图章来。谁想到了六年级下半学期，平时不大管我学习的爸爸对我说，学画画没多大出息，马上要毕业读中学了，还是把时间多放在准备升学考试上吧。在一个家庭里，父亲的意见往往是最有权威的，想听也要听，不想听也要听。小学毕业，进了中学后，我基本上就把画笔给扔了。这些年来，有时我也会想，如果我沿着美术这条路走下去，今天又会啥个样呢？当不了刘海粟、程十发，至少也该是个跟刘、程不相上下的艺术家了吧？当然喽，任何假设都只是假设而已，历史是没法回转的，过去的也只能过去了。
填写升学志愿时，按规定可以填写五个学校，如果第一志愿没录取，还有后面几所略次一等的可依次候补。我那时年少气盛，只填写了三个志愿，第一上海中学，第二格致中学，第三洋泾中学。那时打听下来，上海中学是一所历史悠久的老校，过去叫“江苏省立中学”，其校舍环境和教学质量在全市乃至全国都可算得上是第一流的，既然这样，我的第一目标非他莫属。格致中学听说以数学见长，也是一所市一级的重点中学。洋泾中学是浦东地区的重点中学，若真的退而求其次，进这所学校读书，至少交通方便，不用摆渡过黄浦江。会不会连第三志愿也考不取呀？说实话，那时想都没想过。
就这样，我踌躇满志地跨进了升学考试的考场。算数试卷做完以后，我又认真检查了两遍，确认没有任何差错，这才交卷。走出考场，我想满分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语文考试，要求写一篇作文，规定的题目是：《雷锋事迹鼓舞了我》。拿到试卷后，觉得这个题目不难写，坐在椅子上，默想一会儿，大致勾勒出一个框架，就刷刷地写开了，无非从几个方面，说自己在生活上、学习上碰到了什么困难，而后如何对照雷锋精神来加以克服，以及如何学雷锋做好事等等。应该说，这种命题作文，是属于那个时代的八股文。每个考生发给两张稿纸，每张五百格，我一口气把两张纸都写满了，尚未收尾，举起手来，向监考老师又领了一张，又写了几行，这才完成。写完后，仔细看几遍，稍许修改了几个词句，觉得没啥问题了，交卷。
考试完了以后，浑身轻松。
一个多月后入学通知来了，如我所愿，被上海中学录取。我小学所在班级，仅我一人报考上中。张老师教的班级，有七个同学第一志愿都填写上中，录取了一名，就是和我搭档朗诵诗歌的那位女生。一个年级四个班，还有两个班无人填报上中。
我哥哥正逢初中毕业考高中，他第一志愿也是上海中学，也考取了。
有一篇当时写的日记，记述了我头一次去上海中学“报到”时那种新鲜而又欢快的心情。

八月十五日 晴
朝霞护送我踏上到“上海中学”报到的征途。
乘81路公共汽车来到码头，乘轮渡渡过黄浦江，又乘42路公共汽车到徐家汇，最后钻进连有些大人腰也伸不直的50路公共汽车……足足花了两个钟头的时间，才从家里来到“上海中学”。跨进学校的大门，看见一大片草地，高耸的旗杆屹立在中间，两幢宏伟的教学大楼——龙门楼、先棉堂矗立在眼前。
我走进“206”教室。老师点名：“×××……”一个个同学走上前，交上准考证由老师签名，然后领“新生须知”等字条。轮到我了，我拿到三张纸，上面写着在开学时新生（初一）须付（不加上必须购买东西的钱）80元。我吐了吐舌头。
随后，我走出教室大楼，来到了广阔的场地上。
弯曲的小道上，投下了两旁古树的阴影，烈日在这里也无能为力。一片庄稼地，绿油油的庄稼，在阳光下金光闪闪，在微风中微微晃曳，显示着一片丰收的景象。我想，在这所学校里，蔬菜的供应也许能够自行解决了吧。
我忽然有一个感觉，觉得这所学校简直是一座花园。不是吗？我漫步在林荫道上，不像在公园中散步吗？那一大片一大片的草地，那绿色的池塘，不都是公园中的景致吗？还有那小木桥、小凉亭、木椅、石椅……蝉在树上“知——了，知——了……”地叫着。它“知了”些什么呢？难道它也知道学校像花园？
我终于依依不舍地走出学校，回到家里。
我拖着累乏的身子睡午觉，然而，我还流连着上海中学的一切。
我想，上海中学的设备俱全，为学习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要靠自己刻苦钻研。条件再好，不用心也是不行的呀！
我又想，抗日时期，有许多和我一样年纪的小朋友，在树林里、庙宇里学习，敌机时常轰炸，他们也照样取得了好成绩。
我决心在新的阶段一开始就下苦功，取得优异成绩！




五．过上寄宿制集体生活
上海中学的历史可一直追溯到同治四年（公元一八六五年），上海道台丁日昌捐资在蕊珠书院内设立了一个“龙门书院”，对优秀生每月发给助学金，吸引了无数莘莘学子前来应考。两年后，继任道台应宝时拨出更多银两，在吾园废址上兴建了规模扩大的龙门书院，学院聘请的教员都是当时社会上品学卓著的名师。光绪年间，废科举、兴学校蔚成风气，经江苏巡抚批准，龙门书院改组为官立龙门师范学校。民国十六年（公元一九二七年），改组为江苏省立上海中学。后又在省政府主持下，在上海南郊吴家巷附近购地四百六十亩，兴建新校舍，即今日上中校址。
一九五六年，上海被划为中央直辖市，原省立上海中学乃改称上海市上海中学，简称“上中”。上中作为市重点学校，直属市教育局领导，一直面向全市招生，因地处上海县农村，为表示贯彻党中央依靠农村贫下中农的政策，每年初中部招考的六个班级中，约有相当于一个班的名额专门分配给上海县的考生，这些农民子弟沾了阶级路线的光，入学门槛相对来说不再那么高不可及。后来上中还被划出一大块地方，主要用作建立上海县沪闵中学和上海小学，这样一来，上中本身面积便缩小了五分之一。即便如此，上中占地之广，绿化之茂，在当时全市六百所中学中仍是遥遥领先的。当我们新生刚踏进这所百年老校的时候，班主任李老师就很自豪地告诉我们，上中是个花园学校，面积三百七十亩，比上海著名的中山公园还要大呢！
上中远在郊区，向来实行寄宿制。六三年我刚进校时，全校一千六百多名学生，分住在四栋宿舍楼里。第一宿舍，是一幢大号的三层楼房，全部住女生；第二宿舍，跟第一宿舍相对而立，住高中男生，第三宿舍，是一排两层楼的房子，初中一二年纪男生住在这里；第四宿舍，是两排平房，住初三男生。
我们初一新生住的第三宿舍，四周绿树掩映，宿舍前方有个水质清澈的小湖，被叫做跃鲤湖，不用说，是寓意鲤鱼跳龙门喽。湖畔有个竹木凉亭，课余偶去凉亭里坐上一坐，柳叶轻垂，微风拂面，空气中弥漫着花草湖水融合在一起的清香，真是秀色可餐，令人流连忘归。
不过，刚进校那阵子，住集体宿舍，睡上下铺，上课，下课，早自修，晚自修，吃饭，睡觉，一项项作息时间都规定得死死的，不少同学一开始还不大适应。毕竟小学毕业才十三四岁，生活上还不太会自理，有的同学连洗双袜子也不会，或是懒得洗吧，将换下来的一双双臭袜子偷偷塞在床垫下，等到周末放学时，一起带回家去叫家长或保姆洗。但这种状况没多久就被纠正了，因为学校在第三宿舍安排了生活辅导员，帮助同学逐步学会独立生活，而且当时学校里的风气，提倡勤俭节约、热爱劳动，人人以艰苦朴素为荣，每两周还有一节劳动课，不是去庄稼地里拔草就是去植物园松土浇水，农忙时还集体下乡帮农民干活，谁若是流露出不爱劳动的情绪，那在政治上就要被扣分了。我觉得这种比较严格的寄宿制学习生活方式，对培养青少年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挺有必要，在那里我学会了洗衣服，学会了缝被子，学会了吃苦耐劳，这使我在后来多年的工作生活中受益匪浅。
学校里有两个大食堂，初高中各一个，伙食别无两样。老师另有教工食堂，不跟学生一起吃。学生每月伙食标准八元五角，八人一桌，早餐是稀饭馒头和酱菜，午晚餐一菜一汤。那时席卷全国的大饥荒过去未久，上海地区中学生每月定量粮二十几斤，油几两，入学报到时就要将油粮关系从所在街道粮管所转到学校里。那个年龄段，身体开始发育，对营养需求量大，又没啥别的吃，一夜睡醒过来，上早自修时多已饿得饥肠辘辘。早餐供应的馒头，每桌出一个人去饭师傅那儿凭牌领取，一个搪瓷脸盘放八个馒头，八个馒头不可能做得完全一模一样大，端回的脸盘快要放到还没放到桌上时，七八双眼睛早已直勾勾把脸盘里的馒头扫描过几遍，等脸盘一放到桌上，七八只手就齐刷刷朝自己看中的目标伸过去，第一目标不中还要马上转换第二目标，动作稍慢一点，就只能拿别人捡剩下来的了。午晚餐的菜，一桌领回一小盆，再分到各人碗里去，为了谁多谁少，有时也会闹出一点龃龉来。虽说多少差不了多少，但在饥饿感的逼迫下，人的本性不加掩饰地显露出来，谁都不肯少吃一口。
能考进上中的，一般在原先小学里都是学习尖子，多少也都是当干部的，我所在的这个班级，听说原先佩戴三条杠的就有十几个。初一新学期开始后，因为同学们来自四面八方，彼此都不熟悉，经班主任提名成立了一个临时班委，并告示大家，等同学们互相接触了解多了，到下半学期开学时再正式选举班干部。可实际上不到两个月，老师就把学习委员给换了。先前指定的那位学习委员，在小学里是当大队长的，学习成绩并不差，不料进了上中以后，几门主课几次考试下来，分数都比较低，有的差点不及格，他难过得掉泪。
代数老师在考后评点试题时曾鼓励同学：“上中的标准跟普通学校不一样，附加题的难度是超过教学大纲水准的，在上中考个三分四分的，可以说不比外校考五分的差，所以，考得不理想的同学不要泄气，当然喽，还是要朝更高的目标来努力……”应该说，老师这样说，说得并不错。当时上中高中毕业生考取大学的比例，高达百分之九十以上，而普通中学只有百分之十几。犹可一提的是，上中毕业生相当比例是考入全国重点大学的，据说当时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1913-1988）就曾对上中校长叶克平（1912-1999？）说过：上海中学的教育质量就是高，我清华大学每年都可以为上中来的新生开一个班了！所以当时就有一种说法，考取上中高中，就等于踏进大学校门了。而上中的初中毕业生，依学校内部掌握，有一半可以考入本校高中，所以又有人说，考取上中初中，就等于一只脚已经踏进了大学校门！
话是这么说，但作为一个学习委员，其职责要不时为同学解答一些学习上的疑问，还要抽时间为班级编写墙报，如果学习成绩落在别人之后，显然太勉为其难。班主任恐怕也是出于无奈，没到改选时，就指定由我来当学习委员，后来还叫我兼过几门课代表以及墙报干事、图书干事等。
从初一到初三，我们的班主任一年一换，初一李承信老师，班主任兼代数；初二张在舫老师，班主任兼政治；初三王祯敏老师，班主任兼语文。三个班主任，在他们寄给家长的学生成绩报告单上，对我的评价，有一条几乎是无一例外的，那就是“各科成绩优良”、“各科成绩优秀”。学校里开展“优良学生”、“优秀队员”、“五好学生”、“红旗读书运动积极分子”等评比活动，这样的奖状我拿到好几张。奖状和赞誉多了，对一个年轻人未必全是好事，它有激励作用，但也助长了骄傲情绪和对荣誉的过于看重，等以后离开了学校，性格上的自命清高，往往会给你融入成人社会时带来某些负面作用。

七．狂热而荒唐的“革命”年代
难忘的一九六六年！
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响当当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文章开宗明义，用极为鼓动性的语言，为中国大地上正在展开的“***”大声呼喊：“一个无产阶级***的高潮，正在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社会主义中国兴起。在短短几个月内，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战斗号召下，亿万工农兵群众、广大革命干部和革命的知识分子，以***思想为武器，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打碎了多少年来剥削阶级强加在他们身上的精神枷锁，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
当天晚上，中央广播电台在新闻联播节目里播出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责问校领导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中究竟干些什么》。
第二天，《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了这张后来被毛主席称之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还同时发表了题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的社论及《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的评论员文章。
紧接着，六月四日，《人民日报》发表长篇社论《撕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同时发表了中共中央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还发表了新华社电讯《北京新市委决定改组北京大学党委》。
六月五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的社论。
六月六日，《解放军报》和《人民日报》同时发表《高举***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进行到底——关于***的宣传教育要点》。
六月七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思想是我们革命事业的望远镜和显微镜》。
六月八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号召七亿人民都来做批判家。
六月十四日，《红旗》杂志发表题为《无产阶级***万岁》的社论。
六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
六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革命的大字报是暴露一切牛鬼蛇神的照妖镜》。
……
虽说我们才是些十几岁的中学生，可经过了那么些年学校里和社会上政治氛围的熏陶，我们都知道《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的分量——那是不折不扣代表党中央发出的声音啊！从这些大气磅礴、如大海波涛般一波连一波的一篇篇社论和一个个大动作中，大家都觉得这场“***”来头不小，国家好像有什么很不寻常的大事要发生，一想到能亲身投入到这场来势迅猛的大革命中去，书生气十足的上中院里，班上不少同学，包括我在内，都感到既新鲜又兴奋。本来，初三下学期正面临毕业考和高中升学考双重压力，温课复习是头等大事，可在如此汹涌澎湃的革命浪潮中，还有谁能心无旁骛，真正做到“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哪！
其实，“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前三五个月，我们已经投入到对吴晗《海瑞罢官》及邓拓等人“三家村”的批判中去。在我主办的班级墙报上，就刊登了好几篇同学写的批判文章。这是其中的两篇：

当前，我国学术界正在进行一场大辩论，也是一场兴无灭资的思想斗争。最突出的表现在对吴晗的《海瑞罢官》等大毒草的批判。
过去，我也受到一些旧小说的影响，认为包公、海瑞等是“清官”、“好人”。由于这些人长期用调和阶级矛盾的手法来巩固封建王朝，所以迷惑了许多人，而吴晗就利用这些来大力鼓吹死人，企图美化这些官吏和发泄对党和社会主义的不满。
这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这些人（吴晗等）总是用漂亮的外衣来蒙住你的眼睛，使你在看这些书、戏时不知不觉地受到侵蚀，失去敏锐的眼光，忘记阶级斗争，使资产阶级思想乘机而入，并长驱直入，来达到一小撮毒虫企图复辟的目的。
在这场斗争中，我们一定要用***思想武装自己。用马列主义观点、阶级斗争观点分析文艺书籍，分析古人，分析现人，把一切牛鬼蛇神揪出来，扫除它！
盛声逖


我们中的一些同学总认为古代传留下来的“英雄”、“好汉”不错，总认为“民族英雄”岳飞该是“民族英雄”。我说要是李秀成、史可法、海瑞没人去揭他们的老底，那么李秀成永远在他们脑袋中是“忠王”，史可法永远在他们的脑中是“头可断、血可流、志不折的民族英雄”，海瑞永远是他们心中赞颂的“为民清官”。
我这么一说，肯定这么一些同学会责问我：“我们是从历史书上看来的，现在人家已经批判忠王不忠，清官不清，我们已经知道了，你不要小题大做。”不，我不是小题大做，我是说，既然史学界正轰轰烈烈地展开讨论，正在步步深入打碎那些资产阶级学者推崇出来的偶像，我们为什么不清醒地想一想，为什么还抱残守缺呢？为什么一定要人家揭发了某某“民族英雄”不行了，自己才恍然大悟，自己不能深入想一想呢？
更加可笑的有人说岳飞不是封建王朝的孝子贤孙，这太糊涂了，难道岳飞背上刺的“尽忠报国”是为了人民吗？镇压农民起义，收买农民起义，不去打“黄龙府”而听皇帝老子话，回来寻死，这不是为了封建王朝，不是鞠躬尽瘁为皇帝吗？
总之，我们也要打碎脑袋中的旧框框，大破大立，投入到热火朝天的阶级斗争中去！
殷志祥


应该说，出自中学生的这类“指点江山”、“挥斥方遒”的激扬文字，对吴晗、对海瑞、对岳飞等等的批判，已经够激进、够革命的了。可现在，我们被告知，这样的批判，还远远不够，甚至可以说是中了某些人“小骂大帮忙”的圈套了！真正的***，由毛主席和党中央直接领导的一个史无前例的***，方兴未艾，好像从现在起才算正式开始呢！既然这样，就让我们紧跟毛主席党中央，更加积极地投入到这场气壮山河的大革命中去吧！
随着“文革”不断升温，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敬和个人崇拜也直线上升。除了《毛选》大量发行，毛主席的画像到处张贴，报纸上几乎每期都在显著位置刊登毛主席语录，通讯报道中凡引用毛主席语录的，都用粗体字标出，显得特别有份量。由解放军总政治部编印的《毛主席语录》，走出部队，大量流向社会个阶层，到后来男女老少人人都持有这种红色塑料套封的“红宝书”，对一些最常用的语录，几乎人人都能倒背如流。为便于携带，“红宝书”越印越小，我现在还保存着一本128开的语录本，才半个巴掌大，翻开来，毛主席的彩色军装照片下面，印着毛主席老人家的接班人林彪的题词：“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广播里，从早到晚翻来覆去播放歌颂毛主席的革命歌曲，放得最多的是旋律高昂的《大海航行靠舵手》：

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
雨露滋润禾苗壮，干革命靠的是***思想。
鱼儿离不开水呀，瓜儿离不开秧，
革命群众离不开***，***思想是不落的太阳。

这歌人人会唱，到后来成为任何集体活动、大型活动都必不可少的开场白、大合唱，等唱完了，不用谁领头，人人齐刷刷地举起“红宝书”，使着劲儿在空中挥舞，同时放开嗓门一遍遍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敬祝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那时候，整个国家都淹没在红海洋和山呼万岁的口号声中。
平心而论，我那时候对毛主席是由衷地充满了爱戴和崇敬之心，我真诚地相信是毛主席领导***推翻黑暗的旧社会，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幸福的新生活，是毛主席正在带领全党全国进行“继续革命”，扫除一切绊脚石，奔向更加幸福美好的共产主义明天。
学校里的“文革”气氛也变得越来越热乎，大字报越来越多，不再局限于批吴晗、批邓拓，转向揭露和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表现和毒害，内容形形色色、五花八门，记得有一张大字报是揭露一位体育老师，以教练“救生”为名，挟着女老师横渡游泳池，大字报认为这种行为表现了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等等，引得不少同学驻足观看，指指点点，议论纷纷。
大约在六月中下旬，我们从广播里听到了党中央决定取消高考的消息。对我们初中生来说，考大学起码也是三年以后的事，所以听到这消息我们大都有点无所谓，有些同学还拍手叫好，觉得一下子轻松了。但对高三毕业班的同学（我哥哥也是其中一员）来说，这关系可大着呢！听到这一消息的刹那间，他们都怔住了，本来嘛，革命管革命，高考归高考，不是一码事，作为上海高考入学率最高的重点中学，不少同学，尤其是功课较好的同学，都有一种自我优越感，觉得高考对自己不是考得取考不取的问题，而只是考取哪所大学的问题，现在，这种优越感一下子被打碎了，当全国数百万高中毕业生都被抛到同一条新的、前程叵测的起跑线上时，他们对未来的走向忽然感觉到了某种失落、某种彷徨……
随着“文革”进一步升温，清华附中一张鼓吹“造反有理”的大字报《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从北京传到上海，被贴在上中校园里最显眼的位置。后来还传来这张大字报的“再论”和“三论”，鼓吹“造反有理”的调门一论比一论高。一股以家庭出身来划线的风气，从北京吹向全国，一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所向披靡，一统天下。
学生队伍中出现了新的分化，功课好不好已不重要，那些被归于“红五类”的同学，个个扬眉吐气，豪情满怀，那种天生的优越感更是百倍增长；而被划入“黑五类”的，则惶惶然不可终日，不知道这场革命会给自己带来什么后果。所谓“红五类”，是指的出身于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这五种红色家庭的子女；“黑五类”，则是指的出身于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这五种黑色家庭的子女，后来又扩大为“黑七类”，加上了资本家和“黑帮分子”。在“红五类”里，虽然工人和贫下中农排在最前面，其实，最吃香、能量最大的还是后面那三类，尤其是革干中的***，被认为是政治上最可靠的中坚分子。中共自四九年革命成功，论功行赏，昔日一起打天下的一个个封官进爵，做子女的不言而喻都沾了光。上中向来是全市***最集中的中学之一，华东局及上海市委、市政府不少首脑的子女都在这所寄宿制学校读书。这些人消息灵，路子粗，有些人弄来一套象征来头和身份的草绿军装穿身上，腰里再束上一条宽皮带，走起路来胳膊猛甩，脚底猛踩，甭提有多威风了！
我的父亲，在“文革”开始前一两年，已被作为又红又专的典型，上调到海运局机关委以第一船队长重任。以前当船长，只是指挥一条船，现在当第一船队长，要管几十条船呢。行政级别也相应提升了，船长工资虽高，只相当于科级，而第一船队长是正处级，离局级高干的门槛就差那么一级了，而且工资待遇还给保留不逊于正局级的水准。这样一来，若说起我的家庭出身来，应该也算是个革干啦。非也。因为按当时的标准，父亲虽然“解放前”就参与了中共外围组织，但正式入党毕竟是在“解放后”两年，他本人的“成分”只能算是“职员”而不是“干部”。这样，我从小学开始填写各种表格，在“出身”这一至关重要的栏目里就只能填写“职员”。“文革”开始后，班级里一些革干子弟率先仿效北京成立了“红卫兵”，虽然他们平时跟我关系都不错，但在此风口浪尖，“阶级队伍”要求纯而又纯，也就顾不上我了。好在我父亲还是党的一员，所以我还不用担心会跟黑几类沾上边。那些出身黑色的同学，这时候可就真的惨了，终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吃不准“革命”一旦革到自己头上来是个啥滋味。有人甚至贴出大字报，承认自己是出身不好的“混蛋”、“狗崽子”，自我表白要跟自己家庭“彻底决裂”，以这种近似于自戕的方式来向党表忠诚。家庭本是人类社会中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组成的最基本的社会单位，家庭中夫妻、父母、子女之间本该是一种最亲近的人类感情，可是“革命”却偏要活生生撕裂这许多家庭温情，这不能不说是那个时代的一大悲剧。
回过头来看，我当时这种介乎于中间状态的出身，有点红，红得还不够，倒未必不是一件好事。这使我置身“文革”中时一开始就天然地不像“红五类”那样激昂疯狂，但也不用像“黑五类”那样为求自保而不得不拼命表现自己、自戕自己。




八．“大串联”二万五千里
八月五日，毛主席发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八月八日，党中央通过并发表了《中国***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的决定》，即“文革”中著名的“十六条”。
八月十八日，北京举行百万群众庆祝***大会，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代表，戴上了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宋彬彬献上的红袖章。毛主席问她：“你叫什么名字？”她说：“叫宋彬彬。”毛主席问：“是不是文质彬彬的‘彬’？”她说：“是。”毛主席说：“要武嘛！”现场响起一片“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随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的实况转播，伟大领袖“要武嘛”这三个字以雷霆万钧之力传遍天南海北、各个角落。
“文革”之火，越燃越烈。到处“破四旧”，到处抄家，“黑五类”遭受打骂、侮辱甚至丧了命，许多珍贵文物古迹被破坏，好些古旧书籍被堆在大街上付之一炬，大批商店、街道换上带有革命色彩的名称，某些服装和头发式样被禁止乃至铰剪。
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益发升温，一直升华到登峰造极无以复加的地步，诸如“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这种极端的吹捧之词，被堂而皇之奉为全党全国的圭臬，“早请示，晚汇报”和“天天读”蔚成风气，“忠字舞”在许多地方大行其道，“红海洋”在全国四处开花，各种对毛主席的颂歌、效忠歌、语录歌响彻中国的山山水水。毛主席被塑造成一个至高无上、完美无缺、无所不能的神。
在上中，各式各样的“红卫兵”、“战斗队”纷纷成立，三五人愿意的话就可以拉出一个小山头，大字报、油印小报满天飞，大礼堂前空地上不知谁刷下的两行“血溅太平洋，头断华盛顿”红色大字，格外引人注目。诺大的上中校园，既不上课，也不放假，好像有个“筹委会”在管事，但谁也管不了谁。人们的精神状态都处于极度兴奋亢进之中。好在食堂还按时开饭，让同学们能吃饱了肚子闹革命。
我曾回家过几天，也没闲着，买罐红色油漆，借个趴脚木梯，从二楼楼梯转弯口的窗户爬出去，将木梯架在水泥挡雨板上，人站在梯子上，左手托漆罐，右手捏画笔，满怀对毛主席的***，一笔又一笔，在外墙上画上一个大大的毛主席头像，头像下面，写上“毛主席万岁！”五个大字。画完了，走出房子，站到远处自我欣赏，觉得笔触虽细弱了点，总的还行，跟天天登在报纸上的版画头像比，没走样。
我的这一“杰作”，因油漆不易褪色，在墙壁上历经多年风吹雨晒，才慢慢淡出人们的视线。听说当时里弄干部曾打听这像是谁画上去的，想请作者在别的墙上也画一些，以便加深新村里弄文化革命的气氛。但没找到我。我已经回学校“闹革命”去了。
八月三十一日，毛主席在天安门上第二次接见五十万首都和外地来京串联的革命师生。毛主席的接班人林副统帅代表毛主席和党中央讲话，勉励大家要敢于斗争，敢于革命，善于革命，善于斗争，掌握斗争大方向。周总理代表党中央讲话，支持外地革命师生分期分批到京串联。总理这番话，就像打开了一个潘多拉魔盒，人类近代史上空前绝后的 “大串联”正式上阵，短短几个月时间里，全国几千万大中学生免费乘车周游全国，其中一千二百多万来到首都受到毛主席的接见。
喜爱游戏玩耍，这也许是青少年的一种天性，说实话，当我听到可以去北京“大串联”的消息，心里真是乐坏了。从小学到中学，在同学老师眼里，都看我是个循规蹈矩、不敢越雷池一步的好学生，其实在我内心深处，我何尝不喜欢玩耍啊！我尤其羡慕古人那种“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逍遥自在生活方式，只是压根儿没那种机会罢了。现在，***了，去外地游山玩水的机会来了！那可是周总理说的啊！革命师生可以去北京“大串联”的啊！
九月十一日，星期日。这趟回家，我主要就是为出门做准备，在母亲面前稍稍透了点风声，说是想去北京“大串联”。母亲马上说，现在外面到处乱哄哄的，你还小，哪里也别去！我知道说不通，干脆什么也不再提。家里有个老式梳妆台，左边那个可以锁上的抽屉，归我个人专用，里面放着纯粹属于我私人的东西，像是我个人日记和自己印放的照片啦，小学毕业证书和历年得到的奖状啦，同学送给我的贺年卡以及小纪念品啦，还有我自己花钱买的几本中外长篇小说，刻制印章的刀具及几枚私章，自己制作的弹弓和可以用鞭炮火药发射钢丸的木柄手枪，等等。我把平时积攒下来的钱，连同几斤全国粮票，从抽屉里取出来，带在身上。傍晚，我像平常回校那样，不动声色地走出了家门。
晚上回到学校，跟唐代凌一碰头，他也已准备就绪。殷志祥却吱吱唔唔的。我问他，是不是害怕了？他说，不怕！有什么好怕的？不过目前局势还不明朗，还是再等些日子，看看情况再说吧。我和唐决定仍按原来的方案，明天就出发，殷不去，那就我们两个人一起走吧。
第二天下午，我和唐悄悄地离开学校，换乘几部公交，来到了北站——上海人习惯将位于闸北的上海火车站称为“北站”。候车大厅里人很多，长条凳上都已坐满，许多人站着等候进站。我和唐观察了一下，虽说秩序有点乱，但检票员非常忠于职守，守立在狭窄的过道口，手持夹票钳，对排队进站台的旅客逐个检票，没票要想通过检票口，难！唐的父亲是在铁路系统工作的，他对铁路的熟悉程度显然大大超过我。他跟我说，看来这儿是进不去了，我们沿着铁路往前走吧，到一个小站，等过路的列车停下，要上去就比较容易。于是我跟着他出了北站，绕到交通路，沿着交通路往前走，一开始还有高高的围墙将铁路跟马路隔绝开，走到后来，围墙不见了，我们就沿着铁轨旁的小路往前走。
天渐渐地黑下来。肚子早已饿得咕咕直叫。南翔到了。我们找了家小饭馆，一人吃了一碗面条，一共花掉两角钱。吃完面条，摸摸肚子，好像还有点空荡荡，就又买了两个面饼，合计一角二分，给唐一个，我把自己那个大口大口吞咽下去，肚子这才觉得舒服了点。然后去南翔站台上等车。经过的火车倒是有几列，但都呼啸而过，没停。大约晚上十点钟，有列火车咕兹咕兹喘着气，减慢速度，在这个小站停了下来。没几个旅客上下，我和唐顺利地上了车，车厢里已没空位，只能站着。火车开了，问身旁的乘客，得知这是开往南京的一趟慢车，站站停。不管它，能去南京也好，到了南京再说吧。站了不少时间，幸而车到无锡，下车的乘客多，我们抢到空位，坐了下来。
凌晨，南京站到了。出口处也有检票员在验票。我和唐快到出口时，磨磨蹭蹭放慢了脚步，琢磨着没票被查出来该怎么应付。突然，我看见前面有个年轻人被检票员拦下了，大概也是个逃票的，正跟检票员争得个不亦乐乎。我赶紧推了唐一把，乘检票员无暇旁顾，俩人侧着身子从那位乘客身后走了出去。
上午，打听到南京市委“文革”小组接待站所在地，就赶去那里，要求给我们签发去北京的火车票。接待员是个中年人，一看就是个干部模样，态度很好，不温不火，查验了我俩学生证后，就对我们进行政策教育，但说来说去，只答应给我们办回上海的返程票。我们磨蹭了好长时间，最后他松了口：“上头确实有规定，北京不能随意开口子，要么这样，你们如果去别的地方，我可以照顾你们一次。”闻之大喜。我和唐简单商量几句，就说要去西安。接待员拿出油印的介绍信，填写证明如下：

编号：0072
证明
兹有 上海（省/市） 上海中学 等 貮 位同学，去 西安 串联（此证明只供接洽交通之用， 貮 日内有效，办理车票后由车站收回）。

中共南京市委“文革”小组接待室【盖章】
一九六 六 年 玖 月 拾叁 日

这张证明可帮了我们大忙了！去南京火车站，凭这张证明，在售票窗口，很顺利地领到了两张由浦口开往西安的火车票。车票到手，我把还搁在窗口上的证明，又小心翼翼地收了回来。后来不管跑到哪个地方，除了学生证，一般要凭介绍信才给安排食宿，我就把这张盖有南京市委“文革”小组接待室大印的证明拿出来，哈！一路畅通！
到了南京，南京大学是不能不去的，发生在南大的“六·二”学生贴校长匡亚明大字报事件，早已名闻全国，全国各地去这所大学串联的人很多，大学校门敞开，随便进进出出。我们进去后，也无非是看看大字报，拿一些油印传单。中午开饭时间到了，我和唐进食堂跟大学生们一起吃饭，我很顺利地领到了一盒面条，可是唐因为个儿小，明显不像大学生，被食堂管理员揪了出来，要他去小窗口买就餐券才让吃饭。于是我就去小窗口买了两张就餐券，为唐也为自己白吃的那份付了帐。
从南京去西安的路上，经过徐州，我们下车转悠了一天，第二天，凭车票再次乘上火车，直往西安而去。
发生在西安交大的“六·六”学生反工作组事件，像南大一样，也早已全国闻名，一直想有机会去那所大学看看，这也是我们要去西安的由头之一。早上车到西安以后，出了车站，我俩对这座历史文化古城感到很新鲜，背着行李，在城里跑东跑西，看来看去，跑了大半天，跑累了，最后才跑到西安交大住下来。凭学生证和南京市委开的那份证明，我和唐被安排住进电机楼，俩人领到一条被子、一张席子，晚上挤在一张床上睡。食堂可以吃包伙，每人每日菜金三角，米饭凭饭票领，一斤一角八分。我们觉得菜金太贵，再说包伙定死了也不方便，就买了些饭菜票，吃多少付多少。
在西安我们停留了六天，先后跑了陕西工业大学、西北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西安冶金学院、矿业学院、西安医学院、西北政法学院、西安师范学院等大专院校，拿到了一大摞各种各样的传单。各个院校都弥漫着浓烈的斗争气氛，学生们基本上都分为两派，都在“炮打司令部”，都在互相指责谩骂，恨不得要把对方置于死地而后快。
九月十七日那天，西安人民体育场举行“西安市各届人民炮轰司令部进军大会”，反正也不用入场券，我早上就跟着西安交大的队伍，一路走去，进体育场，参加了这个大会。
出门大串联期间，我曾在一些小纸片上写下流水账式的“串联日记”。以下是那天对参加大会的记载：

9月17日
今天上午将在人民体育场召开“西安市各届人民炮轰司令部进军大会”，我决定去参加。8：00离校，随着##大学的队伍，我进了会场。我设法坐在主席台正前第一排（地上），周围是工人队伍。后来有人叫我走开，我就暂时离开。“炮打司令部战斗队”来了，坐在最前面，我就夹坐在他们中间。
在主席台上面，有些红卫兵用主席像遮住了“炮打司令部”、“炮轰陕西省委”等字样，这怎么行？炮轰谁呢？！于是以“炮打司令部”为首的红卫兵要这些人拿掉主席像——这是正当的要求。在较强的压力下，拿掉了主席像。
两方面的红卫兵，发生了纠纷。“***主义红卫兵”轰走了主席台上的“纠察”，要自当主席；另一方面的红卫兵也爬上主席台，与前一方激烈争执起来，一时秩序大乱。台下的“炮……战斗队”高叫：“###滚下来！”
混乱的情况持续了好久，某处还有扭打情况。后来，陕西省委书记处书记肖纯来了，他东奔西走，企图使秩序安定下来。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陕西省委第一书记霍士廉来了，大会才开始。肖纯任执行主席。
会上，刘澜涛、霍士廉作了检讨报告。一部分红卫兵高呼口号：“炮轰陕西省委！”“火烧西北局！”如果炮轰是指轰省委中的黑帮黑线，我就完全同意这个口号。
我15：30离开会场，大会尚未结束。

住在西安交大期间，因口袋里宝贵的钱已所剩不多，发现外来学生在校食堂搭伙的可以借饭菜票，于是我和唐就向总务处借了一些。我借了八斤饭票、八角菜票，在借条上写的是粮票八斤、人民币二元二角四分。我们都老老实实具上了自己的真实姓名和所在学校。
这笔小小借款，我和唐回到上海以后，我把粮票和钱交给唐，由他一起用挂号信给西安交大寄了过去。那时同学之间交流大串联的经验，外出借钱者大都没用自己的真名真姓，留的联系地址也大都是假的，他们还笑话我俩，太老实了！否则还都不用还！几年后，我和唐都收到上中转寄过来的西安交大催讨欠款信，好在唐还保留着还款挂号信的收据，就将收据寄给了西安交大，应该说这事也就算了结了。没想到过了几年，我工作的单位又辗转收到西安交大的催讨信，并按当时上头的某种规定，直接从我工资里扣掉二点二四元汇给了西安交大！我向单位申诉，又写信给西安交大申诉。都答复说既然你已还款那可以把有关证据拿出来作证的。可是，挂号收据不是几年前就已寄给你们了吗？那时又没条件复印留底，现在哪里还有收据拿得出来？想想实在冤。不由得回想起当年被人笑话“太老实了！”确实是太老实了，借钱不还的没事，老老实实还了钱的却还要你还。明摆着老实人就是太老实而吃了亏啊！
二十五日下午，我和唐进苏州火车站又乘上火车，两小时后车到达终点上海北站。这次大串联，出门共十三天，到此告一段落。
这天正好是星期日。回到家里，母亲和外婆在家，父亲不在，两个弟弟也出去玩儿了。母亲有点奇怪，昨天星期六怎么没回家？我含含糊糊应了一声，不想说去外地跑了一大圈刚回来。
当我要打开属于我个人的抽屉时，发现抽屉锁被撬坏了！抽屉里的东西也被翻过，有些东西明显挪了位！我很生气，没好气地问母亲：“这是谁干的？干嘛要把我的抽屉给撬开？”
母亲欲言又止的样子，叹了口气，对我说道：“本来不想告诉你的，怕你背上思想包袱。上个星期，你爸爸单位里有人来我家找点东西，可能是有点误会，其实要找的什么都没找到……”母亲说得吞吞吐吐，但我一下子就明白了：我家也被抄家了！我只觉得一股热血猛地涌上头顶，脑门犯晕。“文革”开始以来，看到社会上那么多人被抄家批斗，我以为这是保卫红色政权所必须的，还为红卫兵的革命行动叫好呢。现在倒好，抄家抄到我家里来了。如果父母本来就属于“黑五类”，那没话说，只能认命，也理该跟反动家庭划清界线。可是，多年来父亲在我心目中的形象，船长也好，船队长也好，一直是跟党同心同德的，平时也一直教育我们要听党的话、要听毛主席的话，他怎么也会被抄家呢？我检视自己抽屉里的东西，发觉有些东西少掉了，印象最深的是，有两本外国长篇小说不见了，几封同学给我的信没了，还有外婆送给我的一只银丝编织成的小飞鸟和一只蓝钻的戒指，也不见了。那只蓝钻不见得会是真的金刚钻，但很硬，我经常用它来划玻璃玩，可以在玻璃上划出很深的印痕。我心里又愤愤不平地想，就算父亲作为一个当权派在单位犯了什么错误，你们来抄家为什么连我这么一个中学生的东西也不放过呢？就从这一刻起，原先内心深处对***的追崇与狂热，不知不觉就降了温。此后我以“逍遥派”的角色度过在上中那段“文革”岁月，不能不说与此很有关系。
回到学校，像原来那样天天在校园里转来转去，写大字报、看大字报“闹革命”的动力已不大足，出门跑了一圈，开阔了眼界，尝到了味道，巴不得再去外面的世界多跑跑多玩玩。我和唐外出“大串联”在班级里算是比较早的，算是经过世面了，几个还没出过门的同学就想跟我们一起出去。行。五六个同学一合计，决定上北京去见毛主席！于是讲好各自分头准备，到时候一起出发。
十月十四日，星期五，傍晚六点钟，我和唐代凌、杨先国、陈先元、祝敬明在北站聚在一起。上海火车站票检依然很严，好在我们通过杨在铁路部门工作的父亲，事先买到五张四十六次直快到苏州的车票，票价每张一元九角。我们的计策是，只要能乘上这班开往北京的火车，还怕半途把我们赶下车么？
晚上八点一刻，我们五人凭票上了车。八点半，列车徐徐开动，离开了上海。途中没遇到查票——车厢里人挤人，挤得满满的，走一步都难，要查票就更难了。若火车准点的话，应该是第二天晚上十点半到达北京，但在眼下“文革”大串联的年代里，火车要不晚点也难。直到第三天凌晨两点多，火车才抵达北京西直门车站。我们在车上整整坐了三十个小时，够累的，但跟那些站十几二十多小时的乘客比，有座还算是好的呢。一路上，我只吃了从家里带出来的几张面饼和一点炒米，还花五分钱吃了根油条，肚子老是饿得慌。这一次，家里仍然不赞成我外出串联，只给了我两块零花钱，以前的积蓄，在上一次大串联中已用得所剩无几，说起来够可怜的，这次出门，我口袋里全部家当只有六块钱！所以，一路上不能不省着点用啊。
到北京后，我们找到了国务院接待站，被告知要去另外一个地方办理食宿登记，最后辗转住进了北京四中。领到了乘车证和就餐券——凡是来北京串联的学生，都是毛主席的客人！坐车吃饭都不花钱！这让我心宽了不少。听说各地来到北京的学生已有一百多万，每天还有十多万学生源源不断地涌进北京。又听说毛主席将于十八日接见外地来京革命师生，我们心里都乐坏了。
毫无疑问，这回来到北京，有幸受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接见，是最大的收获！在那个个人崇拜被抬至神话般狂热的年代里，能亲眼看一眼全中国甚至也许是全世界最最伟大的领袖，这对于一个十六岁中学生心灵的震撼，是不言而喻的。十八日，毛主席站在敞篷吉普车上，一路驱行五十里，第五次接见了各地来京的一百五十万红卫兵。我在那天的串联日记里，记下了当时的感受：

10月18日
室中火炉已灭，被冻醒了。看看杨先国的手表，呀！已经3：35了！想必是时间又改了。我起来了。
按照第一次的计划，仍4：30起身。……5：50，在操场集合完毕，我们就出发了。听说是到安定门去集合，听说要去游行。
我们的队伍（我在第二连，四中共五个连）在离北郊市场不远的地方（后来才得知）停下来。许多学生聚在路的两旁，很多解放军战士奉总政治部之命来维持秩序。本来我以为是集合一下罢了，还要去游行。可是没过多久，从这么样的一股气氛中，我们都知道，毛主席的汽车将要经过这里检阅我们！
我是第五排的，要到后面去。这怎么行！我就坐在第三排后面——我紧靠着厕所——为了更清楚地看到毛主席，这一些都算不得什么。
……等待，焦急地等待。毛主席啊毛主席！我日盼你，夜盼您，今天，我要多把您望上几眼才好哇！
在焦急的等待中，时间流过去、流过去了……
我后来又设法坐在第一排（前面还有一排解放军战士）。
幸福的时刻即将到来了！
12：50，扩音器传出了《东方红》的庄严乐音，我们都伸长脖子，张望着……
毛主席和其他领导人的车子开过来了！
13：23，我在距离毛主席5公尺的地方见到了他老人家。车子开得这么快，在我眼前一晃而过。我只见到，毛主席他老人家身穿草绿军装，像一尊巨人站立着。毛主席面色红润，身体好极了！我激动得一个劲挥动《毛主席语录》，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等同志乘坐的车子也通过了，我却没来得及仔细看。
幸福啊！我感到自己太幸福了！！
毛主席老人家啊！你是这么关心我们年轻一代，我一定要听您的话，读您的书，做您的忠实的一个小兵！
……
下午，尽管很疲劳，仍把今天的情况拍电报告知在上海的同学，让大家一起欢乐！

在北京，我们呆了十来天，去北京外语学院、北京工业大学、人民大学、中国科技大学等大专院校观看了大字报，参观了“中国人民革命博物馆”和八宝山烈士陵园。最辛苦的，是到西单“国泰照相馆”排队买毛主席照片，头一次去，七点到那里，已有二百多人排在那里，我们排了三个小时，每人买到五张。过两天再早一点过去，五点三刻赶到那里，谁知已有四百多人在排队！我们排到近十点半才买到，每人限额四张！
十月二十五日，半夜十二点半，我们乘六○一次学生专车，离开北京回上海。火车开开停停，从北京到天津，足足走了九个小时！车到天津，我们下车去观光了天津市容，而后再进火车站，于当晚七点乘上了六一一次学生专车。第二天凌晨三点多，到达济南站。我们下了火车，在济南游览了趵突泉和大明湖。二十七日下午，再乘上回上海的火车。上车后站了七八个小时才找到一个座位，从晚上到第二天中午，三餐什么都没吃，只喝了小半杯水。口袋里还剩最后两角钱，是留着到上海后坐车和乘轮渡用的。
哦，说真的，饿着肚子逛街或乘车，有时还是挺苦的，不过，游山玩水毕竟比上课有趣多了，比停课闹革命也有趣不少，当然喽，那时大家嘴巴上都不这么说，要说，美其名曰“革命大串联”！回到上海没几天，我们这一拨刚从北京回来的原班人马，就积极筹备着要去南方“大串联”了。还有一位盛声逖也加入了我们的行列。这回设法从学校“筹委会”开到了一张串联证明，名正言顺地去上海火车站办到了六张去广州的火车票。
十一月三日，下午一点，我，盛、杨、唐、陈、祝六人在北站集合。出门前一天，母亲知道哪怕不给我一分钱也拦不住我外出的脚步，还是给了我一笔钱，并叮嘱我出门在外自己多加小心，不要太节省，饭一定要吃饱。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
开往广州的四十九次列车，规定晚上八点半开车，我们怕坐不上位子，下午四点多就挤进月台，上了这趟车。人果然越上越多，额定载客七百人的这次车，最后居然一共上来了三千人！全部车厢已经完全饱和，但在乱哄哄的月台上，还有不少人仍然拼着命往车上挤。直到九点四十分，列车才起动离开上海。
这趟出门，整整一个月。先从上海跑到广州，再从广州跑到桂林，从桂林再到长沙，从长沙再到武汉，最后从武汉乘长江轮回到上海。不用说，火车老是晚点。晚点，在那个特定的年月，已经成为铁路运输的一种常态。不过对出门在外的学生来说，能乘上火车，能坐到一个位子，能比较顺利地到达下一个目的地，也就挺不错了。我们从上海出发的那趟列车，到达广州时晚点十多个小时。当我们准备离开广州时，在广州火车站月台上等了两天两夜也没乘上火车！在百无聊赖的等待中，我用捡到的一根粗铁丝，以一小段铁块当榔头，垫在铁轨上敲敲打打，耗费数小时，失败数次，最后锻制出一把可打开卧铺车厢三角形锁的“土钥匙”。当我们在衡阳车站月台上等候过往车辆时，这把“土钥匙”派上了大用场：有辆从北京开来的车停下了，却不开门——硬座车厢里挤满了串联的学生，实在太挤了，即使你用小刀、匙柄之类把门打开也上不去；有个硬卧车厢相对空一些，那里的空间还没被潮水般的学生所占领。我就用这把自制的工具打开了硬卧车门，等我们六人上去后，又赶紧把门锁上，免得跟上来人太多，引起什么别的麻烦来。
到长沙后，住宿在矿业学院。攀爬了岳麓山。在当时记下的“串联日记”里，对这座曾留下过世界伟人青年***踪迹的圣地，言语之间，或许少了点“文革”初期的那种狂热，多了点旅游者的游趣：

下午，到岳麓山——毛主席年轻时经常爬的山去。
山路才走了一点儿，看到了“爱晚亭”（毛主席题词）。毛主席年轻的时候，常到这儿来，阅书读报，与朋友交谈国家大事。“爱晚亭”由“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之诗句而来。我们爬岳麓山，看到了刘道一、王兴（克强）、蔡锷（云坡）等人的墓道。
我们先登上一座不最高的山顶（有亭子），觉得山太低，又登上了最高的山顶。
东南面，湘江就在我的面前，白帆点点。雄鹰在天空翱翔，我数了一下，最多时达一百只！
西面，是层层叠叠的群山，太阳快下山了。
我们望着太阳慢慢滴从西方的山上面沉下去，终于望不到了。天边是一片红色。
万物蒙上了一层雾，群山逐渐连在一起，慢慢地成了一个整体，夜幕降临了。
我们从小路下了山，回到矿冶院。

十二月二日，晚上八点半，由武汉开出的“东方红2号”，经过五十多小时航行，这条日本造于上个世纪的老船停靠到上海十六铺码头。我的第三次“大串联”，或者说我的“文革大串联”，到此画上了一个句号。
回家以后，我把前后三次出门大串联的路线，比对着地图，大致算了算，一共跑了多少路程？统计结果挺有意思：不多不少，一共两万五千里！三十多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走过的“长征”，据说就是两万五千里。红军是步行，走了一年。我是乘火车，历时两个月。出门费用也统计了一下，不包括大宗购物（在广州为弟弟买了一把玩具手枪及子弹，九角八分，在桂林买了两顶军帽，一元三角四分），主要是伙食及零星开支，全部花费共二十四元。当时觉得，“文革”中的大串联，在某种程度上，或许也是一种新的长征？但这一新的“长征”最终要走到哪里？心里有点渺茫。我们在外面游兴正浓之时，党中央、国务院已接连发出《关于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连问题的通知》及《关于大中学校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连问题的补充通知》，宣布大中学生到京及各地串联暂停，各地乘车船也不再免费。显而易见，若免费乘车再不停止，铁路一片混乱，再也不堪重负了。
不过，尽管中央文件已提出刹车，余波久久未息，有不少学生玩出了味道，还不肯马上回家，回了家的还想再出去。车船不再免费，有些学生就玩起了徒步大串联，班级里还有人成立了“铁脚板长征队”。其实我也很想继续出门走走，再走上一年半载，把全国名山大川游个遍！遗憾的是，此时我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已经出不了门了！三次出门大串联，累一点不怕，但经常挨饿，损害了健康，再加感染风寒，这次回到家里以后，就病倒了。医院一开始误诊为普通感冒，后确诊为“风湿热”，除了药物治疗，还必须卧床休息。我自幼身体就比较虚弱，容易伤风感冒，读小学两年级时，就在上海海员医院割除了扁桃腺，后来又生过几次大病。从我记事起，母亲很少带我出去玩，但经常陪我去这家医院那家医院求医看病从来也不说个烦字。
一起出门串联的杨先国继我之后也患上了同样的病症。同病相怜，我俩就经常通通信，在治疗修养的寂寞日子里，互相给对方一点儿慰籍和鼓励。手头还保存着几封当年杨的来信，信纸右上角印着套红毛主席语录，那是那个时代的鲜明特征，字里行间也洋溢着那个时代的气息，但真正令我感动的，还是那份同学间纯真的温情。




九．上山下乡“修地球”
上海，作为中国近代工商业的发祥地，全国工人阶级最集中的沿海大城市，跟国际上各种时新的思潮学说最易产生接触、碰撞以至融合。近九十年前，中共的诞生地就在上海，当时十二名与会者代表了全国五十多名***员；而今天，中共已成为拥有七千六百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政党。上海历来也是“左派”的堡垒，可视为“文革”舆论先导的姚文元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最先就是发表在上海的《文汇报》上。林彪委托“文革”“棋手”江青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会址也放在上海。后来被称为“四人帮”的“文革”四大领袖王、张、江、姚，在民间的另一个称呼，直截了当就是“上海帮”。
当史无前例激烈动荡的“文革”即将迈入一个新的年头时，年底年初，上海也发生了一系列震惊全国乃至世界的大事件，其较为突出者，当数“康平路事件”和“一月革命风暴”。
六六年十二月三十日凌晨，在上海市委办公所在地康平路，上海造反派组织“工总司”出动十万人包围了前一天围困康平路及市委大院的所谓“保皇派”组织“赤卫队”一二万人，大打出手，重伤百余人，抓走三百多人，酿成“文革”中上海也是全国的第一次大规模武斗——这即是上海“文革”史上著名的“康平路事件”。
我因为病休在家，除了上医院看病配药，很少出门，更不用说去远一点的地方凑热闹。只能通过听广播、买两张小报看看，来感受上海“文革”的炽热气氛。从有关“康平路事件”的种种传言中，我才知道，原来上海市委驻地是在徐汇区一条名叫“康平路”的小路上，那里警卫森严，一般车辆不准驶入，了解点内情的人多将其称为“康办”。至于我们平时看到的，在外滩大楼跟市政府并排挂在一起的市委招牌，那只是对外界的一种障眼法。当时就想，等我身体好了以后，有空要跑到康平路去看看这个神秘的地方。我那时哪里想像得到，若干年后，我竟然会跟这条神秘的康平路结下某种难以解开的因缘！当然这也是后话了。
大约在家休养了半年，身体才基本恢复正常。因大量服用强的松、地塞米松等类药物，人变虚胖，稍运动就会气喘。有时也去学校住上几天，学会了打桥牌，四人一桌打打牌，不失为一种很好的消遣。我因为去得少，操练少，牌艺一般般，但只要有机会跟唐三一搭档，总能赢。唐是班级里公认的数学尖子，我们还在学初中代数时，他已经独自钻研高等数学了。
这种无人管束、逍遥自在的日子，一直持续到到六八年夏秋。“文革”以来，学校停课两年，现在要“复课闹革命”了，那首先要把留校的毕业生分配出去，不然新生进不来。六六、六七、六八这三届的毕业生都扎堆在一起，分配方案是“四个面向”，即“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文革”的目标之一是要促进知识分子跟工农相结合，实行更全面的社会平等，但口号人人会喊，一旦动起真格来，城里人十之八九都希望留在城里工作，可以天天回家，可以吃商品粮，可以拿一份稳定的工资，若去农村，不仅远离父母，环境艰苦，连能不能吃饱饭都是个未知数。应该说，也有一些学生确是出于信仰和***自愿去边疆农村，这部分人往往在一年半年前就已主动奔赴“北大荒”等她们心目的革命前线去了。
我哥哥和我同在一校，他是六六届高中，我是六六届初中。高中略早于初中进行毕业分配。他被分配至一家钢铁厂当工人。按当时政策，轮到我时，别无选择地被分配至上海郊区务农。而从十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分配政策进一步倾斜，从六九届开始，基本上就是“一片红”，全都下农村了。我的两个弟弟，一个七〇届，一个七六届，后来都被分配至上郊农场干活。全家兄弟四人，一工三农，务农的比例还蛮高的。
从城市骤然去了农村，从学生一下子变成了农民，头顶蓝天，脚踩大地，夏天日头火辣辣地晒，冬天寒风呼啦啦地吼，可谓天壤之别、反差巨大。而对许多人来说，这一巨大反差，不仅体现在生存环境的改变上，更体现在精神层面的失落上。刚下去不久，党的八届十二次全会召开了，以“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将原国家主席、党中央副主席刘少奇打入了十八层地狱。毫无疑问，“文革”初期兴起的红卫兵运动，为把刘少奇拉下马立下了汗马功劳。可是曾几何时，原先被伟大领袖毛主席请去首都接受检阅的“客人”，揪“刘邓”中冲在最前面的革命小将，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正要进一步大展宏图的先锋战士，忽然成了要去农村种地并接受农民教育的对象了。
平心而论，上郊农场的条件，在全国农村中还不算是很差的，最起码，一去那里，每月就发给十八块大洋，作为基本生活费，还勉强过得下去。至于住集体宿舍，每天下地干活，对上中毕业生来说，本来就是寄宿制的，每年夏秋也要下乡帮农民“双抢”，这方面要适应起来，也不是很大的难事。难就难在，很多人都不敢想象，我也不敢想象，今后的出路在哪里？前途在哪里？难道就像这里的老农工、老农民一样，一辈子就这样碌碌无为地过下去了么？那时，有人暗中把下乡务农称之为“修地球”，谁知用锄头铁锹“修地球”要修到哪一天？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这种想法还不敢轻易表露出来。在每周几次的工余小组学习会上，每个人还要根据那时的政治形势，一个个表白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是如何必要，要如何通过斗私批修，来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等等。
“九大”以后，为贯彻党代会提出的“斗、批、改”任务，先后向上郊农场派出了“贫下中农***思想宣传队”和“解放军***思想宣传队”，简称“贫宣队”、“军宣队”。“贫宣队”除了传达文件、组织学习、召开批判会等例行公事，其较有特色的活动，大概就是向年青人作“忆苦思甜”报告了。主讲人抚今忆昔，现身说法，渐深渐入，声泪俱下，最强有力地控诉“万恶的旧社会”如何暗无天日，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如何阴狠毒辣，劳动人民的生活如何穷困潦倒，最后，还发给每人一团叫食堂用麸皮、菜皮和少量面粉做成的“忆苦饭”，让大家亲口品尝一下“旧社会”难以下咽的滋味。
继“贫宣队”之后派来的“军宣队”，一开始的例行公事也大同小异，但军队的权势和威严就是不一样，忽然间就给你来了个横空出世、跃马扬威！那一天，事先并无任何征兆，“军宣队”突然召开全体会议，十分严肃地宣称发现了“阶级斗争新动向”！其具体指向是：“有人竟然在看黄色小说，在看《红楼梦》！”而后，命令大家回自己宿舍待命，互相监视，不准妄动，接受搜查。看来“军宣队”是有备而来，一声令下，兵分几路，挨门挨户搜查违禁品，重点是查抄“反动黄色小说”。轮到我住的宿舍时，本来以为跟自己没什么干系，不料解放军战士仔细查看了我放在床底下一只纸箱里的一排书以后，从《毛选》、《马恩选集》、《九评》、《永远突出政治》等红色书籍中间，搜出了《唐宋词三百首》、《李白诗集》、《花间诗余》等几本书。我怯生生地争辩说：“这不是黄色书籍。”解放军战士瞪了我一眼说：“四旧！”捧着战利品就扬长而去。我欲说无语，欲哭无泪。
日子一天天过去。平整土地，开挖沟渠，锄草施肥，喷洒农药，收割稻谷，摘采棉花……各种农活干了两年，春去秋来，日月依旧，命运却发生了一个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转折。农场办起了一个小工厂，正式开工前，需要数十名工人，从附近几个生产连队抽调，我有幸被调了过去。这个小厂坐落在农场奶牛场一座空置的车间里，主要生产几种工艺很简单的外用药水，除了配方与化验室的技术含量略高一些，被调过去的人员只要培训个两三天，就可正式上岗了。
奶牛场建于六十年代初期，育有三百多头荷兰奶牛，当时想把这里建成一个带有示范性的现代化牧场，专门配置了从苏联进口的机械挤奶机，生产制度上也参照了国外的管理体系，可是几年过去，大批知青下乡，分配来这个奶牛场的人越来越多，活少人多，人闲着，再用机器挤奶，成本不是更高了么？最终停了机械化，还是改为人工挤奶。小工厂建在这个奶牛场里面，生产上相对独立，数十名工人的编制等都由牧场统一管理。不久，奶牛场要建立一个以运输为主的机动班，把我从工厂调到这个新建的机动班里。三百头牛，每天食量不小，隔上十天半月，牛吃的各种粗粮、干料、辅料等大都由农家船运到离牧场不远的简易码头上，机动班的任务就是开着“大罗马”拖拉机去河边驳运回来。干这活挺对我的胃口，从船上到拖拉机拖斗，上上下下要走好几块跳板，干的时候累一点，汗水湿透衣服，但干完了，淋个热水澡，这一天就没别的事了。附带说一下，奶牛场的生活条件比普通生产连队好，前两年种地的时候，干完活洗个热水澡是想都不敢想的事，而这里的浴室天天有热水供应。这里饮用的水，是从地下二百米抽上来的深井水，有一股甜津津的味道，比生产队喝的河水干净多了。至于山芋藤、玉米杆等新鲜饲料，一般要去几十里外田头装运，回程躺在装得高高的青饲料上面，拿帽子遮住眼睛，任由日光晒干衣服上的汗水，随着车斗持续不停颠簸，就像躺在一个大摇篮里昏昏然催人入睡，但拖拉机若遇到一个绕不过的大坑洼，猛一弹跳，就把你给震醒了。
除了干装卸工，奶牛场哪里临时缺人，就去哪里临时顶班。我干过清洁工、饲料工，后来还干上了烧锅炉和开冷冻机的轮休工。到了冬天，外面天寒地冻，锅炉房里暖意融融，顶开炉门，抡起铁锨，铲一锨煤往炉膛里稳稳地投入进去，真是件很惬意的活儿。
牧场里老职工多，不少人都已成了家，机动班主要靠力气干活，基本上是男性的天下。不管是干活的休息时间，还是平时聊天的时候，说来说去，这些男人说得最多的，都是些最低俗不堪的粗话，我刚听到这些时，臊得面红耳赤，以为异性之间这么隐蔽的事儿，怎可以如此大言不惭地说出来呢？从我出生到那时为止，还从来没听别人如此赤裸裸地谈论这一话题的。他们还逗引我说，奶牛场里那头大公牛见过没？它配种的场面见过没？那个力道啊……也许是出于好奇，也许是人性中某种原始的东西被撩动起来了，有一天到了公牛配种（实际上是采精）的时候，我悄悄躲在一个不太近也不太远的地方，观看了那种火辣辣的场面。那头公牛平时养尊处优，待遇优厚，享有单间牛舍，营养充足，身强力壮，全场三百头母牛都靠它来配精受孕、生仔产奶。大公牛体重一千公斤，超过普通母牛一倍多，为了不让这个庞然大物把母牛给压坏了，还专门用圆木定制了一个托架，以减轻趴在对象身上的份量。当公牛对异性的兴奋达到最高潮时，那股癫狂劲儿确实很有震撼力。
七一年九月下旬，我从牧场附近的“干校”那里，听到一个惊人的消息：林彪“出事”了！牧场附近建有好几个规模挺大的“干校”，建立较早的，是“市直机关干校”，学员上千，我未来妻子的父亲就在那里接受劳动改造，挂在他胸前的“黑帮分子”牌子，挂了好长时间才被允许摘下来。还有“市属公交干校”和“市属财贸干校”，鼎盛时期学员多达一万八千人！上海海运局早已被造反派把持，第一把手冯品德（1939-）甚至当上了中央候补委员。我父亲和一大批机关干部被送到公交干校来锻炼改造。父亲以前在船上工作时，不常回家，调机关工作后，我读寄宿学校，也不常回家，为此这些年来，我跟父亲之间交流一直很少，有时甚至觉得有一点说不出的隔阂感。他被下放干校后，因为跟我奶牛场离得近，偶尔会跑来看看我，更多的，是我去他那里遛遛，再蹭上一顿饭——干校的伙食还是办得不错的。由此因缘，父子间在情感上倒是比以前融洽了不少。刚听到林彪“出事”的消息，还不太相信，更不敢随便传，弄不好被扣上政治帽子抓起来可不是玩儿的！
那年国庆，北京很罕见地没有举办大规模庆祝活动，似乎在应证着这一极不寻常的空穴来风。国庆以后，各种版本小道消息流传，渐渐地，勾勒出一幅惊心动魄的画面来：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接班人林彪图谋害死毛主席，谋害不成，猖狂出逃投靠苏修，结果机毁人亡……而没过太久，一层层传达下来的中央文件，以及作为反面教材的《反革命政变纲要“571工程纪要”》，不仅证实了小道消息所言不虚，也让许多人在震惊之余，不得不反思一番，乃至尝试着以一个不同于以往的视角，来重新审视这个很多地方令人看不懂的社会现实。我当时就有一种被蒙骗多年，忽然，铁幕被撞开了一个角，让人看到了一点点真相，心里不由得充满了惊愕、愤懑、失落却又无奈的感觉。某种程度上真要感谢林彪，他在这时候的死，就是撞开这道重重铁幕的一柄利锥，一把尖刀。这位被称为“9·13事件”主角的林彪，你现在来批判他是所谓“自我爆炸”也好，说他是蒙蔽主席也好，能够自圆其说么？把林彪立为接班人，还不是被接班人亲自指定并写入党章的么？当初“最最敬爱的副统帅”、臣民们为之日日山呼海唱“永远健康”的“林副主席”，有什么理由突然之间就变成了“叛逃”分子呢？再看看“571工程纪要”，林彪的公子林立果不排除用极端手段消灭毛主席，或许真的有点大逆不道，可他们对时局形势的分析，还真称得上是振聋发聩，入木三分：

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
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式的。把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家长制生活。……实际上他已成了当代的秦始皇。
党内长期斗争和***中被排斥和打击的高级干部敢怒不敢言。农民生活缺吃少穿。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
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已经发现充当炮灰，后期被压制变成了替罪羔羊。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

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现在是“批林批孔”运动来了。迫于当时的政治高压，人们在大会小会上都要把林彪以及两千年前的孔夫子骂上一通，可是扪心自问，你不能不承认，诸如“571工程纪要”里的这些话，说得在理呀，有些话不正是你想说而不敢说的吗？反过来，你也不能不想想，一个社会，如果人们有话却不敢说出来，说真话每每会招致祸害，为了自保，人们不得不在许多场合言不由衷地说假话，这种社会还能够说是一个健全的、合理的社会么？从小我们就被教育要听党和毛主席的话，要跟随党和毛主席干革命，为实现美好的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可是革来革去革到今天，却革成这么一种整天人斗人的社会，这哪里还能让人感受“美好”？这样的社会离“理想”不是越来越远了吗？
也就是从林彪事件开始，昔日笼罩在伟大领袖身上的光环，失去了以往灿烂无比的光华，我过去曾经那么真诚的信仰，陷入了怀疑、犹豫、动摇，以及随之而来的对人生和现实的巨大失落感。对今后的路到底要走到哪里，从来没有这么迷惘过。下农村是不是变相劳改姑且不论，总不见得就一辈子“修地球”修下去吧？可是今后的路又在哪里呢？在我下到农场三周年的那一天，我买了一包“大前门”香烟，给机动班每个人都敬了一支烟，自己也点上了生平抽的第一支烟。以往机动班里除我之外，人人抽烟，我不抽烟，旁人每每会觉得我不合群。从那一天起，抽就抽吧，随大流吧，别再为了一根烟而跟别人格格不入了。
大约也就是从“批林批孔”开始，停办了数年的大专院校，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市区的工矿企业，也开始面向上山下乡的知青招工。我自幼喜爱读书，做梦都想上大学。不过，此一时彼一时，现在能不能上大学，靠的不是机会较为均等的考试，首先靠的是“推荐”，所谓推荐，就不平等了，就要看谁的背景硬，谁的路子粗，毕竟粥少僧多，数百人里也未必有几个名额，何其难也！
我知道这事儿太难了，但明知不可为还是想力争一下。正好我的一位伯父，是位老中医，我父亲年轻时从乡下考入上海航海学校，他则是自小在农村拜师学的中医，学成后来上海从医数十年，在一定范围内也小有名气。伯父有位熟人，是他在五八年带一支医疗队去崇明参加“围垦造田”时结下的友谊，后来还常往来，此人刚巧调来我所在农场担任一定领导职务。我伯父就去找了这位熟人，请他为侄子上大学或进工矿给予照应。过后，我从伯父那里得知，那位领导挺帮忙的，很当回事地跟我所在奶牛场打了招呼，请予关照。后来，那位领导还告诉我伯父，你侄子在“9.13”事件后曾对别人说过：“林彪在台上的时候，什么都是好的、对的，林彪一倒霉，样样都变不好的、不对的了。”这种“出格”言论，对于上大学的负面影响较大，要提醒你侄子，以后讲话要注意场合，不要随便乱说，至于上调工矿，一般单位进人若政治上无特别要求，估计影响还不会太大。听说此事，我一下子懵住了。我并不否认，公开场合我当然不敢这么说，但在私底下确会说过类似这样的话，或许还不止这些话，问题在于，是谁在背后把我给“告”了？而且竟然放进了我的档案袋袋里！若非这位领导跟我伯父交情不错，道出实情，我只怕一辈子都被蒙在鼓里呢！我当时绞尽脑汁，想找出究竟谁是告密者？苦苦想了好几天，排查出一两个较有可能的对象来，但最后觉得没啥意思，还是自认晦气吧，因为对我来说，这是根本没法加以核实或证实的！这也正是中国档案制度的可怕之处！有时你有意或无意中说过的一句话，一旦被告密者告了上去，那往往就会像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伴你终生！而你本人却浑然不知，说不定还依然对身边的告密者没有丝毫防范之心呢！好在“文革”结束后，各单位对“文革”期间塞进档案袋里的材料进行了一定的清理，我的这一“出格”言论，应该也被清理掉了，否则，后来怎么可能通得过“政审关”进大学读书乃至跟“康办”结上不解的因缘呢。

十．上调 打捞“阿波丸”
七四年底，市区工矿企业又来上郊农场招工，奶牛场分到十几个名额，我和女友皆被列入“上调”范围，名单送到场部后，我俩分别被来招工的海难救捞和纺织系统录用。当了六七年农工，现在，要回市区当工人去了。回想起来，我小时候的理想，不是当这个“家”就是当那个“家”，何曾想过要当个普通工人！但经过“文革”和农村这么些年的锤炼，考虑问题现实多了，如今能跳出农门，踏进工人阶级的行列，高兴都来不及啊！
其实一年前这个时候，也许跟那位场部领导对我奶牛场打了招呼不无关系，牧场指导员已找我征求意见：如果你愿意“定干”，那就让你入党，将你“提干”，就准备长期扎根这里好好干下去，如果你还是想上调，那就等明年，让你和女友一起走。那时我已当上副排长，好在副排还不在“扎根”之列。我问，能不能当年就让我上调？答复是，只能放一个。既然这样，我表态，那就等明年吧。
这一年的时光，我日子过得挺自在。先是当上了基层学毛著的辅导员，这就经常有机会去外面参加一些脱产的培训或交流活动，后来又参加了“评法批儒”运动中注释曹操两篇诗文的活计，我对曹操《置屯田令》和《龟虽寿》所做的注释，不仅在场部脱颖而出，被推荐参加了上海农垦系统的会稿工作，后来还被农垦系统荐举，参加了全市选编《历代法家著作选注》两汉部分的定稿组工作。上班地点，一开始放在上海师大，后来搬到外滩十四号总工会大楼六楼的一个空房间里。我在那里呆了几个月，也不用每天去，反正是临时的，两头都管不着。快到年底，我担心别错过“上调”，跟定稿组几个人说了一声，就回农场去了。
七五年春节过后，我正式被“上调”到交通部上海海难救助打捞局工作。到局里报到后，被分配进航修站机修组当工人，站里给我分派了一个老师傅，让我跟着学技工。我特地去新华书店买了一本技工读本，决心好好学，以后当个熟练工人，靠技术吃饭。
可惜，对机床的零部件还没摸熟，局里筹备召开“工业学大庆经验交流大会”，专门成立了一个“工业学大庆办公室”， 人手不够，不知咋的想到了我，将我抽调到这个办公室去帮着写材料，买了不到一个月的那本技工读物，不用说是白买了。忙乎了一阵子，工业学大庆会议刚开完，紧接着就被调到政宣组，帮助筹办局里举办的理论学习班和整顿工人理论小组。那时毛主席关于要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最新指示发表不久，此时的毛主席，已经没有了“文革”初期亿万人民对他那种狂热到极点的个人崇拜，但他在党和国家社会生活中一言九鼎的地位仍是不可动摇的。他说：“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为了让全国知道，一个全国学理论的活动就大张旗鼓地开展起来。
我在政宣组呆了没多久，上头说是要突出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政宣组被并到工会里去，于是我也跟着被调到局工会工作。原政宣组组长老李是个部队转业的老干部，跟我挺谈得来。并到工会里后，他成了排行第二的副主任，已没多大发言权。工会几个头目都是当年从工人队伍中打拼出来的“老造反”，其中一位姓纪的副主任，长得五大三粗，原来是车间里的冷做工，开口闭口我们造反派怎么怎么，是“文革”既得利益的坚定捍卫者。
九月初，毛主席关于要评论《水浒》、反对现代投降派的指示发表，于是全国人民又投入到轰轰烈烈评论一本古代小说的运动中去。评小说是假，斗人是真，这是毛主席老人家的拿手好戏了。果不其然，从教育部长周荣鑫挨批开始，邓小平复出后大力整顿经济的许多措施也受到非难。
进入七六年，一月八日，周总理去世。二月三日，毛主席任命华国锋为代总理，主持全面工作。三月三日，党中央印发了毛主席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讲话。四月五日，北京发生了震撼全国的“天安门广场事件”。两天后，中共中央通过并当晚公布了两个决议：任命华国锋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
九月九日，下午四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宣告毛主席已于当天夜里零点十分在北京逝世。噩耗传来，哭声四起，全国沉浸在一片哀痛之中。当天正是局工会举办“批判‘三项指示为纲’学习班”的头一天，上午，十五个单位的二十六名学员报到并分组讨论，下午去南京西路参观了一个外贸系统批邓展览会，参观完就各自鸟兽散了。我是回到家里后听到这一消息的，在当天工作手册上写下了“极其悲痛地哀悼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逝世！！”在我内心，隐隐觉得，一代伟人去世，往往也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社会不可能再这样持续下去，定会发生某种变化，但究竟会怎么变，还是觉得有点茫然。
十月六日，中国发生了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这一天，华国锋（1921-2008）、叶剑英（1897-1986）、汪东兴（1916-）等人用武力逮捕了王洪文（1935-1992）、张春桥（1917-2005）、姚文元（1932-2005）、江青（1915-1991），并于当晚召开政治局会议，以中央十六号文件通过由华国锋任中央主席、***主席，以及对“四人帮”进行隔离审查的决定。向全国正式公布这一消息大概是在一个星期之后，但“小道消息”早已通过不同渠道传得沸沸扬扬。我内心感到惊喜，觉得该发生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我工会里的那位纪副主任，毫不掩饰他的恐慌感，他说听到这一消息：“吓得我的脚都发软了！”工会主任在传达由上级工会系统传来的这一消息时，则别有用心地说：“大家可以独立分析，到底谁是真正执行毛主席路线的！”不过，“文革”十年，造反派的声誉早已江河日下，到了今天这一步，无疑已经走到头了。广播里正式播出这一消息后，全国一片欢腾，人们走上街头游行，尽情地高呼口号，宣泄着多年来积压在心里头的怨气。我平时向来不喜欢在大会上讲话，但在救捞局召开的全局揭批四人帮大会上，我毫不推辞地做了《誓同“四人帮”反党集团斗争到底！》的发言。
在揭批四人帮的那段日子里，我依然在工会里干着原先那份工作，下基层，抓典型，写经验总结，写要情简报，写专题报告等等，因为心情舒畅，觉得日子过得特别快。老李对我心照不宣地说，造反派迟早要下去，政宣组迟早要恢复，我身体不好，以后政宣组要靠你来挑大梁了！
七七年新年伊始，上海救捞局接到了交通部下达的打捞日本沉船“阿波丸”的任务。这是一条日本于二战后期建成的万吨巨轮，船身涂有巨大绿底白十字，以表明其和平运输身份。一九四五年三月，阿波丸满载着从东南亚掠来的九千吨物资和二〇〇九名乘客（其中不乏日本驻东南亚的高官、富商及其家属 ），驰离新加坡、雅加达，开始了返回日本的最后一次航行。四月一日深夜，阿波丸行驶到中国福建省平潭县牛山洋海面时，遭到美国皇后鱼号潜水艇三枚鱼雷攻击，数分钟后船身即折断下沉。除一名厨师得救外，二千多名乘客全部丧身海底！战后多年，阿波丸事件一直被称为太平洋战争之谜，传说该船除装有大量战略物资，还装有数十吨黄金、白金、数十公斤金刚钻石、数十箱珍贵艺术品等等，价值数十亿美元。自七十年代起，曾有美、日、英、德、法等国向中国提出联合打捞的要求，皆被拒绝。七六年秋，交通部向中央报告准备依靠自己的力量打捞阿波丸。七七年一月三日，身兼党中央主席、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批示同意了这项工程，由交通部和部队联手进行。为对外保密，这项工程被称之为“七七一三工程”。这里附带说一句，多年后当人们重新燃起对这条沉船的浓厚兴趣时，当年“英明领袖”对这一工程的亲自批准，曾极大地鼓舞了打捞队伍的士气，而在今日媒体对“七七一三工程”的回顾中，已经看不到华国锋的名字了。
经过一两个月准备，从三四月份起，上海救捞局派出数条救捞船，开赴平潭参加联合作业。七月下旬，我受命去七七一三工程指挥部参加工作。到福州，住海军招待所。一打听，开往平潭的长途汽车已有三天不通了。幸好，第二天一早部队有车去平潭，就把我给捎去了。到那里以后，交给我的任务是编一份《七七一三工程战报》，要尽快拿出来，最好一周出一两期，发行范围，供全国交通部系统内部交流用。我去了三天，就把第一期给编了出来。为了赶时间，一共六篇稿件，从前言《编者的话》，综合通讯《救捞工人学公报》，到先进事迹《小船多做贡献》，基本上都是我的主创，还代一位副局长写了一首短诗，当然都使用了不同的署名。
平潭位于福建东部，平潭主岛面积二百六十多平方公里，为全国第五大岛。岛上居民多以打鱼为生，食粮以红薯为主，上海话将红薯叫做“山芋”，当地老乡叫“地瓜”。有一次我半路遇雨，到一个老乡家里躲一躲，发现这户人家真是穷得一贫如洗，可是女主人居然生了十个小孩！几个六七岁、八九岁的孩子在屋里玩着无聊的游戏，一个十多岁的姐姐正哄着怀里不满周岁的小弟弟入睡……大大小小的孩子都骨瘦如柴，很像上海漫画家张乐平笔下的那个“三毛”，可个个孩子的肚子都胀鼓鼓圆滚滚的，像个倒扣的圆底锅，可能是过量吃地瓜撑出来的。
平潭岛是大陆距离台湾最近的地方。花大钱从日本定制的全天候最新救捞船“沪救捞3号”，以及一条美国四十年代登陆舰改装的“沪救捞51号”，终日停泊在海底沉船上方的海面上，海军J101、J301两艘战舰担任警戒，不准任何无关的船只靠近作业区域。我在“沪救捞3号”上面住过几天。入夜，海上一片漆黑，可是东面方向，很远很远的海面上空，却可见到一大块略带红铜色的扁平光晕，这不能不令人感到吃惊，台湾离开这儿至少有几十海里远呢，城市密集的灯光居然将天空都染红了！
白天，只要风浪不大，潜水员们抓紧时间轮番下水，将海底阿波丸上的物资捞上来。捞得最多的是锡锭，白亮亮的锡锭，每块三十七点五公斤，一个夏季少说也捞上来成千上万块。还有桶装橡胶，在海水里浸泡了数十年，据说质量也未有大的变化。传说中的黄金、白金、钻石等等并没找到，不过，光是捞上来的锡锭、橡胶，用于抵消浩大的打捞费用也足够了。总之，这肯定不是一桩亏本的买卖。
九月中旬，台湾海峡风高浪急的季节到来了，救捞船坚守到最后一刻撤离作业区，躲到娘宫锚地避风。等了多日，风浪仍不止息，今年的海上作业不得不到此画上句号。二十三日，按计划全体救捞船这一天将离开平潭驰回上海。谁知气象台预报午后将有十级大风！别的船舶只能等风头过了以后再动身了，可是“沪救捞3号”不愿等，不是说这是一条世界上最先进的全天候救捞船么？正好试试么！我能理解船员们的心情，来平潭已经半年了，谁不想早一点回家啊！我也乘这条船回去。下午三点半，“沪救捞3号”起锚开航。风浪确实很大，船头顶着呼啸的烈风向北挺进，汹涌的大浪高高腾起，一直扑打到顶层驾驶室的玻璃窗上。所谓全天候，就是说在设计上不管遇多大的风，船体不管怎么摇晃，都不会沉没，不过，越是抗风力强，并不是不摇晃，而是晃得更厉害呢！傍晚，船体以S形大幅度扭摆起来，很多船员都晕船躺倒了，有些当班的船员一面呕吐，一面硬撑着上班。我扶着楼梯栏杆，跑到驾驶室去看看，那里有个风速仪，只见风速已达到每秒25～28米，听说这相当于十一级狂风了！还算好，几个小时后，闯出了狂风的势力范围圈，风浪渐渐地小下来。第三天上午，船驶进黄浦江，系上了江中浮筒。局里党政工团四十多位领导登船迎接。一顿丰盛的午餐之后，各各离船回家。




十一．复旦圆了我的“大学梦”
这一年的十月十二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决定恢复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的制度。一个多星期后，新华社正式发表了这一消息。听到这一喜讯，我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想了多少年了，几乎已经绝望了，忽然，山穷水尽，柳暗花明，一个机会出现了，怎不令人眼前一亮！我不能放弃这个机会，我一定要报名参加高考！
十二月份就要举行考试，备考的时间短得可怜。不过，我想没什么好抱怨的，这一机会对所有人都是均等的，临时抱佛脚，当然也要突击一下，关键还是看你平时的积累、内在的实力。文科要考四门：政治、语文、史地、数学。理科还要考理化。对我来说，只适合考文科。我最薄弱的环节也就是数学，毕竟只读到初中毕业，没学过高中数学。我找来了高一至高三的数学书，独自琢磨，说实话，很多都看不懂，最后囫囵吞枣，强记了几个数学公式，希望碰巧或能对得上号。初中数学，大致复习了一遍，估计问题不会很大。至于政治语文历史地理，重点在地理上花了点功夫，政治搞了这么多年，用不着复习什么，历史在注释法家著作时已有一定接触，语文么，无非写篇作文，似乎也没什么要准备的。
填报志愿时，我小时那种自视甚高的老毛病又犯了，要读就读最好的学校，考不取干脆拉倒。十多年前读上中时，我最想进的高等学府是北京的清华大学。但此一时彼一时，我已和女友在数月前登记结了婚，新婚伊始，就把妻子抛下，未免说不过去。那就考本地的大学吧，上海的大学，公认拔头筹的是复旦大学，可填三个大学，我就只填了复旦一个。专业选择上，我填了两个，第一经济系，第二中文系。我想，“文革”结束了，百废待兴，发展经济是首要任务，希望我能在经济领域里为国家人民多做点贡献。又听说经济系对数学考分有较高要求，万一不行，退而求其次，就读中文系，以后当个作家也好么。
到了考试那两天，果不出所料，数学考得不咋样，考题中约一小半出自高中数学，基本上都对付不了。考得最顺当的是语文，作文题目《在抓纲治国的日子里》，我略加思索，就以参加“七七一三工程”的经历为蓝本，以一位我熟悉的潜水员、劳动模范马玉林为模特，写了一个为筹备召开“工业学大庆表彰会”，去台湾海峡采访潜水工程队长的故事，到了现场后，办公室、宿舍等处都找不到他，但听别人介绍他如何如何身先士卒、苦干实干，文章的高潮是在结尾，当我终于找到他时，他从海底上来正在潜水舱里减压，透过玻璃观察窗，只见他身体斜躺，手里捧着一本小册子，就着潜水舱里的灯光，聚精会神地在阅读，我仔细一看——那是华主席有关“抓纲治国”重要报告的单行本！这一戛然而止的结尾，就将作文的题目给“点”出来了！我真要庆幸自己能有机会参加七七一三工程工作，为我提供了一个如此生动而又难得的作文素材！后来听说，这篇作文得了高分，在上海高考作文得分中名列第二。考分第一的作文曾被上海报纸刊登过，好像说的是一个仓库保管员的动人事迹，见报以后，报社接到读者投诉，反映那篇作文是抄袭了某文艺刊物上的一篇文章。其实我自己心里也明白，以中国之大，文才出众者大有人在，上海更是个藏龙卧虎之地，我这篇八股气很重的作文能得高分，可能是在题材的新颖别致、独一无二上打动了阅卷老师而已。
参加完高考后，日子又恢复了往日的循环，依然是每天上班下班，依然在忙着揭批啊、跑基层啊、写材料啊那些事儿。到了七八年春节前夕，高考入取通知书陆陆续续发了出来。我没拿到。心里有点失望，但也没绝望，只要高考这条路没堵上，下一次还可考，还考复旦。
三月下旬，七七一三工程指挥部点名要我去，仍要我全权编写《工程战报》。可能催得紧，局办将飞机票都为我办好了。这还是我有生以来头一次乘飞机，从上海虹桥机场登上一架苏制伊尔飞机，机舱内有数十个座位，没坐满，在空中飞行的时候，机身不断颤抖，发出咯咯咯咯的声响。透过舱窗，见空中白云绵亘，翻腾涡旋，似一大片雪白的海洋，景象十分壮观。经两个小时二十五分钟飞行，抵达福州机场。乘民航班车进市区，入住塔头海军招待所。次日一大早起身，中午赶到平潭，马上就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去。
四月七日，下午四点，工程指挥部通知我，接上海局组织组来电，我已被复旦中文系录取，定于四月七日报到，局里已向复旦做了说明，要晚到几天，你可交接一下，回上海读大学去吧。原来，不久前教育部和国家计委联合发出一个通知，决定从一九七七级新生起，试行招收走读生，以此增加高等院校的招生名额。去年底的高考，我总分已达到复旦录取标准，但数学考分偏低，未能越过第一志愿经济系的门槛，现在扩招走读生，因我作文考分高，中文系就把我收编过去了。在指挥部，我住的宿舍紧挨着局党委书记朱子龙的房间，晚上，他依依不舍地对我说，通过揭批查，造反派都下去了，眼下局里正是用人之际，真不想叫你走，可也拦不住你。你是带薪上大学的，毕业以后，一定要回来啊！我很为他的这番直白而感动，平时我也能体会得到这位老干部对我的赏识之心。反正是带薪读书，毕业后回原单位也是政策规定的吧。
我赶回上海，去复旦报到的时候，比旁人晚了一个星期。进校以后，听说“文革”后的这头一次高考，全国有五百七十万人参加，录取比例仅有百分之几，真称得上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最终能以走读生资格进复旦，更应该说是十分幸运的。全班连走读生在内共七十人，来自全国各地，同学之间年龄跨度很大，六六届高中生已三十多岁，有的已经是一两个孩子的爸爸，而应届中学毕业生才二十出头！照道理来说，在校学生是不该抽烟的，可是学校老师对这批大龄学子大都网开一面，下了课，有的同学甚至递烟给老师，一起吞云吐雾，其乐陶陶。令我喜出望外的是，当年跟我一起出门去全国各地“大串联”的唐代凌，这回又跟我成为同班同学了，此外，还有陈苏宁、吴基民、吴惠源、邹毅四位上中校友，也同在一班。复旦是面向全国招生的，仅一个班级里，就有六个来自上中的同学不约而同走到一起来，想想还真不能让人轻易忘却在上中度过的那段岁月。
复旦大学前身，是中国近代知名教育家马相伯（1840-1939）于一九〇二年创办的震旦学院，因遇到一些纠葛，三年后马相伯得于右任（1879-1964）之助另起炉灶办了所复旦公学，其校名亦采纳于右任的意见，用了《尚书大传·虞夏传》中《卿云歌》里的“复旦”二字，隐寓恢复震旦和复兴中华古代民主的双重含义。《卿云歌》原为虞帝舜大宴群臣百工时的集体唱和之作，其歌词曰：“卿云烂兮，乣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其意是对五帝禅让制度的歌颂。据说舜唱完《卿云歌》后，叹息道：“时哉夫，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中华民国早期曾两度将《卿云歌》定为国歌，结尾加上了舜的感叹语：“时哉夫，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
我刚进复旦时，并不知道当年的复旦校名，曾如此紧密地跟近代国家命运和诉求民主政治联系在一起，只听到官方的解释，除了字面上表达的意思外，无非是说其既寓有恢复震旦之意，又含有自强不息之意等等，更无从知道《卿云歌》还曾经被用作中华民国的国歌呢。进校时，校长是我国著名数学家苏步青（1902-2003），党委书记是“文革”前曾任华东局宣传部长的夏征农（1903-2008），中文系主任是著名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专家朱东润（1896-1988）先生。
我进复旦不到半年，儿子就出生了。妻子刚满五十六天产假，就天天抱着婴儿挤公交车上下班。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不得不每天一放学就骑自行车回家，买菜，做晚饭，夜里还要睡眼朦胧地给儿子换几次尿布，第二天一早再骑车去上学。复旦位于上海东北角，我住上海西南角，骑车斜穿整个上海市区，路上要骑整整一个小时。等我坐在教室里听课的时候，有时眼皮会不由自主地耷拉下来，我就尽量坐最后一排，别让老师和同学看到我上课犯困的窘相。
跟以前中学时代比，复旦课堂上的气氛还算是比较开放和活跃的，放学以后，也大都由学生自由安排，很少有作业要占用课余时间的。闲暇之时，我曾进入中文系的资料室，翻阅过五六十年代的《人民日报》、《解放日版》等党报党刊，当我头一次看到五八年的一张张报纸上，很多是在头版，堂而皇之地刊登着亩产粮食几万斤“放卫星”的消息时，受到的震惊，不亚于七一年听到林彪“仓皇出逃”时的那种惊愕，我想起自己小学两年级时拾废铜烂铁“大炼钢铁”的往事，你不能要求一个八九岁的孩子明了国家大事，可你们都是明了事理的成年人啊，难道你们连最起码、最简单的常理、常识都不顾了么？我有一种悲愤难言的感觉，真想找个没人的地方大哭一场……惟愿“文革”以后能痛定思痛，不要再用如此严肃认真的态度来做如此离奇荒唐的事了……
复旦也有墙报，我们班级的墙报，是办在男生宿舍走廊墙壁上，将老师认为比较有特色的作文、作业，张贴出来，供同学之间互相学习借鉴。进校不久，最引起轰动的，要数卢新华写的《伤痕》，一传十十传百，不少其他班级的同学也赶来看，觉得小说写得很感动人。后来，八月份的《文汇报》全文刊登了这篇作文，社会影响很大，全国各地许多读者给卢新华写信，或表示支持，或表示同感等等，大量信件涌来，卢的宿舍里堆了一大堆，他自己忙不过来，还请同学帮他收信拆信。因着这篇小说，卢新华一夜成名，成为“文革”后中国作协首批吸收的会员，还去北京参加了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卢进复旦前就是中共党员、复员军人，毕业时被分配进《文汇报》工作，没几年辞职经商，而后去美国闯荡，获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文学硕士学位，曾进赌场当发牌手挣了不少钱，但其最钟情的仍是文学创作，前些年有一次回国还送了本新著《紫禁女》给我。
若论作品的思想深度来说，周惟波、董阳生、叶小楠联手创作的独幕话剧《炮兵司令的儿子》，显然更有份量一点，剧本讲述的是一位工人家庭出身的复旦学生，冒充炮兵司令的儿子，四处招摇撞骗而屡屡得逞的故事。这个故事，明眼人一眼就可看出，里面有个被骗上当将轿车借给骗子的老干部，就是以夏征农为原型的。这部话剧由复旦剧社演出之后，在校内外引起巨大反响，《文汇报》上好像还打了一场笔战。夏征农不久就调任上海市委书记了，而且分管文教，他明知这部话剧是讽刺自己的，但却以中共高干少有的宽容心呵呵一笑，听之任之，不加干涉。夏老此时年已七十六岁，又活了近三十年，至一百〇五岁高龄才安然去世，跟他怀有这么一颗豁达开朗之心无不关系。
《炮兵司令的儿子》执笔者是三人中最为才气横溢的周惟波，复旦毕业后进《上海文学》杂志做编辑，曾为同班同学汪乐春编辑的《生活周刊》，主持过一个《现代冲击波》专栏，发表过许多观点前卫、笔锋犀利的好文章，在上海滩上名气很大。可惜天妒英才，前些年才五十七岁就患白血病去世了。董、叶两位毕业后先后去了美国，好久没听到他俩的消息了。
我在墙壁上也贴过几篇小文章，有一篇是读茅盾（1896-1981）“文革”后自编评论文集的读后感，我注意到在“文革”虽已结束、但“反右”尚未正式“平反”前，确切说是七八年二月，茅盾在为这本评论集所写的“前言”里，用很大篇幅，自我标榜当年对何直（即秦兆阳，1916-1994）《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一文所做的批判是如何积极正确，认为“苏联的修正主义文艺理论泛滥成灾，这股黑风，在我国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以前，也刮到我国，何直的文章就是在这样的影响之下产生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这篇文章成为何直被打成右派的两大罪状之一，从此这位三八年到延安、四一年入党而又不肯随俗的作家被发配广西，生活潦倒二十多年。但在不久中央宣布对“反右”予以“平反”后，茅盾就赶紧重印这本评论文集新版并将那篇充分肯定“反右”的“前言”抽掉了。其实茅盾比起郭沫若的媚骨来，要好多了，可经历过“文革”非常年代的茅盾尚且如此，让人不能不对中国当代文人数十年来一以贯之的跟风习气感到悲哀。
有一天傍晚，在学生宿舍里，我看到张唤民拎着一台老式录音机从门口走过，我就随口问了一声，唤民，录啥呀？他说，留学生有邓丽君（1953-1995）的音乐，借了个录音机，拿来听听。过一会儿，我就听到有节奏委婉的女中音顺着走廊飘荡过来，我循声而往，只见对面一间宿舍房门半敞着，里面已坐着好些同学，无人发出一点声响，都在全神贯注地听歌。这是我一生中头一次听到邓丽君的歌声。说实话，我从来没听到过这么动听的歌曲，也从来没听到过这么甜美的嗓音。几十年了，无论何时何地，响彻耳畔的，多是些慷慨激昂如《社会主义好》、《团结就是力量》之类的“革命歌曲”，即便是《洪湖水，浪打浪》、《唱支山歌给党听》等少数所谓的抒情歌曲，一般也难以摆脱某种教条色彩的桎梏。而此刻正从这台老式录音机里传出来的《月亮代表我的心》：“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真，月亮代表我的心……”那么清甜柔美的嗓音，那么情意绵绵的歌词和曲调，似有一种无法抗拒的魔力，将你内心的最深处深深地打动……第二天，张唤民告诉我，昨夜他们宿舍里放了整整一夜邓丽君的歌，太好听了，个个一夜未眠，个个如痴如狂、如呆如醉……
时至今日，尽管《唱支山歌给党听》等革命歌曲仍常在中央和地方各级电视台播放，而邓丽君唱的歌早已超越种种障碍传遍了大陆各个角落。令人惋惜的是，邓丽君本人在十几年前已经永远地逝去，只给这个世界留下她那不朽的歌声，和人们对她不尽的怀念。
在复旦四年，我因家务羁绊，兼之对所学专业兴趣不是很浓，常常一放学就骑上自行车溜回家去了。只有期终考试前两个星期，我才天天住在学校里，自己为自己加压，突击补习功课，以保证各科考试时能过得了关。还算好，各科成绩基本中等略为偏上，最低的一个分数，是我在党史考试考卷上对毛主席和华主席说了几句无伤大雅但多少有点不太恭敬的话，结果得了个三分，恨得我在心里将党史老师狠狠骂了一通。总的来说，大学阶段，我在班级里显得比较低调，不怎么引人注目。但我也曾大大地出过一次风头，很久以后，有的同学还不能忘却，说我那次真的把他们给镇住了！
那是在一个下午，课间休息时，几对同学不知咋的心血来潮，玩起了掰手腕。陈福康跑到我跟前说：“来，咱俩也掰掰手腕！”我说：“你掰手腕在班级里排名第几啊？”他说：“名次没排过，不过你别小看我，肯定是在中等以上的。”我说：“我不跟你掰，要掰，我要跟你们排头一名的掰！”陈福康一听这话大叫起来：“好哇，你这么小看我啊！喂，大家听着，陈晓东公然挑战第一名！王维呢？叫王维来跟他掰！”王维是班级里公认的大力士，一看就是一副运动员的身胚，好像在什么举重、摔跤比赛中得过名次的。王维摇头说：“不行不行，我是俞指导的手下败将，他才是我们班级的冠军！”俞指导也是老三届，下过乡，身材长得很壮实，“文革”后期以工农兵学员身份进复旦学习，毕业后留校当了政治指导员，他有时也跟我们坐在一个教室里听课。同学们一看有好戏可看，都哄叫起来，撺掇着叫指导员给挑战者一点颜色看看。于是俩人隔着一张课桌坐下，开始较劲。俩人的手一搭上，我就感觉到了，他不是我的对手。我不想让他太丢面子，一开始任凭他涨红脸哼哧哼哧使劲，我只是屏住不动，然后我手腕手臂同时一用力，一下子就把他给撂倒了。“呴！呴！……”同学们都欢叫起来，他们显然想不到，一个看上去身体文弱的瘦高个，好像弱不禁风的样子，居然不动声色地打败了体壮如牛的头号种子！其实我自己心里有底，我虽从小体弱多病，但天生力气大，尤其臂力超群，若论掰手腕，读小学时全班第一名，读中学时保持不败纪录，到农场奶牛场后，跟最强的对手对垒，打了个平手，而对方的体重、臂粗起码超过我四分之一。若没这点底气，我哪敢说这种大话让自己当众丢丑。但由此也可看出，此时的我，骨子里还是傲气凌风、锋芒毕露啊。
陈福康对现代文学很有研究，尤其专研鲁迅，我跟他在注释法家著作那阵子就认识了。他在复旦毕业前一年，就考取了现代文学研究生。研究生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公共语文，仍钟情于挖掘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种种边边角角，时常有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面世。
王维除了擅长举重、摔跤运动，在音乐、语言上都很有天分。毕业分配，他分到市委宣传部办公室工作多年，偶尔同学见面，他总是两手一摊，抱怨自己工作上怎么怎么忙。前些年听说他调到市委宣传系统党校，担任副校长一职，不知现在退没退休或依然在忙个不停？
中国传统的科举制度，虽然不无弊端，但考场大门对所有人都是开着的，这毕竟为贫寒之士走“学而优则仕”的路提供了相对比较平等的机会，而朝廷也由此把握了一条不问门第、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的通道。“文革”后邓小平力主恢复高考，固然是出于国家培养和选用人才的需要，而在其实行中，也确实为各阶层尤其是底层有识才俊依靠个人努力来改变现状打开了一条通路。我家兄弟四人，“文革”结束后全都通过考试而走出了原先的困境。我哥哥以一个钢铁厂冷轧工的身份，高分考入上海交通大学电子计算机系，他的数理化总分在上海前十名之内，毕业后从事船舶设计编程等工作，评为高工，一直干到退休仍在为国家贡献余热。我的两个弟弟继我之后也都被分配去上郊农场，“文革”后通过考试，大弟考进上海财经大学，小弟考进上海海运学校，毕业后工作了一些年头，先后去澳大利亚留学，直至在这个南半球最地大物博而又人口稀疏的美丽国家定居下来。




第二部 康办十载

十二．不是党员进入了党的最高机构
大学时光过得很快。转眼到了八一年秋季，“文革”以后首批招收的大学生，因为是七八年春季入学的，此时已进入最后一个学期，每个学生毕业后何去何从，被提到学校议事日程上来。有一天，中文系负责我班毕业分配的叶老师约我谈了一次话，他开门见山对我说：“你原来的工作单位正式派人持函到我校来过了，想把你要回去，说是对你的工作安排都已考虑好了。我们学校的想法嘛，你未必要回原单位，根据你的情况，我们会把你分到比较理想的单位去，如果你觉得不满意，到时候再回原单位也不迟，你看怎样？不过，你们是文革后头一批大学毕业生，国家很重视，毕分方案是不差的，相信你也会满意的……”
分配去向张榜公布了——我被分到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即在上海被许多人称为“康办”的那个地方，这也亏得发生在文革中的“康平路事件”，才使许多上海市民知道了，在那条极为僻静的小路上，那个有解放军日夜把守的大门里，才是货真价实上海市最高领导机构所在地。全系就这么一个“康办”名额，似乎是公认最好的一个名额，居然落在了我的头上。跟我同一宿舍的吴惠源捶了我一拳，大呼小叫道：“老兄，祝你鸿运高照，步步高升，康办可就是上海的中南海啊！”我一下子有点惶然，无言以答，班级里学生党员不下十来个，康办是党的领导机构啊，怎会让我这个无党派人士进去呢？叶老师好像看出了我的疑惑，意味深长地对我说：“市里来挑人时就有言在先，首批选拔大学生进市委机关工作，标准是严格的，考虑到‘文革’的特殊情况，不一定非要党员不可。你去那里，放心大胆地工作好啰。记住，以后别高高在上，别忘了把你输送出去的母校啊！”
全班七十多个同学，分配去向主要三个方面。一是本市及外地各级党政等机关，如唐代凌分到市府教卫办组织处，陈静英、屠颖颖分到市妇联宣传部、福利部，王伟市委宣传部办公室，吴基民市委统战部办公室，李小棠市政协文史组，陈苏宁市财政局办公室，孙进市高教局办公室，王兆军北京全国最高人民法院，苏玲北京市总工会组织部，李光北京市司法局，杨德华北京中央党校教务处，易桂鸣广西团区委办公室，等等。二是跟中文专业较为搭界的文化单位，如徐克仁《新民晚报》文化组，倪镳上海少儿出版社，卢新华、郦国义《文汇报》文艺部，陈可雄《文汇报》驻京办，李志勇北京新华社对外部中文组，张胜友北京《光明日报》总编室，李辉《北京晚报》文体组，张锐甘肃《飞天》编辑部，杜建国湖北文联《长江》编辑部，何昌宇四川人民出版社，胡文佩山东人民出版社，等等。三是留校及其他大专院校的，留校的有王群（党委办公室）、陈思和（当代文学研究室）、张兵（《复旦学报》编辑部）、周斌（现代文学研究组）、颜海平（文学理论教研组）等，其他院校有：陈晓明上海外语学院汉语教研组，张宗原华东化工学院语文组，朱迎平上海财经学院汉语教研室，胡平江西师范南昌分院，刘东山福州大学语文组，等等。部队来的尹学龙、陈吉福、谭建、周章明，仍回部队系统。孙乃修、梁永安、余学清入读本系研究生，王贻梁考取了历史系研究生。还有一位徐国民，毕业前夕就去美国留学了。
按社会上普遍的认同感来说，这样的分配去向，应该说是相当不错的了。
八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星期四，农历正月初四，春节刚过，我就去康办上班了。白色通知单上写着的地址是康平路一百六十五号。一四五、一四七、一四九……我沿着康平路高大的篱笆围墙边走边数号，走到一百八十一、一百八十三号了，黑色的竹篱笆密集厚实，根本没有缝隙可望见里面，也仍然没看见要找的一六五号。也许，刚才走过的那道由荷枪实弹解放军把守着的大铁门，就是这个号了？我回过身来，看到有人正往大铁门里走，到门口停下，拿出一张白色纸片，交给岗勤查验，然后，被允进入……我从上衣口袋里取出白色通知单，攥在手里，向大铁门走去。一位军纪端肃、面部没有任何表情的解放军战士，上前一步拦住了我，我将手里的白纸片递给他，他仔细看了看，还给我，后退半步，以目示意，我可以通行了。一切就像做梦一样。我松了口气，就这么着生平第一次迈进了这道曾经令我敬畏、也令许多上海市民倍感神秘的大铁门。
走进去后，迎面是一道丈许高的树丛，平时从康平路上走过的行人只能看到这道天然屏障。绕过树丛，顿觉别有洞天，仿佛来到了一个小公园，那高大挺拔的雪松、玉兰、水杉、香樟，郁郁葱葱，那由一圈冬青环抱着的天鹅绒草坪，平整如毯，还有各种我叫不上名儿的花卉，嫣红姹紫，争奇斗艳。农历节气大寒刚过，天气犹冷，但这院子里生机盎然的花草树木，已让人感受到一股早来的春意。我简直不敢相信，难道我以后就天天来这么美丽幽静的地方上班？
但我必须承认，院子并不像我原先想象中那么大，一些房子的灰黄外墙涂料已显得斑驳脱离，比我想象中要陈旧得多。按照白色通知单上的说明，我走进了一幢四层楼的平顶建筑物——这就是“小礼堂”了，里面暖气开得很足，底楼会议室里，已有不少人坐在里面。地上铺着厚厚的大红地毯，绿色大窗帘将窗户遮得严严实实，吸顶灯投射出柔和的光线。会议开始，市委第二书记胡立教做有关上海开展党风调查的动员报告。以前我只是从报纸上看到过他的大名和照片。只见他中等身材，体格强健，脸色红堂堂的，声音十分宏亮。他自我介绍说，他已六十八岁，过去在中南海工作时天天跑步，现在每天早晨仍坚持跑步二千五百米，从不感冒也从未住过医院。
过了一天，分组学习市委去年底召开的组工会议三个文件。我担任记录。忽然，有位市委组织部的女同志跑来找我，悄悄把我叫到门外，说是有关领导认为，我以非党员身份去搞党风调查不太合适，决定改派我和另一位大学生去团市委搞三个月青少年问题调查研究。我问她什么时候去团市委办报到手续？她似乎以为我误解了她的意思，赶紧向我说明，去团市委是暂时的，我的工作关系仍挂在市委组织部。至于团市委那里，今下午就可去接头。她还叫我千万别有什么思想负担。“思想负担”？经他这么一说，倒是提醒了我，是呀，我这个非党分子要是真的掺杂在一大批党员中间去调查党组织的内部情况，没准倒真会背上什么思想负担呢。
下午，我和师院中文系毕业的李文军一道去团市委，他年纪比我小，跟我一样，也是个党外布尔什维克。团市委坐落在热闹的陕西南路上——这幢很有特色的小洋房，今天已改为“马勒公寓”。团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吴中海十分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说是市委组织部已跟他通过电话，决定让我们去“上海市青少年问题研究所”工作一段时候。他介绍说，这是团市委和社科院刚成立的一个部门，所里的负责人都是由团市委派出的。他把我和李文军领到二楼一个狭长的房间里，交接给青少所副所长郭真女士，所长金志堃刚好出去了。郭五十出头，长得胖乎乎的，初次见面，给人印象不像个做研究的学问家，倒像个慈祥可爱的老妈妈。市委机关办事效率还不赖，上午通知我来团市委，下午到这里，不仅我和文军的办公桌都已搬来，就连交给我俩的研究课题都已考虑好了，叫我搞青少年犯罪问题调查，交给文军的是青少年待业问题。
青少所原先交给我的课题，肯定要跟许多青少年犯罪分子打交道，我觉得挺新鲜挺带劲的，可是刚看了几天材料，所长金志堃要我参加他担纲的重点课题“青年中社会思潮问题”调研，只好把犯罪问题扔下了。所谓“社会思潮问题”，是个十分含蓄的名词，其真实的含义，似乎是指有别于官方正式理论的一些政治观点，其代表人物与主张，好像就是青年中的“持不同政见者”了。青少所专门给市委宣传部打过一个报告《关于研究青年中社会思潮问题的请示报告》，说了一通冠冕堂皇的套话后，写明“鉴于非法组织、非法刊物虽被取缔，但仍有极少数青年还在进行秘密活动。而这次调查又要广泛接触一些代表性人物。……在实际工作中仍有可能产生与公安部门和有关党委工作不协调以至发生误会的情况，如发生上述情况，希望有关部门及时同我们联系，也请市委宣传部把我们这次研究工作的目的、要求和工作方法告诉有关党组织，以便协调地进行工作。”市委宣传部（82）第七号文件批准并转发了这个请示报告，这样，青少所为开展这个相当“敏感”的课题找到了一顶保护伞。
有一份本市公安部门有关这些“代表性人物”的“内控”名单，多达三十几人，分布于学校、工厂、商店、菜场等各方面，其中以大专院校为多，如交通大学的陈乐波，上海外贸学院的秦林山、华东师范大学的张豪、华东政法学院的周卫良、何春华……等等。因为多年来我在政治上的淡漠，对名单上那些人我基本上一无所知。令我吃惊的是，我的同班同学张欣，竟然也名列其中！在我印象中，张欣是个思路敏捷、为人正派的人，他对经济很有兴趣，复旦校刊上曾发表过他探讨工业中集体所有制形式的文章。毕业分配名单公布后，同学们都各奔东西了，只有他迟迟未被安排工作，原来是为了这个原因！
根据青少所的安排，我先后和俞啸云、陈小亚等结伴，走访了内控名单中的一些人，这些人目前的处境都不太妙。有个在“明月”皮鞋修配店里干活的胡可师，曾在七九年编过油印刊物《海燕》，前两个月刚从班房里被放出来，身材瘦削的小伙子，鼻梁上架着副眼镜，不像个已干了八年修鞋活的皮鞋匠，倒像个斯斯文文的教书匠。他对于前几年参加“民主运动”并不后悔，认为编印《海燕》也不违反宪法。他当时满怀忧国忧民之心，办民刊，发表演说，一个重要内容是批评华国锋，拥戴邓小平出山，但后来，那一批人都成为政治需要的牺牲品了。
曾当过单位总支副书记的练增民，三十多岁，因去人民广场参加民运而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现在单位里当工人，开搅拌机。他对于自己当年的行为也不后悔，但对社会的认识更理性了，最大的苦恼是不能被别人理解，同时对家人造成了负面影响。
在上海百货供应站上班的俞清霞，一位出生贫寒，喜爱文学、国画和书法的女才子，曾在淮海路上以“秦双月”的笔名张贴过自己的几篇小说，其立意未必在卢新华的《伤痕》之下，但她的作品被划入“街头文学”范畴，其命运跟卢新华也就天壤之别了。
张欣不在走访名单里，但我想我不能对这么一个同窗好友落难坐视不救。我独自一人，悄悄地去哈尔滨路他家里看望。我不敢把看到的“黑名单”直截了当告诉他，但我用最最明

十．上调 打捞“阿波丸”
七四年底，市区工矿企业又来上郊农场招工，奶牛场分到十几个名额，我和女友皆被列入“上调”范围，名单送到场部后，我俩分别被来招工的海难救捞和纺织系统录用。当了六七年农工，现在，要回市区当工人去了。回想起来，我小时候的理想，不是当这个“家”就是当那个“家”，何曾想过要当个普通工人！但经过“文革”和农村这么些年的锤炼，考虑问题现实多了，如今能跳出农门，踏进工人阶级的行列，高兴都来不及啊！
其实一年前这个时候，也许跟那位场部领导对我奶牛场打了招呼不无关系，牧场指导员已找我征求意见：如果你愿意“定干”，那就让你入党，将你“提干”，就准备长期扎根这里好好干下去，如果你还是想上调，那就等明年，让你和女友一起走。那时我已当上副排长，好在副排还不在“扎根”之列。我问，能不能当年就让我上调？答复是，只能放一个。既然这样，我表态，那就等明年吧。
这一年的时光，我日子过得挺自在。先是当上了基层学毛著的辅导员，这就经常有机会去外面参加一些脱产的培训或交流活动，后来又参加了“评法批儒”运动中注释曹操两篇诗文的活计，我对曹操《置屯田令》和《龟虽寿》所做的注释，不仅在场部脱颖而出，被推荐参加了上海农垦系统的会稿工作，后来还被农垦系统荐举，参加了全市选编《历代法家著作选注》两汉部分的定稿组工作。上班地点，一开始放在上海师大，后来搬到外滩十四号总工会大楼六楼的一个空房间里。我在那里呆了几个月，也不用每天去，反正是临时的，两头都管不着。快到年底，我担心别错过“上调”，跟定稿组几个人说了一声，就回农场去了。
七五年春节过后，我正式被“上调”到交通部上海海难救助打捞局工作。到局里报到后，被分配进航修站机修组当工人，站里给我分派了一个老师傅，让我跟着学技工。我特地去新华书店买了一本技工读本，决心好好学，以后当个熟练工人，靠技术吃饭。
可惜，对机床的零部件还没摸熟，局里筹备召开“工业学大庆经验交流大会”，专门成立了一个“工业学大庆办公室”， 人手不够，不知咋的想到了我，将我抽调到这个办公室去帮着写材料，买了不到一个月的那本技工读物，不用说是白买了。忙乎了一阵子，工业学大庆会议刚开完，紧接着就被调到政宣组，帮助筹办局里举办的理论学习班和整顿工人理论小组。那时毛主席关于要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最新指示发表不久，此时的毛主席，已经没有了“文革”初期亿万人民对他那种狂热到极点的个人崇拜，但他在党和国家社会生活中一言九鼎的地位仍是不可动摇的。他说：“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为了让全国知道，一个全国学理论的活动就大张旗鼓地开展起来。
我在政宣组呆了没多久，上头说是要突出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政宣组被并到工会里去，于是我也跟着被调到局工会工作。原政宣组组长老李是个部队转业的老干部，跟我挺谈得来。并到工会里后，他成了排行第二的副主任，已没多大发言权。工会几个头目都是当年从工人队伍中打拼出来的“老造反”，其中一位姓纪的副主任，长得五大三粗，原来是车间里的冷做工，开口闭口我们造反派怎么怎么，是“文革”既得利益的坚定捍卫者。
九月初，毛主席关于要评论《水浒》、反对现代投降派的指示发表，于是全国人民又投入到轰轰烈烈评论一本古代小说的运动中去。评小说是假，斗人是真，这是毛主席老人家的拿手好戏了。果不其然，从教育部长周荣鑫挨批开始，邓小平复出后大力整顿经济的许多措施也受到非难。
进入七六年，一月八日，周总理去世。二月三日，毛主席任命华国锋为代总理，主持全面工作。三月三日，党中央印发了毛主席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讲话。四月五日，北京发生了震撼全国的“天安门广场事件”。两天后，中共中央通过并当晚公布了两个决议：任命华国锋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
九月九日，下午四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宣告毛主席已于当天夜里零点十分在北京逝世。噩耗传来，哭声四起，全国沉浸在一片哀痛之中。当天正是局工会举办“批判‘三项指示为纲’学习班”的头一天，上午，十五个单位的二十六名学员报到并分组讨论，下午去南京西路参观了一个外贸系统批邓展览会，参观完就各自鸟兽散了。我是回到家里后听到这一消息的，在当天工作手册上写下了“极其悲痛地哀悼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逝世！！”在我内心，隐隐觉得，一代伟人去世，往往也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社会不可能再这样持续下去，定会发生某种变化，但究竟会怎么变，还是觉得有点茫然。
十月六日，中国发生了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这一天，华国锋（1921-2008）、叶剑英（1897-1986）、汪东兴（1916-）等人用武力逮捕了王洪文（1935-1992）、张春桥（1917-2005）、姚文元（1932-2005）、江青（1915-1991），并于当晚召开政治局会议，以中央十六号文件通过由华国锋任中央主席、***主席，以及对“四人帮”进行隔离审查的决定。向全国正式公布这一消息大概是在一个星期之后，但“小道消息”早已通过不同渠道传得沸沸扬扬。我内心感到惊喜，觉得该发生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我工会里的那位纪副主任，毫不掩饰他的恐慌感，他说听到这一消息：“吓得我的脚都发软了！”工会主任在传达由上级工会系统传来的这一消息时，则别有用心地说：“大家可以独立分析，到底谁是真正执行毛主席路线的！”不过，“文革”十年，造反派的声誉早已江河日下，到了今天这一步，无疑已经走到头了。广播里正式播出这一消息后，全国一片欢腾，人们走上街头游行，尽情地高呼口号，宣泄着多年来积压在心里头的怨气。我平时向来不喜欢在大会上讲话，但在救捞局召开的全局揭批四人帮大会上，我毫不推辞地做了《誓同“四人帮”反党集团斗争到底！》的发言。
在揭批四人帮的那段日子里，我依然在工会里干着原先那份工作，下基层，抓典型，写经验总结，写要情简报，写专题报告等等，因为心情舒畅，觉得日子过得特别快。老李对我心照不宣地说，造反派迟早要下去，政宣组迟早要恢复，我身体不好，以后政宣组要靠你来挑大梁了！
七七年新年伊始，上海救捞局接到了交通部下达的打捞日本沉船“阿波丸”的任务。这是一条日本于二战后期建成的万吨巨轮，船身涂有巨大绿底白十字，以表明其和平运输身份。一九四五年三月，阿波丸满载着从东南亚掠来的九千吨物资和二〇〇九名乘客（其中不乏日本驻东南亚的高官、富商及其家属 ），驰离新加坡、雅加达，开始了返回日本的最后一次航行。四月一日深夜，阿波丸行驶到中国福建省平潭县牛山洋海面时，遭到美国皇后鱼号潜水艇三枚鱼雷攻击，数分钟后船身即折断下沉。除一名厨师得救外，二千多名乘客全部丧身海底！战后多年，阿波丸事件一直被称为太平洋战争之谜，传说该船除装有大量战略物资，还装有数十吨黄金、白金、数十公斤金刚钻石、数十箱珍贵艺术品等等，价值数十亿美元。自七十年代起，曾有美、日、英、德、法等国向中国提出联合打捞的要求，皆被拒绝。七六年秋，交通部向中央报告准备依靠自己的力量打捞阿波丸。七七年一月三日，身兼党中央主席、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批示同意了这项工程，由交通部和部队联手进行。为对外保密，这项工程被称之为“七七一三工程”。这里附带说一句，多年后当人们重新燃起对这条沉船的浓厚兴趣时，当年“英明领袖”对这一工程的亲自批准，曾极大地鼓舞了打捞队伍的士气，而在今日媒体对“七七一三工程”的回顾中，已经看不到华国锋的名字了。
经过一两个月准备，从三四月份起，上海救捞局派出数条救捞船，开赴平潭参加联合作业。七月下旬，我受命去七七一三工程指挥部参加工作。到福州，住海军招待所。一打听，开往平潭的长途汽车已有三天不通了。幸好，第二天一早部队有车去平潭，就把我给捎去了。到那里以后，交给我的任务是编一份《七七一三工程战报》，要尽快拿出来，最好一周出一两期，发行范围，供全国交通部系统内部交流用。我去了三天，就把第一期给编了出来。为了赶时间，一共六篇稿件，从前言《编者的话》，综合通讯《救捞工人学公报》，到先进事迹《小船多做贡献》，基本上都是我的主创，还代一位副局长写了一首短诗，当然都使用了不同的署名。
平潭位于福建东部，平潭主岛面积二百六十多平方公里，为全国第五大岛。岛上居民多以打鱼为生，食粮以红薯为主，上海话将红薯叫做“山芋”，当地老乡叫“地瓜”。有一次我半路遇雨，到一个老乡家里躲一躲，发现这户人家真是穷得一贫如洗，可是女主人居然生了十个小孩！几个六七岁、八九岁的孩子在屋里玩着无聊的游戏，一个十多岁的姐姐正哄着怀里不满周岁的小弟弟入睡……大大小小的孩子都骨瘦如柴，很像上海漫画家张乐平笔下的那个“三毛”，可个个孩子的肚子都胀鼓鼓圆滚滚的，像个倒扣的圆底锅，可能是过量吃地瓜撑出来的。
平潭岛是大陆距离台湾最近的地方。花大钱从日本定制的全天候最新救捞船“沪救捞3号”，以及一条美国四十年代登陆舰改装的“沪救捞51号”，终日停泊在海底沉船上方的海面上，海军J101、J301两艘战舰担任警戒，不准任何无关的船只靠近作业区域。我在“沪救捞3号”上面住过几天。入夜，海上一片漆黑，可是东面方向，很远很远的海面上空，却可见到一大块略带红铜色的扁平光晕，这不能不令人感到吃惊，台湾离开这儿至少有几十海里远呢，城市密集的灯光居然将天空都染红了！
白天，只要风浪不大，潜水员们抓紧时间轮番下水，将海底阿波丸上的物资捞上来。捞得最多的是锡锭，白亮亮的锡锭，每块三十七点五公斤，一个夏季少说也捞上来成千上万块。还有桶装橡胶，在海水里浸泡了数十年，据说质量也未有大的变化。传说中的黄金、白金、钻石等等并没找到，不过，光是捞上来的锡锭、橡胶，用于抵消浩大的打捞费用也足够了。总之，这肯定不是一桩亏本的买卖。
九月中旬，台湾海峡风高浪急的季节到来了，救捞船坚守到最后一刻撤离作业区，躲到娘宫锚地避风。等了多日，风浪仍不止息，今年的海上作业不得不到此画上句号。二十三日，按计划全体救捞船这一天将离开平潭驰回上海。谁知气象台预报午后将有十级大风！别的船舶只能等风头过了以后再动身了，可是“沪救捞3号”不愿等，不是说这是一条世界上最先进的全天候救捞船么？正好试试么！我能理解船员们的心情，来平潭已经半年了，谁不想早一点回家啊！我也乘这条船回去。下午三点半，“沪救捞3号”起锚开航。风浪确实很大，船头顶着呼啸的烈风向北挺进，汹涌的大浪高高腾起，一直扑打到顶层驾驶室的玻璃窗上。所谓全天候，就是说在设计上不管遇多大的风，船体不管怎么摇晃，都不会沉没，不过，越是抗风力强，并不是不摇晃，而是晃得更厉害呢！傍晚，船体以S形大幅度扭摆起来，很多船员都晕船躺倒了，有些当班的船员一面呕吐，一面硬撑着上班。我扶着楼梯栏杆，跑到驾驶室去看看，那里有个风速仪，只见风速已达到每秒25～28米，听说这相当于十一级狂风了！还算好，几个小时后，闯出了狂风的势力范围圈，风浪渐渐地小下来。第三天上午，船驶进黄浦江，系上了江中浮筒。局里党政工团四十多位领导登船迎接。一顿丰盛的午餐之后，各各离船回家。




十一．复旦圆了我的“大学梦”
这一年的十月十二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决定恢复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的制度。一个多星期后，新华社正式发表了这一消息。听到这一喜讯，我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想了多少年了，几乎已经绝望了，忽然，山穷水尽，柳暗花明，一个机会出现了，怎不令人眼前一亮！我不能放弃这个机会，我一定要报名参加高考！
十二月份就要举行考试，备考的时间短得可怜。不过，我想没什么好抱怨的，这一机会对所有人都是均等的，临时抱佛脚，当然也要突击一下，关键还是看你平时的积累、内在的实力。文科要考四门：政治、语文、史地、数学。理科还要考理化。对我来说，只适合考文科。我最薄弱的环节也就是数学，毕竟只读到初中毕业，没学过高中数学。我找来了高一至高三的数学书，独自琢磨，说实话，很多都看不懂，最后囫囵吞枣，强记了几个数学公式，希望碰巧或能对得上号。初中数学，大致复习了一遍，估计问题不会很大。至于政治语文历史地理，重点在地理上花了点功夫，政治搞了这么多年，用不着复习什么，历史在注释法家著作时已有一定接触，语文么，无非写篇作文，似乎也没什么要准备的。
填报志愿时，我小时那种自视甚高的老毛病又犯了，要读就读最好的学校，考不取干脆拉倒。十多年前读上中时，我最想进的高等学府是北京的清华大学。但此一时彼一时，我已和女友在数月前登记结了婚，新婚伊始，就把妻子抛下，未免说不过去。那就考本地的大学吧，上海的大学，公认拔头筹的是复旦大学，可填三个大学，我就只填了复旦一个。专业选择上，我填了两个，第一经济系，第二中文系。我想，“文革”结束了，百废待兴，发展经济是首要任务，希望我能在经济领域里为国家人民多做点贡献。又听说经济系对数学考分有较高要求，万一不行，退而求其次，就读中文系，以后当个作家也好么。
到了考试那两天，果不出所料，数学考得不咋样，考题中约一小半出自高中数学，基本上都对付不了。考得最顺当的是语文，作文题目《在抓纲治国的日子里》，我略加思索，就以参加“七七一三工程”的经历为蓝本，以一位我熟悉的潜水员、劳动模范马玉林为模特，写了一个为筹备召开“工业学大庆表彰会”，去台湾海峡采访潜水工程队长的故事，到了现场后，办公室、宿舍等处都找不到他，但听别人介绍他如何如何身先士卒、苦干实干，文章的高潮是在结尾，当我终于找到他时，他从海底上来正在潜水舱里减压，透过玻璃观察窗，只见他身体斜躺，手里捧着一本小册子，就着潜水舱里的灯光，聚精会神地在阅读，我仔细一看——那是华主席有关“抓纲治国”重要报告的单行本！这一戛然而止的结尾，就将作文的题目给“点”出来了！我真要庆幸自己能有机会参加七七一三工程工作，为我提供了一个如此生动而又难得的作文素材！后来听说，这篇作文得了高分，在上海高考作文得分中名列第二。考分第一的作文曾被上海报纸刊登过，好像说的是一个仓库保管员的动人事迹，见报以后，报社接到读者投诉，反映那篇作文是抄袭了某文艺刊物上的一篇文章。其实我自己心里也明白，以中国之大，文才出众者大有人在，上海更是个藏龙卧虎之地，我这篇八股气很重的作文能得高分，可能是在题材的新颖别致、独一无二上打动了阅卷老师而已。
参加完高考后，日子又恢复了往日的循环，依然是每天上班下班，依然在忙着揭批啊、跑基层啊、写材料啊那些事儿。到了七八年春节前夕，高考入取通知书陆陆续续发了出来。我没拿到。心里有点失望，但也没绝望，只要高考这条路没堵上，下一次还可考，还考复旦。
三月下旬，七七一三工程指挥部点名要我去，仍要我全权编写《工程战报》。可能催得紧，局办将飞机票都为我办好了。这还是我有生以来头一次乘飞机，从上海虹桥机场登上一架苏制伊尔飞机，机舱内有数十个座位，没坐满，在空中飞行的时候，机身不断颤抖，发出咯咯咯咯的声响。透过舱窗，见空中白云绵亘，翻腾涡旋，似一大片雪白的海洋，景象十分壮观。经两个小时二十五分钟飞行，抵达福州机场。乘民航班车进市区，入住塔头海军招待所。次日一大早起身，中午赶到平潭，马上就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去。
四月七日，下午四点，工程指挥部通知我，接上海局组织组来电，我已被复旦中文系录取，定于四月七日报到，局里已向复旦做了说明，要晚到几天，你可交接一下，回上海读大学去吧。原来，不久前教育部和国家计委联合发出一个通知，决定从一九七七级新生起，试行招收走读生，以此增加高等院校的招生名额。去年底的高考，我总分已达到复旦录取标准，但数学考分偏低，未能越过第一志愿经济系的门槛，现在扩招走读生，因我作文考分高，中文系就把我收编过去了。在指挥部，我住的宿舍紧挨着局党委书记朱子龙的房间，晚上，他依依不舍地对我说，通过揭批查，造反派都下去了，眼下局里正是用人之际，真不想叫你走，可也拦不住你。你是带薪上大学的，毕业以后，一定要回来啊！我很为他的这番直白而感动，平时我也能体会得到这位老干部对我的赏识之心。反正是带薪读书，毕业后回原单位也是政策规定的吧。
我赶回上海，去复旦报到的时候，比旁人晚了一个星期。进校以后，听说“文革”后的这头一次高考，全国有五百七十万人参加，录取比例仅有百分之几，真称得上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最终能以走读生资格进复旦，更应该说是十分幸运的。全班连走读生在内共七十人，来自全国各地，同学之间年龄跨度很大，六六届高中生已三十多岁，有的已经是一两个孩子的爸爸，而应届中学毕业生才二十出头！照道理来说，在校学生是不该抽烟的，可是学校老师对这批大龄学子大都网开一面，下了课，有的同学甚至递烟给老师，一起吞云吐雾，其乐陶陶。令我喜出望外的是，当年跟我一起出门去全国各地“大串联”的唐代凌，这回又跟我成为同班同学了，此外，还有陈苏宁、吴基民、吴惠源、邹毅四位上中校友，也同在一班。复旦是面向全国招生的，仅一个班级里，就有六个来自上中的同学不约而同走到一起来，想想还真不能让人轻易忘却在上中度过的那段岁月。
复旦大学前身，是中国近代知名教育家马相伯（1840-1939）于一九〇二年创办的震旦学院，因遇到一些纠葛，三年后马相伯得于右任（1879-1964）之助另起炉灶办了所复旦公学，其校名亦采纳于右任的意见，用了《尚书大传·虞夏传》中《卿云歌》里的“复旦”二字，隐寓恢复震旦和复兴中华古代民主的双重含义。《卿云歌》原为虞帝舜大宴群臣百工时的集体唱和之作，其歌词曰：“卿云烂兮，乣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其意是对五帝禅让制度的歌颂。据说舜唱完《卿云歌》后，叹息道：“时哉夫，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中华民国早期曾两度将《卿云歌》定为国歌，结尾加上了舜的感叹语：“时哉夫，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
我刚进复旦时，并不知道当年的复旦校名，曾如此紧密地跟近代国家命运和诉求民主政治联系在一起，只听到官方的解释，除了字面上表达的意思外，无非是说其既寓有恢复震旦之意，又含有自强不息之意等等，更无从知道《卿云歌》还曾经被用作中华民国的国歌呢。进校时，校长是我国著名数学家苏步青（1902-2003），党委书记是“文革”前曾任华东局宣传部长的夏征农（1903-2008），中文系主任是著名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专家朱东润（1896-1988）先生。
我进复旦不到半年，儿子就出生了。妻子刚满五十六天产假，就天天抱着婴儿挤公交车上下班。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不得不每天一放学就骑自行车回家，买菜，做晚饭，夜里还要睡眼朦胧地给儿子换几次尿布，第二天一早再骑车去上学。复旦位于上海东北角，我住上海西南角，骑车斜穿整个上海市区，路上要骑整整一个小时。等我坐在教室里听课的时候，有时眼皮会不由自主地耷拉下来，我就尽量坐最后一排，别让老师和同学看到我上课犯困的窘相。
跟以前中学时代比，复旦课堂上的气氛还算是比较开放和活跃的，放学以后，也大都由学生自由安排，很少有作业要占用课余时间的。闲暇之时，我曾进入中文系的资料室，翻阅过五六十年代的《人民日报》、《解放日版》等党报党刊，当我头一次看到五八年的一张张报纸上，很多是在头版，堂而皇之地刊登着亩产粮食几万斤“放卫星”的消息时，受到的震惊，不亚于七一年听到林彪“仓皇出逃”时的那种惊愕，我想起自己小学两年级时拾废铜烂铁“大炼钢铁”的往事，你不能要求一个八九岁的孩子明了国家大事，可你们都是明了事理的成年人啊，难道你们连最起码、最简单的常理、常识都不顾了么？我有一种悲愤难言的感觉，真想找个没人的地方大哭一场……惟愿“文革”以后能痛定思痛，不要再用如此严肃认真的态度来做如此离奇荒唐的事了……
复旦也有墙报，我们班级的墙报，是办在男生宿舍走廊墙壁上，将老师认为比较有特色的作文、作业，张贴出来，供同学之间互相学习借鉴。进校不久，最引起轰动的，要数卢新华写的《伤痕》，一传十十传百，不少其他班级的同学也赶来看，觉得小说写得很感动人。后来，八月份的《文汇报》全文刊登了这篇作文，社会影响很大，全国各地许多读者给卢新华写信，或表示支持，或表示同感等等，大量信件涌来，卢的宿舍里堆了一大堆，他自己忙不过来，还请同学帮他收信拆信。因着这篇小说，卢新华一夜成名，成为“文革”后中国作协首批吸收的会员，还去北京参加了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卢进复旦前就是中共党员、复员军人，毕业时被分配进《文汇报》工作，没几年辞职经商，而后去美国闯荡，获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文学硕士学位，曾进赌场当发牌手挣了不少钱，但其最钟情的仍是文学创作，前些年有一次回国还送了本新著《紫禁女》给我。
若论作品的思想深度来说，周惟波、董阳生、叶小楠联手创作的独幕话剧《炮兵司令的儿子》，显然更有份量一点，剧本讲述的是一位工人家庭出身的复旦学生，冒充炮兵司令的儿子，四处招摇撞骗而屡屡得逞的故事。这个故事，明眼人一眼就可看出，里面有个被骗上当将轿车借给骗子的老干部，就是以夏征农为原型的。这部话剧由复旦剧社演出之后，在校内外引起巨大反响，《文汇报》上好像还打了一场笔战。夏征农不久就调任上海市委书记了，而且分管文教，他明知这部话剧是讽刺自己的，但却以中共高干少有的宽容心呵呵一笑，听之任之，不加干涉。夏老此时年已七十六岁，又活了近三十年，至一百〇五岁高龄才安然去世，跟他怀有这么一颗豁达开朗之心无不关系。
《炮兵司令的儿子》执笔者是三人中最为才气横溢的周惟波，复旦毕业后进《上海文学》杂志做编辑，曾为同班同学汪乐春编辑的《生活周刊》，主持过一个《现代冲击波》专栏，发表过许多观点前卫、笔锋犀利的好文章，在上海滩上名气很大。可惜天妒英才，前些年才五十七岁就患白血病去世了。董、叶两位毕业后先后去了美国，好久没听到他俩的消息了。
我在墙壁上也贴过几篇小文章，有一篇是读茅盾（1896-1981）“文革”后自编评论文集的读后感，我注意到在“文革”虽已结束、但“反右”尚未正式“平反”前，确切说是七八年二月，茅盾在为这本评论集所写的“前言”里，用很大篇幅，自我标榜当年对何直（即秦兆阳，1916-1994）《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一文所做的批判是如何积极正确，认为“苏联的修正主义文艺理论泛滥成灾，这股黑风，在我国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以前，也刮到我国，何直的文章就是在这样的影响之下产生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这篇文章成为何直被打成右派的两大罪状之一，从此这位三八年到延安、四一年入党而又不肯随俗的作家被发配广西，生活潦倒二十多年。但在不久中央宣布对“反右”予以“平反”后，茅盾就赶紧重印这本评论文集新版并将那篇充分肯定“反右”的“前言”抽掉了。其实茅盾比起郭沫若的媚骨来，要好多了，可经历过“文革”非常年代的茅盾尚且如此，让人不能不对中国当代文人数十年来一以贯之的跟风习气感到悲哀。
有一天傍晚，在学生宿舍里，我看到张唤民拎着一台老式录音机从门口走过，我就随口问了一声，唤民，录啥呀？他说，留学生有邓丽君（1953-1995）的音乐，借了个录音机，拿来听听。过一会儿，我就听到有节奏委婉的女中音顺着走廊飘荡过来，我循声而往，只见对面一间宿舍房门半敞着，里面已坐着好些同学，无人发出一点声响，都在全神贯注地听歌。这是我一生中头一次听到邓丽君的歌声。说实话，我从来没听到过这么动听的歌曲，也从来没听到过这么甜美的嗓音。几十年了，无论何时何地，响彻耳畔的，多是些慷慨激昂如《社会主义好》、《团结就是力量》之类的“革命歌曲”，即便是《洪湖水，浪打浪》、《唱支山歌给党听》等少数所谓的抒情歌曲，一般也难以摆脱某种教条色彩的桎梏。而此刻正从这台老式录音机里传出来的《月亮代表我的心》：“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真，月亮代表我的心……”那么清甜柔美的嗓音，那么情意绵绵的歌词和曲调，似有一种无法抗拒的魔力，将你内心的最深处深深地打动……第二天，张唤民告诉我，昨夜他们宿舍里放了整整一夜邓丽君的歌，太好听了，个个一夜未眠，个个如痴如狂、如呆如醉……
时至今日，尽管《唱支山歌给党听》等革命歌曲仍常在中央和地方各级电视台播放，而邓丽君唱的歌早已超越种种障碍传遍了大陆各个角落。令人惋惜的是，邓丽君本人在十几年前已经永远地逝去，只给这个世界留下她那不朽的歌声，和人们对她不尽的怀念。
在复旦四年，我因家务羁绊，兼之对所学专业兴趣不是很浓，常常一放学就骑上自行车溜回家去了。只有期终考试前两个星期，我才天天住在学校里，自己为自己加压，突击补习功课，以保证各科考试时能过得了关。还算好，各科成绩基本中等略为偏上，最低的一个分数，是我在党史考试考卷上对毛主席和华主席说了几句无伤大雅但多少有点不太恭敬的话，结果得了个三分，恨得我在心里将党史老师狠狠骂了一通。总的来说，大学阶段，我在班级里显得比较低调，不怎么引人注目。但我也曾大大地出过一次风头，很久以后，有的同学还不能忘却，说我那次真的把他们给镇住了！
那是在一个下午，课间休息时，几对同学不知咋的心血来潮，玩起了掰手腕。陈福康跑到我跟前说：“来，咱俩也掰掰手腕！”我说：“你掰手腕在班级里排名第几啊？”他说：“名次没排过，不过你别小看我，肯定是在中等以上的。”我说：“我不跟你掰，要掰，我要跟你们排头一名的掰！”陈福康一听这话大叫起来：“好哇，你这么小看我啊！喂，大家听着，陈晓东公然挑战第一名！王维呢？叫王维来跟他掰！”王维是班级里公认的大力士，一看就是一副运动员的身胚，好像在什么举重、摔跤比赛中得过名次的。王维摇头说：“不行不行，我是俞指导的手下败将，他才是我们班级的冠军！”俞指导也是老三届，下过乡，身材长得很壮实，“文革”后期以工农兵学员身份进复旦学习，毕业后留校当了政治指导员，他有时也跟我们坐在一个教室里听课。同学们一看有好戏可看，都哄叫起来，撺掇着叫指导员给挑战者一点颜色看看。于是俩人隔着一张课桌坐下，开始较劲。俩人的手一搭上，我就感觉到了，他不是我的对手。我不想让他太丢面子，一开始任凭他涨红脸哼哧哼哧使劲，我只是屏住不动，然后我手腕手臂同时一用力，一下子就把他给撂倒了。“呴！呴！……”同学们都欢叫起来，他们显然想不到，一个看上去身体文弱的瘦高个，好像弱不禁风的样子，居然不动声色地打败了体壮如牛的头号种子！其实我自己心里有底，我虽从小体弱多病，但天生力气大，尤其臂力超群，若论掰手腕，读小学时全班第一名，读中学时保持不败纪录，到农场奶牛场后，跟最强的对手对垒，打了个平手，而对方的体重、臂粗起码超过我四分之一。若没这点底气，我哪敢说这种大话让自己当众丢丑。但由此也可看出，此时的我，骨子里还是傲气凌风、锋芒毕露啊。
陈福康对现代文学很有研究，尤其专研鲁迅，我跟他在注释法家著作那阵子就认识了。他在复旦毕业前一年，就考取了现代文学研究生。研究生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公共语文，仍钟情于挖掘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种种边边角角，时常有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面世。
王维除了擅长举重、摔跤运动，在音乐、语言上都很有天分。毕业分配，他分到市委宣传部办公室工作多年，偶尔同学见面，他总是两手一摊，抱怨自己工作上怎么怎么忙。前些年听说他调到市委宣传系统党校，担任副校长一职，不知现在退没退休或依然在忙个不停？
中国传统的科举制度，虽然不无弊端，但考场大门对所有人都是开着的，这毕竟为贫寒之士走“学而优则仕”的路提供了相对比较平等的机会，而朝廷也由此把握了一条不问门第、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的通道。“文革”后邓小平力主恢复高考，固然是出于国家培养和选用人才的需要，而在其实行中，也确实为各阶层尤其是底层有识才俊依靠个人努力来改变现状打开了一条通路。我家兄弟四人，“文革”结束后全都通过考试而走出了原先的困境。我哥哥以一个钢铁厂冷轧工的身份，高分考入上海交通大学电子计算机系，他的数理化总分在上海前十名之内，毕业后从事船舶设计编程等工作，评为高工，一直干到退休仍在为国家贡献余热。我的两个弟弟继我之后也都被分配去上郊农场，“文革”后通过考试，大弟考进上海财经大学，小弟考进上海海运学校，毕业后工作了一些年头，先后去澳大利亚留学，直至在这个南半球最地大物博而又人口稀疏的美丽国家定居下来。




第二部 康办十载

十二．不是党员进入了党的最高机构
大学时光过得很快。转眼到了八一年秋季，“文革”以后首批招收的大学生，因为是七八年春季入学的，此时已进入最后一个学期，每个学生毕业后何去何从，被提到学校议事日程上来。有一天，中文系负责我班毕业分配的叶老师约我谈了一次话，他开门见山对我说：“你原来的工作单位正式派人持函到我校来过了，想把你要回去，说是对你的工作安排都已考虑好了。我们学校的想法嘛，你未必要回原单位，根据你的情况，我们会把你分到比较理想的单位去，如果你觉得不满意，到时候再回原单位也不迟，你看怎样？不过，你们是文革后头一批大学毕业生，国家很重视，毕分方案是不差的，相信你也会满意的……”
分配去向张榜公布了——我被分到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即在上海被许多人称为“康办”的那个地方，这也亏得发生在文革中的“康平路事件”，才使许多上海市民知道了，在那条极为僻静的小路上，那个有解放军日夜把守的大门里，才是货真价实上海市最高领导机构所在地。全系就这么一个“康办”名额，似乎是公认最好的一个名额，居然落在了我的头上。跟我同一宿舍的吴惠源捶了我一拳，大呼小叫道：“老兄，祝你鸿运高照，步步高升，康办可就是上海的中南海啊！”我一下子有点惶然，无言以答，班级里学生党员不下十来个，康办是党的领导机构啊，怎会让我这个无党派人士进去呢？叶老师好像看出了我的疑惑，意味深长地对我说：“市里来挑人时就有言在先，首批选拔大学生进市委机关工作，标准是严格的，考虑到‘文革’的特殊情况，不一定非要党员不可。你去那里，放心大胆地工作好啰。记住，以后别高高在上，别忘了把你输送出去的母校啊！”
全班七十多个同学，分配去向主要三个方面。一是本市及外地各级党政等机关，如唐代凌分到市府教卫办组织处，陈静英、屠颖颖分到市妇联宣传部、福利部，王伟市委宣传部办公室，吴基民市委统战部办公室，李小棠市政协文史组，陈苏宁市财政局办公室，孙进市高教局办公室，王兆军北京全国最高人民法院，苏玲北京市总工会组织部，李光北京市司法局，杨德华北京中央党校教务处，易桂鸣广西团区委办公室，等等。二是跟中文专业较为搭界的文化单位，如徐克仁《新民晚报》文化组，倪镳上海少儿出版社，卢新华、郦国义《文汇报》文艺部，陈可雄《文汇报》驻京办，李志勇北京新华社对外部中文组，张胜友北京《光明日报》总编室，李辉《北京晚报》文体组，张锐甘肃《飞天》编辑部，杜建国湖北文联《长江》编辑部，何昌宇四川人民出版社，胡文佩山东人民出版社，等等。三是留校及其他大专院校的，留校的有王群（党委办公室）、陈思和（当代文学研究室）、张兵（《复旦学报》编辑部）、周斌（现代文学研究组）、颜海平（文学理论教研组）等，其他院校有：陈晓明上海外语学院汉语教研组，张宗原华东化工学院语文组，朱迎平上海财经学院汉语教研室，胡平江西师范南昌分院，刘东山福州大学语文组，等等。部队来的尹学龙、陈吉福、谭建、周章明，仍回部队系统。孙乃修、梁永安、余学清入读本系研究生，王贻梁考取了历史系研究生。还有一位徐国民，毕业前夕就去美国留学了。
按社会上普遍的认同感来说，这样的分配去向，应该说是相当不错的了。
八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星期四，农历正月初四，春节刚过，我就去康办上班了。白色通知单上写着的地址是康平路一百六十五号。一四五、一四七、一四九……我沿着康平路高大的篱笆围墙边走边数号，走到一百八十一、一百八十三号了，黑色的竹篱笆密集厚实，根本没有缝隙可望见里面，也仍然没看见要找的一六五号。也许，刚才走过的那道由荷枪实弹解放军把守着的大铁门，就是这个号了？我回过身来，看到有人正往大铁门里走，到门口停下，拿出一张白色纸片，交给岗勤查验，然后，被允进入……我从上衣口袋里取出白色通知单，攥在手里，向大铁门走去。一位军纪端肃、面部没有任何表情的解放军战士，上前一步拦住了我，我将手里的白纸片递给他，他仔细看了看，还给我，后退半步，以目示意，我可以通行了。一切就像做梦一样。我松了口气，就这么着生平第一次迈进了这道曾经令我敬畏、也令许多上海市民倍感神秘的大铁门。
走进去后，迎面是一道丈许高的树丛，平时从康平路上走过的行人只能看到这道天然屏障。绕过树丛，顿觉别有洞天，仿佛来到了一个小公园，那高大挺拔的雪松、玉兰、水杉、香樟，郁郁葱葱，那由一圈冬青环抱着的天鹅绒草坪，平整如毯，还有各种我叫不上名儿的花卉，嫣红姹紫，争奇斗艳。农历节气大寒刚过，天气犹冷，但这院子里生机盎然的花草树木，已让人感受到一股早来的春意。我简直不敢相信，难道我以后就天天来这么美丽幽静的地方上班？
但我必须承认，院子并不像我原先想象中那么大，一些房子的灰黄外墙涂料已显得斑驳脱离，比我想象中要陈旧得多。按照白色通知单上的说明，我走进了一幢四层楼的平顶建筑物——这就是“小礼堂”了，里面暖气开得很足，底楼会议室里，已有不少人坐在里面。地上铺着厚厚的大红地毯，绿色大窗帘将窗户遮得严严实实，吸顶灯投射出柔和的光线。会议开始，市委第二书记胡立教做有关上海开展党风调查的动员报告。以前我只是从报纸上看到过他的大名和照片。只见他中等身材，体格强健，脸色红堂堂的，声音十分宏亮。他自我介绍说，他已六十八岁，过去在中南海工作时天天跑步，现在每天早晨仍坚持跑步二千五百米，从不感冒也从未住过医院。
过了一天，分组学习市委去年底召开的组工会议三个文件。我担任记录。忽然，有位市委组织部的女同志跑来找我，悄悄把我叫到门外，说是有关领导认为，我以非党员身份去搞党风调查不太合适，决定改派我和另一位大学生去团市委搞三个月青少年问题调查研究。我问她什么时候去团市委办报到手续？她似乎以为我误解了她的意思，赶紧向我说明，去团市委是暂时的，我的工作关系仍挂在市委组织部。至于团市委那里，今下午就可去接头。她还叫我千万别有什么思想负担。“思想负担”？经他这么一说，倒是提醒了我，是呀，我这个非党分子要是真的掺杂在一大批党员中间去调查党组织的内部情况，没准倒真会背上什么思想负担呢。
下午，我和师院中文系毕业的李文军一道去团市委，他年纪比我小，跟我一样，也是个党外布尔什维克。团市委坐落在热闹的陕西南路上——这幢很有特色的小洋房，今天已改为“马勒公寓”。团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吴中海十分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说是市委组织部已跟他通过电话，决定让我们去“上海市青少年问题研究所”工作一段时候。他介绍说，这是团市委和社科院刚成立的一个部门，所里的负责人都是由团市委派出的。他把我和李文军领到二楼一个狭长的房间里，交接给青少所副所长郭真女士，所长金志堃刚好出去了。郭五十出头，长得胖乎乎的，初次见面，给人印象不像个做研究的学问家，倒像个慈祥可爱的老妈妈。市委机关办事效率还不赖，上午通知我来团市委，下午到这里，不仅我和文军的办公桌都已搬来，就连交给我俩的研究课题都已考虑好了，叫我搞青少年犯罪问题调查，交给文军的是青少年待业问题。
青少所原先交给我的课题，肯定要跟许多青少年犯罪分子打交道，我觉得挺新鲜挺带劲的，可是刚看了几天材料，所长金志堃要我参加他担纲的重点课题“青年中社会思潮问题”调研，只好把犯罪问题扔下了。所谓“社会思潮问题”，是个十分含蓄的名词，其真实的含义，似乎是指有别于官方正式理论的一些政治观点，其代表人物与主张，好像就是青年中的“持不同政见者”了。青少所专门给市委宣传部打过一个报告《关于研究青年中社会思潮问题的请示报告》，说了一通冠冕堂皇的套话后，写明“鉴于非法组织、非法刊物虽被取缔，但仍有极少数青年还在进行秘密活动。而这次调查又要广泛接触一些代表性人物。……在实际工作中仍有可能产生与公安部门和有关党委工作不协调以至发生误会的情况，如发生上述情况，希望有关部门及时同我们联系，也请市委宣传部把我们这次研究工作的目的、要求和工作方法告诉有关党组织，以便协调地进行工作。”市委宣传部（82）第七号文件批准并转发了这个请示报告，这样，青少所为开展这个相当“敏感”的课题找到了一顶保护伞。
有一份本市公安部门有关这些“代表性人物”的“内控”名单，多达三十几人，分布于学校、工厂、商店、菜场等各方面，其中以大专院校为多，如交通大学的陈乐波，上海外贸学院的秦林山、华东师范大学的张豪、华东政法学院的周卫良、何春华……等等。因为多年来我在政治上的淡漠，对名单上那些人我基本上一无所知。令我吃惊的是，我的同班同学张欣，竟然也名列其中！在我印象中，张欣是个思路敏捷、为人正派的人，他对经济很有兴趣，复旦校刊上曾发表过他探讨工业中集体所有制形式的文章。毕业分配名单公布后，同学们都各奔东西了，只有他迟迟未被安排工作，原来是为了这个原因！
根据青少所的安排，我先后和俞啸云、陈小亚等结伴，走访了内控名单中的一些人，这些人目前的处境都不太妙。有个在“明月”皮鞋修配店里干活的胡可师，曾在七九年编过油印刊物《海燕》，前两个月刚从班房里被放出来，身材瘦削的小伙子，鼻梁上架着副眼镜，不像个已干了八年修鞋活的皮鞋匠，倒像个斯斯文文的教书匠。他对于前几年参加“民主运动”并不后悔，认为编印《海燕》也不违反宪法。他当时满怀忧国忧民之心，办民刊，发表演说，一个重要内容是批评华国锋，拥戴邓小平出山，但后来，那一批人都成为政治需要的牺牲品了。
曾当过单位总支副书记的练增民，三十多岁，因去人民广场参加民运而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现在单位里当工人，开搅拌机。他对于自己当年的行为也不后悔，但对社会的认识更理性了，最大的苦恼是不能被别人理解，同时对家人造成了负面影响。
在上海百货供应站上班的俞清霞，一位出生贫寒，喜爱文学、国画和书法的女才子，曾在淮海路上以“秦双月”的笔名张贴过自己的几篇小说，其立意未必在卢新华的《伤痕》之下，但她的作品被划入“街头文学”范畴，其命运跟卢新华也就天壤之别了。
张欣不在走访名单里，但我想我不能对这么一个同窗好友落难坐视不救。我独自一人，悄悄地去哈尔滨路他家里看望。我不敢把看到的“黑名单”直截了当告诉他，但我用最最明

白无误的语言，提醒他做任何事都要谨慎为上，能离开这里就尽快离开，尽快远走高飞，以免夜长梦多、节外生枝……张欣告诉我，他已被分到上海县农委，但他不想去，学校也没再来找他。他被分到郊区，显然跟他参与“青年经济研究会”有关。他不无伤感地对我说：“在此之前，我在淮海路上贴出有关经济改革的文章，轰动一时，结果引起公安注意。其实，我文章里的好多观点，今天已经是党中央采取的政策了，当然，有些现在还未实行。我是一贯主张‘非暴力主义’的，对于民运后期一些人闹事，我并不赞成。”眼下他正在争取自费出国留学的奖学金。几个月后，他获准赴美留学，行前还给我寄来一封告别信。后来他在美国奋力拼搏，攻下了经济学博士学位，在俄亥俄州立大学担任经济学教授。他有一年回国，听说我因得罪“圣上”倒了点霉，别人见了我都躲得远远的，他不怕受牵连，还送给我一个小红包，至今回想起来我仍感动不已。
我和文军在青少所待了五个月。七月中旬，接市委组织部通知，让我们正式去康办上班。我觉得青少所的空气还是比较宽松的，调研课题的选择也有较大自由度，说真的，若就在这里干下去，倒也不坏。
再次迈进康办大门，已是初夏时分，草木愈见葱茏，晴空亮日，绿树遮荫，大院里不见人影，比上回进来时更显恬静。在一幢空荡荡的小楼里，机关党委书记金国政已在等候我和文军。金五十多岁，曾经当过夏征农的秘书，为人十分和气。他和颜悦色地跟我们闲聊了几句，称赞我们在青少所表现不错，随即告诉我们，经请示市委领导，决定将我俩暂时调到“打击办”去工作。
两天后我和文军再去机关党委，金书记拿出一张已填好的介绍信，叫我们去宛平路十一号，到市纪委找瞿云宝同志接头，打击办目前就设在市纪委里面。我们找到那里，外面围墙很高，没有挂牌，门卫很严，也显得神秘兮兮的。进去后，找到了一幢淹没在绿树丛中的小洋楼，找到了在二楼办公的瞿云宝。我觉得瞿的脸很熟，好像在哪里见过。关于工作安排，瞿说，办里已经研究过，小李留在简报组，叫我去综合组。说完他站起身来：“我带你们到组里去一下，接个头。”
瞿将文军带进底楼一间办公室，叫我等在门口。过一会儿，他一个人出来了：“走，我带你去综合组。”他把我领出了小洋楼。
“综合组不在这里吗？”我问。
“在康平路一百四十一号。一百四十一号，你总知道吧？就是过去市委《党的生活》编辑部。”
其实我并不知道，只好不置可否地嗯了一声。
边走边说，很快就到了。这是一幢临街的花园洋房，柚木地板，蜡地钢窗，结构十分精致。门口也没有任何标志。瞿把我介绍给了简报组负责人老宓，就回去了。老宓叫我下星期一正式来这里上班。
真没想到，情况又发生了变化。星期一上午，我去康平路一百四十一号上班，老宓一看到我就说，瞿云龙来过电话，接到康办通知，叫我和小李马上去康办上班。他没说临时变动的原因，但从他吞吞吐吐的样子，不用说我也知道，党外人士去市委“打击办”也不合适吧。此刻，我想起了市委组织部那位女同志要我离开党风调查组时说的那句话：“千万不要有什么思想负担”。此刻，我倒真的有点思想负担了。既然这也不合适，那也不合适，当初又何必把我分到康办来呢？康办地位当然是不在调查组和打击办之下的，听说在这里工作的人，连驾驶员、炊事员、清洁工也没有一个不是中共党员的，既然这样，还有什么工作是能适合我这个党外人士干的呢？我心里隐隐有一种预感，今后在这里上班，不会一帆风顺的……
机关党委金书记依然和蔼可亲地跟我和文军谈话。他说经请示市委领导，考虑到市委办公厅研究室的工作任务比较重，决定让我们去那里工作，不必去“打击办”了。说毕，他打电话把研究室支部书记汪庆祥召来，叫他带我们俩去研究室上班。
汪支书年近五十，个儿中等，圆脸方腮，看上去挺厚道。后来听说他曾经是马天水（1912-1988）的生活秘书，“四人帮”以及在上海的干将“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倒台后，他因为检讨深刻、态度诚恳，被康办留用下来。汪带着我俩在研究室的各个办公室转了一圈。研究室一共十几个人，分三个小组，一组负责编写简报，二组主要联系经济口，三组主要联系文教政法口。李文军被留在一组。把我领到三组留下了。
从今天起，我算是正式进康办上班了。




十三．在文山里攀登
康办大院里，中间竖立着三幢并列的老公寓，楼高五层，一梯两户，底层一半是车库，一半被行政处堆放东西用，等于是个储藏室，二楼以上住人或作办公室。西面一幢，驻着研究室一组，还有市区处、汽车队；中间一幢为机要室、档案室专用；东面一幢，顶楼为研究室二组、三组所用，四楼住着汪道涵（1915-2005），两套房间中间打通，三楼住着夏征农，他和妻子方尼住一套房间。
汪支书把我领到东面那幢楼的五楼，那是三组所在地，有吴烈雄、叶佳焕、田作勇、郭玉萍四个人在静静地办公，那就是当时三组的全部人马，组长老宓，调去“打击办”工作，前几天和今早我已见过，他后来再也没回来。吴、叶年纪都有五十了，田四十来岁，郭是唯一的女性，也最年轻，看上去比我还小几岁。汪支书走后，吴、叶、田都趴在自己桌上忙各人的事去，办公室又恢复了先前那种极度的安静。小郭不知从哪里搬出一大摞材料，堆放在里间办公室一张很大的写字桌上，笑吟吟地对我说：“这张桌子现在没人用，你就用这张桌子好啰。这些文件材料，都是我们组里的，你先随便翻翻，熟悉熟悉，看完了，我再帮你拿，或者你自己直接去柜子里拿也行。这儿的都看完了，还可以到研究室总部去看，那里各种各样文件材料还要多。反正，你到这儿来工作，这里的材料都能看，在我们内部是没有什么限制的。”
我一向不善于跟异性打交道，此刻在一个全然陌生、甚至有点莫测高深的环境里，面对这么一个风姿绰约的女性，我傻呆呆地站着，显得有些手足无措了。她似乎看出了我的窘相，落落大方地对我说：“你来这里工作，不必过于拘束，先看看材料吧，慢慢就会习惯的。”听小郭这么一说，我那十分紧张的情绪才松弛下来。
小郭回自己的办公室去了。我在写字桌前一张宽大的乌木扶手椅上坐下来，开始翻阅那一大堆材料。说实话，这辈子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来自各方面反映各种情况的材料，觉得十分新鲜、刺激。这些材料跟报纸上那些光报喜不报忧的官样文章不一样，反映的有些问题还挺有分量。这些材料的第一页上，一般都印有“机密”、“内部资料”、“内部参考”、“供领导参阅”、“请勿外传”、“注意保存”等字样，末页注明发送对象，一般发送范围都不大。
俗话说“文山会海”，是形容机关里文件多会议多。大约有十来天时间，我天天在文山上滚爬。各种各样的文件简报，上午看，下午看，一开始看得津津有味；看到后来看得头昏脑胀、双目发酸；再看到后来，新鲜感慢慢减退，觉得不少材料也不过尔尔罢了。上海有几百个局级单位，除了正式的请示报告，对于本系统发生的一些重大的或比较重要的事件，一般会通过内部简报的方式，报送直接和相关上级部门，而康办作为上海市最高领导机构，凡局级以上单位的材料，都通过机要交通局的一大帮子机要邮差送上门来，至于局级以下单位的材料，因为数量太多了，并不要求直接报来。内部简报主要是给上级领导看的，老话讲“家丑不可外扬”，发生在各单位内部的大大小小负面事件，除了瞒不住的，一般并不会在自家的内刊上自曝其丑。相比之下，新闻、广播电视等部门的内刊，反映各种社会问题就比较多，这也是在情理之中，报社电台有那么多记者到处跑，大量负面消息在报纸上不让登，有些就以内部渠道反映上去了。至于公检法的内刊，也以反映社会上的种种“不安定因素”居多，这正可证明其自身存在的价值，若是天下太平无事，人人安居乐业，还用得着那么多警察和狱吏么？
全市每天送到康办来的各种简报材料，加起来有十几万字，哪个领导有时间有兴趣看那么多东西呀？于是，这些简报材料先送到市委研究室，经过初读、筛选，再编印成《重要情况摘报》，一天一期，通常五六条消息，一两千字，然后送到市委领导的办公桌上。研究室一组主要就做这份工作。
对当领导的来说，他也需要了解治下的真实情况，光是通过看简报摘报，显然是不够的，于是康办派出一批联络员，直接到各系统了解第一线的实际情况，并以研究室编印的《情况反映》直接提供给市委领导参阅。二组、三组，就是干这个活的。三组的叶，联系教卫系统，吴联系文化宣传系统，田联系政法系统，小郭联系统战、外事、党群系统。
办公室很宽敞，正是夏天，房间里并不热。墙边放着一台老掉牙的华生牌电风扇，我将电源插上，扭动开关，它就吱吱嘎嘎地转起来，我估计这台老华生的寿命至少有半个世纪了。桌子上摆着个铜柱台灯，绿色玻璃灯罩，恐怕也属于三十年代老上海的产品。门、窗上的把手和活动插销，都是老式的黄铜制品，再用上几十年也不会坏。我坐的这张桌子，又大又重，颜色深黑，不知是不是红木的，反正也有点年头了。后来听说，这张写字桌以前是市委副书记杨士法（1917-2010）用过的。墙角有张陈旧不堪的布面沙发，想必也至少几十年了。卫生间里铺着泛黄的瓷砖和马赛克，搪瓷浴缸硕大无比，冬天供应暖气和热水，有时我下班以后就把浴缸放满水，舒舒服服地泡上一个热水澡。听说这房子以前叫爱棠公寓，解放前是洋人的居所，住着法租界里的有钱人。光阴难追，岁月留痕，这房间里的一切，都弥漫着一股雍容而又陈旧的气氛，令人感慨世道的变化无常。
站在办公室的窗口往南看，有四栋并排的两层楼房。不久我就知道了，那里面住着胡立教（1914-2006）、钟民（1910-1998）、赵行志（1917-2009）、陈沂（1912-2002）、陈锦华（1929-）、陈宗烈（1924-2001）及柯庆施（1902-1965）的遗孀。柯妻后来另给安排了住处，听说她丈夫于一九六五年去世后，死者工资她每月照领不误，整整领了十三年才停发，但已经领去的一大笔钱一分也没退出来。后来，柯妻及陈锦华、陈宗烈搬了出去，杨堤（1924-）、芮杏文（1927-2005）、***（1926-）住了进来。芮去京后，朱镕基（1928-）搬了进来。夏征农也从汪道涵楼下搬进了其中一套空着的房子里，他原先住的那套公寓房给陈至立住了进去。
在公寓的东面，有一幢三层楼的小洋房，那里面住着市委第一书记陈国栋（1911-2005）。文革后期党中央副主席王洪文曾在这里住过一阵子。苏振华来上海当第一书记时没住进康办，他住在茂名路锦江饭店对面，原作家俱乐部那幢白色圆顶大别墅里面，这房子今天已成为上海花园饭店的一部分。
一个人坐着看了十来天材料，对上海这座城市的方方面面，增加了很多了解，心里充实了很多。期间，曾叫我跟着叶，去市教育局、市经委、市工农教育委等处，了解本市职工教育的情况。叶后来写了一份关于本市开展职工教育情况的材料。他把稿件拿给我看，说是请我提提意见，我想不到这位人大毕业的调干生，字写得那么难看，就像上海话说的“蟹爬字”，文章写得更蹩脚，连标点符号都不会正确使用。真不知道这种水准在这么一个主要从事文字工作的部门怎么呆得下去。我稍稍帮他改了几处，不敢大动，大动伤筋动骨，就要重写了。后来听说，他是文革后期就在康办上班的，工作很积极，文革后审查清理时因为积极检举，深刻检讨，被留用下来。




十四．初涉上海文艺圈浑水
市委研究室主任蒋文杰，五十年代曾当过《新民晚报》总编，还当过柯庆施的政治秘书，是个很有见识和学问的人，前些年上海报纸上以“虞丹”之名发表的杂文，便出于他的手笔。不过他身体欠佳，我到研究室时，他大部分时间在医院或家里养病。
室里的日常工作由副主任陈扬主持，还有个副主任黄浦，不常来，后来调去市委组织部当副部长了。三组没个管事的，有时陈扬就直接给我安排一点任务。他曾叫我去市青年宫等处了解一下有关电视剧《喜上眉梢》的情况。这部反映婚事新办的电视剧，牵涉到陈其五（1914-1984）的儿子陈小蒙、陈冰浪、女儿陈巧巧，和夏征农的儿子夏小鲁等人，有知情人写信状告他们在拍摄过程中大吃大喝、乱发补贴的问题。我进行了调查，了解到电视剧内容本身没什么问题，拍成后，不仅上海台播出，陈昊苏还推荐给中央电视台买下播放，至于拍摄中乱花钱，估计陈家三兄妹一共得了一千元，也算不上太大的问题。我将调查结果写了个报告，直接交给陈扬，就算完事了。陈扬还叫我跟着吴烈雄一起跑跑文化宣传口，没多久，吴去市委党校学习，于是我就一个人挑起了联络员的任务。
所谓文化宣传口，按内部划分，大致包括市委宣传部、三家报纸（《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新华分社、广电局、电影局、出版局、文化局、文联（包括作协）、社科院、社联以及中福会等单位。反正没人管我，也没具体任务，于是我一有时间就往各单位跑，不仅仅跑局机关，还跑到下面的基层去。一开始我谁都不认识，去之前先打个电话，自报家门，到了以后出示一下康办的工作证，无处无不一路畅通。几个月下来，对上海文化界的方方面面，有了一些感性认识。
上海文坛在全国影响甚大，素有半壁江山之称，但在民国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和左翼文化运动中，派系林立、纷争不断。解放以后，在党一元化强力领导下，原来的各派各系从整体上都被整肃成“一面倒”的局面，但在“一面倒”内部，各种派系之争依然“剪不断，理还乱”，尤其是文坛耆老之间的恩恩怨怨，直到今日，明争暗斗，了无终日。
我曾经请市文联党组书记钟望阳（1910-1984）向我系统地介绍过今日上海文坛的基本脉络。钟身材赢弱，面容消瘦，待人十分和气，年纪七十，讲话有气无力，看上去已像个八十老人。他在三十年代上海以教员身份从事地下文化工作，发表过《小癞痢》等儿童文学作品。
这段讲话比较长，也免不了某种老年人的唠唠叨叨和颠三倒四，我略微做了点调整精简。

三十年代，我是搞地下文化工作的。我来文联没几年。后来我去了根据地，搞《淮南日报》。日本投降后，我回到新华社，扬帆问起我的工作情况，知道我还未分配工作，就通过华东局联络处，让我去山东临沂，在华东局社会工作部搞材料，杨是副部长。上海解放后，我调到公安局。后来夏衍说：“钟望阳过去是搞文化工作的嘛。”就这样，我又调到文化局，后来又调到音乐学院。
“文革”中，我被关了六年。粉碎“四人帮”后，一开始我未分配工作。现在才知道是华国锋的原因。那时文艺界很乱。洪泽叫我出来搞上海文艺界的工作。一九七七年五月，召开了上海文艺工作者大型座谈会，有千把人参加。会议是开得成功的，有团结的气氛。戴厚英也参加了座谈会，有人反对，说她是“造反派”人物。大家在“文革”中都受过迫害，这一点是共同的，于是提出要办自己的刊物。会议之后，就搞起了《上海文学》，那时的名称是《上海文艺》。大型座谈会之后，还开过七个座谈会，是分老中青召开的，讨论《上海文学》的出版等问题。巴金、郭绍虞都参加了，组成了一个编委会，约有十几个人。
【说到这里，钟望阳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子，翻过十几页后，找到了一份名单，接着往下说。】
编委会主任是巴金，副主任是我，编委成员有郭绍虞、刘金、任干、茹志娟、杜宣、孙峻青、沈柔坚、函子、芦芒、孔罗荪、肖岱、姜彬、李俊民，一共十五个人。各方面的人都有。市委是由车文仪、陈锦华分管此事。之前，有姜彬、芦芒、肖岱来找过我，反映过去作协的团结问题。关于事实，两方面谈得差不多。肖岱、丰村过去搞地下工作与我在一起，芦芒、姜彬在一起。事实上也有矛盾。后来发现，这些事反映的并不涉及原则性，大都是互相整来整去。主要是当时宣传部的问题，市委相信解放区来的作家，称为“解放派”，而对搞地下工作的作家，“地下派”，不够信任。后来发现，在文艺思想上也有不同。有一次陈沂开会，想解决团结问题，当时为《上海文学》上一篇反对官僚主义的文章，分成了两派。杜宣、孙峻青提出作协没有清查，文联也没有清查。事实上，文联当时没法清查，人都散掉了，再说我们也没人来查，当时只有七个人。后来，有人告到中央去。我们就给市委车文仪、王一平写了报告，认为告状是不对的。宣传部同意我们的意见。我在会上讲了一下团结问题，认为有“宗派”的提法不对。有人在会上说，《上海文艺》开办的前半年里，核心还是“帮刊”、“派刊”。我当即反驳说：讲这话的立场站到哪儿去了？是揭露“四人帮”的嘛。又有人说孔罗荪是“政客”，我说，从行动上看，孔罗荪还是好的。我点了姜彬的名，“文革”中他给徐景贤写过七封信。我又说，峻青是红卫兵。陈沂那天也无法解决。吴强与峻青当场吵了起来。陈沂批评我：“文联怎么搞的？”我对陈沂说：“两人吵架，你也没有办法。”现在还有这种情况。《收获》里的郭卓，“文革”中贴过几张大字报。
座谈会以后，我对姜彬说：还是留在《上海文学》吧。他口头上同意了，但人老是不来。后来他说我“排斥姜彬”。事实上，他的办公桌一直跟我的放在一起。现在，郭绍虞、刘金、任干也不同意那一方，但对我也有意见，任干是为了他的一个中篇我们未登。杜宣与芦芒、峻青很好。沈柔坚在文化局，不管文联的事。函子，在二师时与我是一起的。二派之争，那一派以杜宣、峻青、函子、姜彬、哈华为主。不过我对陈沂说过，“二派”之说没有根据，吴强是军队的，怎么也推到“地下派”一头去了？
大约在七八年，作协恢复，各协会恢复。我们是面面照顾的。从作协的召集人来看，有我、肖岱、姜彬、孔罗荪，孔罗荪不久调到北京去了，他对我说：“纠葛太多，非离开不可。”吴强是落实政策以后参加的。其他协会的召集人，也都是党员，都是王一平批的。开过十六个半天的扩大会，十五名编委都安排了，峻青还是副主席。恢复以后，我们再调人。哈华，文化局将复查报告给我看。我说，写信给毛主席不能说是反毛，是正常的，可以落实下来。哈华这人，我比较熟悉。峻青是《上海文学》编委之一，但从不参加编委活动，开会请他都不来。峻青过去生活上有问题。锦江的房子，连袁雪芬也说：“太好了，我不能住。”峻青却住了进去。最近，有二十一吨苹果从山东运来，要作协敲图章。后来查出，是峻青老婆的弟弟弄来的。我们给市纪委和中宣部都写过报告，但却不了了之。今年上半年，中国文联转信给巴金，还是苹果问题，依然没有处理。江苏体委，峻青常去那里，与一个搞武术的女的，有暧昧关系。江苏来上海调查此事，我们对此事并不了解。最近，江苏省里写信给我们，要我们进行教育。这些事要查查清楚。此人不太好。
一开始杜宣安排在剧协，他要进作协。党组会议上，我说四个书记要团结一致。杜宣提了吴强的意见，说是外事活动不找他。有一次接待美国女作家，名单上有吴强、杜宣，但杜宣的名字被划掉了。我说划掉名单的事我不知道。
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后，陈沂说文联党组要加强。我说八个人已够多的了，要开个会都开不起来。人常到不齐，有的人没兴趣，贺绿汀、袁雪芬都是不管事的。但党组还是增加到十四个人，名单并没征求意见。
【钟说到这儿又住了口，又掏出那个小本子，翻到十四人名单。】
是八〇年三月十五日，宣传部批下来的，共十四人：钟望阳、冯刚、吴强、杜宣、姚时晓、许平、任干、沈柔坚、姜彬、贺绿汀、袁雪芬、于伶、孙峻青、王元化。我是书记，冯、吴、杜是副书记。十六个半天的会议，十四个人都来了，但杜宣只来过一二次，姜彬后来也走了，说是去开民研会，于伶生病，峻青天天来，任干、许平一次也没来，沈柔坚中间走了。最后一天，杜宣、姜彬、峻青、任干四个人没来，陈沂发火了，说是把这几个人都给我找来！这份名单有毛病，没有征求意见。名单是市委发下来的，但我看是陈沂个人的意见。
最近《文学报》出版了。事先我不知道要出这份报纸，问了杜宣，才知此事。我问办报宗旨是什么？杜宣说报上登过。后来我听说，《发刊词》上鼓吹办同人刊物。这一来，使一批对文联不满的人，都去了《文学报》，分裂了文联。《文学报》有几件事做得不好，一是点名批王若望，没有分寸；二是批《苦恋》的方式是以“左”批右，文艺界不服气。听宣传部说，只有郭非一人在编，其他都是借来的。有个四川的雁翼，胡立教一开始不同意他来。雁翼最近送了我三本诗集。上周宣传部开杂志负责人会议，雁翼也去参加了。我在二师根据地时，有个张岐山，在同济大学讲党史，现在也去了《文学报》。他跑到我家里来，说自己是二师的，跟我讲了一些《文学报》的事。
哈华此人，文艺观点与我们不一致，组织纪律也很差。《萌芽》复刊，过去王一平批过，不是他哈华争出来的。当时的方案，出《萌芽》月刊，还要出增刊、丛书。宣传部说：先集中搞正刊。哈华当时同意的，但后来还是出了增刊，还变成定期的了。编制从十人增加到三十五人，《上海文学》也不过二十八人。对张重光，哈华要搞掉，说张重光写小说影射他。哈华的老婆来说：不调走张重光，哈华没有面子了。复查工作，我与冯刚召开会议，想征求意见。哈华提出：“孔罗荪、吴强没有查清。文联搞我们不信任，对宣传部也不信任，要市委直接搞。”我向宣传部汇报后，江岚要我决定，我让了步，三十五个人的编制就定下来了。
陈沂在宣传部说：文联要开文代会、作协大会。今年上半年，陈沂要我、冯刚、吴强去他那里，谈文代会的事。吴强说陈沂不公正。陈沂说：“我拉帮结派啦？”于是吵起来了。我说陈沂有亲疏之分，对我们是疏的，但文代会我们同意开，因为是市委决定的。听说，胡耀邦要派人到上海来解决这个问题。有几个问题，希望市委找各方先谈一下，分别谈，以免会上吵起来。第二，是非要分清。我与立教、征农谈过，立教说：“大是大非要搞清。”第三，班子的确定，不要“崇名者多，务实者少”，都挂空名不干实事，不好。我想找立教再谈谈，非解决不可。
张岐山，据他说是我老婆的学生，也许是的，到我家来谈了好些。我说他还是去教党史好。对《文学报》，我说不知是代表哪一级的，有些消息都搞错了，如把丰村的办公室主任登成了“秘书长”，批武汉的，把杂志当成了人。如果是市级的，我认为没有出版的必要。倘说是全国性的，像陈沂说的“替中央说话”，我认为不能代表中央。但一直出我也没意见。张岐山告诉我，杜宣说这是一张区级的报纸。张岐山还谈了很多内幕，我也记不清了。
过去谣传，这次文代会要搞掉吴强。弄不好会开得很僵。希望各方面谈谈，消除隔阂，团结起来。上海是全国文化中心之一，地位是重要的。
丰村过去也在文化局。群艺馆成立时，有人提出让他去，我是挂名馆长，丰是副馆长，比较倾向于我们。后来任《上海文学》副主任，一共七个人，我说是“井冈山七条枪”起家的。让他当文联办公室主任，肖岱副秘书长。我认为丰村还可以。但批下来的名单丰村没有。丰村说：“我跟肖岱无法合作。”《收获》办起来时，我要丰村去，根据是，丰村在反右时揭发过肖岱。近来，丰村长期病假。“小骗子”的事，一开始丰村否认，将“小骗子”的口供给他看，他只好承认了，但心里不舒服。

最近中国文联要作家去庐山休养，接待是由办公室搞的，也不告诉我。刘勤根、李振家去了庐山，打电报给我，要我去。我不去，我说行政干部去庐山摆不平。吴强决定让王瑛和一个秘书去，没跟我商量。李振家去庐山，把老婆的一个亲戚也带去，是个小青年，住了一天被赶回来了。前一时期，中国文联要我去日本，丰村写信给中国文联，说让丰村去，肖岱没搞文联工作。后决定还是由肖岱去，他去过日本、留过学。李振家也未对我说，就打电报给中国文联，说钟望阳身体不好，不能去了。在外宾宴会上，李振家把茅台酒、香烟，还有吃剩的东西也带回家去。
最近，杜宣与峻青闹翻了，这也是听张岐山说的。原来是轮流主编，杜宣出国多，峻青就一直揽下来了。现在峻青与雁翼也有矛盾。
解决的方法，有的要调离出去，文化局、电影局可支援一些人。党组应由机关里的人参加，可提高效率。我们这方人多，但都老了。上海青年作家不少，但受“四人帮”流毒很深，他们过去看了十年《朝霞》……

钟望阳个人生活极简朴，对子女要求也很严格，是一个纯真意义上的老布尔什维克，像这样一个严于律已的领导干部在今日社会中已属凤毛麟角。他生命中最后一个年头大半是在病床上度过的。在他生前死后，人们说起他时，都会承认他是一个“老好人”。不过，他在上海华东医院住院期间，答应了医院领导的一再请求，将延安西路上属于文艺会堂的一块空地，送给华东医院盖了两幢医生宿舍楼，这成为他一生中最后的一大诟病。去世前半年，由于医护人员马虎大意，他从病床上摔到地上跌断了腿骨，这肯定缩短了他跟死神的距离。文联内部有工作人员埋怨他：“这块地皮若是文联自己盖房，光出地皮不出钱，我们的住房困难也都可解决了！他把宝贵地皮送给医院，护士又不会领他的情，不如送几张戏票、电影票，对他的护理还一定会好得多，咋会摔下来，一定还能多活个两年！”话虽有点刻薄，借用一句文艺批评的行话，未必就不符合“生活的真实”呢！
在新华路《文学报》僻静的小花园里，峻青（1922-）操着一口带有浓重鲁音的国语，阐述了他对上海文艺界的一些看法：

上海文艺界的矛盾，是个老问题了。“文革”以前，姜彬是作协的专职书记。吴强、孔罗荪的历史都有严重问题，吴强的思想品质也很不好，所以市委决定，吴强不适合在作协担任领导工作，让他在下面搞搞创作。对孔罗荪，是“不准出国”的。吴强原名王大同，是当地的一霸，也是***县党部的一员，一贯搞别人，从生活到手段，都很恶劣，完全是***那一套。这些都可去查。孔罗荪在伪满时期搞的《花蕾》刊物，发表***言论，公开骂***是“***文学”，还参加过***重庆的“机要组”。我搞过肃反运动，所以知道他们的底细。南京解放前一个月，***的要人纷纷逃跑，许多当官的也买不到飞机票，可是孔罗荪却搞到了飞机票，准备去台湾。到了飞机场，他想想又不去了。一个月后他就加入了***。肃反时我们查明，南京的一批地下党里面，有的是***打进来的。
“文革”中间，这些人因为过去受审查，对审查者特别仇恨。从现象上看，他们没有造反，但实际上他们是造反派的后台。作协的造反派茹志娟、郭卓，是保护他们，打倒另一派。他们的口号是：吴强、孔罗荪是死老虎，不值得再搞，峻青、哈华是活老虎，不可放过。我被江青、叶群派人用专机押送北京，关了五年半之久。我的案子至今未了。江青、吴法宪都讲对我有材料。到底是什么材料？我给市委和中央写过几次报告，但至今没有复查。吴强、孔罗荪“文革”中是造反派的后台。“四人帮”粉碎后，先叫姜彬搭班子，他们马上攻击姜彬，什么在“文革”中写效忠信的问题，于是领导将姜彬撤下，上了钟望阳。后来吴强也上去了，不少造反派也进去了。
茹志娟的问题是严重的。“文革”初她略受冲击，很快就解放了。江青称赞她：“茹志娟是信得过的。”她成为造反派中的重要人物。她搞的电影剧本《荡山志》，是参与“四人帮”夺权的，与《盛大的节日》同为重磅炸弹，本子里大骂邓小平“上台后疯狂镇压造反派，大搞资本主义复辟。”徐景贤对茹志娟很器重，于会泳也亲自到上海来催问剧本情况，茹志娟自称是“我感到非常光荣。”她去浙江，翁森鹤专门组织了一个接待组来欢迎她。她去温州，参与了对地委、县委的冲击。七七年三四月份，浙江新华社电讯《温州地区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里面讲到江青指示上海的人以搞电影为名搞乱温州，其人就是茹志娟。维特克为《红都女皇》一书来上海找旁证，茹志娟接待了维特克，吹捧并提供了有关“女皇”的材料，还要求维特克向国外介绍她的作品。七五年，茹志娟还参加了锦江小礼堂十四人的秘密会议，主题是如何写“斗走资派”。此会极其秘密，去之前秘而不宣，会后密不透风。
现在，这些人掌了权，他（她）们“文革”中的劣迹被掩盖着。有不少人揭发他（她）们，但文联却保护他（她）们，宣布他（她）们没有问题。希望市委重新审查。我们不相信现在文联的这批人。七七年五·二三，纪念《讲话》三十五周年的会议，也是“文革”后上海第一次文艺大会，在工展开的，千人参加。上台控诉“四人帮”的，不是真正受迫害的人。茹志娟也上台了，她的发言引起台下哄笑：明明是“四人帮”的座上客嘛，怎么一下子倒成了受害者？那时车文仪还在，他不了解情况，发言是下面这批人搞的，是借助“凡是派”上来的，是苏振华来后上去的。刚粉碎“四人帮”时，我听刘白羽说：茹志娟很紧张。但后来她却变成了作协的红人。王晓华，茹志娟的丈夫，曾经跑到车文仪的家里走过门路。
吴强掌权，是不合法的，没有经过选举。谁给了吴强那么大的权力？他大权独揽，排斥绝大部分作家（包括业余作家），大搞宗派活动，搞得天怒人怨。去年思想战线座谈会，市委很重视，国栋、立教、征农、陈沂都参加了。搞了两个月，检查“自由化”问题。会议之后，吴强以书记处名义开会，但无书记参加，只让同观点的人参加，然后以上海作协的名义向中国作协写了报告，大意是上海作协对上海地区文艺形势的看法。这是违反组织原则的，没有书记参加，你吴强一个人怎能代表“书记处”？当时丰村也不满意，向北京写了材料。我也向周扬作了反映，周扬也认为这样不好。利用组织名义搞宗派的事很多很多。例如在发展作协会员的问题上，张士敏写了那么多作品，却不让入会，还将污蔑张士敏的材料散发到北京去，而有些没有作品或作品很少的人却入了会，如彭新琪，听说最近还要发展入党。还把大批过去作协的人员排挤在外，不设专业作家，种种理由都是假的，是排挤的借口。吴强、茹志娟算什么东西？他们掌了权，条件好，实际上已经享受了专业作家的待遇。
现在的党组形同虚设，吴强一个人说了算，这是不正常的。党组很少开会，我几乎一年没参加会议了。党组通知我参加的会议，都不是重要的，而重要的事情就不叫我参加，连杜宣副书记也不让参加，例如清查的事。光叫我去听报告的会，有时我就不去了，沈柔坚、贺绿汀、姜彬有时也不参加，于是他们就散布说：“他们不参加党组会议。”真是居心叵测。文联、作协搭班子，听说是偷偷搞出的名单，作协内部的圈子也很小，有些事连办公室的丰村也不让参加，但李子云就可以参加决策。此事丰村很清楚。希望市委重视解决文联、作协的问题。
关于《文学报》的情况，八〇年夏，我在北京与文学界的朋友交换意见，同感于上海作协的派性严重，认为应该办这么一份报纸，可以广泛团结作家，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因为那时“自由化”比较严重），发出另一种声音。我对哈华、周扬谈了，周扬很支持。回上海后向陈沂、夏征农汇报，也很支持，觉得有这个必要。于是串联了杜宣、姜彬等人筹备了班子，还有哈华，一共四个人。栾保俊也想参加，刘金也想来，我都同意了。搭班子时，我去北京召开座谈会，是杜宣在家搞的。办到现在，内部有了分歧。我与杜宣的分歧，不是一般的问题，我认为三条宗旨要坚持，更要坚持党的领导，贯彻市委的意图。但杜宣口头上同意三条方针，实际上并不如此，他想摆脱党的领导搞“同人刊物”，实为他个人的报纸。杜宣是《时代的报告》的编委，他是代表《时代的报告》的，这也是他与我、陈沂的分歧。杜宣要在北京设个《文学报》办事处，就放在《时代的报告》里面，让该刊的一个办事员（蒋天新的女儿）当《文学报》驻京办事处的联络员。我认为这样不符合组织原则，再说吴强已经在散布什么“二报一刊”（指《解放军报》、《文学报》、《时代的报告》）是“左的代表”。我觉得还是各人各干各的，不必与《时代的报告》搅在一起，南北呼应。我向陈沂汇报后，陈沂叫蒋天新的女儿回去了。杜宣为此很恼火。
原来说好，编委是轮班的，实际并没有轮班。杜宣在后面闲着，联络了刘金、栾保俊，这两人号称“金棍子”、“木棍子”，在文艺界名声不好，兴风作浪，就我们的所谓“人员问题”、“经费问题”，到处造舆论，内外夹攻，说我们是“乌烟瘴气”等等。事实并非如此。我们的工作是很辛苦的，白手起家，艰苦办报，一开始连吃饭的地方也没有，靠排队吃阳春面、面包权充午餐。现在搞起了伙房，买了冰箱，花掉二千八百元，杜宣却说我们花了五千元，到上面告状。还鼓动他的亲信闹事。但绝大多数人还是好的。办报方向上也没出什么问题，坚持了贯彻市委意图，坚持了四项基本原则和大团结、双百方针。
吴强的《收获》，从不向我们约稿，但我们主动去吴强处约稿，还邀请吴强参加我们的活动。但吴强从来不来，还说：“名字出现在《文学报》上是一种耻辱。”但全国一致都称赞我报是一张“团结的报纸”。吴强与杜宣虽有矛盾，实为一伙，“文革”前就如此。文艺观点上，吴强、杜宣很多地方是一致的，只是个人利害上的矛盾。
有一次我与吴强当面吵起来，陈沂也在场。吴强说我抄过任干的家，是“造反派”。我说任干还在，可以讲讲清楚，那时我是在电机厂，贴过任干的大字报，但未抄他的家。吴强又拉开皮包，唸了我在北京一个会议上的发言，说“周总理接见我”这种事是造谣。我说你怎么知道周总理未接见过我？你造我的谣一直造到北京，你自己在“文革”中又扮演了什么角色？
还有一次贺绿汀在政协发言，说上海的文艺大权掌握在峻青、姜彬、哈华、杜宣四个人手里，都是“造反派”。这是彻头彻尾造谣。我们四人是“在野”的，是受迫害的，人人皆知。此事不怪贺绿汀，问题在于是谁煽动的。是吴强告诉的，后来贺绿汀自己也承认了。吴强就是这样通过别人来散布谣言。吴强对陈其五出来也搞了很多鬼，想置人于死地。对彭伯山，也造过很多谣……

《文学报》编辑部借用的是一幢八角型的花园洋房，临近中午的阳光，照在洋房上面，房屋的轮廓显得格外分明，造型也显得更加别致。我与峻青坐在小花园的石墩上，就听他这么说啊说。除了偶尔发问，几乎没打断过他的话头。我端详这位出身农民的胶东汉子，方正脸膛，饱满天庭，虽已花甲之年，却无丝毫老态。还在我的中学时代，就读过他那篇脍炙人口的《黎明的河边》。此公作品文笔流畅、辞藻丰富，不失为一位功力深厚的散文作家，但其字里行间无疑浸透了过于浓厚的革命色彩。此后几年，我还拜访过他几次。他住在华山路上一幢临街的小洋楼里，他家里豢养的那只波斯猫，长得帅极了，全身长毛披挂，毛色雪白，一对碧绿的眼睛炯炯有神，见有客来，不亢不卑地朝你打量一番，然后风度翩翩地别你而去。跟他的主人比起来，这头波斯猫似乎更有一种气定神闲的贵族气派。
对著名学者王元化（1920-2008）先生，我素来敬佩他的为人和学问，曾多次上门求教，每次都获益匪浅。那时他还没出任市委宣传部长，也还没从淮海路公房搬到吴中路高层新公寓去，挂着文联党组成员和《大百科全书》编委的头衔，大部分时间都蛰居在家潜心写作。他的思维极敏捷，说话语速也比较快，话匣子一打开，就如滔滔江水，汹涌澎湃，一泻千里。

关于上海文艺界内部矛盾重重的情况，其实各地不同程度都有此现象。有些是风格流派不同造成的差异，这是很正常的；有些是历史形成的原因，这就比较复杂了。
五十年代初建立华东文联时，我在华东局宣传部文艺处工作。那时成立了一个创作队，上海参加的有刘知侠、孙峻青、哈华、白桅、王安友、任干等人。一开始集中在法华路，后来没人管了，也不组织下基层深入生活，经常闹出一些无聊的纠葛，有些人好几年也写不出东西。五五年，夏衍在华东文委，决定解散创作队，建立上海作协。作协是按苏联的模式搞起来的，成立了党组，夏衍兼党组书记，柯蓝任秘书长，柯的后任是赖少其。那时叶以群、孔罗荪、王若望、李俊民、任干和我都是党组成员，好像还有吴强。后来任干不愿干了，去了文委工作。反胡风时，成立了联合党支部，我被划成胡风分子，就此打了下去。反右时，峻青、芦芒来了，一部分人搞运动，一部分人挨整，形成了矛盾。有所谓的“解放区派”与“地下党派”之争，不一定很确切，比较起来，孙峻青、杜宣、哈华等比较接近，而叶以群、孔罗荪、吴强等比较接近。听陈其五说，反右时两边都有问题，后来王若望被搞成了右派。王的为人并不坏，就是嘴巴喜欢说，有点自由主义，人家送他的绰号叫“小热昏”。解放战争时，山东那一带也知道他的脾气，他说话越说越带劲，越说越神乎，别人听了哈哈一笑。他是学徒出身，入党很早。批斗曹逖秋时，他倒没有乱讲。
北京开完四次文代会回来，在康平路又开了三天会。王若望在全国文代会上的发言，是有不妥之处，但也不应该无限上纲。三天会议，变成了“一面倒”，批王若望，我认为是不妥的。我谈了几点看法：一、对王若望要全面看；二、他讲对小平的那几句话，要核实一下，讲过没有？原话是怎么说的？三、王若望是讲过错话，但也不要对他的话句句都批。后来，把王若望弄到市党校去检查，李佐长认为王若望的检查还是可以的。王若望到文联也来作了检查，说自己反右受了委屈，所以发了点怨气。他还讲了党对文艺最好的办法是“无为而治”。不久，栾保俊在报上写文章批了王若望讲的“无为而治”，还连带地批了陈老总。我很恼火，当时就说：这是党内检查，当然要允许人家讲话，怎么能在报上捅出来呢？而且还把陈老总也批了。陈老总一九六二年在广州会议的讲话，张春桥将之打成“广州黑会”，难道还嫌不够？
钟望阳三十年代搞过文艺，解放后在公安局、文化局干行政工作，不搞文艺了。是七七年洪泽把他找来搞文联工作的。孔罗荪在上海没法呆，去北京了。任干去电影局了。冯刚与文艺界不搭界的。杜宣与峻青最近为《文学报》的事闹矛盾了。说起《文学报》，不知为什么要办这份报纸？若说是“同人刊物”，怎么可以挂在宣传部呢？听说最近挂到社科院去了，与文联形成对峙之势。《文学报》面向全国，点了很多外省市的名，这不好。还将有些内部材料捅出去，也有失实的，这都不妥。出现《骗子》这样的戏，与领导上也有关，袁雪芬告诉我，陈沂亲口对她说：“我是含着眼泪看这场戏的。”后来形势一变，陈沂又赖账了。
上海市第三次文代会早就说要了，理事也选出来了，可是宣传部突然宣布说“奉组织决定”，不开了。听钟望阳说，宣传部最近又说要开市文代会了。希望市委领导关心一下这件事，把这件事抓一抓。能解决的问题尽量解决，有的不妨澄清一下，尽量促成团结，矛盾中人的年龄都过六十了。文联本身目前也不健全，连个秘书长也没有，各部门至今仍是“临时召集人”，党组十四人是大而无当。
批“无为而治”，是谁传出去的？文联党组来开会的这么几个人，材料只送宣传部一份，是否宣传部传给栾保俊了？栾保俊说是陈沂叫他写文章批王若望的，此事是钟望阳在华东医院告诉我的。有一次我搭陈沂的小汽车回家，我问陈沂是怎么一回事？批“无为而治”的材料怎会转到栾保俊手里去的？陈沂否认他跟这件事有关系。不过我想，除非栾保俊撒谎，这件事跟陈沂肯定是有关的。栾保俊恐怕也没这么大的胆量撒这个谎。对《爱，在我们心里》这台戏，陈沂一开始也拍手叫好，后来调子又变了。我当时就劝过陈沂，不要冲在前头，以免被动。陈沂这个人经常这么搞。《文学报》的郭非，到我这儿来谈过二三小时，他是陈沂把他调来的，有人告他的状一直告到胡耀邦那里……

王元化是国内屈指可数的专家学者之一，精通英语、德语，在中国古典文学、西方美学领域里的造诣博大精深，尤其对刘勰《文心雕龙》的研究在中国文论史上卓有建树。有一次我听经济学家蔡北华（当时任市人大副秘书长）说起，五五年反胡风时，党组织要王元化作检查，并谓只要跟胡风划清界限就可放他过关。但王拒不放弃自认为并不错误的见解，结果难逃厄运。蔡这番话，是我跟他提起王时，他随口说出的，我听过之后，心里久久难以平静，也因之更敬重这位正直不阿的长者。后来他被任命为市委宣传部长，而我有一段时候恰恰被调到一个与之相左的部门里去，弄得十分尴尬。这是后话了，暂且略过不提。
当我打电话给哈华（1918-1991），想约个时间拜访他时，他在电话里就滔滔不绝说开了。

“文革”期间，他们说我是作协机关里的顽固分子，因为我不承认我是“走资派”。我对造反派说，毛主席关于中宣部是才子佳人部的批示里面，不是说到还有少数几个好的吗？《解放军文艺》和《萌芽》就是居于“少数几个好的”之列。文艺整风时，《人民文学》、《文艺报》还专门到上海来取经，《文汇报》也介绍过我们《萌芽》的经验。我以此顶了回去。造反派老羞成怒，就打我一顿，是“驱虎豹”干的，把我从楼上推下来，再在院子里用皮鞭抽我。三四个人打我，打得我口吐鲜血，还逼我将吐在地上的血水吃掉！还有一个人，是文艺会堂公务员，打我也很厉害，打得我浑身青紫。我的腰在“文革”中被打伤，至今未愈。
杜宣是三三年的党员，被关过好多年。他因为潘汉年的牵连，柯庆施来上海时，就讲杜宣不可当领导。峻青，是吴法宪派人来逮捕他的，是个戴黑口罩的人。“文革”后，吴法宪在接受公审时说：江青先把我找到人民大会堂，拿出一本《黎明的河边》给我看，然后叫我去钓鱼台，拿出一个材料给我看，是峻青给江青的一封信，我连忙说我有罪我有罪……我问过峻青，是怎么回事？峻青很恼火，说没有这回事，还去信北京要求中央电视台更正。孙峻青怀疑是谁模仿了他的笔迹写信给江青，目的是打倒他。但材料到底是什么内容？是谁冒名的？我去问过公安局，不是一般的材料。但制造罪证，问题就大了。押送峻青的专机，除了押送人员，只有两个人，一是峻青，还有一个是江青过去的保姆。峻青被押到北京后，江青劈头就说他是“反革命”。峻青极力加以否认，但还是被关了五年。现在江青、吴法宪都还活着，可以提审嘛。峻青从北京放回来，心里依然很恐怖。
现在，我们自己的报纸（例如《文汇报》）在骂我，台湾的报纸也在骂我，香港的刊物也造了我很多谣，我们也没法辟谣。到底是谁向外面提供的情况？我们查《文学报》，美国也马上知道了。姚文元过去是我的部下。我们老人是有些想法的，作家不想争权，只想有个舒适的创作环境。魏金枝跟我说过：“多一个部长，少一个作家。”闻捷之死，是《文汇报》的内参打报告上去的。戴厚英是造反派，但是她炮打过张春桥，后来也没什么了。闻捷开煤气自杀时，他的女儿还在我这儿。闻捷的东西丢了很多，我记得有一把名贵的日本小提琴，至今没还给他家里。他的两个孩子，跟他“划清”了界限，一个去了黑龙江，一个投靠了姨夫。张春桥在锦江召开小范围会议，只有茹志娟等很少几个人去了。现在大家都有情绪，弄得文代会至今开不起来。通天一直通道胡耀邦那里。国栋讲三月份开文代会，我是筹备组成员，我看是开不起来的。筹备组从来也不叫我去开会……

哈华住在长乐路一栋新式里弄房子里，腊地钢窗，闹中取静。姜彬跟他住在同一条弄堂里，隔窗相望。我登门拜访哈华，见面之后，略事寒暄，他就谈开了。

周介人，听说还要介绍入党。“文革”中，他在工人文化宫，搞“极左”，批邓时的笔杆子，在“宣讲团”里大讲批邓。我说这种人就是入了党，也要开除掉。作家协会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郭卓（郭绍虞的女儿）要把所有的老作家都打成反革命，将我定为“反革命”、“坏分子”。叶以群之死，我没有介入。芦芒也死了。叶以群，是中央公安部来的材料，他原是电影厂的厂长，历史上有些问题，苏州反省院写过自首文章。他是三十年代“左联”时的理论家，故解放后周扬亲自问：你们上海要不要？不要的话，中央要做安排。“文革”中红卫兵发现的，亦是这类材料。他的事是中央公安部、市公安局直接插手的，倒也没有斗过他，是与周扬等“四条汉子”连起来的。后来有人贴了一张大字报，说杜宣是双料特务，周总理派去云南当上校情报组长，在香港开酒吧，与潘汉年案有关等等。弄得我也紧张起来。张春桥说：叶以群死了很可惜。（意思是少了一个“四条汉子”的活证人。）又说夏衍也是特务等等。还说夏衍、杜宣、哈华、姜彬都跟潘汉年有牵连，说我们杀死了叶以群，为的是灭口。对叶，希望做个结论。现文章再作回来，那时陈丕显是上海市委书记，张春桥尚未去中央，杨永直就说要审查叶以群。那时我正在参加亚非拉作家会议。叶以群之死，是他自杀后我才知道的。肃反时撤了电影厂厂长之职，“文革”中又搞他，他是想不开才死的，临死还留下个遗书。那是“文革”之初的事。
“文革”中作协打了很多人。我多次挨打，戴过很多帽子，但我没说过什么。徐景贤还是我的得意门徒，送过他写的《生命之火》。徐景贤曾问起过：哈华怎么样了？叫他放心好啰。自然只是说说而已。作协的一批造反派，有的要入党。费礼文，文化局革委会委员，其父是保长，也要发展入党。胡万春，炮打过张春桥，事后不妙，赶紧写材料给张春桥，春桥批了“此地无银三百两”。戴厚英也是造反派，但后来在干校也矮了批斗。对她的《人啊，人！》，我批评过她。戴厚英人比较幼稚，但很会说。
钟望阳来文联后，悲剧在于车文仪对“四人帮”的人是包庇的。他搭的班子，很成问题，留下很多造反派。钟一来，也不问问我们，就讲杜宣、姜彬、峻青、我四个人“很厉害”。也不知从哪听来的。说我们不参加书记处的会议，其实事先根本没通知。我希望团结五湖四海，不要再纠缠了。我跟周扬也讲过。周扬来上海，我请他吃饭，陈其五也参加的。市委同意《萌芽》复刊了。反右时，将我与石西民搞在一起了。现在作家回不了作协，丁玲与周扬在党代会上公开骂。对吴强，除了霸道，还有他的生活问题。陈沂还想提吴强当宣传部副部长，周扬告诫陈沂，不要介入，上海的事太复杂。……
作品的情况。《苦恋》的问题，不在戏本身，类似的作品很多，深浅不同而已。《苦恋》的主题，是反毛，悲剧在于有人支持。还有《骗子》、《女贼》、《在社会档案里》。……还有直接反党的作品，索尔仁尼琴的《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生》，被驱后，专门***。王若望的《饥饿三部曲》，与《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生》没什么差别。白桦写的老头捕鱼，登《上海文学》，是在骂毛，当然也不要牵强。埃伦堡的《解冻》，我们现在有些作品还要厉害得多。总的说，现在文学的调子太低了，不能给人以信心、力量，使人哀伤、叹气。……
上海受北京影响很大。周扬是我的老师、校长。夏衍的理论修养最差，也不谦虚，他翻三十年代的案，老人都在在嘛。冯雪峰的追悼会，夏衍不参加，影响了上海。上海的事没搞好，陈沂要负责，首先班子要搞好，要团结。王若望是共青团员，在监狱中表现很好，现在发展到这么厉害。要选李子云当部长。李生活上烂掉了，思想上“左”得不得了，与姚文元合写文章骂我，专摸政治气候，跟夏衍跑。李的生活，已达到乱伦的地步，她的弟媳妇告她，闹到里弄里，跟王庄宵一个里弄。年龄四十几岁了，想嫁给公刘，人家一打听，吓跑了。夏衍一来上海，整天跟着，连国栋也看不下去。对她的男女关系，我们不传播，但决不能在作协当权。她文学上也不行，“文革”后写了点文章，理论上很混乱。
……
文艺界，不存在退休的问题，巴金也是挂名的。作家是个体劳动，作品都是单干的，协调一下关系，各搞各的。对老人要有安排，不要晚年很凄凉。对《萌芽》，我不能付诸东流，要培养接班人，三十年啰，它也是我的事业。我还准备把增刊搞成双月刊，现五家竞争，很难。我还出萌芽丛书。《萌芽》现在的处境焦头烂额，三万元开办费也取消了，这本来是预算上就有的，谁批准拿掉的？《萌芽》现临时放在文艺会堂里，我们准备投资十五万元盖个房子，但地皮找不到。我要把大家都安排好，我甘作泥土，化为鲜花，这也是我的事业……

哈华的书房兼会客室里，书壁四立，写字桌上也堆满书刊纸稿。他的烟瘾很大，谈兴一浓，一支连着一支抽，昏黄的灯光下，烟雾腾腾。这番长谈一直持续到深夜才结束，本处对上面谈话已做了大量精简。
此外，我还一一拜访过杜宣（1914-2004）、王西彦（1914-1999）、吴强（1910-1990）、师陀（1910-1988）、王若望（1918-2001）、丰村(1917-1989)、秦瘦鸥（1908-1993）、贺绿汀（1903-1999）、丁景唐（1920-）等诸多文坛耆老，关于我跟王若望的交往，后面拟作专门介绍，一般的谈话记录，囿于篇幅，不再罗列了。
见得多了，听的多了，就像刚进康办时看内参内刊一样，初时觉得新鲜有趣，到后来听来听去也就是那么些事了。这些老人，互相斗来斗去，大多还是出于某种历史形成的个人恩怨，都这把年纪了，真是何苦来。若说他们在文艺观点上的分歧，除了王若望等真正的勇士，所谓的左也好右也好，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充其量仍只是在党为他们划定的圈子里转圈圈。而他们争来争去，说来说去也还是为了个人实际的利益。但在中国这种“专业作家”体制下，出版是国家垄断的，作家的衣食住行是由国家包下来的，而待遇高低又是和位置级别连在一起的，作家们除了用手中的笔为国家效力，好像也没有别的选择，争取从国家那里得到一点更好的待遇，好像也是人之常情吧。

十五．虎头蛇尾“六年回顾”
八二年十一月，延安中路一千号，上海工业展览馆（即五六十年代的“中苏友好大厦”）外面停满了密密麻麻的小轿车，这里，正在举行一个十分诡秘的“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全市正局级以上官员三百六十二人，不准请假，扔下手头一切工作，被召集到这里来，关起门来坐而论道，议题只有一个：讨论并通过《六年来上海工作的回顾》。会议三申五令，要严格保密，会议文件会后收回，不准传达、扩散。三百六十二名代表按系统分成十八个小组，讨论情况通过大会汇总的《会议简报》进行交流。但比较尖锐的批评意见，则通过康办派往各组的联络员直接登载在只供书记、常委阅读的《情况反映》上面。我担任《情况反映》编纂工作。
所谓“六年回顾”，起始于一九八一年年中，时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陈国栋来上海有一年多了，他十分郑重地提出要对“文革”后五年上海的工作做一番“回顾”。康办专门成立了一个“回顾”起草小组，日以继夜炮制出一个《五年来上海工作的回顾》。这位第一书记召开了一次又一次市委常委会，专门讨论“回顾”，他像个小学教师一样，手捧《回顾》稿，一字一句念，一字一句议，真可谓字斟句酌、精雕细刻。两年里他先后召集了十八次常委会来讨论“回顾”，而平时常委们一个月没几次能凑在一起研究市里的重大事宜，对关乎上海市民切身利益的民生大事更是漠然视之。这位第一书记平时最为得意的“政绩”，便是上海每年要向中央上交一百几十亿，占全国财政收入的六分之一！《解放日报》曾发表过一篇比较客观的报道，反映上海在上缴财政等十个方面为国家所做贡献居全国第一位，而在住房、交通、污染等五个方面的困境占全国倒数第一。身为上海父母官的第一书记看到这篇报道后，居然大发雷霆，将《解放日报》狠狠批了一顿。他为取悦中央而对上海拼命压榨，鞭打快牛，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将上海几百万劳动大军的血汗都快榨干了。
两年里面，《回顾》稿送市委印刷厂重新排印达七十多次，真是不惜工本。随着时间推移，“五年回顾”变成了“六年回顾”，后来要变成“七年回顾”了，但最终结果还是不了了之、草草收场，成为他掌管上海五年留下的一个政治笑柄。
何以堂堂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对“回顾”会倾注如此异乎寻常的关注和精力？其实说穿了也很简单，“回顾”的基本内容是通过对前任的清算以示跟早已下台的华国锋划清界限，同时表白自己对邓小平的紧跟以期得到中央进一步的赏识。另外，在他领导班子内部，赵行志、韩哲一（1914-）、杨士法、杨富珍（1932-）四位上海人结成了针对陈、胡、汪三个“外来户”的反对派，陈锦华及后半段的陈沂也加入了这一阵营，且常向中央告他的状，这令他感到头痛。通过“回顾”，整肃阵线，挫败对手，这无疑也是他对“回顾”如此看重的一个因素。
这次“常委扩大会议”，一共开了九天。看来，三百多名上海各系统大权在握的精英份子，对《回顾》的评价并不像陈国栋期盼的那么美妙。尽管大家碍于第一书记的面子，顺着他说好话的多，但也有些人提出的批评相当尖锐。我观察了一下，会场中几百位官员，虽然不乏新提升的少壮派人士，但大部分人都已鬓角染霜，这些经历过国内战争和历次政治运动的老布尔什维克，大多自知在位之年无多、升官更是无望，因此说起话来有时反而没那么多顾虑。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几年之后，当会场里的这批人十之七八因年龄上的“一刀切”而退出权力舞台后，他们的继任者，虽然年轻，还多有学历，但其唯唯诺诺的官场奴性，远远胜过他们的前辈，几无一人再敢发出对市委领导的批评与指责。所不同者，新权贵们比之老官僚在攫取个人私利的欲望和胆量上，贪婪无耻得多，充满了那种暴发户特有的鲜廉寡耻、不择手段。这实在是八九十年代上海官场的一大悲剧。
杨实人，“文革”前曾任市人委秘书长，由于“文革”后没给他官复原职，他窝了一肚子火，在会场里一坐下来，就发火了。他的两次发言，头一次摘要进了《简报》：

我认为《回顾》是一个情况不明、含含糊糊、吞吞吐吐、和稀泥的总结。《回顾》中说：“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头几年，成绩是主要的”，含糊不清，不能同意，错误是主要的、严重的。国栋同志来上海后，工作有转变，一开始路子是对的，我赞成。但这是指前两年，情况在变，现在应有新路子。……国栋同志讲，要文火炖鸡，要稳，不能乱。我认为这是片面求稳，对上海广大干部、群众估计太低。国栋同志缺乏政治魄力，可以说是软弱无力。他有两个失策：一是根本问题长期拿不出来，打迂回战；二是不相信群众，怕群众。这两条到现在还没有克服……

这样的发言刺痛了头儿的神经，他的第二次发言便只能放在小范围的《情况反映》里了。

有人说我对国栋同志提意见偏激。以前我也对国栋同志提过意见，近几年我写了二十三份材料，重要的有八份。我要求把我过去写的有关国栋同志路子的五个最重要的材料打印出来，给到会的同志讨论，帮助我克服偏***绪。
对《回顾》草稿，我认为应基本否定。一是看不清文件的重心和重点；二是只讲了成绩，不谈错误、缺点，不讲经验教训。《回顾》是一个掩盖错误、隐瞒情况、多方辩解、空洞表面的文件，是上海不正之风的杰作。国栋同志是拥护三中全会的，反“四人帮”的旗帜是鲜明的，但对苏、彭遗留下来的路线不清、领导班子不清这两个根本问题，没有解决好，进展不快，政治上缺乏魄力，不敢把问题摆出来。国栋同志抓三中全会精神的教育、干部考察、调查组只是表面的东西，他的内心考虑是：上海情况复杂，要稳重，不能乱，慢慢来，文火炖鸡，等等。因此，国栋同志的路子，搞平衡很突出，回避路线是非，怕摆出问题引起一些人的不满，担心不安定情况的发生。三条措施实际上没有解决问题，表面上看起来声势很大，很动人，但鸡已炖了三年，到底熟了没有？要解决上海的路线、班子问题，就会牵涉到市委常委。组织部是班子不纯的保护伞。
我认为国栋同志的路子行不通。原因有三个：一是路子只有少数人知道，广大干部群众不清楚；二是主要依靠少数人，起决定作用的人中，有彭冲、王一平的亲信；三是没有走群众路线，怕群众。我曾向市委要求参加考查干部等工作，但没有回音。这表明市委不相信我。是不是怕我找麻烦？现在，下面一有不同意见，就说中央对上海工作是肯定的，以此压人，这种态度不好。

王琦发言，对杨实人表示支持。而当赵行志的发言流露出自己这六年里“心情不愉快”时，张承宗、杨延修、李云、江华、严政、陈位东、陈修良等人便对赵群起而攻之。另外，也有些人将某些现仍受到重用的“文革”中积极分子奏上了一本，挨了板子的有李志昂（中科有机所）、钟鸣（中科生理所）、方成平（财办）、徐广新（工商局）、薄茂成（商二局）、万景亮（农委）、王德明（农委）、孙加诺（普陀）、候希仁（长宁）、袁成瑞（市法院）等人。
会上，不少在上海工作多年的老干部提出了对柯庆施（1902-1965）如何评价的问题。陈其五说，七八年批《青年一代》时，名为批张春桥，实为批周扶柯。陈国栋正好踱过来旁听，插话道：“关于柯庆施，我口头对中央说了，上海议论多，不好压。耀邦说，柯已死了……”讲到这里，见有人在往本子上记，顿时板起脸说：“不要记，我在这里讲的话不要记录。”吓得两位记笔记的赶紧扔下了手中的钢笔。陈这才接着说道：“我与乔木长谈过两次，上海党史怎么写？五四年到六五年，柯庆施在上海，这段历史怎么写？乔木要我组织一个班子，写这段历史。我讲，柯大体上五四年就响应毛了，南宁会议时，毛就想叫柯顶替周当总理，遭到刘少奇的反对。“文革”中周保了一大批老干部，包括我，到六八年保不住了，被关了起来。有人说柯不死将是“四人帮”之首，此话不无道理。为什么上海是“四人帮”的发源地？与柯是有很大关系的。”
“六年回顾”最终不了了之，但始作俑者的目的并没全部落空，第一书记以“回顾”等方式对邓小平表示的忠诚，还是受到了邓的赏识，市委班子内部令他头痛的对立派，经邓大人点头，最后被他清理得一干二净。在这个“常委扩大会”开过之后三个月，邓来上海过年，农历正月初十，邓将陈、胡、汪和正在上海搞调研的陈丕显召到身边，用说一不二的口气，下达了他的旨意：“你们提出的进班子的十八人的材料，都看了，都合格，都是王兆国（四十一岁）式的人物。上海人才多，要选年轻优秀的。六十岁的，只能再干五六年。市的委办局，要选年龄在三十到四十岁的三五个人，准备再接替。提的名单中，有五个五十多岁以下的就可以了。上钢五厂厂长，五十岁，可以提上来。你们三个，都要留下，你们的大方向是对的，也不能说你们没有缺点、没说过错话、做过错事。你们三个，两三年后也要交班，交班后可在上海当顾问，工作做不完。不靠年轻人，靠我们霸住不行。杨堤可当第三书记或常务书记，管市委日常工作。袁崇武可当书记、第一副市长。还可提一二个当书记。再留一个王鉴同志。”邓小平还当场吩咐陈丕显：“你多留几天，帮助上海解决市委班子问题，七到十天要解决，十到十五天中央要拍板。你打个电报给耀邦，征求一下意见。”当天下午，陈丕显给总书记胡耀邦发了电报。胡总书记很快回电：“同意小平同志意见，考虑比我们周到，请丕显报告小平同志。”宋任穷也很快回话：“同意小平同志意见。”是晚，陈云回电：“完全同意，很好很好。”第二天，胡启立回电：“我完全赞成小平同志意见。”***回电：“我完全赞成小平同志意见。”再过一天，李先念来电：“同意，没有意见。”中央书记处也很快批复了这一名单，新市委共十三个常委，原来的陈、胡、汪，加上邓钦点的杨堤、袁崇武两位书记，成为新班子的五个核心人物。




十七．全国独一无二“思想工作小组”
八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市委发布了一个关于建立“市委思想工作小组”的通知，文件很短，全文如下：

关于建立市委思想工作小组的通知
市委决定：
建立中共上海市委思想工作小组。
市委思想工作小组由夏征农、陈其五、王元化、洪泽、舒文、罗竹风、邢志康等七位同志组成。夏征农同志任市委思想工作小组组长，陈其五、王元化同志任市委思想工作小组副组长。
中共上海市委员会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在上海，成立这个“小组”、那个“小组”，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诸如人事安排小组、青少年教育领导小组、血防领导小组、外宣工作领导小组、文物清查小组、职工思想教育领导小组、知识分子领导小组、蔬菜工作领导小组、防汛防台领导小组、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等等，名目繁多，不一而足。这些五花八门的“小组”，通常由市委或市府的某位领导挂个名，下设一个办公室，配上几个工作人员，就也算是个小衙门了。小组的权限有大有小，例如由钟民任组长的人事安排小组，居于市委组织部之上，决定全市局级以上干部的提拔、换岗，堪称大权在握，势倾朝野。而由陈国栋挂名的血防领导小组，一年也难得开上一次会，无非是隔上一年半载向中央血防小组报上一份上海某县某村又消灭了多少钉螺的材料而已。
成立这个小组的背景，直接源自一个月前刚刚在北京开过的中央十二届二中全会，确定用三年时间进行全面整党，邓小平在会上作了严厉讲话，提出思想战线主要是理论战线和文艺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对于造成思想混乱和精神污染的各种严重问题，必须采取坚决严肃认真的态度。周扬（1908-1989）在会上挨批并作了检讨。上海市委处境微妙。“北京有的，上海也有；上海有的，北京不一定有。”市委第一书记的这句名言传诵一时。三台戏、三个人（王若望、熊映梧、戴厚英）搅得上海市委心神不宁。王元化参加了周扬文章的起草，很令提拔这位学者当部长的市委领导哑巴吃黄连。紧接着胡乔木对《上海文学》、《文汇月刊》发表张辛欣小说提出严正批评，并要市委“告上海市委宣传部严肃处理”，气势咄咄逼人。
上海贯彻邓小平旨意向来雷厉风行。为了以加倍的热诚向中央表白心迹，第一书记登门拜访夏征农和陈其五，力邀这两位已退居二线的思想战线老战士重登战斗第一线。十一月二十六日，市委宣布成立全国独一无二的“市委思想工作小组”，授权该小组“研究问题，掌握政策，交流经验，组织队伍。”
不过，这个小组跟其他那么多小组不同，几乎从其诞生的第一天起，就陷于四面楚歌、一片挨骂声中。其所以如此，跟上海思想文化界对“清污”普遍有抵触情绪不无关系，例如上海音乐学院党委讨论“清污”，应到十二人，五人请假，三人早退，最后剩下一个书记，一个非正式委员，两个记录。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照***的说法，天生是个软骨头，只要有个一官半职的，别说对中央、就是对市委也不敢直接顶撞，只敢把怨气发泄到这个不伦不类、没有实权的“小组”身上。最流诵一时的，当数后来吴强在政协整党座谈会上的那个发言了：“成立思想工作小组，实际上就夏、陈两个人，一个是八十一岁，一个七十岁、开过大刀，走路也气喘，真是七老八十，把上海的思想战线交给这两个人，能行吗？”如果素以手段果敢出名的胡立教来挂名这个小组，恐怕没人会有这么大的胆量来肆意抨击的。不过，在上海成立这么一个“小组”，也确有点叠床架屋、多此一举。本来，市委宣传部就是市委主管思想战线的专门机构，这几年对上海意识形态的管制已经够严的了，别的暂且不说，光是对“海外流入的歌曲录音制品”和“海外流入的录像片”的分类查禁，其打击面之大，就令人乍舌。八二年市委宣传部曾以增发的《宣传工作简报》，列出了录音制品查禁目录，总计被禁歌曲二百首。八三年以【沪委宣办（83）第256号】文件列出的所谓“第二批”查禁目录，总计被禁歌曲达六百多首！还规定凡港台进口的录音制品，只要一个音乐盒带里有一首被禁歌曲，整个盒带就都属于消磁之列。看到邓丽君演唱的多首歌曲皆被查禁，我不由得回想起前几年在复旦，头一次听到邓丽君歌曲时同学们那种如痴如狂通宵不眠的场景，觉得如此查禁太不近人情了。当然，真正不喜欢听邓丽君唱歌的也有，贺绿汀就在市委召开的一次上海文艺界知名人士（党内）座谈会上，头一个抢着发言，大骂音乐界的“精神污染”和邓丽君：“三十年代，鸳鸯蝴蝶派流行，今天的轻音乐，有无相似之处？是迎合了小市民的需要。现在台上还模仿邓丽君。我看蒋介石没能征服大陆，邓丽君却征服了大陆！”在其他场合他更将“流行歌曲”斥为“黄色歌曲”、“靡靡之音”。
“思想工作小组”成立后，办公地点设在康办里面一幢五层公寓楼的二楼，陈其五连吃带睡住进了办公室，成为主持“小组”工作的实际首脑。夏征农当时住在三楼，偶尔下来跟陈嘀咕几句，对“小组”日常事务并不过问。小组其他成员，除了偶尔开上一次碰头会，平时很少来这里走动。
那段时候，王元化因颈椎肥大影响右臂活动而住进了瑞金医院。外界传他“小病大养”、“住院避难”，是不确的。我很同情这位专家学者此时的际遇，特去医院看望。他住在医院九楼头一间病房里，看上去神色有点疲惫，显然他的失眠症也加剧了，没休息好。他对我不无感慨地谈了不少想法。

市委思想工作小组，今天下午开了第一次会，我生病住院，龚新瀚代我参加，刚才还在这儿向我汇报这事。思想工作小组，今后与宣传部的关系怎么处？确实有点难弄。出了事，谁负责任？思想小组准备调二十个人，我说，把宣传部文艺处等部门的一些人划过去算了，或让夏老、其五来跳一批人也行。不过一般的同志也不愿意过去，这个机构至多干两三年吧。文联这一摊，今后由夏老来管，夏要当文联主席，人事上的安排，以夏考虑为主，我们至多提些建议。原来提罗竹风，是考虑到五湖四海，能为各方所接受，又有威望，照现在的形势，又要作调整了。
清除精神污染，我是稳重的，宣传部有人很急，说是部长在周扬文章上参与了，应争取主动。我是不为所动。我相信中央不会再搞大的折腾。广播电视部，急令各省市的广播局，将学习、节目情况，一日一报，弄得很紧张。邹凡扬跑到我这儿来，也很紧张。我说不要那么紧张么。现在电视节目太单调，应搞得丰富多彩一些才好。电影也是如此，群众对《莆田进行曲》、《除霸雪恨》停映反映很大，我们已整理材料送上去了。
有人讲我与周扬如何如何，陈沂、李培南、周抗等人，还有交大一个，是讲得多的，陈沂放了我不少风，说我怎么怎么。有些人不明真相，受了影响，可以向贺敬之等人去了解嘛……
文联，有人说有三派，说我与钟望阳是一派的。哪有这么回事，我挂了个党组成员，平时根本就不搭界，钟过去与文艺界也是不搭界的嘛。“文革”中，我在奉贤文化干校九连，那时种蔬菜，一年比一年种得好，农场也来向我们买菜。我那时跳大粪，可跳一百六十斤，有人说我这官方政治上怎么坏，劳动倒还是积极的。批邓时，我、杜宣、哈华、若望、孔罗荪等人，都在背后发牢骚，到没人去告密的。有一个人倒是去告密的，此人原来就当过汉奸。批林批孔，工宣队问我，我说我不懂孔老二，他们就以为我真的不懂。其实我是搞古典文学的，哪会连孔夫子都不知道呢？大家的心里都是明白的。那时我与杜宣一起坐手扶拖拉机到奉城和市直干校去过，在那么一种生活里，能乘拖拉机去镇上转转，还挺高兴的呢。有一次中午，工宣队来了，我们在闲扯，王若望在写什么东西，工宣队问他写什么，他说没写什么，笔没停下来。工宣队要看，他急了，要收起来，被工宣队夺去了。原来他在给别人写信，大骂批林批孔。这么一来，王两手一摊说：“奈么该死了，我又要被关进去喽！”王以前坐过牢。
“文革”以后，想不到这些同志的不团结，矛盾会闹得这么深。过去受迫害是共同的，谁也没有咬谁么……

十五．虎头蛇尾“六年回顾”
八二年十一月，延安中路一千号，上海工业展览馆（即五六十年代的“中苏友好大厦”）外面停满了密密麻麻的小轿车，这里，正在举行一个十分诡秘的“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全市正局级以上官员三百六十二人，不准请假，扔下手头一切工作，被召集到这里来，关起门来坐而论道，议题只有一个：讨论并通过《六年来上海工作的回顾》。会议三申五令，要严格保密，会议文件会后收回，不准传达、扩散。三百六十二名代表按系统分成十八个小组，讨论情况通过大会汇总的《会议简报》进行交流。但比较尖锐的批评意见，则通过康办派往各组的联络员直接登载在只供书记、常委阅读的《情况反映》上面。我担任《情况反映》编纂工作。
所谓“六年回顾”，起始于一九八一年年中，时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陈国栋来上海有一年多了，他十分郑重地提出要对“文革”后五年上海的工作做一番“回顾”。康办专门成立了一个“回顾”起草小组，日以继夜炮制出一个《五年来上海工作的回顾》。这位第一书记召开了一次又一次市委常委会，专门讨论“回顾”，他像个小学教师一样，手捧《回顾》稿，一字一句念，一字一句议，真可谓字斟句酌、精雕细刻。两年里他先后召集了十八次常委会来讨论“回顾”，而平时常委们一个月没几次能凑在一起研究市里的重大事宜，对关乎上海市民切身利益的民生大事更是漠然视之。这位第一书记平时最为得意的“政绩”，便是上海每年要向中央上交一百几十亿，占全国财政收入的六分之一！《解放日报》曾发表过一篇比较客观的报道，反映上海在上缴财政等十个方面为国家所做贡献居全国第一位，而在住房、交通、污染等五个方面的困境占全国倒数第一。身为上海父母官的第一书记看到这篇报道后，居然大发雷霆，将《解放日报》狠狠批了一顿。他为取悦中央而对上海拼命压榨，鞭打快牛，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将上海几百万劳动大军的血汗都快榨干了。
两年里面，《回顾》稿送市委印刷厂重新排印达七十多次，真是不惜工本。随着时间推移，“五年回顾”变成了“六年回顾”，后来要变成“七年回顾”了，但最终结果还是不了了之、草草收场，成为他掌管上海五年留下的一个政治笑柄。
何以堂堂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对“回顾”会倾注如此异乎寻常的关注和精力？其实说穿了也很简单，“回顾”的基本内容是通过对前任的清算以示跟早已下台的华国锋划清界限，同时表白自己对邓小平的紧跟以期得到中央进一步的赏识。另外，在他领导班子内部，赵行志、韩哲一（1914-）、杨士法、杨富珍（1932-）四位上海人结成了针对陈、胡、汪三个“外来户”的反对派，陈锦华及后半段的陈沂也加入了这一阵营，且常向中央告他的状，这令他感到头痛。通过“回顾”，整肃阵线，挫败对手，这无疑也是他对“回顾”如此看重的一个因素。
这次“常委扩大会议”，一共开了九天。看来，三百多名上海各系统大权在握的精英份子，对《回顾》的评价并不像陈国栋期盼的那么美妙。尽管大家碍于第一书记的面子，顺着他说好话的多，但也有些人提出的批评相当尖锐。我观察了一下，会场中几百位官员，虽然不乏新提升的少壮派人士，但大部分人都已鬓角染霜，这些经历过国内战争和历次政治运动的老布尔什维克，大多自知在位之年无多、升官更是无望，因此说起话来有时反而没那么多顾虑。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几年之后，当会场里的这批人十之七八因年龄上的“一刀切”而退出权力舞台后，他们的继任者，虽然年轻，还多有学历，但其唯唯诺诺的官场奴性，远远胜过他们的前辈，几无一人再敢发出对市委领导的批评与指责。所不同者，新权贵们比之老官僚在攫取个人私利的欲望和胆量上，贪婪无耻得多，充满了那种暴发户特有的鲜廉寡耻、不择手段。这实在是八九十年代上海官场的一大悲剧。
杨实人，“文革”前曾任市人委秘书长，由于“文革”后没给他官复原职，他窝了一肚子火，在会场里一坐下来，就发火了。他的两次发言，头一次摘要进了《简报》：

我认为《回顾》是一个情况不明、含含糊糊、吞吞吐吐、和稀泥的总结。《回顾》中说：“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头几年，成绩是主要的”，含糊不清，不能同意，错误是主要的、严重的。国栋同志来上海后，工作有转变，一开始路子是对的，我赞成。但这是指前两年，情况在变，现在应有新路子。……国栋同志讲，要文火炖鸡，要稳，不能乱。我认为这是片面求稳，对上海广大干部、群众估计太低。国栋同志缺乏政治魄力，可以说是软弱无力。他有两个失策：一是根本问题长期拿不出来，打迂回战；二是不相信群众，怕群众。这两条到现在还没有克服……

这样的发言刺痛了头儿的神经，他的第二次发言便只能放在小范围的《情况反映》里了。

有人说我对国栋同志提意见偏激。以前我也对国栋同志提过意见，近几年我写了二十三份材料，重要的有八份。我要求把我过去写的有关国栋同志路子的五个最重要的材料打印出来，给到会的同志讨论，帮助我克服偏***绪。
对《回顾》草稿，我认为应基本否定。一是看不清文件的重心和重点；二是只讲了成绩，不谈错误、缺点，不讲经验教训。《回顾》是一个掩盖错误、隐瞒情况、多方辩解、空洞表面的文件，是上海不正之风的杰作。国栋同志是拥护三中全会的，反“四人帮”的旗帜是鲜明的，但对苏、彭遗留下来的路线不清、领导班子不清这两个根本问题，没有解决好，进展不快，政治上缺乏魄力，不敢把问题摆出来。国栋同志抓三中全会精神的教育、干部考察、调查组只是表面的东西，他的内心考虑是：上海情况复杂，要稳重，不能乱，慢慢来，文火炖鸡，等等。因此，国栋同志的路子，搞平衡很突出，回避路线是非，怕摆出问题引起一些人的不满，担心不安定情况的发生。三条措施实际上没有解决问题，表面上看起来声势很大，很动人，但鸡已炖了三年，到底熟了没有？要解决上海的路线、班子问题，就会牵涉到市委常委。组织部是班子不纯的保护伞。
我认为国栋同志的路子行不通。原因有三个：一是路子只有少数人知道，广大干部群众不清楚；二是主要依靠少数人，起决定作用的人中，有彭冲、王一平的亲信；三是没有走群众路线，怕群众。我曾向市委要求参加考查干部等工作，但没有回音。这表明市委不相信我。是不是怕我找麻烦？现在，下面一有不同意见，就说中央对上海工作是肯定的，以此压人，这种态度不好。

王琦发言，对杨实人表示支持。而当赵行志的发言流露出自己这六年里“心情不愉快”时，张承宗、杨延修、李云、江华、严政、陈位东、陈修良等人便对赵群起而攻之。另外，也有些人将某些现仍受到重用的“文革”中积极分子奏上了一本，挨了板子的有李志昂（中科有机所）、钟鸣（中科生理所）、方成平（财办）、徐广新（工商局）、薄茂成（商二局）、万景亮（农委）、王德明（农委）、孙加诺（普陀）、候希仁（长宁）、袁成瑞（市法院）等人。
会上，不少在上海工作多年的老干部提出了对柯庆施（1902-1965）如何评价的问题。陈其五说，七八年批《青年一代》时，名为批张春桥，实为批周扶柯。陈国栋正好踱过来旁听，插话道：“关于柯庆施，我口头对中央说了，上海议论多，不好压。耀邦说，柯已死了……”讲到这里，见有人在往本子上记，顿时板起脸说：“不要记，我在这里讲的话不要记录。”吓得两位记笔记的赶紧扔下了手中的钢笔。陈这才接着说道：“我与乔木长谈过两次，上海党史怎么写？五四年到六五年，柯庆施在上海，这段历史怎么写？乔木要我组织一个班子，写这段历史。我讲，柯大体上五四年就响应毛了，南宁会议时，毛就想叫柯顶替周当总理，遭到刘少奇的反对。“文革”中周保了一大批老干部，包括我，到六八年保不住了，被关了起来。有人说柯不死将是“四人帮”之首，此话不无道理。为什么上海是“四人帮”的发源地？与柯是有很大关系的。”
“六年回顾”最终不了了之，但始作俑者的目的并没全部落空，第一书记以“回顾”等方式对邓小平表示的忠诚，还是受到了邓的赏识，市委班子内部令他头痛的对立派，经邓大人点头，最后被他清理得一干二净。在这个“常委扩大会”开过之后三个月，邓来上海过年，农历正月初十，邓将陈、胡、汪和正在上海搞调研的陈丕显召到身边，用说一不二的口气，下达了他的旨意：“你们提出的进班子的十八人的材料，都看了，都合格，都是王兆国（四十一岁）式的人物。上海人才多，要选年轻优秀的。六十岁的，只能再干五六年。市的委办局，要选年龄在三十到四十岁的三五个人，准备再接替。提的名单中，有五个五十多岁以下的就可以了。上钢五厂厂长，五十岁，可以提上来。你们三个，都要留下，你们的大方向是对的，也不能说你们没有缺点、没说过错话、做过错事。你们三个，两三年后也要交班，交班后可在上海当顾问，工作做不完。不靠年轻人，靠我们霸住不行。杨堤可当第三书记或常务书记，管市委日常工作。袁崇武可当书记、第一副市长。还可提一二个当书记。再留一个王鉴同志。”邓小平还当场吩咐陈丕显：“你多留几天，帮助上海解决市委班子问题，七到十天要解决，十到十五天中央要拍板。你打个电报给耀邦，征求一下意见。”当天下午，陈丕显给总书记胡耀邦发了电报。胡总书记很快回电：“同意小平同志意见，考虑比我们周到，请丕显报告小平同志。”宋任穷也很快回话：“同意小平同志意见。”是晚，陈云回电：“完全同意，很好很好。”第二天，胡启立回电：“我完全赞成小平同志意见。”***回电：“我完全赞成小平同志意见。”再过一天，李先念来电：“同意，没有意见。”中央书记处也很快批复了这一名单，新市委共十三个常委，原来的陈、胡、汪，加上邓钦点的杨堤、袁崇武两位书记，成为新班子的五个核心人物。




十七．全国独一无二“思想工作小组”
八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市委发布了一个关于建立“市委思想工作小组”的通知，文件很短，全文如下：

关于建立市委思想工作小组的通知
市委决定：
建立中共上海市委思想工作小组。
市委思想工作小组由夏征农、陈其五、王元化、洪泽、舒文、罗竹风、邢志康等七位同志组成。夏征农同志任市委思想工作小组组长，陈其五、王元化同志任市委思想工作小组副组长。
中共上海市委员会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在上海，成立这个“小组”、那个“小组”，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诸如人事安排小组、青少年教育领导小组、血防领导小组、外宣工作领导小组、文物清查小组、职工思想教育领导小组、知识分子领导小组、蔬菜工作领导小组、防汛防台领导小组、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等等，名目繁多，不一而足。这些五花八门的“小组”，通常由市委或市府的某位领导挂个名，下设一个办公室，配上几个工作人员，就也算是个小衙门了。小组的权限有大有小，例如由钟民任组长的人事安排小组，居于市委组织部之上，决定全市局级以上干部的提拔、换岗，堪称大权在握，势倾朝野。而由陈国栋挂名的血防领导小组，一年也难得开上一次会，无非是隔上一年半载向中央血防小组报上一份上海某县某村又消灭了多少钉螺的材料而已。
成立这个小组的背景，直接源自一个月前刚刚在北京开过的中央十二届二中全会，确定用三年时间进行全面整党，邓小平在会上作了严厉讲话，提出思想战线主要是理论战线和文艺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对于造成思想混乱和精神污染的各种严重问题，必须采取坚决严肃认真的态度。周扬（1908-1989）在会上挨批并作了检讨。上海市委处境微妙。“北京有的，上海也有；上海有的，北京不一定有。”市委第一书记的这句名言传诵一时。三台戏、三个人（王若望、熊映梧、戴厚英）搅得上海市委心神不宁。王元化参加了周扬文章的起草，很令提拔这位学者当部长的市委领导哑巴吃黄连。紧接着胡乔木对《上海文学》、《文汇月刊》发表张辛欣小说提出严正批评，并要市委“告上海市委宣传部严肃处理”，气势咄咄逼人。
上海贯彻邓小平旨意向来雷厉风行。为了以加倍的热诚向中央表白心迹，第一书记登门拜访夏征农和陈其五，力邀这两位已退居二线的思想战线老战士重登战斗第一线。十一月二十六日，市委宣布成立全国独一无二的“市委思想工作小组”，授权该小组“研究问题，掌握政策，交流经验，组织队伍。”
不过，这个小组跟其他那么多小组不同，几乎从其诞生的第一天起，就陷于四面楚歌、一片挨骂声中。其所以如此，跟上海思想文化界对“清污”普遍有抵触情绪不无关系，例如上海音乐学院党委讨论“清污”，应到十二人，五人请假，三人早退，最后剩下一个书记，一个非正式委员，两个记录。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照***的说法，天生是个软骨头，只要有个一官半职的，别说对中央、就是对市委也不敢直接顶撞，只敢把怨气发泄到这个不伦不类、没有实权的“小组”身上。最流诵一时的，当数后来吴强在政协整党座谈会上的那个发言了：“成立思想工作小组，实际上就夏、陈两个人，一个是八十一岁，一个七十岁、开过大刀，走路也气喘，真是七老八十，把上海的思想战线交给这两个人，能行吗？”如果素以手段果敢出名的胡立教来挂名这个小组，恐怕没人会有这么大的胆量来肆意抨击的。不过，在上海成立这么一个“小组”，也确有点叠床架屋、多此一举。本来，市委宣传部就是市委主管思想战线的专门机构，这几年对上海意识形态的管制已经够严的了，别的暂且不说，光是对“海外流入的歌曲录音制品”和“海外流入的录像片”的分类查禁，其打击面之大，就令人乍舌。八二年市委宣传部曾以增发的《宣传工作简报》，列出了录音制品查禁目录，总计被禁歌曲二百首。八三年以【沪委宣办（83）第256号】文件列出的所谓“第二批”查禁目录，总计被禁歌曲达六百多首！还规定凡港台进口的录音制品，只要一个音乐盒带里有一首被禁歌曲，整个盒带就都属于消磁之列。看到邓丽君演唱的多首歌曲皆被查禁，我不由得回想起前几年在复旦，头一次听到邓丽君歌曲时同学们那种如痴如狂通宵不眠的场景，觉得如此查禁太不近人情了。当然，真正不喜欢听邓丽君唱歌的也有，贺绿汀就在市委召开的一次上海文艺界知名人士（党内）座谈会上，头一个抢着发言，大骂音乐界的“精神污染”和邓丽君：“三十年代，鸳鸯蝴蝶派流行，今天的轻音乐，有无相似之处？是迎合了小市民的需要。现在台上还模仿邓丽君。我看蒋介石没能征服大陆，邓丽君却征服了大陆！”在其他场合他更将“流行歌曲”斥为“黄色歌曲”、“靡靡之音”。
“思想工作小组”成立后，办公地点设在康办里面一幢五层公寓楼的二楼，陈其五连吃带睡住进了办公室，成为主持“小组”工作的实际首脑。夏征农当时住在三楼，偶尔下来跟陈嘀咕几句，对“小组”日常事务并不过问。小组其他成员，除了偶尔开上一次碰头会，平时很少来这里走动。
那段时候，王元化因颈椎肥大影响右臂活动而住进了瑞金医院。外界传他“小病大养”、“住院避难”，是不确的。我很同情这位专家学者此时的际遇，特去医院看望。他住在医院九楼头一间病房里，看上去神色有点疲惫，显然他的失眠症也加剧了，没休息好。他对我不无感慨地谈了不少想法。

市委思想工作小组，今天下午开了第一次会，我生病住院，龚新瀚代我参加，刚才还在这儿向我汇报这事。思想工作小组，今后与宣传部的关系怎么处？确实有点难弄。出了事，谁负责任？思想小组准备调二十个人，我说，把宣传部文艺处等部门的一些人划过去算了，或让夏老、其五来跳一批人也行。不过一般的同志也不愿意过去，这个机构至多干两三年吧。文联这一摊，今后由夏老来管，夏要当文联主席，人事上的安排，以夏考虑为主，我们至多提些建议。原来提罗竹风，是考虑到五湖四海，能为各方所接受，又有威望，照现在的形势，又要作调整了。
清除精神污染，我是稳重的，宣传部有人很急，说是部长在周扬文章上参与了，应争取主动。我是不为所动。我相信中央不会再搞大的折腾。广播电视部，急令各省市的广播局，将学习、节目情况，一日一报，弄得很紧张。邹凡扬跑到我这儿来，也很紧张。我说不要那么紧张么。现在电视节目太单调，应搞得丰富多彩一些才好。电影也是如此，群众对《莆田进行曲》、《除霸雪恨》停映反映很大，我们已整理材料送上去了。
有人讲我与周扬如何如何，陈沂、李培南、周抗等人，还有交大一个，是讲得多的，陈沂放了我不少风，说我怎么怎么。有些人不明真相，受了影响，可以向贺敬之等人去了解嘛……
文联，有人说有三派，说我与钟望阳是一派的。哪有这么回事，我挂了个党组成员，平时根本就不搭界，钟过去与文艺界也是不搭界的嘛。“文革”中，我在奉贤文化干校九连，那时种蔬菜，一年比一年种得好，农场也来向我们买菜。我那时跳大粪，可跳一百六十斤，有人说我这官方政治上怎么坏，劳动倒还是积极的。批邓时，我、杜宣、哈华、若望、孔罗荪等人，都在背后发牢骚，到没人去告密的。有一个人倒是去告密的，此人原来就当过汉奸。批林批孔，工宣队问我，我说我不懂孔老二，他们就以为我真的不懂。其实我是搞古典文学的，哪会连孔夫子都不知道呢？大家的心里都是明白的。那时我与杜宣一起坐手扶拖拉机到奉城和市直干校去过，在那么一种生活里，能乘拖拉机去镇上转转，还挺高兴的呢。有一次中午，工宣队来了，我们在闲扯，王若望在写什么东西，工宣队问他写什么，他说没写什么，笔没停下来。工宣队要看，他急了，要收起来，被工宣队夺去了。原来他在给别人写信，大骂批林批孔。这么一来，王两手一摊说：“奈么该死了，我又要被关进去喽！”王以前坐过牢。
“文革”以后，想不到这些同志的不团结，矛盾会闹得这么深。过去受迫害是共同的，谁也没有咬谁么……

王元化在医院住了一段时候，病情有所减轻，便到广东崇化温泉疗养去了。
研究室积极投入“清污”，我觉得有一点“文革”大批判的味道又来了，有些人还觉得味道不够足，水牧拿出了比搞“逃票”调研还要高昂的劲头，布置全组收集整理张辛欣、戴厚英、王若望的材料，他指名叫我搞王若望的，我以消极怠工的方式最终来个不了了之。全室学习会上，联系农口的吴振兴对“朦胧诗”大张挞伐，水牧把周扬提出的感性、知性、理性“三段论”拔高到“反***思想”的高度来狠批一通。
年底，传来胡耀邦接见团中央和各省市团委负责人的讲话。总书记从服装、歌曲、文艺作品等八个方面，批评了“清污”中一些很可笑的做法，例如剪掉长发、干涉服装样式、随便***、禁戏等等。总书记这番讲话，对全国各地方兴未艾的“清污”运动起了点遏制作用，但中国实行的是老人统治，在邓小平的强硬霸道面前，这位总书记也只能心有余而力不足。
叫我始料未及的是，八四年一月，研究室通知我，调我和许学春两人去“思想工作小组”工作。我说我不想去这种是非之地。不去不行，夏老几次跟市委交涉要人，组织已做了决定，再说这是临时的，小组就在康办大院里，你有事就去去，没事仍回自己办公室，两头都不丢。
就这样，我身不由己地进入了这个成立伊始即招人唾骂的“小组”。陈其五已把歌剧院副院长张拓（1924-1999）调来，还先后从文艺出版社、社联党史学会借调了两个人，连同夏老、其五的秘书小杜、小李，加上市委研究室两人，一共七八个人，组成了一个处理日常事务的小班子。
陈其五住在办公室里，从早到晚不停地看文件、找人谈话，倾其全身之力推动“小组”的运行。他五年前因患肺癌开过大刀，又患心力衰竭、肺气肿、高血压等病，身体极为衰弱，年纪不到七十，走几步路便会气喘吁吁，面色苍白，嘴唇常因体内缺氧呈黑紫色。
终其一生，陈其五是个令人惋惜的悲剧人物。这位蒙古贵族的后裔，曾是三十年代清华大学高材生、清华大学学联主席，三八年入党，三十多岁就当上了第三野战军政治部宣传部长，是陈毅（1901-1972）手下一名得力干将。解放后曾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第一副部长等职。但陈毅调京、毛的“好学生”柯庆施来上海主政后，他便走了下坡路，五六年在太湖高干疗养院疗养时，这位英俊才子邂逅刘少奇前妻并酿出一段风流史，不巧被人发现，也成为他仕途上一大污点。六二年他不顾柯庆施阻扰，批准在上海文艺界传达周恩来、陈毅在广州会议上的讲话，同年为被指控发表“反党讲话”的巴金力持公道，遭柯打击，六五年开除出党，下放到扬州农学院。“文革”中上海戏剧学院“革命楼”的薛靖、任小莲等造反派对他进行毁灭性抄家，光是抄走的藏书就有一万册，他从战争年代起写下的大量笔记被抄得一本不剩。青话剧团的一批造反派在杨兴荣带领下晚上闯进他家，残酷鞭打，从夜里打到天亮，浑身上下打得皮开肉绽、鲜血淋漓。六八年四月，张春桥令《文汇报》以整版篇幅狠批陈其五，对他这只“死老虎”犹视为心头大患。“文革”以后，他至七九年才获“解放”，但当年柯庆施、张春桥强加给他的罪名并未全部撤销。至八一年给他安排了工作——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比他三十年前的职务还低一级。不过，十几年后重返政坛，又是动过大手术的有病之身，他似乎预感来日无多，不仅不注意保重身体，反而发了疯似的拼命工作，以此来弥补多年来政治上的那种失落，这种心态一直支撑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可惜他既没有在“真理标准”大辩论中施展才华的机会，又没等到他死后才高涨起来的“改革开放”浪潮，命运偏偏让他在最最吃力不讨好的“清污”运动中压上了一副沉重的担子，他便只能挑着这副其实并不适合他的重担，走完自己生命的最后一段旅程。
他在“小组”为时不长的岗位上，曾多次对工作人员讲起他充满传奇而又坎坷不平的过去，闻者无不为之唉叹不已。

我很长时间当陈毅的宣传部长。老华东局宣传部有七位部长：舒同、冯定（党委书记不当，想当教授，五八年挨整）、匡亚明、刘顺元（为人正直，是新四军二师的）、张登、沙文汉（当过浙江省长，五七年打成右派）、夏衍。我在南京当宣传部长，那年我三十五岁，石西民是副部长。后来柯庆施喜欢石，将他跟我调了位置。
五四年，华东局六十人会议，省军级干部参加，我也参加了，是最年轻的一个。陈大同、刘顺元、和我，三人是比较一致的。陈是我的好友，别看他平时对下属很和气，在党的会议上可严厉了，当场说：“华东局内有奸臣！”刘顺元也赞同。我那时年轻按捺不住，也说了，还当面指出了张三李四。有个人，中央准备任命部长，因我们的发言而耽搁下来。有人劝我收回发言，我说不收回，对党负责、也对自己负责。会后，陈老总对我说：“其五，你说得好，不过你是政治部长，与行政部长是不一样的，有些话过了。”我接受陈老总的批评，方式要注意，但我基本上还是坚持自己的看法。
五六年，张春桥当文艺部长，那时我是文教部长。
五七年反右，我没把任何人打成右派。有个人，是荣誉军人，因为说了两句话，也被打成右派。材料送上来，我顶住了，就这么两句话，又不知前后左右的联系，还是个荣誉军人，就把人打成右派？前几年我开刀，这个人两腿都没了，叫人抬着来看我，我不认识他，经他一说，才想起这件事，很令我感动。
六二年广州会议，我同意传达，柯庆施不同意，后来我六五年被开除党籍，这也是我的一大罪状。“文革”中，报纸上批判我的文章，长达几整版，比批陈丕显的还长。我出来工作很晚，之前，我去北京找到胡野萍，他要我写个二百字的材料给耀邦，我写了九百字。七九年我开大刀，肺癌，别人说我必死无疑，我开了刀，很好，一直活到现在，已五年了。开刀不久，中央讨论六中《决议》征求意见稿，全国四千人，上海一百三十一人，我也参加了，是从医院里请假出去的。
现在，我的身体还是差的，中度肺气肿，稍走路就气喘，早上咳嗽厉害，说不定哪一天一口痰堵住了就会死掉。但我只要一息尚存，就要为党工作到最后一刻。我不要当官，要当官，解放初我去中央不留地方了。解放后几十年，我几次挨整、降职甚至开除党籍，毛主席讲的“五不怕”：撤职、出党、离婚、坐牢、杀头，前四条我都真的经过了，“文革”中，我老婆、孩子跟我“划清界限”，直到七八年，我小儿子还被别人打得满脸是血。战争中，我也不怕死，无非子弹没打中我而已，可说“五不怕”我都实践全了。我这个人看到不公正的现象就要斗争，我早把个人利益置于考虑之外。
我是读私塾出来的，父亲是大学教授，后来几乎饿死。我的三弟是在战争中牺牲的。我自己，参加革命也较早，抗战时，我二十三岁已担任陈老总的秘书了。前不久，钱伟长来上海看望我，他在校比我高一级，他妻子是我的同学。他在北京呆不住了才到上海来的。蒋南翔此人，说实话，是比较“左”的。钱伟长来我家，长谈几小时，还要在我家吃饭，我除了下面条，别无本事，阿姨也不会做，临时急匆匆叫人备了几样菜。
吴强此人，是我的老部下，他多次挨整，都是我保护了他，但是现在他却忘恩负义，到处告我，说我如何如何，还告到中宣部，但马上就被我知道了。吴强对我有意见，从历史上说，五八年我就对吴强说过：别的我可以不管，但有三个字我是坚持的，即“不老实”。现在我对吴强还是这三个字：“不老实”。
刘金，五几年姚文元批判《战斗的青春》，刘那时是出版社文艺处副处长，写信给我（自称是我的老部下，我已没有印象了），对姚文元的批评不同意。我看了这本小说，认为还是可以的。后来，开了大型讨论会，刘金当面对姚文元提出批评，但别的人明明也对姚有意见，当面就是不敢提。这件事给我印象很深，觉得刘金为人还是正直的。现在有人称刘金为“金棍子”，还流传很广，真是众口铄金啊！扣上“金棍子”的帽子，这本身不也是一根大棍子吗！至于“木棍子”，那个人的情况与刘金不一样，是不及刘的。栾保俊是赵易亚的部下，赵是我的副手，对栾，我没什么大的印象，那时是个什么宣传干事之类。
王若望，入党比我还早，是我的老部下，他被打成右派，不是我搞的，不过那时我批他也是够厉害的。对王若望，我觉得他自由主义严重，昨晚上他还到我这儿来长谈了几小时。我讲他几句，他还是听的。
王一平，我当三野宣传部长时，他当组织部长，此人还算正派，但胆子小，“文革”后出来工作，对老干部的解放没做好，大家有意见。
…………

七月中旬，陈其五在许学春陪同下，离沪赴烟疗养。万万没有想到，到山东后，由于气候不适，他犯起病来，当地医院有一台半年前从美国进口的人工呼吸机，因当地无人会操作，拖延了抢救时间。等上海派华东医院医生赶到烟台时，陈其五已经奄奄一息，不得已对他施行了气管切开供氧术。陈的病情惊动了当时国防部长张爱萍（1910-2003），直接下令，调拨一架伊尔军用专机将他从烟台送回上海。到上海后第二十天，九月四日上午七点二十分，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死后两片嘴唇没有合拢。逝世前一天上午，他以手示意，叫女儿巧巧拿来纸笔，握笔在上面写下：“我心已不能有表白 千古奇冤 我是第二 呜呼”几行字。“冤”字比划较多，只写了上面的盖头，因手抖得厉害，写不下去。巧巧问：“你是想写个‘冤’字吧？我明白了。”他点了点头。一个陈毅帐下戎马倥偬的高级将领，后半辈子屡遭柯庆施、张春桥等左派大将压制迫害，“文革”后仍未得到公正评价和重用，直至临死前发出如此悲愤哀号，真乃中共党史上一大悲剧也！他死后一年，儿子陈小蒙因与胡立教的养子胡晓阳一起玩弄多名女性而被逮捕，最后双双被判枪决。他在牢房里写了五万字交代材料，供出了不少中央要人子弟比他还要严重的罪行，但这并不能挽救自己一命，正处在风头上，胡耀邦下决心要惩治现代衙内的胡作非为，邓小平也发话了，胡立教尚且保不住自己的养子，何况他的父亲一年前已经去世。
“思想工作小组”在陈其五主持日常工作期间，因为并无实权，除了找些人谈话、开过些座谈会，其实也没干出几件事来，上海大学戴厚英因《人啊人，人！》及过去的经历受到批判，教师正在加工资，对她给不给加？下面的请示报告转到“小组”来，夏老批了按政策办，陈其五批示可以加两级。陈其五去世后，九月十四日，“小组”就如何处置陈其五后事开了一次全体会议，到会者夏征农、罗竹风（1911-1996）、邢志康、舒文（1916-2008），龚新瀚代表王元化出席。在陈其五追悼会前一天（十一月五日），“小组”举行了最后一次全体会议，到会者仅夏征农、邢志康、洪泽（1918-1998）三人。此后，“小组”名存实亡，再也没有任何活动了。
八五年三月五日，市委发了一个文件，寥寥数语，正式宣布撤销“市委思想工作小组”。至此，这个在全国名噪一时应“清污”运动而建立起来的“小组”，从市委发文成立到发文撤销，前后凡四百六十八天，在一片挨骂声中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




十八．黄菊管起了上海的文化界
在我被借调去“思想工作小组”不久，康办内部格局做了一点小调整，研究室从办公厅里独立出来，升格为市委研究室，办公厅里成立一个“综合处”，专门从事上海信息的全面收集与即时汇总工作。原研究室的人员，一分为二，三分之二留下，三分之一调去综合处。其实研究室和综合处的工作性质多有重合之处，不过这么一分家，官位一下子多了很多，很多老机关的职称、级别和待遇都升了一两级，皆大欢喜。
就在一年前，胡耀邦在中央七个单位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发表了《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重要讲话，六个大题，二十八条，很有气势，其中精简机构、缩减人员、提高效率是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可惜在中国的体制下，要办好事何其难也，总书记一番良好愿望，到头来也只能成为一纸空文。
有一次综合处支部书记对我说这一期食堂黑板报轮到我们出，请我写一篇稿子凑凑版面，我就写了一篇不足两百字的短文，大意为甲乙两人的一场对话。甲：现在余庆路食堂吃饭很拥挤。乙：是呀，过去底层食堂没开，光是二楼食堂，用餐者也不挤，现在机关食堂吃饭的人越来越多了。甲：听说要搞精简了。乙：是呀，前几年吃饭没这么多人的时候，就搞过精简了……就是这么一篇短短的黑板报稿件，居然惊动了党支部！专门开会研究，最后决定这篇稿件不能用，理由是避免刺激上头。
田作勇被提拔当上了综合处处长，叶佳焕和原来二组的一位傅一源，都当上了副处长。傅和叶都是“文革”中就在康办里供职的，“九大”召开前夕，傅积极参与上海马、徐、王收集材料“炮轰”陈毅的活动，去陈阿大所在工厂，以副组长身份积极发展陈阿大突击入党，七六年一月，上海黄浦江上很多船舶自发拉响汽笛哀悼周总理逝世，傅和叶两位气势汹汹地赶到外滩去追查拉汽笛的“反革命事件”。多年后，有人认出了傅，大为不解，像这种“文革”中的“三种人”，不是早该清理出要害部门的吗？怎么仍然风风光光地在市委工作？外面的人当然不知道，“文革”中康办里的投机专营之辈，察言观色、阿谀奉承的本事比谁都强，一旦蒙混过关，只要俯首帖耳向新主子表示效忠，早就既往不咎啦。
这样一来，叶成了我的直接顶头上司，我所起草的所有文字材料，首先要送给他审阅修改。这就出现了一个很滑稽的局面，他的文字能力实在太低，让他审阅别人写的东西，就等于叫一个小学生批改初中生或高中生的作文。可是，他若不作更改，就没法履行他当顶头上司的职责，他若是改一改吧，不是把原来还通畅的句子改得文句不通，便是把原来的意思也改得面目全非了。我知道他也有为难之处，一般情况下随他怎么改，只要不过分，不跟他多做计较。
芮杏文和***从北京调来上海任市委书记和市长后，因市委内部没有文教书记，就叫副书记黄菊来分管一下。黄菊“文革”前毕业于清华大学电机专业，当过车间技术员，“文革”后被提拔为市机电一局副局长、市工业党委书记，八四年提为市委常委兼秘书长，一年后提为市委副书记、副市长。他对工业方面的情况也许比较熟悉一点，叫他管文化，恐怕有点令他勉为其难了，有时我会想起叫叶为我审阅稿件的窘境，当然这两者也不可同比。不过，黄菊是个官场里的聪明人，他对上头的话从来唯命是听，对下面讲话也很注意分寸，不得罪人。有时刘文庆陪他去岳阳路市音像馆看海外录像片，或陪他去上海一些文化单位走走，我也跟去，我发觉他总讲一些冠冕堂皇的话，很少对具体问题发表具体意见。
八五年下半年，在上海发生了一场《WM》中途辍演事件。此剧剧名“WM”，取自“我们”汉语拼音wo men的头两个字母，是一部反映知识青年坎坷遭遇和对人生进行思索的话剧。编导为北京空政话剧团团长王贵，曾执导过《陈毅出山》、《九·一三事件》等剧作，其艺术风格具有一定的独创性。作为一个穿军装的艺术家，能编导这么一部针砭时弊的作品，是很不容易的。不过，八五年六月，在北京只在内部演了三场，就被下令停演。王贵不服，向军内外各级社会贤达陈情上疏。《人民日报》于七月二十七日发表评论员文章，对这出戏表示支持。这一来，事情可就闹大了，总政有些首长老羞成怒，干脆撤了王贵的职。
事情传到上海，就在这一年刚被任命为上海人民艺术学院院长的沙叶新，凭着一个艺术家的良心，作出了一个勇敢的决定：让上海人艺将《WM》再度搬上舞台，并邀请被黜的北京同行来沪执导。国庆刚过，《WM》开始上演于国际饭店旁边的“长江剧场”，当月戏票一售而空。上海数家报纸发表了十多篇评论《WM》的文章，大多持肯定态度。人艺还向来看戏的观众发出250份问卷调查，收回79份。这79位观众对《WM》表示“很喜欢”的有35人，表示“喜欢”的有34人，“一般”的8人，“不喜欢”的2 人。
上海这一举动无疑大大刺激了北京某些人的神经，总政一份措辞严正的报告送到中央政治局办公桌上，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1929-）作了批示，要《WM》停下来。胡乔木批了长长一段话，对《WM》再度上演的谴责更为严厉。
十一月中旬，康办收到北京发来的密码电传。芮杏文叫黄菊通知市委宣传部和市文化局，马上把《WM》停下来。不过，“长江剧场”下一周的戏票已全部售出，突然停演，对观众怎么交代？剧场经理李俊照提出，这部戏的内容没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已售出的戏票全部演完，也不过八场而已，难道就不能宽限这几天？我把剧场经理的意见一五一十跟黄菊说了，我还好心提醒这位过去跟文艺界很少打交道的市委副书记：“你要慎思而行。禁戏可不是闹着玩的，谁要下令禁演一台受观众欢迎的戏，谁就将永远被钉在历史上的柱子上（我忍住了没有沿用“历史的耻辱柱”这一刺激性套语）。你看上海前些年禁了几个戏，直到现在，文艺界很多人一提起来还愤愤不平。”黄菊两手一摊，脸上露出一丝苦笑：“跟你实说吧，上个月我跟宣传部的小潘到剧场看过《WM》，我觉得这出戏的格调不高，虽不属于禁演之列，但在‘允许’的范围内，也会引起争议的。小潘还上台跟演员握手，我没上去，看来我还是冷静的。现在的问题，不是我要禁这个戏，是总政给中央打了报告，启立、乔木批了，要停下来。”我说：“票已卖出去了，反正还有八场戏，将海报拿下来，演完算数，有什么大不了的？”黄菊缓缓摇了摇头：“不久前遇到艾知生，他对我说：主心骨要站稳，紧跟中央的大政方针，不能动摇。这次WM，中办两次来电急催，市委作为一级党组，是不能不执行的。停，今晚就要停掉，不然不好交代……”
他又跟我说：“下个星期一，上海戏剧学院熊佛西铜像揭幕仪式，能否振元、丽娟去一下，振元星期日就回来。我不参加了，不然摆不平，不然今天是熊佛西的铜像，明天是别的哪个人的铜像，都来叫你，你去不去？况且，我也知道，我是坐在这个位置上，人家才来邀请我去揭幕，不在这个位置上，文艺界哪个人对我是服气的？星期一上午，我晚点到，要讲话，你帮我随便写几句，表示一下祝贺，希望，精神文明建设，文艺政策的稳定等等。”
《WM》猝然停演。为尽量减少观众的抵触和不满，由市委宣传部出面，将最新、最热门的美国宽银幕影片《超人》调到长江剧场放映。大部分观众心平气和地接受了《超人》，要知道，这部影片刚在“大光明”首映，影院门口黑市票要翻上五六个跟斗呢。再说对许多年轻人来说，八十年代的上海滩，夜里可供游憩的地方少得可怜，跑进剧场或影院，有的也无非借一块可与情侣相偎而坐的宝地而已。有些观众表示了遗憾：恐怕今后再也看不着这出戏了。有几个观众对剧场看门人发了通火：“我们从老远的地方赶过来看戏，为什么突然不演了？要是在外国，人家一定会提出法律起诉！要剧场赔一大笔钱！”不过，说归说，这里毕竟不是外国，这几个年轻人自己也知道这里不是外国，对剧场看门人发过火以后，就进场找座位去欣赏美国超人的惊险表演了。
几天后上海戏剧学院举行的熊佛西铜像揭幕仪式，刘振元副市长代表市委市府到场祝贺。黄菊想想半中间去参加也不合适，干脆没去。我给他写了个简短的发言稿，也就没用上。
这年秋天，上海《民主与法制》月刊第八期发表长篇报道《茅台酒乡的非常新闻——王开荣案的幕前幕后》，引起贵州省委强烈反弹，告到中办，批转到上海，上海处理此事，也颇费了些周折。
《民主与法制》发行量达二百万份，在全国影响不小，那篇报道说的是贵州省怀仁县交通监理站青年女监理员王开荣，秉公办事反遭打击报复的事。王在负责收养路费时一年超收三万元，担任外勤查车时两年多纠正违章897次，结果得罪了一些人，多次被人毒打致伤，连她二三岁的儿子在街上也常挨揍；还多次受人检举诬告，甚至被县公安局非法拘留；她的丈夫在重重压力下不得不跟她“划清界限”。她到处申冤，先后上诉二百多次……后经《贵州日报》、《中国妇女报》、《中国法制报》等报道，惊动了贵州省委第一书记池必卿，亲自召集会议，花七个半天时间，来研究处理这桩既简单又复杂的案子。本来，事情到此也就为止了。可不巧的是，没多久中央调整贵州省委班子，第一书记池必卿（1917-2007）退居二线，省委书记朱厚泽（1931-）调任中宣部长，团中央书记***（1942-）改任贵州省委第一书记，池必卿对王开荣案定下的解决方案，省里及下面某些人顶着不办，王开荣处境更加艰难。
就在一份份报告报来报去，一件件批示批来批去的当口，《民主与法制》又爆出了一个冷门：刚出版的第十期杂志，刊登了罗竹风言辞犀利的长篇杂文《“法律以外”》，以无可辩驳的理由，愤怒抨击高层机关和权势人物置宪法于不顾、视小民非人待遇于不理、以长官意志强迫《民主与法制》第八期不准发行的违法行为。罗老是个知识渊博的杂文大家，如此尖锐泼辣直指官僚主义政体要害的檄文，能公开发表，太难得了。
十月二十六日，芮杏文看到《民主与法制》送来的王开荣来上海哭诉处境艰难的《内部通讯》。芮对平民百姓向来比较厚道，他觉得不管怎么说，王开荣个人遭遇还是值得同情的。他北京带来的秘书刘作章可能是受他影响，有时看到康办门口有人来告御状，从来不像警卫那样凶巴巴地将人撵走，总是耐心地听一听，并将告状信接下来。芮在《民主与法制》的材料上批了几行字：“建议转锦涛同志阅。第八期的有关文章我们尊重锦涛同志的意见处理。”十一月八日，上海市委办公厅将这份材料转给了贵州省委办公厅。
罗老的《“法律以外”》，给市委出了个难题。罗竹风毕竟不是魏金生、王申酉，对罗老这样的社会名流，打也打不得，关也关不得，万一处置不当，老头子再给你来篇什么“以外”，也够你受的。芮决定放下架子登门拜访罗竹风，请这位老人家协助市委将《民主与法制》惹出的风波平息下来。罗竹风住在衡山路“雅绿公寓”里，这是一幢建在马路转角口的老房子，从公寓建成半个多世纪来，大概还是头一次有上海市的最高领导人来此光顾。十一月六日，芮杏文与黄菊等人登门造访罗竹风，果然不虚此行，罗老虽说是文化名流，他首先也是久经官场磨砺的老党员、老干部，现在上海第一把手降尊就屈给了他那么大的面子，若他再不见好就收，岂不太不识抬举了么。
第二天，市委把《民主与法制》一二三把手全部请到康办小礼堂，研究第八期杂志最终如何处理。会议由黄菊主持，宣传部潘维明、龚新瀚也参加。黄菊表示：“对第八期，我们是慎重的，但是再这样下去不行，请大家来统一思想，昨天罗老已表示了，要顾全大局。”《民主与法制》主编丁柯说明了一些情况，他一开始还认为发表这篇文章对刚去的***应该是个支持，现在了解到贵州省委很复杂，王俊去北京，带去很多茅台酒送中央政法委。黄菊强调：“此事闹大了。在党领导下的喉舌，要服从党的领导。”潘维明说：“锦涛要我们相信他能解决，但要给时间，希上海饶了他。”丁柯说：“我们是好心，王开荣的事，如不能早日解决，对贵州省委也不利。那里很多现象还是中世纪的状况。我们说服王开荣回去，给了她钱。她准备自杀。希转告锦涛，早日处理。”副主编齐震之叹苦经：“杂志是自负盈亏的，损失几十万，要关门了。”龚新瀚说：“地方刊物，一般不要管外地的事……”
会开到一半，芮杏文推门进来了，跟大家点头致意。看见丁柯，开口就问：“丁柯，哪里人？”
丁柯答：“上海人，在市委十年。”
“这个事情，我对《民主与法制》，在北京时以为是政法委的刊物，孩子、青年都爱看，来上海，才知道是上海办的，还有《青年一代》、《收获》。”芮杏文说开了。“《茅台酒乡》的文章，我没看完，太长。后小潘讲，中办来了紧急电话，不要登了。大家服从组织，同意停，发现已经出去了。【黄菊：“一百五十万压在邮局。”】具体是非，我市委不能派人去调查。小潘讲，专门去了一次。与中宣部商量，朱厚泽与我党代会一个组，我与朱是正副组长。我问朱怎么回事？朱说不好讲，是池必卿处理的，建议我与锦涛商量一下。二十三号，我找了锦涛。锦涛说：‘请上海高抬贵手，我没精力管这么具体的事，闹了几年，池去后安定下来了，池是否处理得一丝一毫都公正？我无精力调查。总之是安定下来了。可现在又提此事，又要哗然。贵州再不安定，我受不了。个别问题个别解决。’我不好再讲了。文革前我在四川，贵州是有名的重灾区。我对锦涛很同情，上海不能去管人家的事情。刊物面向全国，但都是党的刊物，有党法、党章，党历来讲民主，罗老扣了很多帽子，我不扣帽子，不压人，我说得很诚恳：不搞了，贵州有困难，我们要体谅。第十期讲‘违宪’，以后再与罗老交换意见。我们心平气和，没加帽子。你们信息很灵，【黄菊：“他们五十三号文件也没有。”】那怎么会？将来要改，宣传部的发文级别，要提高。要宣传，怎么看不到东西？【黄菊：“周五开好会，统筹解决一下。”潘维明：“社联有文件，但很松散。”齐震之：“我们从外面弄小道。”】过去我在东北局，宣传部、机关是优待的，干事也看省军级的。这个工作，我们改进。”
这次会议之后，从上海高层来说，因《民主与法制》报道王开荣事件而引起的与贵州省委的一点纠葛，就此划上了句号。后来我也不去追问被扣住的第八期刊物最终结局如何，照我的想法，拖上一段时间，慢慢地，不动声色地随后出的《民主与法制》送到订户手中，不就得了。我关心的是王开荣这个小人物最后情况怎样？据后来了解到，半年以后，中办、中纪委等四大机构也组成联合调查组，赴贵州实地调查，并就王开荣的工作和生活等具体问题，做出了具体安排。回过头来看，一个小小的怀仁县女交通监理员事件，能在全国造成这么大的影响，报纸刊物等媒体的作用功不可没。若是有更多的报刊能像《民主与法制》那样大胆鞭挞现实社会中无法无天的专制现象，更加重要的是，党要允许像《民主与法制》这样的新闻媒体积极干预社会生活、为在中国健全民主与法制发挥监督作用，这个国家的发展就有希望了。

十九．热议一时的三个“子”
八六年三月初，市委在延安西路一〇〇〇号召开了“上海市第五次党代会”。
上一次，即上海市的第四次党代会，还是在十五年前开的，也是在这个地方，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张春桥作了题为《在党的“九大”路线指引下奋勇前进》的报告。
十几年过去了，物是人非，还是延安西路一〇〇〇号，五十年代叫“中苏友好大厦”，那时这幢尖顶建筑物是中国与苏联“老大哥”亲密友谊的象征；张春桥在这里作政治报告时，叫“上海工业展览馆”；现在时兴“中心”，这个“中心”、那个“中心”，“工展”改叫“上海展览中心”了。
八三年，那还是陈国栋当市委第一书记的时候，年中确定下来，九月要召开上海市第四次党代会。成立了党代会报告起草小组，在太原路一百二十号脱产搞——那是属于市委招待处的领地，地处市中心而又闹中取静，外面高高的围墙上架着带刺的铁丝网，里面几幢小洋楼掩蔽在茂密的绿树丛中。过去江青来上海时，常在这里下榻。“文革”前当过多年上海市委书记的陈丕显（1916-1996），八二年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央政法委书记后，偶尔来上海，也喜欢住在这里。为免去首长登楼之苦，特地在小洋楼里装了架电梯，供上下二楼用。大概陈扬觉得我的笔头还过得去，叫我也参加了。报告基本完成，起草组要作鸟兽散了，最后一天，晚餐比平时多加了几个菜，桌上摆着全套纯银餐具，服务员还端上了红葡萄酒。一会儿，第一书记跑到我们餐桌上，跟大家碰碰杯，说是同志们起草报告辛苦啦，慰劳你们！
我被桌上的银餐具吸引住了，银刀叉看上去已有点年头，典雅精致，华贵雍容，透溢出一种贵族气，想不到在市委招待处的餐桌上还拿得出这玩意。后来我听说，这是从“文革”抄家物资中觅过来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好东西是不大会被埋没掉的。
后来不知为了什么原因，预定要开的第五次党代会一拖再拖，直拖到第一第二书记都离开书记位置了，仍没开起来。
二月二十六日起开五次党代会预备会议。会议代表981人，代表了全市86.9万党员。“文革”中开的那次党代会，缺少统计资料。再早一点，上海市第一次党代会是五六年七月召开的，出席代表775人，代表了上海14.9万党员。第二次党代会五八年十二月举行，代表498人，代表了23万党员。第三次党代会，六三年十二月开的，代表590人，代表了32.1万党员。从第一次到第五次党代会，过去了三十年，党员人数增加了将近五倍。
预备会议开得挺热闹。最热门的话题，是所谓“三子”之说。“三子”，指的是上海市陈、胡、汪三位主要领导人的三件事：市委第一书记陈国栋的“影子”——他的秘书余铁民因接受港商贿赂而被逮捕，党代会几个月后判了无期徒刑；市委第二书记胡立教的“儿子”——其养子胡晓阳因奸污多名女子刚被判处死刑；市委书记兼市长汪道涵的“房子”——一家三口因搬进淮海路上的一幢花园洋房而被人授以“市长多占房”的口实。
这三位主要负责人都已挪位或退居二线，陈国栋当了市顾委主任，胡立教当了市人大主任，汪道涵当了市府顾问。来开党代会的，绝大多数也都是各系统各单位的头头脑脑，不过此时上海市最高领导人为芮杏文、***，陈、胡、汪对上海的影响力已大为缩水，所以党代表们才有胆量热议“三子”的种种花边新闻。
陈国栋的秘书余铁民，一九三二年生，五四年入党，是八一年跟随陈从北京调来上海的。余在陈身边工作多年，听说跟中南海里陈云、谷牧、李先念等中央领导人的秘书都很熟。八三年，余被提为市委办公厅副主任。陈国栋住在康办大院里面独立的三层洋房里，余铁民住在康办侧（东）门外一幢两层的小楼里。
平时余铁民给人的印象，是个衣着朴素、还算本分的人，他是北京来的，跟康办里的本地人（上海人）交往不多。上海有个“人大校友会”，他挂个“会长”，明佳、叶、许学春等都是校友。
其实，余铁民“出事”，怪只能怪他运气不好。本来嘛，作为市委第一书记的秘书，正局级的“二首长”，为港商来上海经商介绍一点关系，收下港商送给他的一些礼品和两万多元现金，若说事情严重，这钱款相当于余铁民十年工资呢，若说事情不大，据说这位港商在香港身价上亿，作为交个朋友、私人赠馈，两三万块也算不了什么。只要没人知道，没人去告，这事过去也就过去了。问题在于，余铁民经人介绍认识的这位港商陈继铭，属于国家安全部门的内控对象，而余本人并不知道这一点。当余铁民头一次去虹桥机场接陈继铭的时候，在机场守候的安全局人员大吃一惊，他们看到内控对象居然坐上市委第一书记的专车被接走了！不过，他们还是相当忠于职守的，仍紧紧跟踪，只是做得更加小心一点，而且很快就查清了，这事跟第一书记无关，完全是他的秘书在跟内控对象往来。以安全部门拥有的监控手段，余铁民在外面的一举一动还不是尽括囊中。不过，在陈国栋主政上海期间，对余铁民一直没采取什么动作，也许，投鼠忌器，总要给第一书记一点面子吧。出席这一次党代会的新华社上海分社社长徐光春（1944-）在会上就说了：“余铁民的问题，不是那么容易处理的，差一点就糊过去，八三年的事，去年才弄出来……【马达：据说，有人写了材料，被某领导压下来了。】原市纪委班子，非常软弱。我来上海一年，感到上海对下太严，对上太宽。我新华分社对周克印象很坏。【马达：周克、吴沛然、沈敏康、方扬，都搬了房子。】我同意马达意见，群众对上海党风正拭目以待……”
余铁民“出事”后，陈国栋曾做过一点自我检讨，说是有“失察之过”。党代会上，党代表刘鸿英对此并不认可：“现不正之风，主要是以权谋私和用人上的任人唯亲，喜欢唯唯诺诺、听话的人，以我划线，顺我者昌。国栋说‘失察之过’，难道平时就没反映？两年前，我处一个人调康办，在下面反映很不好，搞机要，强奸，不久被抓起来了。为什么领导机关不听下面的反映，就是要用这种坏人？”
八六年六月，上海市中级法院对余铁民以受贿（三万元）罪判处无期徒刑。余提出上诉。半个月后，二审判决驳回上诉。余在提篮桥监狱服刑期间，写了两万字申诉材料，认为自己不但无罪，而且有功。一九九一年，市高级法院对余以受贿罪改判十年有期徒刑。日前从网上看到，余铁民刑满出狱后仍心有不甘，二〇〇九年，年已七十七岁的余铁民，在北京委托律师向全国最高法院提起申诉。
康办机关里对余铁民的下场，墙倒众人推，幸灾乐祸的多。机关党委还办了个余铁民“受贿赃物展览会”，把从他家里抄出来的几厚叠人民币和电视机、洗衣机、收录机、手表、毛毯、雀巢咖啡等摆出来示众。其实余平时生活还是比较清苦的，家里连比较像样的家具也没一件。余被判决后，他住的那幢小屋马上被拆掉，盖起了两幢四五层的宿舍楼。机关党委早就想在这里盖房子，先前碍于余副主任住着，动不了。房子一盖好，机关党委曹维基、刘树泉等人就在办公厅主任马松山纵容下为自己及同伙抢房子捞房子，而直接为市委决策工作的机关工作人员反而被排挤在后面。党风不正，小人得志，机关党委正一步步把自己扩张成一个党中之党，这些人的素质比余铁民坏得多。
说起胡立教的养子胡晓阳，确实是个不争气的公子哥，有几次他竟然骑着摩托车在康办大院里兜风，呜呜卟卟的巨响，搅破了这里几乎从来不受外界干扰的平静。我从五楼办公室窗口望下去，看胡晓阳驾驶摩托的那股彪悍劲，心想这可真是应了一句“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你胡立教管得了上海几十万党员、一千几百万市民，可你却管不住自己的一个儿子呀！
胡晓阳和陈其五的儿子陈小蒙，还有一个葛志文，结成一伙，以自己的老子为背景，在闹市幽宅里举办舞会，诱惑、奸淫了许多年轻女子，其中不少是文艺界里的女演员。从当时看到的一份内参介绍，这些女演员少数是迫于衙内的权势威逼，半推半就，大多是自己有求于人，投怀送抱的多，无非想通过衙内的关系换个工作啊，帮家里解决个什么难题啊，等等。因为胡、陈的公子闹得太招摇太不像话了，公安机关遂立案侦查，一开始对胡晓阳的身份还不太清楚，跟踪到康平路，看他大摇大摆地进去了，而公安人员则被站岗的解放军拦在门外，不准往里走进一步！检察院介入此案后，发现没有一个“受害者”报案的，而且也没有一个“受害者”愿意站出来作证的。据说胡立教因为晓阳不是亲生儿子，判死刑对晓阳的亲生父母（有说是胡的兄长，也有说是胡妻的姐姐）不好交代，曾向邓小平求情，邓给他两种选择：要么用你头上的乌纱帽来换儿子的脑袋，要么按耀邦批的办“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胡不再说什么，在这节骨眼上，作为***的高级干部，除了“大义灭情”，他没有别的选择。八六年三月，胡晓阳、陈小蒙、葛志文三人被执行枪决。听一个康办里的驾驶员说，胡晓阳枪毙后，胡家里接到无数只表示哀悼劝慰的电话。可别小瞧了康办里的驾驶员，他们的小道消息比谁都灵，他们的待遇也比谁都好，汪道涵的司机小邱，比汪的秘书还得主人信任，有些知道这一内情的人就通过小邱来走市长的门路。车队里有二十三个开专车的驾驶员，有二十二位坐专车的领导给康办写过条子，都说司机住的远，房子差，休息不好，影响开车，请予帮助调整住房云云。
前已说过，陈小蒙关押期间曾写了五万字悔罪和揭发材料，爆出不少北京高官衙内的劣迹，这份材料被上海密封送交北京高层，后来没得到什么回音。小蒙幸好是死在他父亲之后，若陈其五活着时这个儿子就“犯事”，还不把他这个铁骨铮铮的革命者给活活气死！
至于说汪道涵的“房子”问题，本来算不上一个什么“问题”。有点小题大做，被人为夸大了。他本来住在我们办公的同一幢公寓楼里，他住四楼，我们在顶楼即五楼。楼里没电梯，年轻人跑五楼一点没事，可他离开市长位置时已经七十岁，而且还会一年年老下去，爬楼梯肯定会越来越累，换个楼层低点的房子，也在情理之中。而且，康办是上海市最高权力中心，戒备森严，来个人也不方便，既然市长不当了，搬出去住，更自在些。他搬出去住的房子，是淮海路上的一幢花园洋房，机管局给安排的，作为即将退居市府顾问的大上海老市长，住这么一幢三层楼小洋房，其实并不算过分，也没超出中央文件对省军级干部住房标准的规定。若说汪市长在卸任之际，对上海这座一千二百万人口大城市最大的欠缺，不是他本人住了或换了多么大面积的房子，而是在他市长任上，为上海市民盖的房子太少了，到八十年代中期，三代同居一室、六七人挤在一个陋室里过日子的现象，在上海还比比皆是。有一年中央政研室几个人来上海搞调研，我和同事陪他们参观了宝钢、石化等上海大工程。几天下来，我问他们，想不想看看一个更真实的上海？看看上海老百姓最真实的生活？他们说想看。那时正是夏天，我就晚上陪他们去南市区河南南路、人民路那一段看看，天热，很多市民光着膀子、端个小凳出来乘凉，有的还抬个竹躺椅出来，不躺到下半夜不会回去的，上街沿坐满了人，甚至马路两边也坐了不少人，满眼望去，密密麻麻都是乘凉的人，有些地段我们的车子都很难开过去。他们很惊讶。我告诉他们，上海市民的住房条件是全中国最差的，就是他们，为国家贡献了每年六分之一财政收入！
在党代会会场里，我碰到任百尊（1920-1997），他原来是机管局副局长，分管上海著名的“六大饭店”，即锦江饭店、国际饭店、上海大厦、和平饭店、衡山饭店和华侨饭店，这六大饭店除了内部接待，部分也是对外开放的，在很多年里代表了上海饭店业的最高水平。“锦江”从机管局里分出去后，他担任锦江联营公司总经理。汪道涵当市长时，他对市长服务得非常周到，甚得市长器重，前两年他因心脏病住院治疗，汪市长几次去华东医院看望。汪在退位前，还把自己的秘书安排到他手下担任副职，可见对他的信任程度。我为《新民晚报》等房子问题曾跟任打过多次交道，我问他：现在会场里传得沸沸扬扬，说是锦江把一幢房子让给汪市长住，怎么回事呀？他一听，马上摆出一副与己无关的架势说：“汪道涵住的房子，不是我锦江的，原来是军房，产权属机管局，一直空关着。后来，这房子借给我锦江接待外宾用，日租金八百元。不久前，机管局要我将这个房子分给道涵住，我说我锦江不管分房子的事，况且这房子也不是我锦江的，我不能出面分房。这样，就由机管局将这房子收回，然后分给了道涵。汪市长去美国时，在机场，关照钱学中办此事的。原来我还想留三层，放放东西的，可汪夫人不同意。我个人认为，房子这么大，你家只有三个人，何必要住进去？影响不好……”我心想，官场里的事儿太难令人琢磨了，汪市长当初对你那么好，才从市长位置上退下来没几天，你咋就对老市长那么不恭敬啦？
汪道涵听说有人将他搬家的事告到中央去了，当机立断，马上又搬了回去。这么搬来搬去，将这位七十岁的老人折腾得也够可以了。




二十．为“回国专家”跟统战部交战
说起上海的房子问题，因为多年来欠账太多，住房困难成为一个非常突出的社会问题，为了一对“回国专家”夫妇落实住房政策，我还跟市委统战部打了一场笔墨官司。
八五年六月，我为老作家赵清阁（1914-1999）女士落实政策事，前往上海社科院了解有关情况。邓颖超（1904-1992）曾对上海市委第二书记胡立教交待过，赵清阁在大后方为我党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现孤身一人，要照顾好她的生活。这位能诗善画的女才子， “文革”中被数次抄家， “文革”后一部分抄家物资还给了她，但还有大量被抄去的信件下落不明，其中不少为老舍、阳翰生、郭沫若等一批中国文化名人给她的私人信件。赵清阁是七九年调入上海社科院文研所的，当年抄她家的，是她原来的单位上海电影制片厂的 “造反派”。上影厂因她已调出电影系统，对她的事已基本不管。社科院对她当年被抄家并不负有责任，所能做的，无非请市电影局敦促有关部门再帮着找找。
划入统战对象的“落政”这类事归统战部门管。上海社科院统战部部长俞文华女士对我谈完了赵清阁的事情后，顺便说起，现在搞 “落政”，难度很大，像追查抄家物资这种事，是 “文革”造成的，难度大，尚可理解；有的事，国家政策刚颁布，下面却落实不了，还事关海外回来的人，这叫我们国家如何取信于人？
我听俞部长话中有话，便对她说，你是指的什么事？请直说好了。
她便说起，社科院有个“回国专家”胡志伟，一家四口，是两年前从台湾回来的。胡的妻子安排在上海中国画院，也属于“回国专家”。不久前，国务院批转了国家科委《关于来华定居专家工作待遇等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对“回国专家”的住房安排有明确规定，单身的不少于两个房间，二、三口的不少于三个房间，多口之家要在从优照顾的原则下分配适当的住房。胡志伟一家目前的住房条件，跟国务院文件规定的标准比，差距还比较大，而且邻居矛盾也很突出。为了解决胡志伟的住房问题，她去市委统战部和市房管局跑了好几次，但一直解决不了。
我叫俞文华把有关胡志伟夫妇定为“回国专家”的批准文件给我看看。她很快找了出来。

国家科委局发文
(85) 国科干字037 号
关于同意将胡志伟、赵万年列入回国专家管理范围的批复
上海市政府科技干部处:
沪府技干 (85) 第009 号报告收悉。
根据胡志伟、赵万年的学历和工作经历，他们属于国务院国发 [1978] 268 号和国发 [1984] 177 号文件所指的回国专家范围，同意归口管理。其工资、生活待遇以及其它问题请按上述文件规定办理。
另，请将赵的有关证件的影印件和胡、赵回国工作的审批件影印件补寄我局各乙份。
国家科委科技干部局
一九八五年三月十八日

三月三十日，上海市人民政府科技干部处以【沪府技干 (85) 第013 号】文，致函胡志伟夫妇所在单位，以便按政策规定落实他们的工资、生活待遇等问题。

关于胡志伟、赵万年两人列入回国定居专家管理范围的函
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中国画院：
经我处研究并报经国家科委科技干部局同意将胡志伟、赵万年列入回国专家管理范围。现将国家科委科技干部局批复影印件转发给你们，请按此批复的要求和 (85) 国科干10号文件规定，确定他们的工资、生活待遇，填写“回国定居专家工资情况登记表”，并将确定后的工资待遇等情况，报告你们的上级主管部门审批，同时抄送国家科委科技干部局和我处。赵的有关证件的影印件和胡、赵回国工作的审批件或影印件也同时寄给国家科委科技干部局和我处各一份。
上海市人民政府科技干部处
一九八五年三月三十日

俞部长又向我补充介绍了这对“回国专家”夫妇的有关情况。胡志伟，一九三二年生，河北唐山人，解放前夕随父母由津经沪去台。硕士学历，一九五九年台湾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毕业，后在国立中兴大学、私立逢甲大学等多所高等院校担任历史教师。八三年六月经由日本带女儿来到上海。十一月下旬安排至社科院经济所工作。其妻赵万年，一九五六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外文系，从事文教和绘画工作。八三年八月带着儿子绕道美国来上海。现为上海中国画院画师。俞部长希望我能为落实“回国专家”的房子问题出一把力。我答应回去后一定向市领导反映这一情况。至于老作家赵清阁女士的落实政策事，我还要去市电影系统作进一步的了解。
回到康办后，我写了一则四五百字的短讯，用的题目是《回国专家胡志伟要求八月前解决住房问题 社科院统战部认为此事再拖国外影响不好》，登载在综合处每日一期的《重要情况摘报》上。胡立教将《摘报》上反映的这一情况批给了副市长倪天增，要他帮助解决这一问题。
几个月后，俞文华打电话给我，告诉我市房管局曾将江宁路的一套房子给胡志伟看过，但房子各方面条件太差，胡没接受，并给社科院领导写了信。俞文华说她跟市委统战部也再次联系过，希望市里能出面帮助解决。我把胡志伟的信要来看了，觉得“回国专家”的要求并不过分，其基本点就是要求兑现国家规定的“最低标准”。于是，我在《重要情况摘报》上再次写了条二百多字的短讯：《回国专家胡志伟夫妇住房至今未解决 近来他情绪波动认为上海歧视他》。
倪天增遂责问房管局，为什么此事拖到现在还没解决？房管局答复说：为胡志伟的住房问题，我们已为他作了多次安排，但他的条件越来越高，我们也没办法了。九月十九日，市房管局以沪房 (八五) 公字发第三二二号文，正式上报了《关于台胞胡志伟住房安排问题的汇报》。倪天增于九月二十四日在这份报告上作了批示：“请市统战部继续协助做好工作。”
由市房管局的这份报告可以看出，为了解决由台湾来沪的胡志伟一家的住房问题，上海房管部门在房源十分紧张的情况下，还是想了不少办法，最后安排给胡志伟一家四口的二套新工房，总计使用面积四十七点五平方米，在八十年代中期的上海，属于上海市民的中上等水平，对于来沪定居的台胞，如此安排也足以说得过去了。但问题在于，八五年三月国家科委局正式下达文件将胡志伟夫妇列入“回国专家”范围后，对胡的住房安排，就不应再把他作为一个一般的台胞来考虑，而应根据国家对“回国专家”的有关规定来解决了。可在房管局的报告里，仍只是把他作为一般“台胞”来对待，这就有意无意混淆了一般“台胞”与“回国专家”之间的政策界限。我感到不解的是，倪天增作为一个堂堂副市长，政策水平理应比他分管的单位高一点，为什么不纠正房管局报告里的这一要害问题，反而全盘接受了部下的意见，把皮球踢到统战部去呢？如此踢皮球，其结果也是可想而知的。
从倪副市长把球踢到统战部去，半年时间过去了，“回国专家”的房子问题毫无进展，仍在原地踏步。胡志伟先后给市委统战部长毛经权和市长***、副市长倪天增写过几封言辞激烈的申诉信，音信全无。
八六年三月，上海市第五次党代会结束后，我跟社科院统战部联系，决定去胡志伟家里看看，他现在的住房跟国家规定的“回国专家”标准到底相差多远？
晚上，我骑自行车，按社科院统战部写给我的地址，找到了胡志伟的住处。那是一幢六层楼的新公房，胡住四楼，从一楼到四楼没有灯光，借着外面路灯透进来的一些残光，可见每层走廊的靠墙处、拐角处，或多或少都堆放着一些杂物，除了搁在门口的畚箕、扫帚、盛放垃圾的破脸盆旧铁桶之类，就是些既没什么用又舍不得扔掉的坛坛罐罐、破旧纸箱、废铜烂铁之类。胡一家住两套房子，两套房子中间的一堵墙已被打通，这样就成了一组大套间。胡志伟指着堆在墙角的一捆捆没打开的书对我说，现在住的地方太小，书都没地方放，所以好多带进来的书啊什么的还没法拿出来用。他又跟我说，他们夫妇多年的生活习惯，不住在同一间屋子里，他妻子习惯于半夜画画，早上起得晚，而他自己则习惯于早睡早起，清晨五点钟就起床了。他的两个小孩，一男一女，十八十九岁，年纪也都不小了，也必须分开住。对他家来说，三房一厅，是无法安排的。
照我看来，作为住公房的人家，四口人，四个房间，加起来四十几个平方米，尽管还缺个会客厅，这样的居住水平在上海市民中已属于相当不错的了。不过，若按国家对“回国专家”生活待遇所做的规定来衡量，桥归桥，路归路，完全是两码事，差距还是很大。
第二天，我就上海“回国专家”住房问题久拖未决等情况专门写了一份《情况反映》。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人住房安排问题，由这件事，暴露出上海某些领导对执行国家对台方针所抱的态度，简直是浅薄无知，甚至可以说是渎职亵职。
对这期《情况反映》，市委书记芮杏文和市长***不约而同都作了批示。
芮杏文的批示是：

庆红同志：
果是事实，请立即和有关部门商量，及早解决。要好一些，快一些。情况告我。

***的批示是：

庆红、学中同志：
请你们一道研究一下，设法帮助解决，为什么拖了这么多年？接受台湾同胞，或归侨，或外藉华人回国专家，值得慎重考虑。是否要有人去看他们一次。请酌。
22/3

市委一二把手都作出如此明确的批示后，我有一种松了口气的感觉，一般来说，走到这一步，接下来就是底下如何具体落实的问题了。
大约过了个把月，曾庆红的秘书陈国良交给我一份材料，说是庆红让我看看，他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
我一看，原来是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报送市委和中央统战部的一份正式报告【沪委统[86]30号】：《关于胡志伟住房安排等问题的情况报告》。令我意想不到的是，在这份主要为他们在“回国专家”落实住房政策上的失职行为进行辩护的文件里，十句话里有九句都是谎言！做假、说假，这是领导机关里的通病，照理说我进康办已非一日，不该少见多怪了，可是，说谎说到这个地步，置最基本的事实于不顾而胡编乱造、瞎说一气，还是超出了常人的想象力。
不过，除非是对事实真相比较了解的人，如果你不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光听这份报告的一面之词，被这份报告的思路牵着走，难免不落于其巢穴。中央统战部也好，市委领导也好，因为不可能花很多时间去了解这里面的许多具体情况，故而不会为了一个“回国专家”而怀疑市委统战部的报告是在弄虚作假。我觉得我有责任澄清事实真相，最起码让市委领导看看，刚刚调整过的市委统战部新班子，干事居然是这副德性！
我起草了一份“情况说明”，连同厚厚一叠附件以及统战部的那份报告，一起交给了田处长。田表示，他相信我写的内参不会背离实际，他也觉得统战部那份报告太离谱了，他还删去了我稿件上一些锋芒毕露的词句，例如我直言不讳地批评统战部“进行了文过饰非的反批评”、“作出如此轻率的决定，缺乏最起码的政策水平”等等，以免过于刺激了对方。但是，对这份《情况说明》可否以部门的名义报送市委领导，他尚有犹豫。我能理解他的顾虑，因为统战部的那份报告，曾庆红没跟他打招呼就直接交给了我，现在要跟市委这个很重要的部门打一场笔墨官司，结果如何，尚不得而知，万一出点什么问题，谁来承担这个责任？我不想使他为难，最后，这份《情况说明》以我个人的名义送交了市委领导。

庆红同志并转
杏文、泽民同志：
近日看到市委统战部和对台办给市委并报中央统战部的《关于胡志伟住房安排等问题的情况报告》。这份报告，重点似乎不是从积极的方面去研究如何促成尽快解决这一拖了几年的问题，对有些问题的说明与事实也相去甚远。为了促成这一问题的妥善解决，作为《情况反映》第34期一文的作者，我觉得有必要对有些情况作些补充说明：
一、胡志伟对住房要求是否过高的问题
胡志伟夫妇于一九八五年三月被国家科委局[1985]干字037 号文件认定为“回国专家”以后，一再提出要按国务院[1984]177 号文件批转的《关于来华定居专家工作待遇等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给予安排相应的住房。近年来，全国经国家科委局核定的回国专家人数并不多，且大多数人均已获得比《暂行规定》更为从优的居住条件。至于夫妇皆被定为回国专家的，不要说上海，全国亦仅有胡志伟、赵万年夫妇二人。他们要求落实《暂行规定》明文确定的住房条件，恐怕不能视为过高的要求吧？这是牵涉到在回国专家及海外人士眼中党的政策能否兑现的问题。何况胡志伟已多次表示，他们理解上海的实际困难，对国务院文件上所说的“从优照顾原则”已不存非份之想，唯求能基本满足他们家庭生活以及工作、待客的实际需要而已。
统战部和对台办的报告认为，对胡志伟的住房安排已超过了“安置来沪定居台胞特需用房”的标准，指责胡志伟“要求越来越高”。谁都知道，“回国专家”与一般的“来沪定居台胞”是不能作等同观的。党的各项具体政策，正是建立在对不同情况的具体分析基础上的。胡志伟夫妇不是在今天，而是在一年又一个月之前就被认定为“回国专家”了。
二、如何对待胡志伟提出的想调往北京工作的问题
统战部和对台办报告的结尾部分提出：“关于胡志伟提出的在住房要求不能满足的情况下，要求将其夫妇调到北京工作的问题，我们认为可以同意他们的要求。建议市科技干部局同北京有关方面联系”。
作为市委的一个重要的统战工作部门，在处理如何妥善接待、安排回国专家这一政策性很强的问题上，做出这种决定，就等于说胡志伟夫妇要求落实国务院[1984]177号文件精神，上海在一年多时间里已无法满足他们的这种正当要求，只好让他们调去北京以获得国务院文件规定的住房待遇。
我认为这种态度是不妥当的。可以预料，倘上海再不抓紧解决胡志伟夫妇的住房问题，并因此而让他们调往北京，这不仅将对上海的对台工作造成不好的政治影响，对我们国家的对台政策也会带来一定的损害。
三、几个具体问题的简要说明
1 、关于陈鼓应、陈若曦来沪的接待问题
陈鼓应、陈若曦在近几年里到过上海几次，前两次对他们的接待情况，《情况反映》34期里引用了胡志伟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胡志伟认为，……他的台大同学陈鼓应来上海时，市里没人理他，可一到北京，邓小平、邓颖超就接见了；台大同学陈若曦来沪，张承宗根本不知道陈在国外的地位，只派了一个处长出面接待，可一到北京就受到胡耀邦的接见。”情况是属实的，而且反映了台湾回国专家对我市对台接待工作的看法，这种看法是值得引人深思的。
至于统战部和对台办报告里所说的统战部领导同志“分别会见宴请了他们”，那是发生在中央领导同志接见了陈鼓应、陈若曦之后，而不是在此之前。当然，以后能亡羊补牢，用实际行动弥补先前工作中的不足之处，还是好的。
2 、关于对台办某位(注：统战部和对台办报告里将“某位”改成了“某些” )负责人“扬言要将他送公安局”问题
据胡志伟说，这事发生在一九八四年春节前。他家当时住在锦江饭店，他向对台办提出想去北方老家探亲。对台办的一个曹主任 (注：副主任曹政同志) 来了锦江，提出要他先搬出锦江，然后才能去北方，或者锦江的房租由他自己付。胡志伟不同意，于是两人发生口角，气氛很紧张。胡就提出，既然你们这样对待我，那就把护照还给我，放我回去。曹就气势汹汹地说了要将他送公安局的话。
据当时在场的社科院统战部的一位同志说，曹政与胡志伟发生争执后，双方都说了不少过头话，很有些剑拨弩张的气氛。他记得胡志伟气呼呼地说过要讨回护照的话，曹政也态度生硬地叫他去公安局申领。
这场争执，不管怎么说，一位对台办的负责人用这种态度对待一位刚从海外主动回国的台胞，是不妥当的。将这件事称之为“市委对台办负责人对他进行思想教育”，恐怕谁也受不了这种“思想教育”的方式的吧？况且，事发后曹政同志自己也有所检省，当天下午就派人去锦江给胡志伟送了车旅费，并表示了一定的歉意。
3 、关于胡志伟、赵万年的工作安排问题
统战部和对台办报告中有关此事的陈述，不少地方都与实际不符，事过境迁，也无需再在此一一甄误了。应该引以为训的是，胡志伟夫妇放弃在台的优裕生活，愿意回国为国家和民族效力，认为五个月等待安排工作的“失业”时间太长了，此话出自在海外生活了几十年的知识分子之口，我们应该给予理解和同情，而不应加以苛责。至于报告中两次提及他们去北京、唐山探亲之事，据了解，他们离沪为期两周，且又时值春节，似乎对他们的工作安排还不至于造成多大的干扰。
在此还要略加说明的是，胡志伟在台的身份，除报告中所说“在台湾私立逢甲大学和中兴大学夜校部兼任讲师”外，还是远东升大学补习学校校长，并在中国文化大学、中原大学、大同理工学院、世界新闻专科学校、成功大学等高等院校执教，是当地一个收入颇丰、影响不小的人物，并不是我们一般概念里的“讲师”两字所能囊括的。附带说一下，逢甲大学确如报告中指出的那样是“私立”的，而中兴大学则是公立的，不是私立的，报告中的行文方式，似容易使人对此产生误解。
四、我为什么要反映胡志伟的房子问题
去年六月，当社科院统战部将有关胡志伟因房子问题久拖未决情绪波动的情况告诉我，并希望我向市领导作反映时，我考虑到胡志伟夫妇是为数不多的回国专家之一，情况比较特殊，且事关对台政策的落实，倘处置不善会造成不好的政治影响，故我在《重要情况摘报》一九八五年六月十一日第一三三期和一九八五年月五日第二○七期先后作了反映，引起了立教等领导同志的重视。
二月，胡志伟给***、倪天增、毛经权等领导同志写信，表示上海如不能或无意解决他的住房问题，他要求调去北京工作。我认为，这种情况倘真的发生，不仅丢上海的脸，对国家的对台政策也将造成一定的损害。同时，就胡志伟房子问题久拖未决的过程来看，本市的对台工作也确有值得改进之处。为此，我写了《情况反映》第34期的材料。
材料来源：
1 、社科院统战部介绍的情况；
2 、胡志伟本人的自述；
3 、社科院统战部给市委统战部的报告 (见附件)；
4 、国家科委局的文件 (见附件)；
5 、市府科技干部处的文件 (见附件)；
6 、国务院文件批转的《国家科委关于来华定居专家工作待遇等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 (见附件)；
7 、胡志伟给市领导的信 (见附件)；
8 、赵万年给汪市长的信 (见附件)；
9 、胡志伟、赵万年给社科院领导的信 (见附件) 。
我在市委机关工作的几年中，在有些内部材料中反映过本市某些部门、某些单位工作中的问题，因此曾招致某些部局级领导同志对我的不满乃至咒骂。考虑到《情况反映》第34期印发后不久，统战部即有人打电话来，态度生硬地查询“陈晓东”系何许人。有鉴于此，我要求市领导在处理这件事时，对我这个普通工作人员采取保护态度。我与统战部、对台办无怨无仇，亦不想开罪他们之中的任何人。《情况反映》所转述的胡志伟提到的一些事，多发生在前两年，与统战部现领导无直接关系。对统战部门在工作中存在的一些实际困难，我认为市委亦应给予必要的关心和谅解。只是他们近日报送市委和中央统战部的正式报告，所提解决问题的方法似有不妥之处，为此我才不得不作如上鸣述。若有不当，请领导教正。
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综合处 陈晓东
一九八六年四月二十五日

六月初，我收到胡志伟写给我的一张纸条，告诉我前两天社科院和科干局派人去市房管局，了解他住房的落实情况。据房管局方先生说，市委书记和市长的有关批件他们已收到了，不过，他们又收到了市委统战部和市对台办的文件，而且两者意见相反，因为市委书记和市长批示的文件在先，市委统战部和对台办的文件在后，所以，市房管局对胡志伟一家的住房调整问题，仍然维持去年的意见。
得知这一消息，不由我不再次大吃一惊。不是说“整党”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吗？不是已经按什么什么梯队、什么什么“化”的标准调整了各级领导班子了吗？执政党内部的纪律、章法，何以已松弛到如此地步! 市委统战部和对台办的文件，报送范围很明确：上报市委并报中央统战部，抄报市政府倪天增副市长。这一范围，明明白白写在这份文件上面。而现在，市委统战部怎么可以违反党纪将不该捅到基层去的文件捅下去呢？莫非有人真的老羞成怒了？居然跟房管部门联起手来，结成了抵制落实“回国专家”政策的神圣同盟？对统战部这种一错再错、错上加错的做法，我还有必要再盯住不放打一场新的官场官司么？我觉得没这种必要了，世道不公，别说市委统战部了，在康办这个上海最高权力机构里，又有多少公道可言？我只是觉得有点愧对“回国专家”胡志伟，本想促成这个问题早点解决的，没想到踩痛了一些人的尾巴，反而故意顶着不办。
我决定找统战部部长毛经权（1930-）当面谈一下，看看情况再说。跟他事先约了个时间。见面之后，开门见山，我对他说我是为“回国专家”胡志伟先生落实“回国专家”的住房政策而来的。
“我们统战部只管到‘来沪定居台胞’的安排问题，从这个标准看，他的住房安排是不差的。”部长的回答也很干脆，显然他对我要跟要谈的这个问题已有所准备。
“你的意思是说统战部不管‘回国专家’的事？”
“‘回国专家’是归科干局管的。”
“既然如此，你们统战部的报告为什么还同意让胡志伟调到北京去呢？这说明你们对‘回国专家’的事不是不管的嘛。”
“这，噢，胡志伟说要调到北京去，这是他的气话，不是他的真心话。胡志伟此人，我请他吃过饭。听说这个人脾气很大，容易发脾气。”部长答非所问，很圆滑地把话题引开了。
“这么说，你对胡志伟的情况还是了解的？我在康办的内参里反映过有关部门对胡志伟没按‘回国专家’有关规定落实政策的问题，芮书记、江市长都作了肯定的批示，可你们统战部却来了个相反的报告，在很多问题上都是不实事求是的。”
“这个么，我到统战部的时间不长，对过去的事不了解，胡志伟的事，也是下面的人对我说的，或许是各说各有理吧……”部长的话往后缩了，语气也变得缓和多了。我知道，我把市委书记抬出来，多少把他给震住了。当官的，尤其官儿当得不小的，不怕这不怕那，怕就怕比他更大的、特别是能管他的官。这似乎也没什么可奇怪的，乌纱帽本来就是上头给的嘛，既然能给你，自然也能不给你，乃至把已经给的再给收回去也是有的。而当官的，尤其是当大官的，一旦尝到了当官的滋味，谁还肯让乌纱帽给弄丢了呢？
“现在的问题，不是各说各有理的问题。”我说，“现在的问题是，房管局那儿也有你们的报告。”
“这没什么奇怪，我们的报告上写得很清楚，既然他是‘回国专家’，那就让科干局和房管局一起来统筹解决他的住房问题。”部长的话又充满了威严和自信。
“问题就怪在这里。你们的报告，明明是打给市委和中央统战部的，不应该发给市房管局嘛。”
“是么？让我看看，是不是抄送市房管局？”部长说着从写字桌上拿起那份报告，仔细搜索着。“噢，抄给了倪天增。那是倪天增批下去的吧。”部长如释重负地松了口气说。
“这不可能。”我说，“公文中的‘抄送’，是让有关方面知道一下有这么件事的意思，无须该收文者做什么批示、批复，一般来说该收文者也不会表示什么态度。我去过市房管局，他们也没说这报告是倪副市长批给他们的。把不该捅给基层的文件弄到下面去，这是违反党的纪律和原则的，更严重的是，市房管局以你们的报告作为抵制市委领导批示的依据，说什么书记批示在前、你们报告在后，就是不同意按国家政策规定解决‘回国专家’的住房问题。”
“那你的意思到底要怎样啊？”部长的口气又软下来了。
“请你们把不该给房管局的那份报告从房管局要回来，并督促他们按国家的有关政策规定落实‘回国专家’的住房问题。”
“好吧。我叫部里去跟房管局说一下，胡志伟的住房问题，应由科干局和房管局商量解决，跟我统战部没有关系，不属于我们管理范围。”
我跟统战长不软不硬地谈了这么一次话，看来还起了点作用。打这以后，市房管局不再把统战部的报告作为挡箭牌抓在手里来挥舞了，而且，对于胡志伟提出的想要吴兴路住房的要求，不再是“根本就不考虑”，而是认真进行了研究，并最终将吴兴路、衡山路口新建的三幢高层住宅中，给他安排了一套三居室的房子。从当时来说，这是上海标准最高的民用建筑，房子竣工后，不少担任上海市部、委、办要职的新干部纷纷搬了进去。有人开玩笑说，大楼里若能盖个会议厅，就可在这儿召开部委办负责人会议了。
有一次碰到胡志伟时，他无意之中对我说起，这房子照台湾的标准来看，根本还没完工，楼梯、走廊等好多地方的水泥还裸露在外面，也不修饰，怎么就让人住进去了？我无言以答，这已经属于上海最好的新房子了。既然你说台湾普通民众住的房子都如何如何好，那你又何必跑到大陆来凑什么热闹呢？话又讲回来，如果当初就知道回来后的实际情况，你还有勇气让全家横跨海峡跑到大陆来定居吗？八九年的事件发生后，他最终还是离开这里，去美国定居了。




二十一．汪道涵：“晚报房子包我身上。”
上海《新民晚报》的房子问题，也是“文革”后的一个“落政”（“落实政策”之简称）问题，比起“回国专家”胡志伟的“落政”经历来，晚报的遭遇更加曲折多变、跌宕起伏。
《新民晚报》是国内一份老资格的地方报纸，它的前身是二十年代末创刊于南京的《新民报》，上海版的《新民报·晚刊》于四十年代中期问世，报馆设在靠近外滩的圆明园路五十号，总编、社长是以笔锋犀利名噪一时的赵超构（1910-1992）。解放后，《新民报·晚刊》易名《新民晚报》继续出版，“文革”中晚报被迫停刊，报馆被“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占为出版《工人造反报》的大本营，“工总司”的一位司令就是后来当上党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文革”以后，报馆被用作上海业余工业大学黄浦区分校的校舍。
一九八○年五月，上海市委 [80] 批字第111 号文批复了市委宣传部[80]159 号文“关于筹备《新民晚报》复刊的请示报告”。计划于八○年十月一日正式复刊。可是，复刊在即，晚报却没有自己的容身之地。你去向学校讨还房子吗，回答说这房子不是我们抢来的，是区教育局拨给我们使用的，你有事找我们上级单位去。你去跟教育部门交涉吗，回答说这房子让出来可以，但你要拿别的房子来换，四化建设，教育先行，你不能把已被“文革”剥夺了学习权利的年轻人再次赶出教室吧。推来推去，没个结果。他们似乎陷入了一个怪圈，面临的似乎是一个已不复存在的被告，既然被告都不存在了，原告又向谁去讨回这笔欠债呢？
还算好，晚报社长赵超构的大名，对基层来说，人家或许不一定买他的账，有时甚至根本不把这个无职无权充其量只会写写文章的老头放在眼里，而在领导层里，大家对这位毛主席生前多次约见的知名人士、历届全国人大代表，还是相当看重的。
八○年六月十日，市委书记夏征农、市委副书记陈沂对《新民晚报》要求落实社址问题作了肯定的批示。
七月八日，夏征农、陈沂又对晚报房子问题作了批示：“请业余工大黄浦分校先腾出一层楼面归还晚报使用。”
七月十七日，陈沂又批示：“《新民晚报》出版在即 (原计划八○年十月一日出版)，请钟民同志关怀处理一下这个问题，使其筹备组人员有安身之所。”
市委书记钟民批示：“杨堤同志：请你与甦平同志和房地局尽快研究解决.”
七月二十八日，副市长杨堤批示：“甦平同志：新民晚报的房子问题，如何解决，请你筹谋，并和有关单位研究解决，如需我参加，请告我。”
八月十二日，市委书记、市长汪道涵批示：“请甦平同志解决。”
九月十八日，陈沂批：“这样行不行？请吴健同志阅。”“怎么办？还是按会议商定的办。”
十月十七日，汪道涵批示：“请甦平同志处理，有何困难，须副市长协助，请告。”
十二月四日，陈沂批示：“请两位同志抓一下，以解决新民晚报房子问题，这个问题拖得太久，我们都不好向办报的同志谈了。请谅。”
十二月二十二日，市委书记韩哲一对晚报房子问题作了肯定的批示。
八一年三月三十一日，陈沂再次批示：“道涵同志并甦平同志：新民晚报的房子问题拖得时间太长了，这样下去，不仅影响报纸出版，也影响赵超构这些人的情绪，他们会在这次人代会提出的。业余工大这样办事的确不好，请你们再督促一下，至感。”
汪道涵再次批示：“甦平同志，即请你解决。”
这真是，不尽批示滚滚来，对晚报房子问题作出批示的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副书记、上海市市长、副市长不知其凡几。
进了康办以后，我才知道，能有这么多领导对晚报房子“落政”问题作出一次次批示，是很不寻常的。通常经过收发、信访、秘书等部门筛选后送给领导阅看的大量书面材料，第一关先送到领导者的秘书手里，秘书照例要根据材料的性质和轻重缓急进行筛选、分档、送阅。有一部分材料，秘书认为没必要干扰领导的宝贵时间，到此就结束了它的公文旅程。
而对于每天摆上领导者办公桌的一叠叠各种各样的请示、报告、简报、内参、来信、通知、文件、电报、电话记录等等，领导大多只是粗粗地浏览一下而已。对有些专报上写有或印有他的名字上，他或许会划上一个圈，再签上日期，这就是“圈阅”。何谓“圈阅”？以前我并不懂，只记得“文革”中听传达中央文件，凡听到开头有“毛主席已圈阅”这么一句，便不由得肃然起敬，觉着份量重了许多。其实“圈阅”表达的是一个模糊概念，大概意思是，已经看过了，知道了，若再引申一点，还带点没明确反对的意思，但这个意思有时候又是算不了数的。
还有一种, 领导会批上“请某某同志阅”或“请某某同志阅处”的字样，这通常是批给地位略低于他而又分管这项工作的领导的，往往带有这么一种意思：我提醒你不要忽略了这件事，这件事是该由你来处理的，等等。在领导批示中，这一类占了相当多的比例。
最后一种，对事情该如何解决表示明确的意见，该怎么办，不该怎么办，等等。这类批示，才是最鲜明地体现领导者的领导意图和领导风格的精华所在。有的领导很少作这类批示，有的则相对多一些，但总体上说，这种批示是比较少的。
遗憾的是，虽然有那么多市领导对晚报如此垂青，晚报的房子问题在很长时间里还是原地踏步、纸上谈兵。后来在八一年四月召开的市七届三次人代会上，汪市长把市委书记钟民、市府秘书长甦平（1913-1987）、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吴健找来，一起研究晚报的房子问题，并决定给晚报盖一幢新的办公楼，面积可比原来大一些。汪市长还特意在会场里找到赵超构，把刚才作出的决定告诉他说：“晚报的房子问题，我已经抓了。给你们造一幢新的办公楼，年内造好。具体由甦平同志负责。”
八二年元旦，停刊十五年的《新民晚报》正式复刊了，说年内就要盖好的晚报新大楼，连个影子都见不着。晚报临时在九江路四十一号过度，这是一幢高五层的老式大楼，陈旧不堪，晚报使用一、四两层，其余三层是工厂车间，大功率的磨粉机一旦开动起来，整幢大楼的地板、天花板都为之震动。有位老经济学家曾经感叹：现在晚报工作场地的条件，比当年为***所敌视的《联合晚报》还要差。
八三年夏秋，我因公事去了几趟晚报，九江路晚报临时社址的拥挤、嘈杂、闷热、昏暗，使我感触很深。晚报在这样的条件下办报，发行量从复刊初期五十万份增加到一百五十万份，真是不容易。我向晚报总编辑束纫秋、办公室主任王玲、晚报大楼筹建人员乐胜利( 著名漫画家乐小英之子) 等人比较仔细地了解了晚报造房拖到现在的症结所在。两年来，晚报的房子不仅没有盖起来，相反，事情甚至弄得更加复杂化了，而问题的症结，除了一开始机管局和老干部局都看中了本来答应给晚报的一块地皮，后来在很大程度上，跟市府秘书长过于袒护机管局以及建房方案一变再变有关。晚报作为一家发行量挺大的报纸，在社会上办事还是比较吃得开的，但在掌握实权的汪市长大管家面前，他们就吃瘪了，而且吃了亏还不敢多说，万一惹恼了大管家更没好果子吃。
我对晚报建房几年来一变再变、一拖再拖的情况做了仔细的调查研究，理清了脉络，我觉得，至少在晚报建房这件事上，汪市长一再委以重任的市府秘书长，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哪有这样搞法的？这已经不是一般的官僚主义拖拉扯皮问题，无异于是政府高级官员渎职失职的问题了。
出于一种工作责任感，也是出于对赵超老的敬重和对晚报的同情，我将调查所得，写了一份有关晚报房子问题来龙去脉以及如何解决的材料，两千来字，拟放在内参里用。那时水牧已调来研究室三组当组长，他把稿子看了后还给我说：“这不是告市府秘书长的状吗？不妥不妥，还是慎重些好。”
稿子被组长枪毙了，我心有不甘，就将稿子压缩成几百字，交给了编《重要情况摘报》的李文军。文军将每天一期的摘报编好后，交室主任直接签发，无需当组长的来插一杠子。这条短讯很快在十月份某期《重要情况摘报》上登了出来。

晚报建房选址至今未落实 赵超构对此很失望
《新民晚报》的建房问题，两年多来，胡立教、汪道涵、韩哲一、钟民、夏征农、陈沂、杨堤、杨恺等同志先后作了29次批示和口头指示，但至今未能解决。去年年底，晚报等单位以换地的方式与机管局拟定了在该局汽车修理厂原基地上合建一座13层综合性办公大楼的草案。今年五月合建大楼的扩初设计上报市计委、建委、规划局等部门后，甦平同志又多次提出变更要求，致使待批的扩初设计至今未能确定。晚报的同志对报社选址长期不能解决，意见很大，感到不可理解。赵超构同志失望地说：“他再也不想找市长、书记反映晚报建房问题了，因为谈了也没用。”
(三组 陈晓东)

汪市长把这期《重要情况摘报》上有关晚报房子问题的短讯批给了副市长倪天增，大意说，请甦平同志坐下来，与晚报的同志好好地商量一下这件事，请天增同志也过问关心一下。
听说苏秘书长获悉汪市长的批示后，大发雷霆，几次指责晚报：“现在正在整党，晚报这个时候告我的状，是不是要把我搞下去？”他又向别人打听，陈晓东为何许人？跟他有什么过不去？
这可真是冤枉了我，我跟这位秘书长大人素不相识，无冤无仇，哪有什么过不去的？客观公正地反映情况，这不是一个市委机关工作人员应尽的职责么？我只是想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 为晚报和赵超构说几句公道话罢了。
又是几个月过去了，晚报建房的事依然毫无进展，照这样扯皮扯下去，不知要扯到何年何月！八四年春节过后，我写了一篇内参稿《晚报建房一拖再拖 目前仍然进展艰难》，有两千几百字，分析了晚报建房久拖未决的原因，并提出了如何解决的建议：“鉴于晚报建房工作几年来一拖再拖至今未决，建议市委或市府的领导同志能直接抓一下此事，把计委、建委、机管局、宣传部、晚报、规划局、设计院、汽修厂等有关单位召集起来，把建房方案切实确定下来，并责成有关方面限期完成。”那时研究室已经跟办公厅分了家，我被调入办公厅综合处，又将我临时借调到“市委思想工作小组”，我就同时在两个地方当差，“小组”若有什么事，我就去“小组”那里应卯，“小组”那里没什么事，我就仍在综合处上班。对这篇稿子，我的顶头上司顾虑重重，怕得罪人，不同意印发。出于无奈，我把稿件工工整整地抄了一遍，利用办公室就在汪道涵楼上，常有机会见面的便利，把稿件直接交给了市长。
过了一个星期，我在机关大院里碰到汪道涵，便问他：“汪市长，关于晚报的那份材料您看了吧？不知您……”他站住脚，点点头说：“看了，我已经批下去了。请你转告赵超构好啰，就说我汪道涵说的，晚报的房子包在我身上，我一定给他造好。”
他稍稍停顿了一下，又说：“如果实在不行，我另外批一块地皮给他，一定帮他造好。”
我说：“我就这样告诉赵超老？”
汪市长以十分肯定的语气说：“对，你就这样告诉他，就说是我汪道涵说的。”
告别市长后，我马上跑到五楼我的办公室里，给晚报挂了电话。赵超构不在，是束纫秋接的电话。我兴高采烈地把刚才汪市长那番话一五一十一字不漏地转告给了他。
束总编毕竟比我成熟老练得多，他在电话里的口气可不像我那么乐观：“好的，我负责把汪市长的这一意见转告老将。不过，汪市长已经批了不知多少次了，不晓得到底啥辰光才能真的造起来……”老将——这是晚报同仁之间，对老社长赵超构的一个亲昵称呼。后来实践证明，这位总编先生的悲观不是没有道理的。
三四月间，春暖花开，又到了每年召开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会议的时候了。赵超构此时已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可以享受副部级的待遇了，但他自己住的房子，依然是上海虹口区溧阳路一条老式弄堂里的简单住宅。组织上曾几次敦促他举家搬迁，他都谢绝了。老人的心中，念念不忘的就是晚报的房子问题，至于自己住的房子，已经住了几十年，过得去，也就行了。
在这一次全国政协会议小组会上，当赵超构谈起晚报的房子问题时，这位平日涵养深邃的老人，显露出一种罕有的激动。他说，新民晚报解放前就有自己的报馆，一直到“文革”前夕还归晚报使用。“文革”开始后，晚报被迫停刊，房子被“造反派”强占去了。“文革”以后，理应落实政策，可房子却不还给晚报。市长说要给晚报造一幢新的办公楼，委托市府秘书长甦平来落实，可是好几年了，别说房子，连地皮到现在都没落实。今天这样说，明天那样说，一天到晚变来变去。这两年，我就像是被人当猴耍，一个八十岁的老人，被一个七十岁的老人，当猴子一样耍了两年。晚报，是国家的，不是我赵超构个人的，给晚报造的房子，也是国家的，不是我赵超构个人的，就算我赵超构用上几年，我死了以后，还不是国家的？晚报，在***时期还有自己的房子么……赵超构会上所说将他当猴耍的那位七十岁的老人，就是指的被汪市长依为股肱之臣的市府秘书长甦平先生。
中央统战部一份名为《零讯》的内参上，以《赵超构近日的一些想法》为题，登出了赵超构在政协小组会上的这个发言。
赵超构的发言，对党的总书记胡耀邦触动很深。他用一支特大号的红铅笔，在赵超构说的“一个八十岁的老人，被一个七十岁的老人，当猴子一样耍了两年”这两行下面，划上了两条很粗的红杠杠，并在《零讯》首页上作了批示：“赵在第四页上提的一个问题，请启立同志要人要上海限期解决。否则影响太不好了。”批示的日期是四月二日。
第二天，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批给了正在北京开会的上海市委书记、常务副市长阮崇武：“请将耀邦同志批示办理情况告诉中办。”
阮崇武于四月十日将此件批给了上海的几位领导：“复印报国栋、立教、道涵、杨堤同志阅。请天增同志、祥明同志速办并报中办。”
四月二十五日，上海市政协组织部分全国政协委员和市政协委员参观视察了新民晚报社。《文汇报》以近千字的篇幅，作了题为《晚报社址扯皮三年迄无着落》的报道。
六月三日《人民日报》第一版“今日谈”栏目，发表了署名“艾柯”的文章：《泥鳅式的官僚主义》。文中对晚报建房中的官僚主义做了辛辣的批评：

那么，三年荏苒，连地址也未选定，究竟问题在哪里呢？一位以“旧闻记者”自况的政协委员说：“依我观察，在于泥鳅式的官僚主义”。请道其详，曰：“市长拍了板，地也有，工也有，料也有，计划也有，新民晚报钱也有。如若交给一位年轻有为的改革者去办，不消半年就可建成。可是，现在就有那么几位身居要职的官员，不贯彻市长指示，又不硬顶，而是像泥鳅一样，滑来滑去，你也抓不住他把柄，因为他并非顶着不办，但又不让你把事情办成。无以名之，名之曰泥鳅式的官僚主义。”
官僚主义，罪莫大焉。党中央将克服官僚主义，列为整党的重点之一。看来泥鳅式的官僚主义不克服，新民晚报大楼还难以从图纸上走下来。

七月份，中办电函上海，催问总书记有关晚报建房问题的批示落实情况。上海市委办公厅答复中央办公厅：“问题已经基本解决。”
据我所知，称得上“基本解决”的，只是晚报延安中路八三九号的选址得到确认而已，比三年前并未前进多少，晚报大楼真要从图纸上走下来，还不知要到哪一天呢！以所谓“基本解决”来搪塞中办，实际上就是在“谎报军情”。不过，把持上海康办的某些左撇子在“左”的轨道上走惯了，在上报中央的材料上，对什么什么“敌情”、“动态”之类每每夸大其词，对本市工作则通常是报喜不报忧，或许已是习惯使然。再说了，天高皇帝远，中央对地方上的有些事，一则管不了，二则“催办”大多也就是走走形式，不会那么当真的。果然，中办催问后得到“已经基本解决”的回答，从此就不再过问此事了。
在康办答复中办“已经基本解决”之后两年又三个月，八六年十月，《新民晚报》办公大楼正式破土动工，芮杏文、夏征农、陈沂为开工仪式剪彩，曾庆红、倪天增等一大批头面人物前往祝贺，晚报老社长赵超构主持了开工典礼。从八一年四月市长拍板到今日破土动工，前后耗时二○○○天。
五年以后，一九九一年九月，晚报大楼竣工。




二十二．第一书记借东西不还
八四年前后，全国兴起过一股“小报”之风。所谓“小报”，主要是跟那些面孔死板、千篇一律的官方大报相比较，办得比较轻松活泼一点的报纸副刊，内容大都为一些民间传说、奇闻轶事等等，在文学样式的分类上可归于“通俗文学”的范畴，因为故事通俗生动，这类报纸副刊一问世便受到市民读者的欢迎，尤其为火车站候车的旅客所青睐，一报在手，就像嗑瓜子一样，是打发候车、乘车无聊时间的一味消遣品。
不过，某些政府部门将“小报”的负面作用看得很重，有份黄浦区政府出的简报《黄浦情况》【1984.322期】用的标题是：《不能让色情凶杀作品充斥于市》，有一期市公安局治安处《治安情况》【1984.82期】用的题目是：《坚决取缔不健康的非法小报》，里面对“小报”上纲上线，主张严厉制裁，还不忘透露他们的战绩：有些市民因转手兜售“小报”而被民警扭送派出所处理。
我想了解一下“小报”究竟为何物？是不是真的格调低下到不堪入目的程度？是不是已泛滥到要由公安出面来加以取缔的地步？于是，我骑着自行车在街头巷尾兜了好些天，只要看到“小报”，便掏钱买一份，陆陆续续买到十几个品种、二十几份。我将这些报纸从头到尾浏览了一遍，发觉一些故事标题有点耸人听闻，其内容即便按官方的标准来衡量一般也没多大问题。再说，“小报”品种虽然不少，但在上海街头销售的数量，加在一起也未必能敌《新民晚报》一天的发行量，毋须看得太重。“小报”的兴起，恰恰说明了市民阶层对通俗文学的需求，是一种很正常的文学与社会现象，根本不必大惊小怪。于是，我起草了一份内参稿，在我认为尚可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客观地反映这一情况，对一篇被底下某些人视为色情凶杀典型的《东方美人窟》，我更是为之翻了案。

外地一些“小报”流入上海街头
最近，外地不少小报，不经邮局发行，通过本市报贩，直接在上海街头出售。这类报纸的内容多为武侠公案、野史秘闻、民间故事等等，路人争相购阅，流传甚广。
仅据我们了解，目前已见到的这类报纸有《影剧天地》（广西）、《影剧艺术》（广西）、《广西侨报》、《海珠》（广东）、《文娱世界》（贵州）、《文艺生活》（湖南）、《红娘》（湖南）、《影剧春秋》（湖南）、《长江旅游报》（湖北）、《百花》（陕西）、《电影之窗》（陕西）、《宝鸡文化》（陕西）等十几种。
这类报纸进入本市的主要渠道，是通过印刷品邮包寄给上海的个体户，然后再批发给街头报贩。流入本市的这类报纸到底有多少种，数量多大，目前难以统计。据了解，唯一通过本市邮局发行的《文艺生活》，上载《东方美人窟》一篇长文，发行至少在三十万份以上。
为了吸引读者，这类报纸不少文章在题目上摆弄噱头，耸人听闻。如《红衫谋杀案》、《尼姑复仇记》、《一个女书记的堕落》、《东方美人窟》、《惊心动魄的凶杀案》等等。有些转载或摘登的文章，在题目上也做了改动，如《红衣女侠》，原名《关东女侠》；《江青与她身边的人》，由《觉醒的警卫员》而来。
这些文章的思想内容，仅就我们手头所见，大部分没有什么突出的问题。如《东方美人窟》，是描写清光绪年间侠客义士，侦破洋教士在教堂底下墓穴中残害中国人的罪行并为民除害的故事，具有一定的民族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内容。《红衣女侠》、《龙虎剑传奇》、《尼姑复仇记》等武侠小说，宣扬的也多是正义战胜邪恶、劝人为善等。另外，不少文章又多不脱“英雄加美人”的俗套，有些不太健康的描述亦或多或少穿插其中。
从艺术水准上看，这些文章参差不齐，不可一概而论。其中不乏文笔流畅、构思奇巧之作，但情节荒诞离奇、与生活逻辑相去甚远的作品也为数不少。有的文章破绽颇多，应归于粗制滥造之列。
这类报纸的定价，比一般邮局发行的高出一至二倍，对开四版的报纸定价多为一角几分，《龙虎剑传奇》（《长江旅游报》增刊）等少数报纸标价二角多。报贩设摊供售时，价格由其自定，对开的报纸大多要卖二角一份，《江青与她身边的人》售至二三角乃至四五角一份。但尽管售价较高，这类报纸只要一在街头出现，往往很快就会被过往行人一购而空。
面对源源不断流进上海的外地小报，各方面的看法不尽一致。
不少读者认为，这类报纸的文章大多情节曲折，悬念叠生，可读性、趣味性强，内容上又无什么明显的反动倾向或诲淫诲盗之词，是通俗文学、消遣文学，对此不必大惊小怪，更无需视若洪水猛兽，如临大敌。
宣传、教育等部门的一些同志认为，这些报纸虽然大多有期刊登记号，是合法出版物，不能明令禁止，但基本倾向值得注意，不应听之任之。有些报纸的格调比较低，迎合了部分读者的猎奇心理，倘任其泛滥，趣味会越办越低，对本市和中央报纸展开正面教育冲击很大。尤其是中学生阅读此类报纸的面比较大，他们涉世未深，不少学生书包里揣着一两张报纸，课前饭后，读得津津有味，这不仅对学业带来一定的影响，对他们世界观的形成，也无甚裨益。
还有一些同志认为，有些小报情节离奇，内容黄色，不能让这些渲染色情凶杀的作品充斥于市。
市委宣传部报刊处的同志建议，上海的有关报纸、刊物，可对这些小报加以分析研究，对不健康的作品，可以实事求是地进行适当的评论。

八五年元旦，我写的这份内参稿正式上报市委和中央。遗憾的是，凡是我对“小报”所作比较正面、客观的分析，整段、整句都被我的上司给删掉了，如“这些文章的思想内容，仅就我们手头所见，大部分没有什么突出的问题。”、“从艺术水准上看，这些文章参差不齐，不可一概而论。其中不乏文笔流畅、构思奇巧之作”、“是通俗文学、消遣文学，对此不必大惊小怪，更无需视若洪水猛兽，如临大敌。”等等。在向上级部门反映情况时，有意无意地以偏概全、夸大“敌情”，这已经成为康办中占主导位置的一种思维定式了。
这份内参报送中央后，中央书记处一位书记在上面批示：“请上海市委严肃整顿查处。”我觉得，对“小报”是不是有必要“整顿查处”姑且不论，上海街头的各种小报，几乎全是从外地流入的，真要查，也该从外地源头查起，现在却要上海“整顿查处”，压根儿就是牛头不对马嘴。“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这事儿真有点滑稽。
“小报”问题，不知咋的居然惊动了中央大佬陈云，三月十三日，中纪委第一书记陈云（1905-1995），对第二书记王鹤寿（1909-1999）、常务书记韩光（1912-2008）谈话时对“小报”发出严厉指责：“小报，我看了一下，那上面无非是些男女关系的乱七八糟的东西，腐蚀干部，腐蚀很多青年，大批的青年人要受影响的。这不止是党的问题，特别是影响我国青年的志向的问题。把青年的志向和兴趣引向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是会亡党亡国的。要树立中央宣传部的权威才行，中宣部要管电台、电视台、报纸、文艺。要树立中央宣传部的权威。”我不知道陈云看过哪些“小报”？他总不至于像我那样去街上随便买上一摞吧？底下送给他看的“小报”，毫无疑问都是“精选”出来的，倘若送给他看的是格调特别低下的几篇东西，岂不是会影响他对整体作出比较全面的判断吗？当然啰，也许他只是拿“小报”来借题发挥而已，什么“亡党亡国”，至于么？他要加强中宣部的权威，要把一切媒体都更严格地控制住，要把全国老百姓的头脑都更紧密地管制住，这才是他的本意。
陈国栋曾数次在会议上讲到“小报”如何如何不好，但估计他并没亲眼看到“小报”是啥个样。现在，他一看连中央大佬陈云都亲自看“小报”、关注“小报”，就提出他也想亲自看看。康办副主任明佳急急忙忙跑来找我，向我借报纸。我说：“借给第一书记看看可以，但这些报纸都是我自己掏钱买的，收集到这么多不容易，准备以后研究当代文学现象作为资料用的，看完后，必须一份不少地还给我。”明佳一口允诺：“你放心好了，有借有还，保证一份不少地还给你。”
于是，我将自己收拢的《香山》、《柳絮》、《海角》、《灵水》、《绿棕》、《美人鱼》、《鹃花》、《处女地》、《长安》、《海珠》、《红娘》、《影剧天地》、《声屏报》、《故事报》、《文艺生活》等三十三个品种共计三十七份“小报”，给他拿去了。我想，倘若第一书记真的能将这些报纸都看一看，只要不存偏见，或许会扭转原先层层加码的汇报者带给他的一些不实之词。
几个月后，我问明佳，第一书记“小报”看完了吗？该还给我了吧？可他嘴里嗯嗯，居然连向陈国栋要回这些报纸的勇气都没有！如是者我在一两年里对明佳催索数次，到后来他居然面露愠色，似乎借东西不还道理还在他手里似的！
唉，第一书记借我的这三十七份报纸，这辈子他是不会还给我的了。




二十四．我为王若望挨了批
八五年九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十二届五中全会。全会开完后第二天，中央书记处又专门研究思想战线问题，上海、广东两地的第一把手被特邀列席这次专门会议。据芮杏文回沪后在市委内部小范围的传达，这次会议一个实质性的议题，就是讨论一下如何落实邓小平最近的旨意：“王若望到上钢三厂的讲话，是反对党章的，他不同意党章，可以出党。”***提出，王要为资产阶级自由化而斗争，是不符合党章的，可以劝其***。如果他觉得中国的大地不自由，可以给他美金，让他出去。王鹤寿说，北有刘宾雁，南有王若望，王若望五七年划为右派没划错，他就是右派。胡启立提出，王到处讲话，以“受难者”的身份出现，争取群众，他的行为不符合党章，最好劝其出党。如他要出去，可以给他美金，他出去以后，使用价值就不长了，林希翎现在法国，影响也不大了。陈丕显表示，王若望这个人没多大希望了，只是要他出党，不那么容易，但劝退，不退也要退。最后，胡启立等人说，原则上定了，清除出党，方式方法由上海市委定……
在书记办公会议上，芮跟几位副书记和到会的常委研究了用什么方式方法来贯彻中央书记处的决定，权衡再三，决定低调处理，让上海作家协会出面“劝”王若望***，这样，万一有什么情况变化，回旋的余地可稍大一些。
没想到，这事让作家协会去办，还不大好办。其实也是意料之中事，不管是上海作协党组也好，或是王若望所在党支部也好，对这位敢于仗义直言的老***员都是支持的多、同情的多，而且大家都知道群众中对这位敢为老百姓鸣不平的老作家更是敬佩的多、拥护的多，当此节骨眼上，人心是一杆秤，谁肯出头做“恶人”而遭众人唾骂？
于是，所谓“劝退”，形式上作协党组织对王若望“劝”了一下，而结果呢，王若望不听劝，“劝”而不“退”。
王若望不肯“退”，是因为此时他对这个党还没有完全丧失信心和希望。这位一九三七年入党的老党员，疾首痛心的是，他明明是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拔乱反正路线的，明明是拥护邓小平力倡的改革开放路线的，他平时大声疾呼是希望党能以更为有力的措施来清除自身的***，是希望党能以更快的步伐推进改革开放的进程，他即使有时讲话有讲过头的地方，那也是出于一种类似“恨铁不成钢”的感情，从根本上说他与这个他年青时就投身其中并为之奋斗的党是一条心的，可是，为什么有的人就是不理解他对党的一片赤诚之心呢？
他给市委接连写了两份检讨书，言词恳切、态度中肯地检讨了自己的错误，请求允许他留在党内为党贡献他的余生……
芮杏文召集市委常委会再次研究了对王若望党籍的处理问题。市委宣传部部长潘维明列席会议并汇报了作家协会对王若望“劝”而不退的情况。“劝”而不退，怎么办？你总不至于硬把他开除掉吧，中央书记处也只说要“劝退”，没说要开除他呀。
芮杏文的心肠，也有点软了。他到上海才不过几个月时间，过去跟王若望无怨无仇，现在要把这位党龄比自己长得多的老党员“劝退”，也只是为了执行上面的意见，他跟王若望个人并没什么过不去的，而且王送来的两份检讨，认错态度也是诚恳的。他揣摩总书记的意思，这一次似乎也不象是要对王动真格的，要王出党，主要还是邓的旨意，从他个人来说，他与总书记之间的距离无疑是更加近一些的。就这样，市委常委会决定对王若望暂且留一留再说，最终对王怎样处理，待以合适的方式请示中央之后再作定夺。
不久，中共总书记陪来访的意大利***总书记路过上海，上海市委书记芮杏文前往机场迎送。芮利用这一机会，向胡耀邦总书记汇报了对王若望“劝”而不退以及王若望已两次主动作检讨的情况。芮杏文说，上海考虑，对王若望能否分两步走，第一步，给他一个党内处分，第二步，如果他老毛病又犯了，再请他出党也不迟。
在上海虹桥机场贵宾室里，胡总书记一面听上海市委书记的汇报，一面不住地点头。对王若望，常有材料告到中央来，王的有些讲话，也确有讲过头的地方，但是，也不能说王讲得都不对，王的有些见解，例如对党内某些***现象的揭露，对几个老跟改革开放唱反调的僵化分子的抨击，他还是比较欣赏的呢。这几年，有人拼命要把王若望打下去，醉翁之意，不仅仅是针对一个王若望，他已经几次出手保护了王若望。他接过芮杏文的话头说：“好，既然王若望已经检讨了两次，那就把他留一留再说，他升级，你们也升级，他不升级，你们就停。”
邓大人要王若望出党这一幕，暂时就这样划上了一个休止符号。
进入八六年，中国的政治气候，又显示了一种趋于放宽的氛围。元旦，中宣部长朱厚泽来沪，在上海电影创作会议上即席发表了长篇讲话，他的语调，比起他的前任邓立群来，令听众感到温和理性得多。到下半年，这位来自贵州的中宣部长又进一步提出对文艺界要实行宽松、宽容、宽厚政策，博得了包括文艺界在内的全国知识分子一片叫好之声。宽松、宽容、宽厚，善于创造政治缩略语的中国人马上将之概括为“三宽”政策。
九月底，中共中央召开了十二届六中全会，发布了《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这个决议，虽然并没抛弃某些令人生厌的老生常谈，但对过去一直层层设防的资产阶级文化表示了一定程度的开放与容纳，这使得因“三宽”之说而欢欣鼓舞的中国知识分子从中又受到了某种鼓励。
中央全会开完后，老规矩，各地层层传达、讨论贯彻。我供职的这个综合信息部门，也是老规矩，收集反映，综合上报。而每次不管上头召开什么会议，也不管底下实际反映如何，大凡正式上报的“情况反映”之类，总是一片“一致拥护”的空论，再加一点不痛不痒的所谓不同意见作为“浇头”与点缀，如此而己，岂有他哉。我觉得应该让市委和中央领导了解下面的实际情况才好，这才有助于制定和实行符合实际的方针政策。我想起了王若望。这是一个敢讲真话的人，而且是一个有思想有见解能为你开出苦口良药的人。如果我们国家多几个象他这样的人，如果国之为政者不仅能宽容这样的人而且能经常听听他们饱含真知灼见的批评和意见，我们的国家就一定会更有希望了。
此时的王若望已从香花桥搬到环境幽雅的高安路来住了。宽畅明亮的三房一厅，带大浴盆的盥洗室，居住条件跟过去已不可同日而语。住他对门的，是以“摄画”出名的上海工大教授华国璋。楼上住着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孙刚。楼下后来住进一位人品艺品俱为上品的著名书法家周慧珺女士。
王若望正端坐家中，气色丰盈，精神爽朗，看来他最近这段日子过得还挺舒心。
我直截了当地说明了来意：“中央刚刚开了六中全会，公布了关于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想听听你对决议的看法。我将以正式渠道把你的意见上报市委和中央，不知你对此是否乐意？”
王若望望点头道：“蛮好，蛮好。”
我又说，常有人打他的“小报告”，把他在基层单位讲的一些话密报上去，但又往往歪曲他讲话的原意。这种做法不好。我可以把我整理的稿子先让他过目一下，然后再正式报上去。
“那也不用了，你来过几趟，我是相信你的。等材料正式印发后，你给我一份就好了。”王若望很爽快地说，“有人经常打我小报告，我也知道。而且，有的人专门就是挑我讲话里的毛病来作文章。其实，只要不带偏见地、不是语录式地来挑剔我的讲话，就可看出，我一贯的思想是坚持三中路线的，是为中央补台的，绝无拆台之意。我很高兴，你能把我的意见直接转上去，关于如何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问题，我可以向中央谈谈我的一些想法……”
王若望的这一次谈话内容，经我整理，刊登于十月四日第二十二期《上海信息》上。这份内参按例于当天就电传给了北京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听说中办秘书局又在直送中央书记处与政治局的《信息专报》上全文转载了这份材料。
《上海信息》登出王若望这一谈话没几天，我又到王家里去了一趟。我是特意送他一份这期内参的复印件，这是我一开始就答应他的。
王若望将这份材料浏览了一下，点头说：“嗯，蛮好，蛮好。”
这一年年底，中国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发生了一件大事。在皖、沪、京、宁、浙等地，数十万大学生呼喊着要求“民主”与“法制”的口号，走上街头，为民请命，希望敦促党和国家加快政治改革的进程。
十二月二十五日，我打电话给王若望，问他是否卷入这一场学生运动了。他说没有。接着，他在电话里就对我谈开了：这次学生上街，完全是自发的行为，应该进行疏导、对话。叶公琦出面在外滩一讲话，很多人就散去了，由此也可见出这确实不是有组织的行动。警察的十二条规定，太愚蠢了，怎能这样搞法呢？报纸登出《答记者问》的同一天，刊出了胡乔木的文章，影响也不好，乔木名声太臭了……
他邀我过两天上他家去，跟我详细谈谈。
每次跟王若望交谈，他那不落巢穴的见解，都能给人以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在沉闷的领导机关呆久了，能听听他的声音，尤觉可贵，就恍若在密不透风、令人窒息的笼子里吸进了一股新鲜空气，能帮你打开一点新的思路，能让你学到一点新的东西。如果说几年前我与王若望刚接触时，我仅仅把他作为一个工作对象，我在个人感情上对他还谈不上有什么好恶，那经过这几年断断续续的接触与了解，我对这位历经坎坷而仍然对党和国家的革新、发展一往深情的老布尔什维克产生了一种由衷的敬意。
三十日上午，我登门拜访了王若望。
当天下午，我以《王若望同志希我党以疏导方式对待学生上街游行 建议以放宽新闻自由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第一步》为题，把王若望的谈话内容整理出来了。我觉得王若望讲的这些很有道理，对我们党处理好当前的学生运动很有参考价值。我希望党中央的首脑能或多或少采纳王若望的这些意见。我何曾想象得到，稍后连党的总书记也会变成自身难保的泥菩萨呢。我对叶副处长说，这份材料您能否看得快一些，最好不要多耽搁时间——按这儿的规定，要经这位副处长签字后才可送排清样。叶嘴里喏喏，而实际上，他把这份材料压了三天才签字送排。题目中的“同志”两字也被他拿掉了，那不用说，他是以此表示了对王若望这位以 “右”著称的老作家的鲜明爱憎。在内参中，一个人的名字后面有没有“同志”两字，有时候含意是大不一样的。
清样排出，送到田处长手里，已是八七年一月五日，星期一。就在这一天，上海市委召开全市党员负责干部紧急会议，传达邓大人去年十二月三十日把总书记、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召到家里谈话的内容以及中央根据这一谈话内容而发的中央文件。
邓大人主要是谈对学生运动的处理问题。在此之前，中央对学生上街游行，至多称为“学潮”而已，邓大人则一语中的：“闹事”。对学生闹事，邓的态度也极明确：“要坚决采取措施”，“必须坚决处理”，“对专政手段，不但要讲，而且必要时要使用”。邓在讲话中以十分严厉的口气讲到王若望：“上海的王若望猖狂得很，早就说要开除，为什么一直没办？”邓还说：“对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处理要坚决，他们狂妄到极点，想改变***，他们有什么资格当***员？”
中国最高权威对王若望作如是说，小小王若望这一次是无论如何在劫难逃了。
不过，按着邓大人这一次谈话的思路来看，王若望这一回却是被冤枉的。邓说：“有的人并没有放弃他的观点，但这次学生闹事他表示不参加，这就好嘛！”既然如此，王若望这次学生闹事也没有参加，也就该表扬他才对么，怎么反而指责他“猖狂得很”呢？
不过到这个时候，我整理的那份王若望谈话，已成为马后炮，本来也不用再出了。可是，田处长不知出于什么考虑，将清样稿直接送给了办公厅主任马松山。而往常，同样的内参材料，报市委的《情况反映》由这位部门负责人签字就可印发，电传北京的《上海信息》由一位副主任签发也就可以了。
第二天，田处长神色有点紧张地找到我，嗯嗯地清了几遍嗓子，而后表情有点不大自然地对我说：“你写的那份王若望的材料，马主任亲自看过了，他说，要你写份材料，说明一下你是怎么去找王若望的，王若望到底还跟你谈了些什么。要你尽可能写得详细一些。”
我一听，吃了一惊，这不是要我写“交代”么？不是要查我与王若望之间是什么关系了吗？怪不得田处长的表情那么不自然。出于一种防卫的本能，我马上反击说，我跟王若望纯粹是一种工作上的关系，我反映他的意见，是不是客观反映，我负责，他讲得对不对，我没资格下结论，那是供领导参考的。这种交代材料我不写。田处长不得已把马主任的批示拿出来给我看：“此文不发。请晓东同志将找王若望谈话的经过和原始记录整理一份给我，(已印的《情况反映》也暂不发)马松山 1月6日”田说：“你还是写一份吧。”
“不写。”我头一扭，走了。
过了几天，田又对我说，马主任刚才又来电话催问你找王若望谈话的事，你还是按马主任说的写一份“经过”材料吧，不然，我在主任面前没法交待呢。
“有什么好写的？王若望说些什么，我整理的材料里不是都有了吗? ”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提醒我，千万不能写这种东西，不管你有理没理，也不管你怎么写，它总归是一份类似于“检查”之类的东西，把这种东西往一个人的档案里一塞，谁知道以后拿了这玩意儿怎么来整你？听说这位马主任以前整人就很有一套，前些年他在金山县搞调查组，把该县领导班子搞了个一锅端，于是这位原在松江县当个中层干部的调查组长，便被留在这个县里当了县太爷。后来我还听说，上海这次按邓大人的旨意定要把王若望开除党籍，在拼凑所谓的“错误事实”材料时，王若望于八六年下半年在上海市松江县文化馆发表的一个讲话，占了这份材料五分之一的篇幅，而王的这个讲话，是当时松江县的宣传部长密报给马主任的，马如获至宝，马上将此作为王若望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新“罪证”，专报了北京中央办公厅，王讲话中对邓小平有几句不大恭敬的话，果然将邓彻底激怒了。像马松山这种不学无术、专靠对上拍马和对下整人来体现自己价值的人，是恨不得要叫王若望吃官司吃枪毙而后快的……
“要么，你真的不肯写的话，你自己跟马主任说一下？”田又对我说。
“好吧，我自己跟马松山说。”看田那副无奈的样子，我也不叫他为难了。
我要总机接通了马主任的电话。
“你要写清楚，你为什么会去找王若望的？前前后后详细的过程。王若望到底还说了些什么？”电话里马主任的话语，威严中藏有一丝杀机。
“我与王若望之间，纯粹是工作上的往来。王若望说些什么，清样上不是都有了吗？”
“你写个更详细的材料来。”主任使用了命令式，已不容你再作任何解释、说明。
“那，好吧，我尽量把他说过的每一句话都补上。”我这句话尚未说完，对方已把电话“啪”挂断了。
我找出未被田处长删减的第一份清样，尽挑对王若望比较有利的内容，做了些补充，比如，在“(我) 也没去大学发表什么演讲。”后面补充了“不相信你们可以去调查，我真的没有介入。”在“芮杏文同志来上海工作后，政治上对我是关心的”，补充了“听说是他保了我。”在“我只有补船之心，而绝无拆船之意”，补充了“有的人不理解我，好像我这个人对党怎么样了，其实我是希望我们党好起来，希望我们国家好起来。”在“报纸上刊登了这个大员那个大员的发言”，补充了“像周谷城说的‘西方民主不是一朵花’，就能批倒了？”等等，共增加了十几条。我将这份东西装进一个信封，通过收发室送给了马松山。我也知道，在现在这个时候，我也许只有通过像别人一样“义愤填膺”地骂王若望，跟这个“老右派”划清界限，这才是保护自己过关的唯一途径。实际上，在现在这个时候，党正号召上海几十万中共党员声讨王若望，多一个人还是少一个人骂他， 对这位挨批的活靶子已无任何实际意义。我跟王若望本来就谈不上有什么私人交情，我也并不完全赞成他的全部观点和做法，在康办这个党的领导机构里，我若顺着刚下发的中央文件和邓大人的旨意骂骂王若望，那也是天经地义的事。可我就是不愿意在一个人——尤其是一个刚正不阿的人已经落井的时候，再跟着众人往井里扔石头。我唯有无声地自我叹息，谗人高张，贤士无名，吁嗟默默兮，谁知吾之廉贞……
一月十四日，市纪委副书记朱达人、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丁锡满和市纪委审理处处长孙有才等人把王若望叫到市纪委，向他宣布了把他开除出党的决定。
没几天，我去富华家中聊天。他家住在上海西区靠近万人体育馆的高层公房里，两个房间，一间会客兼画室，另一间是卧室。富华出身满族，一九二八年生，十六岁即参加革命，十八岁加入中共。解放前夕被捕入狱，凭着一身武艺在牢房大屠杀前逃了出来。一九五六年让他负责筹建上海中国画院。五七年“反右”时他说画院没有“右派”，于是上头说他“包庇右派”，把他打成了“右派”，下放到宝山去养猪。“文革”中又将他关押三年，后又让他去干校养猪。至七九年方被平反，任上海油画雕塑室支部书记，八五年未到退休年龄就将他免了职。他的经历再次证实了，在当今社会，越是生性耿直的好人，越难以逃脱受恶官欺负的厄运。不过，几十年来，仕途坎坷，促使他认真学画、画画，居然从一名党的小不点干部成了一个在国际上小有名气的画家，这比一辈子当个党的小官僚不能不说是一条更好的出路。这也许又反证了一条：好人最终还是有好报的。
富华先生是我为数不多可以谈谈知心话的好友。从海墨画社拟在春节举办一个迎春画展，谈到他被英国皇家美术协会吸收为名誉会员不久将再度去英国讲学，又谈到当前正在进行的又一轮反自由化运动，很自然地就谈到了王若望。
“王若望还到你这儿来喝酒吗？”
“来，照来不误。他被开除出党的第二天，就打电话给我，告诉我他被开除出党了，问我以后是不是还能来我家喝酒？我说，我们还是朋友，照样欢迎你来，不管你什么时候来都欢迎。上个星期六晚上他来过，这个星期六晚上他肯定还会来。”
“你不怕吗？王的一举一动都是受到监视的。”
“怕？有什么好怕的？我经历的多了。他们能把我怎样？有的人还想从我家阿姨这里打听我与王若望的关系，阿姨回答得很好，说是王若望在家里他老婆管他管得很紧，没有老酒吃，就跑到富华这儿来吃两杯老酒，至于他们谈点啥，她没去听，听也听不懂。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这样搞法，是大失人心的……”
“近几年我跟王若望也有过一定往来，我也很同情他的遭遇，他现在落难了，照道理我应该去看看他，不过说老实话，我不敢再上他家去了。为了去年底我采访整理的一份王若望的内参材料，康办主任马松山已经在怀疑并要追查我与王若望有什么不正常的关系呢。”
“哦，还有这么回事？你不用怕。你别看有些当官的好像厉害得很，其实是心里有鬼，心里本来就是虚的……”
“我一口咬定我与王若望是工作上的关系，康办主任没从我身上捞到什么东西，这事也就过去了。”
谈到后来，我对富华说，若王若望再到他家里来时，请代我向他问好，叫他自己当心身体。
富华点头道，他一定会把我的这句话带给王若望。
我当时没有料到，就是这么一句很简单的并不涉及政治内容的问候，竟会在康办里引起一场不大不小的政治风暴。
二月十九日，市委办公厅在复兴西路二一○号会场举行本机关 “一九八六年度总结表彰大会”。
马主任作总结报告。不出所料，发生于八六年底的那场新的反自由化运动，被他当做法宝，拿在手里挥来舞去。什么大学生闹事时，四万五千份公安局通告，市委印刷厂一个夜里就完成了印刷啊；什么上海及时向中央上报了王若望在松江、刘宾雁在上海海运学院鼓吹自由化的言论啊；什么这次立功受奖者最突出的成绩就是反对自由化态度鲜明、大学生闹事时几天几夜不回家啊；什么今后的工作第一条就是要积极投入反自由化的斗争啊，等等，等等。
市委秘书长王力平也在会上以咄咄逼人的气势发挥了一通。他是中国老剧作家于伶（1907-1997）的大儿子。于伶倒是一位思想颇为开明的文艺斗士，五十年代初期因受潘汉年、杨帆事件牵连而降了职，“文革”中又被毛夫人江青投进秦城监狱关押多年。于伶和他夫人柏李（曾任上影演员剧团团长，1917-2007）多年来住在巨鹿路一幢与人合住的小洋房里，环境比较吵闹，休息不好，电影局为他打过报告，要求调整住房，因他级别虽高却无实职，机管局不怎么当回事。我拜访过于伶后，为他调整住房事跟机管局多次联系督促，最终促成在吴兴路新建的高层里为他做了适当安排。于伶曾跟我谈了不少他曲折坎坷的经历。他的资历很老，江青进电影界、张春桥进左联， 他说都是经他牵的线，潘汉年与刘晓见面，他说也是由他介绍的。他说跟陈国栋在三十年代就认识，是赵朴初介绍的。文革中他被抄家九次，在秦城监狱关了八年。家里的老保姆已用了三十几年，对他全家忠心耿耿，他入狱后，儿子没人管，老保姆去附近找工作，晚上来照顾他家里。他小儿子当了六年农民、四年钢铁工人，后进书店工作。大儿子出身延安保育院，是周克将他提拔上来……前些年我加入上海作家协会，也有幸请这位文坛前辈担当了我的入会介绍人。可惜，儿子虽然借老子的光而登上高位，在个人品行上，他连老子的一个零头都没学到。
王秘书长讲到，现在谣传很多，有人说，反自由化，怎么抄了王若望的家？上海是不是搞过头了？……一月初，本市的废品收购站收到几包稿纸，里面有文章讲上海大学生二十几人被拷打。废品收购站就报告了派出所、公安局。经调查，文章在港报上已登了，是王若望的笔迹，就依法传唤了王若望。……王若望一开始不承认，后来承认了……
市委秘书长讲到这儿，稍许停顿了一下，眼睛往会场里扫了一圈，而后加重了语气说：“王若望还说，市委办公厅也有人带话给他，要他当心一点。这问题就严重了！我们这里是不该有这种事发生的！”
我只觉得嗡的一声，脑袋发涨，全身的血似乎都涌到头里来了。我不知秘书长刚才那两只眼睛一扫，是不是扫到了我？他所说的有人带话给王若望要他当心一点云云，话锋所指，则是非我莫属了。
坐着千把人的会场里起了一阵小小的骚动，不少人交头接耳，议论纷纷，都在猜测秘书长指责的是何许人也？有的老机关挺有把握地预言，下一步康办就要拿这个活典型开刀了……
当天晚上，我怀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赶到富华先生家里，把白天发生的这件事告诉了他。
“别怕。”富华见我这么一副紧张的样子，好言安慰我。“同情王若望又不犯什么法，而且同情王若望的人多着呢。现在毕竟不是***的年代了，跟五七年反右那阵子也不一样了，就凭这件事和这么一句话，还不至于把你怎么样的。有的时候，你也不可以书生气太足的……”
当我离开富华家时，我感到我一整天都绷得紧紧的心变得平静多了。是呀，不用怕，我并没干什么丢人的事，有什么可怕的？再说怕也不顶用，还不如以一种超然的态度漠然处之……
后来事态的发展，证实了富华的分析还是有道理的。这事似乎也是雷声大、雨点小，一开始人们还关注机关里将如何拿这个活典型来开刀，后来却不见大的动静，慢慢地，不知不觉之中，这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二十五．为曾庆红起草讲话稿
八六年十二月，市文化局要召开一个思想政治工作交流研讨会。两个月前，中央批复黄菊兼任副市长，曾庆红（1939-）由常委提为副书记，黄菊一度分管过的文化工作，交由曾庆红接手。市文化局希望市委分管书记能出席这个会议并讲讲话，以体现市委对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视。曾庆红答应去参加这个会议，并要我帮他起草一个讲话稿。我问曾的秘书陈国良，庆红想讲些什么？怎么讲？陈问了以后答复我：“庆红说，你就看在这种场合该讲些什么，先起草一个稿子，给他看看再说。”
曾庆红曾在高安路市委组织部干过两年部长，以思想比较开放为人所道，比他前任部长周克的名声要好一些。他一手创建的“青干处”（青年干部处），是专门选拔和培养第三梯队的，处长张序敏，是原市总工会主席张祺（1910-1993）的长子，干事很有点“大哥哥”的风度，我曾去他兴国路家里吃过两顿饺子。听说张后来调去北京全国人大办公厅工作，多年后上海愚园路八十一号刘长胜（1903-1967）故居开幕，我妻姑妈作为刘的遗孀来沪出席，听姑妈说张琪的小儿也去了，这引起我对张序敏的回忆，给他写了封信，也不知收到没有。曾庆红由市委组织部调来市委当秘书长，就像换了个人似的，原来在组织部上班时总是西装革履，领带笔挺，头发乌亮，风度翩翩，进了康办大院后，换了一件灰色氯纶面料夹克衫，皮鞋和头发都没原先那么亮了。有一次在大院里碰到他，我跟他打趣：“你原来在高安路那么风度翩翩，现在怎么不穿西装不打领带了？”他抿着嘴笑笑说：“我还敢么？你们这里面的气氛跟高安路完全不一样呀！”
十二月十八日中午，同济大学千余学生举着“要人权，要自由！”“打倒官僚主义！”等标语集体上街游行，打响了八十年代上海大学生走上街头游行示威的第一炮。从第二天起，有交大、复旦、化工、政法、海运、机械、建材、纺大、工大、华师大、上医大、外语、财大、水产等几十所大专院校的数万大学生相继走上了街头。
在康办内部，从得知十二月六日安徽合肥发生中国科大学生上街游行事件，便加强了对上海各高校的关注和控制。从十二月十日起，上海交大校园内陆续贴出大字报、小字报，呼吁同学们声援科大学生的行动。十四日（星期日）晚上，市委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交大校长翁史烈也应召参加。会议开到星期一凌晨两点才散。下午，交大两千学生在校内集会。市委秘书长王力平得到消息后，马上召开办公厅紧急会议，研究如何阻止学生上街以及如何加强对康办的保卫。武警总队增派了对康办的保卫力量，前后门设双岗，武警战士昼夜巡逻。内外还部署了四道防线。当天晚上，市委几位书记将交大、复旦、师大等十几所大学的党委书记和校长召来康办，要他们想尽一切办法，动员一切力量，别让学生上街游行。芮杏文、***、吴邦国、石祝三的讲话都很强硬。
二十日凌晨，芮、江决定出动武警驱散坚守在市府门口的大批学生。上半夜市府大楼里已聚集了八百名身强力壮的警察。下半夜从四面调来几十辆载有一千七百名警察的军车，尾篷一律落下，不开灯，不鸣号，悄悄停在外滩大道及附近几条马路拐角处，对学生形成了一个扇形包围圈。凌晨四点，市委将即将采取的行动急报中央书记处，胡启立很快答复：“同意采取强力手段，但必须准备充分，一战务胜。”五点三刻，一声令下，装在市府大楼顶上的探照灯、碘钨灯与数十辆军车的强光灯同时打亮，八百壮士从市府大楼里冲出来，一千七百名战士掀开篷布从军车上跳下来，里应外合，两个警察架一个学生扔上卡车，动作干净利落，天亮之前，清场完成。***站在面朝外滩的一扇窗前观战，嘴里连连赞叹：“壮观！壮观！”
市委专门成立了一个“处理大学生闹事办公小组”，叫曾庆红任组长，王力平任副组长，副组长干劲十足，比组长有过之而无不及。有人私下将这个不伦不类的临时机构称之为“闹办”。小礼堂三〇八会议室变成了对付大学生的指挥中心，墙壁上巨大的上海市地图上，用可移动的箭头标出大学生游行路线图，王力平对这一杰作特别得意：“好，一目了然，真像指挥作战一样！”公安局送来他们拍摄的现场录像，看到一些学生在镜头前退缩惊恐的表情，有的领导大为高兴：“行，这玩意儿比机关枪还厉害，以后要好好查一查，到时候你想赖也赖不掉。”
大学生接连几天上街游行，面对这一惊心动魄的大事件，电视台、电台、报刊接到市委指令，一律保持沉默，但这并不能阻挠广大市民凭借自己的眼睛和耳朵来感受这一场风暴的巨大威力。公安局的电话记录、教卫办的简报和新闻单位的内参，比平常忙碌得多，基本上向市委一天一报，甚至一天两报。康办再将有关情况综合起来上报中办。
二十一日是星期天，复旦同学徐国民要回美国去，前天跟他说好了，今天中午去福州大楼（他表弟家）跟他话别。他是全班第一个去美国留学的，去年戴了一顶柏克莱大学博士帽回到中国，准备在国内施展他一番政治抱负。他是个有心报国的人，在美国搜集到一些可能对中国发展四化有用的尖端材料，回国后作为见面礼送给了有关部门，很受重视。不过，国内在住房、工作安排上距他心目中的最低标准也相差甚远，更令他伤心的是，他对自己的未婚妻汪齐凤（著名芭蕾舞演员）一往情深，儿童节那天已正式订了婚，并决定国庆节举行婚礼，而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的潘维明（1949-），不知出于什么用意，在汪面前挑拨离间，吓得汪不敢再跟徐往来，徐悲痛欲绝，差点走上自杀殉情的不归之路。他一气之下，将潘维明告到市委和中央，并最终决定还是再去美国干一番事业。
那天我要去徐国民那里，很早就出了家门，包里还放了个照相机，估计路上能碰上学生游行队伍，到时候现场观察和体验一番。26路开到淮海路、常熟路口，果然被一支人数众多的游行队伍挡住了去路，司机见车子动弹不了了，就打开车门，让乘客愿意下车的就下去。
我就跟着这支游行队伍往东走，经襄阳路、陕西路、茂名路、瑞金路……足足走了一个半小时，一直走到人民广场。一路上，游行队伍挤满了整条淮海路，前不见头，后不见尾，何止成千上万人。有人举着用床单、被面或红布做成的旗帜，上面写着“民主万岁”、“还我民主”、“抗议侵犯人权”、“天赋人权 不可剥夺”等标语；有人握着手提式喇叭领喊口号，多为要求扩大民主、反对官僚主义等等。沿途围观的行人、居民，态度大都很友善，有人还跟着喊口号或拍手叫好。
等我赶到福州大楼时，徐国民的表弟告诉我，他表兄昨晚十点才拿到机票，是今早七点三刻的航班，来不及通知我，今天一大早就赶去机场了。
这天夜里，市委决定对已持续了四天的学生游行事件采取更为严厉的制裁措施。这晚正好轮到李文军在“闹办”值班，就叫他起草一份以公安局名义发布的公告，他推辞不掉，只好按领导意图，拟就了关于举行游行必须预先报经公安局批准等若干条规定。芮杏文在其他几位书记前面读了一遍，问大家这样行不行。杨堤提出改动一两个字，别的书记都说时间急迫，就这样行了。于是马上送市委印刷厂排印，一小时后就要广播、散发出去。随即把公安局长召来康办，叫他马上执行市委的这一决定。
午夜十二点，公安局的宣传车用大喇叭在外滩播出了这份措辞强硬的公告，宣布对继续游行者将采取行政措施！公告广播了一边又一遍，像沉重的铁锤一记记敲打着学生们的心扉，有的人哭了，那是内心深处的爱国之心、报国之情不能被人理解而渗出的泪水。人群，慢慢地散去，散去……市府门前的双向马路及中间的停车场，不久便变得空空荡荡，唯有那条潮涨潮落永不停息、江水却变得越来越浑浊的黄浦江，作为历史的见证，冷眼漠视着上海开埠一个半世纪以来，发生在它身边的一幕又一幕人间悲喜剧……
对大学生上街游行，从电台记者的“目击记”，到市教委办的“增刊”，再到公安局的“电话记录”，调门一个比一个高，而康办向中央的报告，则把负面消息更加浓缩、拔高了一截。当我看着这些调门一个比一个高的“情况反映”时，觉得跟我白天实际看到的、感受到的大不一样。为什么不反映反映大学生们忧国忧民、渴望促进政治改革的一片赤诚之心呢？为什么要故意把大学生描画成唯恐天下不乱的闹事分子呢？
就是在这么一种形势下，作为一个市委书记，要去文化局发表讲话，该讲些什么？怎么讲？自从大学生上街游行以来，芮、江等书记市长，尤其是秘书长王力平，在市委内部会议上的几次讲话都比较强硬，不过，曾庆红虽然身为“闹办”组长，我倒没听说曾发表了什么比较极端的意见。既然曾叫我起草讲话稿，我想没必要把芮、江讲的那些照抄一遍，可以有一点自己的观点，可以讲得稍许开放一些。于是，我起草的稿件，从当前正在发生的大学生上街游行讲起，讲三大部分内容。第一部分，由学生游行引发的一些思考，一是如何看待当代大学生的本质和主流，我用了比较含蓄的语言，对一些学生出于对民主法制、体制改革的关心，要求加快改革步子的愿望，予以一定的肯定；当然，对不少大学生政治上的幼稚、不成熟，想要“一步登天”，也提出中肯的批评。二是促使我们更认真地对待我们体制上和工作中的种种弊端，诸如官僚主义、党风不正、民主与法制不健全、机构臃肿等等，群众不满意不是没有理由的，这也正是我们要在前进中加以解决的问题；对学生游行造成交通堵塞、影响正常生产秩序，则明确表示不赞成（这话他是无论如何不能不说的）。三是暴露了当前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些弱点，平时缺乏沟通，这才造成事前一无所知，事后束手无策。第二部分，更新观念，正确认识当前形势，指出当前改革开放并不是过了头，而是要加快步伐，坚定不移地走下去。第三部分，要改善思想政治工作的手段和队伍，讲四点，一是摆正与业务工作的关系，主要起保证、监督作用；二是要改善自身形象，起模范带头作用；三是与工作对象建立起平等、信任、融洽的关系；四是方法要灵活多样，注意寓教于乐。写了近四千字，写完后，排出清样，我就交给了陈国良。
十二月二十四日，陈国良告诉我，讲话稿庆红看过了，基本通过，就是观念变革问题，还可以补充一些。
曾庆红作为“闹办”组长，居然能肯定这份讲话稿的基调，说实话，简直令我大喜过望，本来我估计要被砍掉一半，乃至推倒重来的。于是，我抓紧时间，对如何看待改革开放的观念问题，做了一些补充，我引用了市统计局不久前的一个统计资料，据对全市十二个区11823户居民的随机调查，收回10520张问卷，认为城市体制改革“势在必行，应加快步伐”的占67.6%，认为“情况复杂，需谨慎从事”的占18.7%，认为“仅小改小革即可”的占0.9%，可见被调查者大部分是赞成改革并希望加快步伐的。还有一个问题是对上海近两年改革工作与全国相比的看法，认为“走在全国前列”的占7.2%，认为“处于中游水平”的占47.2%，认为“落后于全国改革形势”的占26.8%，可见被调查者要求上海加快改革步伐的愿望十分强烈。关于党政分开、党对行政主要起保证监督作用问题，我增加了邓小平和***的两段讲话，来加重份量：“邓小平同志在1980年8月18日的一个讲话中就讲到，要把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改为厂长负责制，还设想党委可以设一二个工作人员，这就是党的专职机关，不要专门机构。今年9月13日中央财经小组汇报时，***总理讲到还有两个问题没明确：一、厂长第一把手问题没明确；二、企业党委机构太大，人员太多。小平同志就说：要下决心解决。”最后形成的这份讲话稿，排印出来共有九页，约有四五千字。我及时送去了陈国良那里。
二十六日，芮杏文应召去北京向中央书记处汇报上海大学生游行的情况，感觉到北京气氛骤然收紧。几天后，邓小平把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叫到家里，指令他们不惜动用专政工具也要将学生“闹事”压制下去。
市文化局思想政治工作交流研讨会共开三天，二十七日，是最后一天，曾庆红去闭幕会上讲了话。他此时对北京的气候变化肯定已有所感知，没敢用我起草的那份讲稿。不过，只要他心里真正赞同我帮他写的那份东西，我就很知足了。
两年后，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1931-）宣布放弃勃列日涅夫主义，东欧得以摆脱苏联的控制开始大步走上民主发展的道路，苏联国内也大大加快民主化改革力度，经过一段“阵痛期”后，苏联为独联体所取代，人民大众从此告别了一党专政体制，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建设自己的新生活。那时我想起了这份曾经被曾庆红所认可的讲话稿，忽发奇想，如果日后有一天，他不再只是个受人掣制的“闹办”组长，以他的底气和魄力，他会不会扛起戈尔巴乔夫那样的大旗，来开创一个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新局面？




二十八．十年回望，话别吴邦国
去浦东之前，机关党委人事处长，还有明佳副主任，都劝我还是乖乖去那里好，工作也会适当安排，若硬要留在康办，马主任退休还早着呢，这几年你什么也别想！既然这样，去就去吧。可没想到，到那家开发公司以后，在工作安排上，别说提一级了，连平调都不给，就是当个办公室里的办事员，写写简报、作作记录而已。公司老总有一次还对我说，你们机关党委来联系你的调动问题时，讲了你写***文章的事，可我们对你还是很信任的，重要的会议记录，也还是让你来记的……我丝毫不怀疑老总说这番话的好意与真诚。可是，我的天呀，难道把我发配到浦东，就是让我去写写简报、作作会议记录的吗？***实行的是官本位制，差一个级别，不仅仅是工资差个几块或几十块，一系列的待遇，住房、用车、电话、出差、出国、医疗、疗养等等等等，都是大不一样的。凭什么我在市委机关辛辛苦苦干了这么多年到头来就只能在基层当个写写简报的办事员呢？我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好在我的关系还没转过去，我回去对机关党委说：你们讲话不算数，说得好听，都是假的，我不再受你们的骗了。你问问姓马的，我跟马主任前世无冤今世无仇，他为什么要一而再再而三地把我狠命往脚下踩？我反正还在这儿领工资，不管你们批准不批准，我下个月就回来上班。
马松山对我的要求明确表态：不能让他回来，要把他的行政关系尽快调出去，并把这一决定通知浦东开发办公室。
这一招可真厉害。马主任不仅凭他的地位和权势正式杜绝了我要回机关上班的正当要求，而且向浦东开发办表明了对我这个被康办放逐者的态度，即使我继续在浦东呆下去，我的处境将比过去更惨。开发公司几个头儿对我的脸色已经起了明显变化。鸡蛋碰石头，我碰得头破血流，在我面前已经无路可走。我一度连求死之心都有了，也想过是不是剃发出家从此遁迹山野荒林？但又觉得不可放弃了自己该负的责任。
万般无奈之下，我给吴邦国（1941-）写了封求援信，此时他已是上海市市委书记，大上海的第一把手，还刚被提为政治局委员。非到万不得已，我不会随便求人。在好几年时间里，吴的组织关系都跟我在一个党小组，他只要有时间，不随便缺席每月一次的“组织生活”，跟我私下谈话，也算是投缘的。他说他看到来小礼堂开会的那些局级干部，有些人抽烟抽中华牌，他们工资又不高，哪来的钱抽那么好的烟！他自己抽牡丹，我给他前门，他也抽。有一次他跟我说，部委办送上来的简报，开头、结尾都是废话，他大致浏览一下，至多就看中间一段。“***”以后，陈乐波在上海被抓，吴说他得知陈眼疾严重，要公安放人，保外就医，万一眼睛瞎了怎么向外界交代？可公安就是不放，拖了好长时间，他把李晓航找来很严肃地谈了一次话，才放人。在我半年前离开康办去浦东之际，我想跟他告别一下，他让秘书徐长存安排时间，约我去他那里谈了一次话。小礼堂二楼西三室，这是吴的办公室，小徐把我带进去，并为我泡了杯茶。我跟吴说起了自己修炼气功的一些体会，还讲到张宝胜曾和老婆那回一起来上海，到小礼堂演示神通，装信封里的纸条，他不是看都没看就读出来了么？***的一张名片，不是被嚼碎后又复原了么？还有药片穿透玻璃瓶子掉在地上，太神奇了。吴说，北京张宝胜，是他请来的，考虑到自己的身份不一定合适，才叫体委赵英华（市体委党委书记、副主任）出面邀请的。在小礼堂的那场表演，为防止作假，装在信封里的纸条，是打字的，事先谁都不知道，药片，是临时从对过医务室拿来的。谈到这里，小徐起身回自己办公室去了，我和吴继续谈。我对吴谈了对机关党委的一些看法，认为机关党委在马松山把持下恶性膨胀，很不正常，马的用人之道，不是任人唯贤，而是任人唯亲，他重用的有些人，品质不好，我工作成绩远远超出别人，却屡屡遭受排斥。
这时吴邦国对我说：总的感觉，办公厅搞文字工作的水平太低，送到我这儿的一些稿子，我改起来很费功夫，有的要改掉很多。全训笔头慢了点，施芝鸿笔头快，但太浅，缺乏深度。文章能否写好，不仅仅靠文字功底，是综合因素，包括政策水平、知识面、敏感性等等。前几年，我曾讲到，康办也应人员流动，像我在科委时一样，老的、一般性的流出去，适当安排以至提一级都可以，让年轻的、能干的上来。但有一次杏文问了一句：“有些事我怎么不知道？”他样样都管，吓得我不敢再提了。
又谈到写作上的一些事。吴说：施芝鸿起草的《上海八九学生动乱始末》一文，一开始讲到师大的一次研讨活动，是王元化等人召开的，不少自由化人物参加了。这段还是颇有份量的。后了解到，没什么实质性内容，我就说这段份量要淡化。施领会很快，第二天就改“淡”了。后听说元化有意见，干脆就把这段全部拿掉了。不久前，我电话王元化，问他有什么意见？并讲了这么一个过程。过几天，他派人送了两本签名书给我，我从头到尾看了。王学问很好，博古通今，确实是个很了不起的专家。关于《文汇月刊》上那篇文章，江打电话给朱镕基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隐私么，怎么洪山都捅出去了？主要责怪洪山，对你，印象不是很深。朱跑来问我，我说这篇东西总的是讲好话的，又都是事实，也就不必过于追究了。
我说起，自己曾想去澳大利亚自费留学，被澳使馆不分青红皂白给拒签了，弄得我很狼狈。之前，文联、市府都曾要我去，沈敏康等人卡着不放，说是办公厅也要用的，却又不用；八六年底我去王若望家里了解他的一些想法，马松山怀疑我跟王有什么不正常的关系，盯住不放；现在，出了《文汇月刊》那篇文章的事以后，就把我弄到浦东去了。
吴说：澳大利亚，我去过，当地人很纯朴，但懒洋洋的，办事效率很低。国家大，人口少，靠吃资源过日子。八六年底，你去采访王若望，是正常的，我知道你与上海文化界头面人物有不少联系，对王若望，我们也需要知道他的情况。沈敏康此人，胆子很小，叶子掉下来都怕打破头。马松山，你跟他接触多不多？怎会对你有成见的？办公厅，无副书记分管，就秘书长管管，办公厅的人事问题，也不征求我们的意见。办公厅现在人确实很多，但效率低，到底多少人，我也搞不清楚。有一次我曾问，到底多少人？给了我一个数字，好像没有一千，当然不包括招待处。有学历，不是坏事么，有学历，说明受过正规的教育，有学历又有实际工作能力，当然是件好事么……
那次谈话，谈了一个半小时多，离开时他对我说，以后你有什么事，直接找我好了。我当时想，我是来向你告别的，你能如此礼贤下士，也可算是我离开康办这块伤心地时，留给我的一个光明尾巴了。
我给吴邦国的信上，简略回顾了我进机关近十年在工作上做出的突出成绩，以及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我说我时常有一种鲁迅先生所说的那种感觉：总有人在背后用鞭子抽我，而当我问他我什么地方做错了时，他却说：哈，先生，您干得好极了！（大意）我没在信上要求市委书记帮我解决什么具体问题，我唯一的要求是：“我希望您在合适的时候能为我说一句公道话。”
吴邦国在这封信上作了批示，要帮我落实一个能发挥专长的单位。
我真心感谢吴邦国在我无路可走的时候拉了我一把。有了他的这一批示，我又回到了康办。工资照给，但要我别上班，把我这个四十岁的人当一个退休职工那样养了起来，等待安排工作。
这一等，就等了半年。我心里明白，即便是市委书记批了，批了又咋样？《新民晚报》的房子问题，那么多书记市长批了不下三十次，还不是顶着不办、拖了又拖？执掌实权的市府秘书长根本不把一个赵超构放在眼里，市长也拿他没办法。我个人的工作安排，不是造一幢大楼，照道理很容易解决，但王力平和马松山因我写信告状更对我恨之入骨，哪里还肯帮我落实什么单位？这两个实权人物连起手来，我只有死路一条。说是要给我找个合适的单位，但据说找来找去找不到。曾说市高等法院缺人，叫我去那里当差。我平时看见法院都想离得远一点，更甭说去那里上班。最后安排我去一家《上海画报》工作，说是机关党委与市新闻出版局达成了口头协议，过几个月等该社调整领导班子时正式落实我的工作安排。
就这样，十年前，我到康办报到；十年后，我正式调出康办。进去时，一腔热血，满腹忠诚；离开时，心灰意懒，万念皆空。回望十年，也是一个小小轮回，唯叹官场险恶，奸良不分，不能不让人想起《离骚》中屈原悲愤的诗句：“民好恶其不同兮，惟此党人其独异。户服艾以盈要兮，谓幽兰其不可佩。”小人无处不有，只是官场里的这帮小人更加可恶，你们将平庸的艾草挂满腰间，清高的幽兰则遭到你们无情的放逐。

第三部 城市隐士

二十九．午夜惊雷
作为一个新中国的同龄人，又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好孩子、好学生、好职工、好党员、好干部，我从小到大接受的是最正规、最正统的“唯物主义”、“无神论”教育，最崇尚的是科学发明和创造，最相信的是科学的原理和证明。而“唯心主义”、“有神论”作为其对立面，不管是以哲学面目出现的古希腊苏格拉底的“灵魂说”，中国先秦时期老子“道”的学说，还是以宗教形态存世的佛教、基督教等等，长期以来受到占据统治地位的马列主义唯物论、无神论的批判与否定，“文革”中更是所有的庙宇、教堂、佛像、神像被扫荡一空，一提起菩萨或上帝，好像就成了“迷信”、“愚昧”的代名词，在我们这代人的脑子里，日积月累，别无选择，塞满了上头灌输的对种种所谓“唯心”之物的极端排斥。
我忽然会对这种“唯心”的东西产生兴趣，起端于进康办五年时，身体莫名其妙出了点毛病——没有任何理由，没有任何先兆，好像中了什么邪一样，有一次蹲下去后突然就站不起来。而后，四处求医问药，外科、骨科、伤科，膏药、电疗、理疗、推拿、针灸等等，可以说中西医各种治疗方法都试过了，到后来走路活动总算无甚大碍，但弯腰曲体依然大为受限。市委机关对口的公费医疗单位是华东医院，属于上海最好的医院之一，医院根据透视摄片和核磁共振结果，确诊病因是某两节腰椎骨质增生且已出现唇样变化，医生告诉我说，通过治疗可以减轻症状，但增生既已形成，要痊愈恐怕很难。俗话说“病急乱投医”，那时有一股“气功热”正在兴起，听说练气功可以医治各种疑难杂症，我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就练起了气功。任脉、督脉、上丹田、下丹田、小周天、大周天……这些看不见、摸不着完完全全属于“唯心”的东西，我姑且当其有，至少不再排斥它们。
我练了两三年，练得很认真，看了一些这方面的书，也看到有些练功者身上出现的奇迹，但在我身上并无显著功用。这时，有人介绍我认识了气功师孔宪德先生，他家住在兴业路，离“一大”会址很近，这块地方现在已经成为上海很出名的“新天地”的天地了。孔是四川高僧清定上师（1902-1999）的弟子，对佛学和气功有一定造诣。他说我跟佛法有缘，建议我练练佛家的功法。
我想对呀，为什么不试试佛家的功法呢？其实我那时对何谓佛家功法并不是很懂，想当然地，仍像练道家气功一样，同样静坐，同样摒除杂念，只是观想释迦牟尼佛的形象泽被全身，以意念引领气息走中脉而不是原先那样走周天。
大约练了一个月，一天夜里，当我静坐闭目练功时，突觉四周白光一闪，有一道来自上方的白色气流，伴以耳畔一声雷霆之响，以极快速度，从头顶百会沿中脉俯冲而下，经腰椎时，将一片硬币般大小、状如凹镜的半透明物从身体里猛然撞了出去。随即，一团热气从脚底升腾而起弥漫全身，整个人就似乎飘浮在白色的云层里。待热气慢慢地沉下去，只觉得四面八方皆被白色光芒笼罩，整个身子都溶化在透明的白光中。四周极端寂静，神志极为清爽，头脑澄彻如镜，这是一种从未体验过、也很难用语言来加以描述的奇妙境界。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恍兮惚兮，惚兮恍兮，彷佛只是一瞬那，又好像已经过了很久。待我收功出定，刚才恍若经历仙界一梦。觉得眼睛比平时发亮，子夜暗室中，墙上周慧珺（1939-）为我书写的一张条幅“居之无倦”四字历历可辩。我站起来，下意识地活动活动身体，简直不敢相信：折磨了我三年之久的腰脊疼痛，居然一点都没了！
发生在我身上的这一奇迹，太不可思议了，若非亲历，别说别人不信，连我自己一开始都不信。不可能！这是不可能的么！会不会是某种心理因素或其他什么因素，造成病变部位暂时不痛了？我去华东医院，请医生再次为我拍片复查。爱克斯光片子洗出来了，一切正常，就连原先某两节腰脊骨质增生、唇样变化的部位，也完全正常！就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病变似的！在这一确确实实的事实前面，我才不得不信，在这个世界上，确实有某种超自然、超科学的力量存在啊！
奇迹并未到此为止。去广阔天地“修地球”时抽上了烟，烟龄已近二十年，曾戒过几次，皆以中途放弃而告终，每次重新点燃香烟，都要连着狂吸两支，才能平抑因中断抽烟而加剧的烟瘾之苦。可是打这一夜奇迹发生后，烟瘾越来越小，渐渐不再嗜烟，一个月后，便完全与香烟断了缘！对酒的嗜好，虽不如抽烟那样须臾不离，自小从当船长的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好酒量，隔三岔五来上一杯，也已形成习惯，可现在，随着烟不想抽了，酒也不想喝了，直至对酒失去了最后一丁点兴趣。不仅如此，对肉食也渐渐不思入口，直到最后断绝了任何荤腥，就连葱蒜韭菜之类的味道都觉得难闻，不得不敬而远之。身体内在素质则发生了明显变化，体力、精力都较过去大为提高，感觉就像一下子年轻了一二十岁。
与此同时，过去我瞧气功师能以某种功夫为人治病，觉得挺稀罕的，可现在我发觉自己也具备了某种特异能力。那时我儿子还在读小学，患上了感冒，我说让我来试试自己功夫咋样？就以念力将他身上病气拔出来，随手扔在窗台上的一盆花上面。哪里想到，儿子的病好了，那盆花却受不了了，叶子全部掉光，过好久才重新活过来。以此为戒，以后我再不敢将病气随便乱扔。办公室里的一位女同事，患有多年胃病，胃痛时以手捂腹，苦不堪言。我出于同情心，为她治了两次，她欣喜地告诉我，胃好久不痛了，药也好久不吃了，太神奇了！她是联系政法系统的，稍后她甚至一半是求我一半是拖着我，说是已经答应人家了，叫我无论如何要跟她去一趟余庆路，走过去才五分钟嘛，为市政法委一位领导治个病。治完出来，我说你以后可别再为我揽这种活，在康办上班，我可不想出这种名啊！
人人都看重健康，人人都希望有个好身体。午夜静坐发生奇迹，三年腰伤，一朝痊愈，让我切身感受到佛法的不可思议——后来我进一步认识到，佛法的本质并非只是某种超自然力量，也并非仅仅停留在治病疗疾的层面上，但就从这一刻起，或说由此境遇，我跟神圣佛法结上了无比殊胜的因缘。
不知这是不是一种巧合？或许这本身就是一种因缘的际会？在午夜奇迹发生之时，也正是我因出国留学被拒、同时因《文汇月刊》上那篇文章遭受巨大压力的时候。在仕途上，在今后的前程上，以出国拒签和《我们眼中的***》为标记，标志着我进康办这么多年，最终以一个落难者的下场而告终结。就在我哀叹世道不公、前途迷茫的时候，我却得到了无上佛法对我特别的青睐与加被，不仅让我恢复了宝贵的健康，更给了我一条无以伦比的新生之路。事后想想，冥冥之中似乎真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在左右着我的人生轨迹，倘若我顺理成章地出国去了，对我未必就是一件好事，人到中年，以一个有病之身去国外闯荡，谁知道等待着我的又会是怎样一种结果呢？




三十．皈依济尘法师
调离康办后去了《上海画报》出版社，工作一直没给安排，日子倒也过得优哉游哉。五月，跟快要离职的画报副社长安肇一起去四川参加一个联谊活动。火车上，听老安说起他以往的一些经历，他十五岁即参加工作，卸任后可享离休待遇，二十几岁时在市委党刊工作，任一个组的组长，为科级，其时吴烈雄在他之下。三十年后，吴从康办调出，任上影厂党委副书记，副局级，去年突然因病逝世。相比之下，安后来仕途虽然不顺，但在画报干了十来年，日子过得比当年同僚自在多了，更甭说吴不足六十已经一命呜呼。人的命运，有时真是很难说的。
五月的四川，快要入夏了，阳光明媚，风景宜人，联谊会的活动安排得丰富多样。这一天，在彭县新辟的旅游景点银厂沟游览了小龙湫、大龙湫，揣着从单位借的尼康相机，一路走去，古栈道蜿蜒悠长，大峡谷水湍如瀑，晚上回到招待所，许多人已累得筋疲力尽。东道主适时决定，原定第二天去九峰山的安排取消，改为自由活动，让大家休息休息。听说九峰山为彭州诸山之冠，很有灵性，有说《山海经·大荒西经》中的“灵山”即指此山。不去九峰山了，我颇觉遗憾，若能去这种灵异之地汲採天地灵气，对补充体内能量很有好处。但没想到的是，因了这一遗憾，却生出一段机缘来，成就了我人生旅途中的一件大事。
第二天上午，我独自一人在周遭随便走走，望见不远处山坡上有个寺院，就上去看看。走近了看，是座新修的小庙，匾额上写着“接引寺”三个大字，里面有些佛菩萨雕像尚未完工。近旁有所茅屋，有个老太正用洗衣机在洗衣服。我见地上扔着一些蛋壳，便问老太，庙里也吃鸡蛋？老太说，鸡蛋是用作供品或给游客吃的，僧人持斋，不吃鸡蛋，包括葱蒜韭菜都不吃。我问老太，鸡蛋是荤的还是素的？老太望望我说：“你应该去问老法师的，我老婆子说不上来。”我说：“哪个老法师？”老太说：“咦，济尘法师呀！他昨天刚到，就在后面那个小屋里。”还指给我看。
我就跑到寺院后面，穿过一个小院子，敲门进了小茅屋。只有一位身穿黄色袈裟的长者在里面，中等个，略清瘦，慈眉善目，神采丰盈，那一定就是济尘法师了。他招呼我坐下，给我沏了杯茶。热水瓶外壳是那种搪瓷铁条圈成的，我以前用过，知道份量很沉，这种产品上海早就淘汰了，看老法师一手持杯，一手拎热水瓶，稳稳将开水注入杯中，我暗暗吃惊，功夫不浅啊。济尘法师很随和地问问我，哪里来的啊，干什么的啊，然后就跟我讲起了佛法的一些基本道理，他的四川口音我听起来有点费劲，但大概意思是明白的，他说佛法是救人度人的，现在这个社会，尤其需要用佛法来普渡众生，佛法很重要的一点是要发起菩提心，大慈大悲，利益一切众生，在救度别人的同时自己也得到救度和解脱……我很想知道一点老法师的生平事迹，他告诉我他是四川遂宁人，俗姓奉，自幼家境贫寒，十四岁时跟一个道士学了三年少林拳，十七岁在成都昭觉寺从慈清方丈出家。当我听他说今已九十一岁时，着实吃了一惊，怎么看也不像个耄耋老人。他又说起，五十年前能海上师来彭县龙兴寺讲经，建舍利塔，他也参与其中，出了点力。接引寺是他前些年修成的，前几年又修成了金华寺，在丹景山，平时常住金华寺，有时间就来接引寺住上几天，昨天刚到这里……我说四川的清定上师前两年来过上海，曾在上海龙华寺向很多信众讲说佛法，等我知道消息，已错过去拜见的机会。济尘法师很平淡地说道，清定上师是他师兄弟，都是在昭觉寺受的戒，各人因缘不同，有些事不可强求，今日能在这儿相见，也是一个很好的缘起。他还教导我，佛法不仅仅是嘴上说的，更重要的是要修行。我说我有时候也打打坐，他点头赞许说，打坐是最基本的修行方法，一是姿势要坐正，二是心境要充分放松。说到这里，他随手拖过一把钢折椅，轻轻一跃，人已飘坐在椅子上，两腿双盘，足底平翻，足尖超过大腿边沿寸许，是个极优美的莲花坐式。他仔细讲解打坐的一些基本要领，要我持之以恒，坚持下去，日后可因定生慧。
看到法师如此高龄身体犹如此轻灵，对我这么一个素昧平生的来客给予如此耐心细致的教诲，令我心里十分感动，也觉得十分幸运。自从两年前发生午夜奇迹后，我对佛法升起极大信心，很想拜个德高望重的师父，正式皈依佛门。清定上师从四川来上海那回，等我听到消息想去找他，已经离开了。而此时此刻，在四川“接引寺”里，清定上师的师兄正手把手地教我如何修行，这样的机会，真可谓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啊！我请求济尘法师：“师父，我想正式拜您为师，您能收下我做您弟子么？”老法师很高兴地说：“好，好，好。” 他找出一个本子，翻了几页，问我叫什么名字，然后给我起了个“广”字辈的法名。他又将手掌置我头上，为我摩顶授戒，以极快语速念了好长时间咒语，最后以掌击顶，大喝三声“吽！吽！吽！”拜师皈依仪式到此完成。
一上午打扰了老人家那么多时间，我起身向师父告辞。师父留我吃午饭，我不好意思过分打扰，说以后有机会一定会再来看望师父。他把我送出庙门，一起拍了照，最后紧紧握着我的手不放，我顿觉一股麻酥微颤的暖流将我全身从上到下罩住了……师父是个九十多岁的人了，临别还给我如此大的加持，我感动得都快哭出来了。走出十来步，我回转身，再次向师父合掌顶礼告别，师父也合掌为我送别。我心里默默地说：师父，您接引我成为一个正式三宝弟子，您的教导我都记住了，今后我一定好好修行，同时会以自己最大的努力，为佛法在这个世界上的弘扬做出应有的贡献！
这趟四川之行，最大的收获就是得遇济尘法师并拜师皈依了佛门。我后来了解到，济尘法师（1902-2002）显密兼修，随机施缘，在四川一带影响甚大，有弟子数万。民国三十七年（1948），法师在荣经宝积寺研习《华严经》八十一卷，写下了《华严经四法界说》。五六十年代，法师一面参加政府规定的种地、城建等劳动，一面孜孜不倦研习宗喀巴大师的《津海心要》和因明、俱舍、中观、瑜伽等佛学理论。“文革”中，法师躲进九峰山，搭茅蓬闭关修行。“文革”以后，环境有所松动，法师招引八方信众捐资，亲自率众填土劈石，将他在九峰山象背搭建的茅蓬改建成“接引寺”，香火重燃，打开了接引现代众生的大门。八十年代后期，法师又发愿修复被毁的彭县丹景山金华寺，披荆斩棘，饱尝艰辛，终于让这座建于唐代曾有懿宗（833-873）国师悟达在此驻锡的古刹重放光芒。法师最擅修的是“秽迹金刚”，听说曾有人亲见老法师修法时金刚杵浮于空中不坠下，修到这个份上，神鬼都会听从差遣，威力无穷。
过后多年，每次经过四川，有机会我都要去彭县看望济尘法师。九八年，在关口九陇镇一间极简陋的小屋中，见到他老人家，那时他正在筹建一座规模宏大的“佛山古寺”，虽已年高，精神尚好，每天要花不少时间，为排着长队前来礼拜的信众一一摩顶加持。
〇〇年经过四川，又去看望师父，只见他身披黄缎法袍，端坐在法座上，身板依然挺得笔直，神色依然那样慈祥平和，但说话声音很轻，精力确乎是不如以前了。听说，数月前他曾对身边弟子说，自己年纪大了，身体也大不如前，已做不了什么事，可以离开这个世界了。沐浴更衣，交待完后事，他就入静室，准备圆寂。消息传出，许许多多信众从四面八方赶来，跪在外面，恳求老人家再多驻世几年。到后来四面八方的人越来越多，场地上跪都跪不下，日日夜夜一片哀啼悲泣之声。三天后，济尘法师走出静室，他被众人的一片挚情感动，答应满大家的愿，再活上一段时候。两年以后，他在医院病床上安详逝世，火化后留下舍利子数十颗。
关于鸡蛋是荤还是素的问题，在接引寺我忘了问济尘法师。后来想想，恐怕这不是个什么大问题。我不食烟酒荤腥，是午夜奇迹发生后，身体内在的一种自然反应，乃是不想吃了，吃了难受，那时还没皈依三宝，并非出于某种戒律的约束。但在好几年里鸡蛋还吃，主要出于营养考虑，听说受了精的鸡蛋最好别吃，一般的吃吃无妨。直到有一次，鸡蛋入口，忽觉腥臭难闻，不堪下咽，差点反胃，不得不吐了出来。打这以后，我就连鸡蛋也不吃了。




三十一．深圳文稿拍卖会的“重点稿”
到《上海画报》以后，因为时间宽松，手头又有这些年积累下来的不少上海文化名人素材，我又做起了儿时就做过的作家梦。咬咬牙，花四千元买了台286黑白单显电脑，这笔钱相当于我在机关工作三年工资的总和。硬盘40兆，内存1兆，用今天的眼光来看，配置极低，但写写文章也可用了。不舍得花钱上电脑培训班，就去河南路科技书店买了两本如何用电脑的教科书，硬着头皮自学，从最简单的DOS命令学起。学得很累，光看书，书上讲的大多看不懂，一旦会用了才知道其实很简单。为什么不能把话讲得让人好懂些呢？这大概是九十年代初电脑教科书的通病。在CWS系统里装了一位交大教授发明的“李氏双拼编码法”，一面学，一面就开始了文学创作。
我以《八十年代上海文坛内幕》为总框架，陆陆续续撰写了《刘海粟假画案及其它》、《赵超构与晚报大楼》、《师陀、丰村二三事》、《法庭内外，幕前幕后——<荣誉的十字架> 小说诉讼案真相》、《我所认识的王若望》、《戴厚英与 <人啊，人! > 》、《海外奇谈：国际摄影大厦》、《归去来兮来复去——一对回国专家夫妇的回国遭遇》等十篇文章，形成一个报告文学系列集，加起来共五十万字。考虑到出一本书太厚，打算分为上下两册。
前面五篇完成后，我就开始考虑出版问题。国内出书，周期很长，从书稿进入出版社，经过几级审批，排入年度计划，进入编辑、设计、编排、清样、校对，到最后进印刷厂，等一本书印好出来，通常要一年时间——这还是在正常情况下，若在审批环节上遇到什么不确定因素，拖上一两年乃至永远，都是可能的。我想跟香港或台湾的出版社联系试试，看有没有哪家出版社愿意出版。九十年代初，港台书允许进入大陆的仍很少，要查找港台出版机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好在我在康办上班时跟上海图书馆有一定联系，不但办有个人和集体借书证，还可借阅一般不对外开放的书籍，以前抄下过几家台港出版机构的联系方式。于是，我给台湾“中央日报·出版部”、“中国时报·出版部”、“桂冠出版社”、“传记文学杂志社”等寄去了《八十年代上海文坛内幕》前五篇的内容提要。
一天夜里，很晚了，忽然接到一个电话，一个浑厚而略显苍老的声音，自称是台湾中央日报社副刊部的梅新，说是总编已将我寄给他们的信转到副刊部，可否寄两篇文章给他看看。说实话，咋一听到是台湾打过来的电话，我心里有点紧张，若在过去，这就是“里通外国”啊，没准第二天就把你抓起来进行隔离审查了。对方可能听出了我的紧张，宽慰我说，他到大陆来过，跟大陆的谁谁谁都很熟悉，现在大陆跟台湾交往已经算不得什么了。他又说，你写的刘海粟，在大陆可能名气很大，在外面，他的名声并不好，倒是你写到的师陀，在台湾还有不少人记得他，这样吧，你把写师陀的那篇文章，或者还有哪一篇，寄给我看看。我说好的。过了两天，我将《师陀、丰村两三事》中有关师陀的部分，以及《赵超构与晚报大楼》中的部分内容，用复印机正反两面缩印得很小，使信件尽量不超重，给梅新先生寄去了。我附言梅先生，希望收到以后，不管录用与否，都回个信。但寄去以后就石沉大海，音讯全无。
不久，还收到台湾“桂冠”出版社回信，大意是说该社书稿出版已排到三年以后，故对我的出书要求力不从心云云。
等十篇文章全部完成后，我又给香港“勤+缘”出版社社长梁凤仪和台湾“世贸”出版社寄去了完整的内容介绍。其中最后一篇《总书记叫我倒了霉》，三万字，是带有总结性的，回顾自己在康办十年受到不公对待，因《我们眼中的***》而最终被撵出市委领导机构的遭遇。其内容提要如下：

这是一个当代文字狱的首次公诸于世。
一篇基本上是句句属实的文章，对中央某要人并无什么不恭之词，不料居然令他大为生气…… 文章作者受到市委通报批评……市委秘书长拒绝作者请予谈一次话的要求……文章作者被撵出市委领导机关……
不过，作者却要感谢某某某，因着这个当代文字狱，作者的精神上却由此获得一种新的解脱——脱离党门进了佛门……

这篇文章，题目用得比较大，无非是要吸引读者眼球而已，但也没说错，总书记对《我们眼中的***》一文表示不满，确令作者的境遇雪上加霜，调离康办一两年后，原先所承诺最起码的工作安排也黄掉了。不过，不给安排工作，也就没有了某种组织上的约束，反而促使我认真地思考，是不是到了该跟我曾经那么向往、那么为之感恩的党分道扬镳的时候了。
道不同，不为谋。自一年前在四川济尘法师跟前皈依了三宝，作为一个真心向佛、而且得到佛菩萨殊胜加被的佛门弟子，我经常提醒自己，要严格恪守佛门“五戒”，即不杀生、不偷盗、不诳语、不邪淫、不酗酒。可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置身其中的这个党组织，很多时候恰恰跟这五戒背道而驰。佛门弟子不杀生，就连最微小的飞虫蚂蚁等生命也不忍伤害，可是这个党的太上皇却悍然出动坦克冲锋枪***，夺人性命，更不用说有多少动物丧生在洪水般滔滔不绝公费吃喝的餐桌上；佛门弟子不偷盗，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碰都不去碰它，可是这个党的很多高官却把天下财富视为一己私有，不知明夺暗抢拿走了多少不属于他们的财产；佛门弟子不诳语，不说假话不骗人，可是这个党的喉舌已习惯于造假作假，不说假话不骗人一天都捱不下去；佛门弟子不邪淫，除夫妻外不跟其他异性发生性关系，可是这个党从上到下多少官员沉醉于夜夜笙歌，所谓“家中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是也，中国数千年历史上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笑贫不笑娼，卖春遍地；佛门弟子不酗酒，包括不抽烟，可是在这个党的政策支持下，缔造了世界上最发达的造酒业，培植了最庞大的烟民大军，听任烟酒肆无忌惮地损害无数平民百姓包括他们下一代的身心健康。更不用提这个党长期以“唯物论”、“无神论”为武器对民众自由信仰的压制和禁锢。
是时候了，该分手了。我在文章最后发表“***声明”，表明了自己皈依佛门、退出党门、希望佛法在中华大地得到弘扬的意愿。
六七月份，我从报纸上看到《深圳青年》杂志社和广东期刊事业发展公司联合发起“’93深圳（中国）首次优秀文稿公开竞价活动”的消息，这是国内首次举办此类活动，经众多媒体报道渲染，被炒得十分火热。我觉得不妨去试试运气，或许是个有望改变目前某种窘境的机会。就把前五篇的内容提要，作为《八十年代上海文坛内幕》系列之一，再加上作者简介，用挂号给深圳文稿拍卖组委会寄了过去。
对作者，做了如下简介：

作者陈晓东，一九五○年生，近年皈依佛门，为四川济尘法师和青海夏日东活佛加持弟子，上海市气功科学研究会会员。复旦大学中文系七七级毕业，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发表过《胡蝶》（《新民晚报》八六年长篇连载）、《静寂之中，别有洞天》（《气功与科学》九○年十一期）等作品。
大学毕业分配至上海市最高领导机关供职多年，从事综合信息、撰写内参工作，与上海文化界有比较广泛的联系。《八十年代上海文坛内幕》为独立成章的报告文学系列，国内某些“知名度高、透明度低”的独家新闻集锦。书中披露的大量文坛秘闻密录鲜为人知，引发人的思考则已不限于文坛一隅。不褒不贬，客观公正，其最大的价值就在于某些隐秘的事实得以曝了光。

对提交竞拍的五篇文章，简介如下：

《刘海粟假画案及其它》（六万字）
一九八五年九月，艺术大师刘海粟致信上海市委书记芮杏文，反映上海文物商店向一位日本友人出售署名刘海粟的假画，他作为作者“深感愤慨”，要求“彻底查究”。经多方调查，文物商店售出的刘海粟赝品，远非眼下这一张……
本文作者由奉命调查刘海粟假画案始，前前后后与刘交往数年。刘海粟假画案之始末，刘海粟与***等党政要人的往来，刘海粟的长寿之道，等等，在本文中皆有客观而详实的报道。
配有刘海粟所指之“赝品”彩色照片两张及刘海粟与***往来书稿（复印件）两件。

《赵超构与晚报大楼》(四万字)
《新民晚报》社址，“文革”中被《工人造反报》占据，“文革”后这房子却再也回不到晚报手里了。赵超构 (林放) 这位为《新民晚报》操了几十年心的老报人，为此上下奔走，寝食不宁。上海市数位市委书记、副书记、市长、副市长等头面人物曾为晚报房子问题作了二十多次批示、指示，上海市长汪道涵在八一年四月当面告诉赵超构：已经作了决定，年内给晚报盖一幢新的办公大楼……三年之后，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批示要上海限期解决这个问题，……可是，由于官僚主义作祟等种种原因，晚报的办公大楼整整拖了十年之久才算大功告成……赵超构的心里，由期望而失望，由愤懑而变为心灰意懒了……
《新民晚报》的房子问题，本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文中披露的许多与赵超构及晚报大楼有关的种种内幕，仍是发人深思的独家新闻。

《法庭内外 幕前幕后—— <荣誉的十字架> 小说诉讼案真相》（六万字）
著名劳动模范杨怀远诉作家张士敏用小说《荣誉的十字架》对他一家进行诽谤一案，自一九八八年七月上海市徐汇区法院正式受理，到一九九一年二月对被告作出判决，历时两年半，引起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
除了国内报刊上对此案已作的报道内容外，一般读者恐怕难以知晓，诉讼双方是如何在上层活动以寻找领导的支持以及上层人士对此案所持的并非那么一致的看法。朱镕基曾明确批示这件案子最好调解解决，但结果仍以对一名作家的判刑而划上了句号……
本文披露这些鲜为人知的内幕消息，意在有助于读者可对此案的社会意义作更深一层的思考。

《师陀、丰村二三事》(三万字)
在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召开的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老作家师陀因中共理论权威胡乔木曾为他的一部中篇小说写过一篇序言，被看作是“乔木的人”而被撤销了全国作协理事候选人资格。师陀与胡乔木到底是什么关系？师陀与胡乔木之间的几封书信往来，胡乔木召见师陀的一次谈话，等等，本文将以独家新闻首次公布于世。
丰村，师陀的河南同乡，也是一位老作家，他的名望虽然不能跟师陀比，但他本人的曲折经历及他所谈及的上海文坛一些内幕，也不乏一定的价值。
配有胡乔木致师陀信件 (复印件) 三封。

《我所认识的王若望》(七万字)
笔者因工作关系而与王若望有过一定的接触、往来。某部门状告王若望去某基层演说时竟敢指名道姓在太岁头上动土，笔者奉命进行调查，发现事实并非如此……胡乔木在京召见王若望，关于这次谈话内容，事后除了王若望的陈述，还有人拿出另一个版本，孰真孰假、谁离事实更远更近？……上海召开第三次文代会前夕，王若望在党组扩大会议上跟有的与会者当面交锋……王若望去上海某大学即席演讲，掌声如雷，褒贬不一，有的说他“出格”，有的称他“直率”，……等等。

九月底，收到深圳文稿拍卖组委会文稿竞价组寄来的信函，通知我：“您的文稿《八十年代上海文坛内幕》已被列为重点，希望能交易成功。”同时接到深圳来的电话，意在向我确认这一消息，并要我到时候务必去深圳参加竞拍活动。可能筹备活动工作量大大超过预期，原定九月举行的这一活动，延至十月二十八日举行。据当时新闻媒体介绍，港台有近百家出版机构表示届时将赴深圳竞买文稿，全国有七百位作者报名参加，总字数达六千万字，其中二十部定为重点稿。想不到我的作品能挤进连百分之三比例都不到的“重点稿”之列，可以实际登台竞拍，不由得十分振奋，如果这一炮打响了，今后，我就沿着当个自由作家这条路走下去吧。
凭着参加“’93深圳（中国）首次优秀文稿公开竞价活动”的有关凭证，我去本市公安部门办妥了前往深圳的“边境通行证”。沪深尚未开通直达列车，我购买了十月二十二日前往广州的火车票，等到了广州再换乘去深圳的列车，几个小时就可抵达目的地了。



三十五．老革命为什么出家
从色达回到上海，我全身心地投入到创作中，将这一趟去青藏高原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悟，写成一部长篇纪实作品《宁玛的红辉——今日喇荣山里的一块密乘净土》。用这么一个书名，“宁玛”，是取“宁玛派”之意，宁玛派乃藏传佛教中最古老的教派之一，由于这一派僧人习穿红色僧袍、戴红色僧帽，有时被汉地称为“红教”。
在此要说明一下，当我刚接触藏传佛教时，有

三十三．《走向何处》走向何处？
社会多少在进步，五六十年代，因言获罪比比皆是；到了九十年代，讲话发牢骚不再算是犯罪，写文章吃官司也不多见了；文章未发表就进牢房，或许只是一种例外了。当我怀里揣着中级法院开给的刑事判决书，回到去年十月离开后就再没回去过的家，恍若做了一个荒唐可笑的梦。
然而这毕竟又不是梦。离开家里不到一年，儿子长高了半个头，十几岁的少年，本来就比同龄人更孩子气，更不谙世事，面对这个世界突如其来是与非、黑与白的大颠倒，他变得有些无所适从，比以前沉默了……
我被关押期间，妻子因惊吓过度，身心受到很大伤害。直到我被放出来了，她仍然觉得我们全家还生活在某些人的监视与监听之下，有时只要我离家外出时间稍长一点，她便会莫名其妙生出一种恐惧感，惶惶不安，坐立不宁，无端以为我又会遭受“失踪”或什么其它不测……夜里，她时做噩梦，心脏不堪重负，差点一蹶不醒。心脏病还没完全治愈，肝脏又大病一场，住院好长时间。
我父亲受到的打击也许更大。本来，他以市人大代表、局级干部、党内高知的身份离休后，可以过上一个十分安逸舒适的晚年，我在康办上班，也每常是他在亲朋好友面前引为骄傲的一个话题。可是有一天，我忽然被灰溜溜地被调出了康办，这已经使他觉得很失面子，再后来我居然被抓起来判了刑，更令他觉得无法接受这一残酷的事实。他是一贯勤勤恳恳为党工作，从青年时代起就追随党的步伐，入党后更相信自己的前程跟党的事业休戚与共，他对党始终坚信不疑、没有二心。我被抓后，组织上向他通报了有关儿子的“案情”，他没有怀疑“组织”会不会犯错，反而以为我真的犯了什么大罪，一失足成千古恨，毁掉了自己的前程。我放出来后，见父亲一下子老了许多，整日闷闷不乐、郁郁寡欢，我也很内疚，很想宽慰宽慰他的心，可我不知跟他说些什么好……没过几年，有一天吃过午饭，他像往常那样坐在藤椅上小憩片刻，母亲叫他，他不吭声，推推他，他不动，毫无知觉。母亲赶紧打电话告诉我，同时打120送医院急救。我和哥哥赶到华山医院，医生正对父亲进行抢救，可他再也没有醒来，直到第二天凌晨医院宣布死亡，享年七十四岁。家里人都以为，照他那样健壮的身体，本来不至于走得那么早的。不过，他实际上吃完饭坐在藤椅上时，就已经走了，这样也好，至少走之前没有痛苦，没有恐惧。按佛教的说法，修行者坐着没痛苦地去世，这就是“坐化”啊，这是一种很高的境界啊。他当然不能称之为坐化而亡，但在某种程度上，或许也是佛菩萨对他的慈悲吧，让他提前得到了某种解脱……
过了几天，法院一位法官跟我联系说，你们单位来过了，说你不服管教，不去上班。我说没错，我不接受带有侮辱性的“监督劳动”，你们再把我抓起来好了。法院说，你不服可以申诉，但在单位里也要过得去，这样吧，我们跟你单位说一说，另外安排适当的工作，你也要配合一下，好不好？就这样，在单位走廊里摆了一张桌子，叫我坐那儿搞搞“邮购”，工作量不大，我想去就去，把一点儿“邮购”的事儿处理完就完了。
我的抗争，不仅为我赢得了某种尊严，更为我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原来那台286被抄去了，我以家中全部积蓄，东拼西凑，买了台386彩显电脑，开始以我在“一所”的经历，创作一部反映九十年代新文字狱的纪实作品。刚刚过去的那一幕幕场景，像放电影一样，在我脑海中清晰地浮现出来，又通过电脑键盘，化为一行行无声的文字。我日以继夜工作，不消几个月，一部三十万字的纪实长篇《走向何处——九十年代新文字狱纪实》就完成了。这是一部服刑者在“缓刑”期间创作的作品，如果又能在“缓刑”期间发表出来，无疑会具有一点特别的意义吧。
我设法把作品软盘辗转交给了在美国的同学徐国民，他一口答应帮忙。就在我出狱不久，他刚好回国，特地来看望我，并鼓励我等一年“缓刑”结束后就去美国发展，那里个人奋斗的自由空间大。我将有关吃官司的一些背景材料拷在一张软盘上给了他。年底香港《争鸣》杂志发表了署名童馨的文章《***的新文字狱——<上海画报>编辑陈晓东被捕始末》，我不知童馨是谁，猜想这篇文章有可能采用了我给徐的一些材料。徐国民去美多年，拿到博士学位后，经常回国，也常跟我往来。就在一年半前，我还受他之托，在上海《生活周刊》上帮他刊登了一则《征婚启事》。徐的原配夫人我也认识，十几年前他刚出国时俩人就孔雀东南飞了。美国博士在国内征婚，应征的姑娘自然不少，我先替他初步过滤一下，然后把看看还过得去的信件和照片转给他本人，让他自己做出选择。为这件事，我没为他少操心，可惜最后没一个他看得上的。徐跟上海芭蕾舞团的汪齐凤分手后，再要找个像舞蹈公主那样有品位、上档次的女孩，又谈何容易啊！
我不敢说《走向何处》是一部多么了不得的作品，但作者冒着一定风险，如能在“缓刑”期间公开发表，其警戒世人的意义或许更大一些，况且书中的内容也并非不忍卒读。这或许是一种“鸡蛋碰石头”的蠢举？在专制的大山面前，个人力量微乎其微，不堪一击，我只是凭着个人的信仰，愿为天下众生舍生取义，或许就像地藏王菩萨说的那样：“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徐国民拿到我的软盘后，几次对我表示，正在联系中，书在美国出版没问题，并叮嘱不要一稿两投。我弟弟或我友人在国外打电话问他，他也是这样答复，请转告陈，出书没问题，务必不要一稿两投。但是，四五个月过去了，徐国民仍然这样答复我，事情就显得有些蹊跷了。从徐的态度里，能嗅出一股故意拖延时间的味道。难道？……我不敢从这个方面去想。徐以前在我面前并不讳言他跟国内某些人有很不一般的关系，他拿到博士学位后回国谋求发展，送给某些部门的见面礼也是很有份量的。他在国内报纸上发表的《归根何须待叶落——我的心路》，也表露了他要将生命“依附在祖国和人民的事业上”的心迹。不过，我想人各有志，他想走什么路是他个人的志向，何况我没离开康办前走的不也是这么一条路吗？我一直相信我跟他保持的只是一种同窗之谊，跟其他无关，记得他复旦毕业前就去美国留学，我是去他家里送别的“唯一”两个同学之一，还有一个刘开平，多年前也去了美国，听说在《世界日报》工作。不管风吹浪打，同学间有这点友谊，有这点交情，还是弥足珍贵的。而现在，遭遇了牢狱之灾后，过去的同僚熟人都像躲避瘟疫般弃我而去，对有些事就不能不多问个为什么。像《八十年代上海文坛内幕》这种准备在国内公开发表的文学作品，里面很多所谓内幕材料都老掉牙了，有些部门尚且会兴师动众当作一个大案来查办；《走向何处——九十年代新文字狱纪实》比起来倒更是一部刚闭幕的内幕，在美国公开发表会有什么反响还难说，有些部门对这种东西的兴趣理所当然会更浓一些。如果将这种东西遏制在摇篮里了，有些人的功劳岂不是想怎么摆就怎么摆么？能提供这一独家信息的人，恐怕也不会白干的吧？
心头的阴影挥之不去，人心是世上最捉摸不透的东西，我当然不希望多年的同窗之谊会如此脆弱，但无论如何我不能再这样干巴巴地等下去。
此时，我已在电脑上装了一块Modem卡，可用电脑收发传真。之前我跟澳洲弟弟之间的来往信件，大约有一小半收不到，尽管我在信里并不敢谤议时政，偶尔发几句牢骚或是有的，就这样的私人信件，往往在邮途上莫名其妙就蒸发掉了。五月下旬，我用电脑给澳洲发了个传真，请弟弟帮我跟当地中文报纸联系一下，看看有没有地方可发表《走向何处》。弟弟找的第一家报纸是悉尼《华声日报》，总编一看稿件内容，当场拍板：很好，过几天就用。
六月三日，《华声日报》刊出了“长篇纪实小说”《走向何处——九十年代新文字狱纪实》简介，对该书作者及有关背景做了扼要说明：

第三部 城市隐士

二十九．午夜惊雷
作为一个新中国的同龄人，又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好孩子、好学生、好职工、好党员、好干部，我从小到大接受的是最正规、最正统的“唯物主义”、“无神论”教育，最崇尚的是科学发明和创造，最相信的是科学的原理和证明。而“唯心主义”、“有神论”作为其对立面，不管是以哲学面目出现的古希腊苏格拉底的“灵魂说”，中国先秦时期老子“道”的学说，还是以宗教形态存世的佛教、基督教等等，长期以来受到占据统治地位的马列主义唯物论、无神论的批判与否定，“文革”中更是所有的庙宇、教堂、佛像、神像被扫荡一空，一提起菩萨或上帝，好像就成了“迷信”、“愚昧”的代名词，在我们这代人的脑子里，日积月累，别无选择，塞满了上头灌输的对种种所谓“唯心”之物的极端排斥。
我忽然会对这种“唯心”的东西产生兴趣，起端于进康办五年时，身体莫名其妙出了点毛病——没有任何理由，没有任何先兆，好像中了什么邪一样，有一次蹲下去后突然就站不起来。而后，四处求医问药，外科、骨科、伤科，膏药、电疗、理疗、推拿、针灸等等，可以说中西医各种治疗方法都试过了，到后来走路活动总算无甚大碍，但弯腰曲体依然大为受限。市委机关对口的公费医疗单位是华东医院，属于上海最好的医院之一，医院根据透视摄片和核磁共振结果，确诊病因是某两节腰椎骨质增生且已出现唇样变化，医生告诉我说，通过治疗可以减轻症状，但增生既已形成，要痊愈恐怕很难。俗话说“病急乱投医”，那时有一股“气功热”正在兴起，听说练气功可以医治各种疑难杂症，我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就练起了气功。任脉、督脉、上丹田、下丹田、小周天、大周天……这些看不见、摸不着完完全全属于“唯心”的东西，我姑且当其有，至少不再排斥它们。
我练了两三年，练得很认真，看了一些这方面的书，也看到有些练功者身上出现的奇迹，但在我身上并无显著功用。这时，有人介绍我认识了气功师孔宪德先生，他家住在兴业路，离“一大”会址很近，这块地方现在已经成为上海很出名的“新天地”的天地了。孔是四川高僧清定上师（1902-1999）的弟子，对佛学和气功有一定造诣。他说我跟佛法有缘，建议我练练佛家的功法。
我想对呀，为什么不试试佛家的功法呢？其实我那时对何谓佛家功法并不是很懂，想当然地，仍像练道家气功一样，同样静坐，同样摒除杂念，只是观想释迦牟尼佛的形象泽被全身，以意念引领气息走中脉而不是原先那样走周天。
大约练了一个月，一天夜里，当我静坐闭目练功时，突觉四周白光一闪，有一道来自上方的白色气流，伴以耳畔一声雷霆之响，以极快速度，从头顶百会沿中脉俯冲而下，经腰椎时，将一片硬币般大小、状如凹镜的半透明物从身体里猛然撞了出去。随即，一团热气从脚底升腾而起弥漫全身，整个人就似乎飘浮在白色的云层里。待热气慢慢地沉下去，只觉得四面八方皆被白色光芒笼罩，整个身子都溶化在透明的白光中。四周极端寂静，神志极为清爽，头脑澄彻如镜，这是一种从未体验过、也很难用语言来加以描述的奇妙境界。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恍兮惚兮，惚兮恍兮，彷佛只是一瞬那，又好像已经过了很久。待我收功出定，刚才恍若经历仙界一梦。觉得眼睛比平时发亮，子夜暗室中，墙上周慧珺（1939-）为我书写的一张条幅“居之无倦”四字历历可辩。我站起来，下意识地活动活动身体，简直不敢相信：折磨了我三年之久的腰脊疼痛，居然一点都没了！
发生在我身上的这一奇迹，太不可思议了，若非亲历，别说别人不信，连我自己一开始都不信。不可能！这是不可能的么！会不会是某种心理因素或其他什么因素，造成病变部位暂时不痛了？我去华东医院，请医生再次为我拍片复查。爱克斯光片子洗出来了，一切正常，就连原先某两节腰脊骨质增生、唇样变化的部位，也完全正常！就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病变似的！在这一确确实实的事实前面，我才不得不信，在这个世界上，确实有某种超自然、超科学的力量存在啊！
奇迹并未到此为止。去广阔天地“修地球”时抽上了烟，烟龄已近二十年，曾戒过几次，皆以中途放弃而告终，每次重新点燃香烟，都要连着狂吸两支，才能平抑因中断抽烟而加剧的烟瘾之苦。可是打这一夜奇迹发生后，烟瘾越来越小，渐渐不再嗜烟，一个月后，便完全与香烟断了缘！对酒的嗜好，虽不如抽烟那样须臾不离，自小从当船长的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好酒量，隔三岔五来上一杯，也已形成习惯，可现在，随着烟不想抽了，酒也不想喝了，直至对酒失去了最后一丁点兴趣。不仅如此，对肉食也渐渐不思入口，直到最后断绝了任何荤腥，就连葱蒜韭菜之类的味道都觉得难闻，不得不敬而远之。身体内在素质则发生了明显变化，体力、精力都较过去大为提高，感觉就像一下子年轻了一二十岁。
与此同时，过去我瞧气功师能以某种功夫为人治病，觉得挺稀罕的，可现在我发觉自己也具备了某种特异能力。那时我儿子还在读小学，患上了感冒，我说让我来试试自己功夫咋样？就以念力将他身上病气拔出来，随手扔在窗台上的一盆花上面。哪里想到，儿子的病好了，那盆花却受不了了，叶子全部掉光，过好久才重新活过来。以此为戒，以后我再不敢将病气随便乱扔。办公室里的一位女同事，患有多年胃病，胃痛时以手捂腹，苦不堪言。我出于同情心，为她治了两次，她欣喜地告诉我，胃好久不痛了，药也好久不吃了，太神奇了！她是联系政法系统的，稍后她甚至一半是求我一半是拖着我，说是已经答应人家了，叫我无论如何要跟她去一趟余庆路，走过去才五分钟嘛，为市政法委一位领导治个病。治完出来，我说你以后可别再为我揽这种活，在康办上班，我可不想出这种名啊！
人人都看重健康，人人都希望有个好身体。午夜静坐发生奇迹，三年腰伤，一朝痊愈，让我切身感受到佛法的不可思议——后来我进一步认识到，佛法的本质并非只是某种超自然力量，也并非仅仅停留在治病疗疾的层面上，但就从这一刻起，或说由此境遇，我跟神圣佛法结上了无比殊胜的因缘。
不知这是不是一种巧合？或许这本身就是一种因缘的际会？在午夜奇迹发生之时，也正是我因出国留学被拒、同时因《文汇月刊》上那篇文章遭受巨大压力的时候。在仕途上，在今后的前程上，以出国拒签和《我们眼中的***》为标记，标志着我进康办这么多年，最终以一个落难者的下场而告终结。就在我哀叹世道不公、前途迷茫的时候，我却得到了无上佛法对我特别的青睐与加被，不仅让我恢复了宝贵的健康，更给了我一条无以伦比的新生之路。事后想想，冥冥之中似乎真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在左右着我的人生轨迹，倘若我顺理成章地出国去了，对我未必就是一件好事，人到中年，以一个有病之身去国外闯荡，谁知道等待着我的又会是怎样一种结果呢？




三十．皈依济尘法师
调离康办后去了《上海画报》出版社，工作一直没给安排，日子倒也过得优哉游哉。五月，跟快要离职的画报副社长安肇一起去四川参加一个联谊活动。火车上，听老安说起他以往的一些经历，他十五岁即参加工作，卸任后可享离休待遇，二十几岁时在市委党刊工作，任一个组的组长，为科级，其时吴烈雄在他之下。三十年后，吴从康办调出，任上影厂党委副书记，副局级，去年突然因病逝世。相比之下，安后来仕途虽然不顺，但在画报干了十来年，日子过得比当年同僚自在多了，更甭说吴不足六十已经一命呜呼。人的命运，有时真是很难说的。
五月的四川，快要入夏了，阳光明媚，风景宜人，联谊会的活动安排得丰富多样。这一天，在彭县新辟的旅游景点银厂沟游览了小龙湫、大龙湫，揣着从单位借的尼康相机，一路走去，古栈道蜿蜒悠长，大峡谷水湍如瀑，晚上回到招待所，许多人已累得筋疲力尽。东道主适时决定，原定第二天去九峰山的安排取消，改为自由活动，让大家休息休息。听说九峰山为彭州诸山之冠，很有灵性，有说《山海经·大荒西经》中的“灵山”即指此山。不去九峰山了，我颇觉遗憾，若能去这种灵异之地汲採天地灵气，对补充体内能量很有好处。但没想到的是，因了这一遗憾，却生出一段机缘来，成就了我人生旅途中的一件大事。
第二天上午，我独自一人在周遭随便走走，望见不远处山坡上有个寺院，就上去看看。走近了看，是座新修的小庙，匾额上写着“接引寺”三个大字，里面有些佛菩萨雕像尚未完工。近旁有所茅屋，有个老太正用洗衣机在洗衣服。我见地上扔着一些蛋壳，便问老太，庙里也吃鸡蛋？老太说，鸡蛋是用作供品或给游客吃的，僧人持斋，不吃鸡蛋，包括葱蒜韭菜都不吃。我问老太，鸡蛋是荤的还是素的？老太望望我说：“你应该去问老法师的，我老婆子说不上来。”我说：“哪个老法师？”老太说：“咦，济尘法师呀！他昨天刚到，就在后面那个小屋里。”还指给我看。
我就跑到寺院后面，穿过一个小院子，敲门进了小茅屋。只有一位身穿黄色袈裟的长者在里面，中等个，略清瘦，慈眉善目，神采丰盈，那一定就是济尘法师了。他招呼我坐下，给我沏了杯茶。热水瓶外壳是那种搪瓷铁条圈成的，我以前用过，知道份量很沉，这种产品上海早就淘汰了，看老法师一手持杯，一手拎热水瓶，稳稳将开水注入杯中，我暗暗吃惊，功夫不浅啊。济尘法师很随和地问问我，哪里来的啊，干什么的啊，然后就跟我讲起了佛法的一些基本道理，他的四川口音我听起来有点费劲，但大概意思是明白的，他说佛法是救人度人的，现在这个社会，尤其需要用佛法来普渡众生，佛法很重要的一点是要发起菩提心，大慈大悲，利益一切众生，在救度别人的同时自己也得到救度和解脱……我很想知道一点老法师的生平事迹，他告诉我他是四川遂宁人，俗姓奉，自幼家境贫寒，十四岁时跟一个道士学了三年少林拳，十七岁在成都昭觉寺从慈清方丈出家。当我听他说今已九十一岁时，着实吃了一惊，怎么看也不像个耄耋老人。他又说起，五十年前能海上师来彭县龙兴寺讲经，建舍利塔，他也参与其中，出了点力。接引寺是他前些年修成的，前几年又修成了金华寺，在丹景山，平时常住金华寺，有时间就来接引寺住上几天，昨天刚到这里……我说四川的清定上师前两年来过上海，曾在上海龙华寺向很多信众讲说佛法，等我知道消息，已错过去拜见的机会。济尘法师很平淡地说道，清定上师是他师兄弟，都是在昭觉寺受的戒，各人因缘不同，有些事不可强求，今日能在这儿相见，也是一个很好的缘起。他还教导我，佛法不仅仅是嘴上说的，更重要的是要修行。我说我有时候也打打坐，他点头赞许说，打坐是最基本的修行方法，一是姿势要坐正，二是心境要充分放松。说到这里，他随手拖过一把钢折椅，轻轻一跃，人已飘坐在椅子上，两腿双盘，足底平翻，足尖超过大腿边沿寸许，是个极优美的莲花坐式。他仔细讲解打坐的一些基本要领，要我持之以恒，坚持下去，日后可因定生慧。
看到法师如此高龄身体犹如此轻灵，对我这么一个素昧平生的来客给予如此耐心细致的教诲，令我心里十分感动，也觉得十分幸运。自从两年前发生午夜奇迹后，我对佛法升起极大信心，很想拜个德高望重的师父，正式皈依佛门。清定上师从四川来上海那回，等我听到消息想去找他，已经离开了。而此时此刻，在四川“接引寺”里，清定上师的师兄正手把手地教我如何修行，这样的机会，真可谓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啊！我请求济尘法师：“师父，我想正式拜您为师，您能收下我做您弟子么？”老法师很高兴地说：“好，好，好。” 他找出一个本子，翻了几页，问我叫什么名字，然后给我起了个“广”字辈的法名。他又将手掌置我头上，为我摩顶授戒，以极快语速念了好长时间咒语，最后以掌击顶，大喝三声“吽！吽！吽！”拜师皈依仪式到此完成。
一上午打扰了老人家那么多时间，我起身向师父告辞。师父留我吃午饭，我不好意思过分打扰，说以后有机会一定会再来看望师父。他把我送出庙门，一起拍了照，最后紧紧握着我的手不放，我顿觉一股麻酥微颤的暖流将我全身从上到下罩住了……师父是个九十多岁的人了，临别还给我如此大的加持，我感动得都快哭出来了。走出十来步，我回转身，再次向师父合掌顶礼告别，师父也合掌为我送别。我心里默默地说：师父，您接引我成为一个正式三宝弟子，您的教导我都记住了，今后我一定好好修行，同时会以自己最大的努力，为佛法在这个世界上的弘扬做出应有的贡献！
这趟四川之行，最大的收获就是得遇济尘法师并拜师皈依了佛门。我后来了解到，济尘法师（1902-2002）显密兼修，随机施缘，在四川一带影响甚大，有弟子数万。民国三十七年（1948），法师在荣经宝积寺研习《华严经》八十一卷，写下了《华严经四法界说》。五六十年代，法师一面参加政府规定的种地、城建等劳动，一面孜孜不倦研习宗喀巴大师的《津海心要》和因明、俱舍、中观、瑜伽等佛学理论。“文革”中，法师躲进九峰山，搭茅蓬闭关修行。“文革”以后，环境有所松动，法师招引八方信众捐资，亲自率众填土劈石，将他在九峰山象背搭建的茅蓬改建成“接引寺”，香火重燃，打开了接引现代众生的大门。八十年代后期，法师又发愿修复被毁的彭县丹景山金华寺，披荆斩棘，饱尝艰辛，终于让这座建于唐代曾有懿宗（833-873）国师悟达在此驻锡的古刹重放光芒。法师最擅修的是“秽迹金刚”，听说曾有人亲见老法师修法时金刚杵浮于空中不坠下，修到这个份上，神鬼都会听从差遣，威力无穷。
过后多年，每次经过四川，有机会我都要去彭县看望济尘法师。九八年，在关口九陇镇一间极简陋的小屋中，见到他老人家，那时他正在筹建一座规模宏大的“佛山古寺”，虽已年高，精神尚好，每天要花不少时间，为排着长队前来礼拜的信众一一摩顶加持。
〇〇年经过四川，又去看望师父，只见他身披黄缎法袍，端坐在法座上，身板依然挺得笔直，神色依然那样慈祥平和，但说话声音很轻，精力确乎是不如以前了。听说，数月前他曾对身边弟子说，自己年纪大了，身体也大不如前，已做不了什么事，可以离开这个世界了。沐浴更衣，交待完后事，他就入静室，准备圆寂。消息传出，许许多多信众从四面八方赶来，跪在外面，恳求老人家再多驻世几年。到后来四面八方的人越来越多，场地上跪都跪不下，日日夜夜一片哀啼悲泣之声。三天后，济尘法师走出静室，他被众人的一片挚情感动，答应满大家的愿，再活上一段时候。两年以后，他在医院病床上安详逝世，火化后留下舍利子数十颗。
关于鸡蛋是荤还是素的问题，在接引寺我忘了问济尘法师。后来想想，恐怕这不是个什么大问题。我不食烟酒荤腥，是午夜奇迹发生后，身体内在的一种自然反应，乃是不想吃了，吃了难受，那时还没皈依三宝，并非出于某种戒律的约束。但在好几年里鸡蛋还吃，主要出于营养考虑，听说受了精的鸡蛋最好别吃，一般的吃吃无妨。直到有一次，鸡蛋入口，忽觉腥臭难闻，不堪下咽，差点反胃，不得不吐了出来。打这以后，我就连鸡蛋也不吃了。




三十一．深圳文稿拍卖会的“重点稿”
到《上海画报》以后，因为时间宽松，手头又有这些年积累下来的不少上海文化名人素材，我又做起了儿时就做过的作家梦。咬咬牙，花四千元买了台286黑白单显电脑，这笔钱相当于我在机关工作三年工资的总和。硬盘40兆，内存1兆，用今天的眼光来看，配置极低，但写写文章也可用了。不舍得花钱上电脑培训班，就去河南路科技书店买了两本如何用电脑的教科书，硬着头皮自学，从最简单的DOS命令学起。学得很累，光看书，书上讲的大多看不懂，一旦会用了才知道其实很简单。为什么不能把话讲得让人好懂些呢？这大概是九十年代初电脑教科书的通病。在CWS系统里装了一位交大教授发明的“李氏双拼编码法”，一面学，一面就开始了文学创作。
我以《八十年代上海文坛内幕》为总框架，陆陆续续撰写了《刘海粟假画案及其它》、《赵超构与晚报大楼》、《师陀、丰村二三事》、《法庭内外，幕前幕后——<荣誉的十字架> 小说诉讼案真相》、《我所认识的王若望》、《戴厚英与 <人啊，人! > 》、《海外奇谈：国际摄影大厦》、《归去来兮来复去——一对回国专家夫妇的回国遭遇》等十篇文章，形成一个报告文学系列集，加起来共五十万字。考虑到出一本书太厚，打算分为上下两册。
前面五篇完成后，我就开始考虑出版问题。国内出书，周期很长，从书稿进入出版社，经过几级审批，排入年度计划，进入编辑、设计、编排、清样、校对，到最后进印刷厂，等一本书印好出来，通常要一年时间——这还是在正常情况下，若在审批环节上遇到什么不确定因素，拖上一两年乃至永远，都是可能的。我想跟香港或台湾的出版社联系试试，看有没有哪家出版社愿意出版。九十年代初，港台书允许进入大陆的仍很少，要查找港台出版机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好在我在康办上班时跟上海图书馆有一定联系，不但办有个人和集体借书证，还可借阅一般不对外开放的书籍，以前抄下过几家台港出版机构的联系方式。于是，我给台湾“中央日报·出版部”、“中国时报·出版部”、“桂冠出版社”、“传记文学杂志社”等寄去了《八十年代上海文坛内幕》前五篇的内容提要。
一天夜里，很晚了，忽然接到一个电话，一个浑厚而略显苍老的声音，自称是台湾中央日报社副刊部的梅新，说是总编已将我寄给他们的信转到副刊部，可否寄两篇文章给他看看。说实话，咋一听到是台湾打过来的电话，我心里有点紧张，若在过去，这就是“里通外国”啊，没准第二天就把你抓起来进行隔离审查了。对方可能听出了我的紧张，宽慰我说，他到大陆来过，跟大陆的谁谁谁都很熟悉，现在大陆跟台湾交往已经算不得什么了。他又说，你写的刘海粟，在大陆可能名气很大，在外面，他的名声并不好，倒是你写到的师陀，在台湾还有不少人记得他，这样吧，你把写师陀的那篇文章，或者还有哪一篇，寄给我看看。我说好的。过了两天，我将《师陀、丰村两三事》中有关师陀的部分，以及《赵超构与晚报大楼》中的部分内容，用复印机正反两面缩印得很小，使信件尽量不超重，给梅新先生寄去了。我附言梅先生，希望收到以后，不管录用与否，都回个信。但寄去以后就石沉大海，音讯全无。
不久，还收到台湾“桂冠”出版社回信，大意是说该社书稿出版已排到三年以后，故对我的出书要求力不从心云云。
等十篇文章全部完成后，我又给香港“勤+缘”出版社社长梁凤仪和台湾“世贸”出版社寄去了完整的内容介绍。其中最后一篇《总书记叫我倒了霉》，三万字，是带有总结性的，回顾自己在康办十年受到不公对待，因《我们眼中的***》而最终被撵出市委领导机构的遭遇。其内容提要如下：

这是一个当代文字狱的首次公诸于世。
一篇基本上是句句属实的文章，对中央某要人并无什么不恭之词，不料居然令他大为生气…… 文章作者受到市委通报批评……市委秘书长拒绝作者请予谈一次话的要求……文章作者被撵出市委领导机关……
不过，作者却要感谢某某某，因着这个当代文字狱，作者的精神上却由此获得一种新的解脱——脱离党门进了佛门……

这篇文章，题目用得比较大，无非是要吸引读者眼球而已，但也没说错，总书记对《我们眼中的***》一文表示不满，确令作者的境遇雪上加霜，调离康办一两年后，原先所承诺最起码的工作安排也黄掉了。不过，不给安排工作，也就没有了某种组织上的约束，反而促使我认真地思考，是不是到了该跟我曾经那么向往、那么为之感恩的党分道扬镳的时候了。
道不同，不为谋。自一年前在四川济尘法师跟前皈依了三宝，作为一个真心向佛、而且得到佛菩萨殊胜加被的佛门弟子，我经常提醒自己，要严格恪守佛门“五戒”，即不杀生、不偷盗、不诳语、不邪淫、不酗酒。可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置身其中的这个党组织，很多时候恰恰跟这五戒背道而驰。佛门弟子不杀生，就连最微小的飞虫蚂蚁等生命也不忍伤害，可是这个党的太上皇却悍然出动坦克冲锋枪***，夺人性命，更不用说有多少动物丧生在洪水般滔滔不绝公费吃喝的餐桌上；佛门弟子不偷盗，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碰都不去碰它，可是这个党的很多高官却把天下财富视为一己私有，不知明夺暗抢拿走了多少不属于他们的财产；佛门弟子不诳语，不说假话不骗人，可是这个党的喉舌已习惯于造假作假，不说假话不骗人一天都捱不下去；佛门弟子不邪淫，除夫妻外不跟其他异性发生性关系，可是这个党从上到下多少官员沉醉于夜夜笙歌，所谓“家中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是也，中国数千年历史上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笑贫不笑娼，卖春遍地；佛门弟子不酗酒，包括不抽烟，可是在这个党的政策支持下，缔造了世界上最发达的造酒业，培植了最庞大的烟民大军，听任烟酒肆无忌惮地损害无数平民百姓包括他们下一代的身心健康。更不用提这个党长期以“唯物论”、“无神论”为武器对民众自由信仰的压制和禁锢。
是时候了，该分手了。我在文章最后发表“***声明”，表明了自己皈依佛门、退出党门、希望佛法在中华大地得到弘扬的意愿。
六七月份，我从报纸上看到《深圳青年》杂志社和广东期刊事业发展公司联合发起“’93深圳（中国）首次优秀文稿公开竞价活动”的消息，这是国内首次举办此类活动，经众多媒体报道渲染，被炒得十分火热。我觉得不妨去试试运气，或许是个有望改变目前某种窘境的机会。就把前五篇的内容提要，作为《八十年代上海文坛内幕》系列之一，再加上作者简介，用挂号给深圳文稿拍卖组委会寄了过去。
对作者，做了如下简介：

作者陈晓东，一九五○年生，近年皈依佛门，为四川济尘法师和青海夏日东活佛加持弟子，上海市气功科学研究会会员。复旦大学中文系七七级毕业，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发表过《胡蝶》（《新民晚报》八六年长篇连载）、《静寂之中，别有洞天》（《气功与科学》九○年十一期）等作品。
大学毕业分配至上海市最高领导机关供职多年，从事综合信息、撰写内参工作，与上海文化界有比较广泛的联系。《八十年代上海文坛内幕》为独立成章的报告文学系列，国内某些“知名度高、透明度低”的独家新闻集锦。书中披露的大量文坛秘闻密录鲜为人知，引发人的思考则已不限于文坛一隅。不褒不贬，客观公正，其最大的价值就在于某些隐秘的事实得以曝了光。

对提交竞拍的五篇文章，简介如下：

《刘海粟假画案及其它》（六万字）
一九八五年九月，艺术大师刘海粟致信上海市委书记芮杏文，反映上海文物商店向一位日本友人出售署名刘海粟的假画，他作为作者“深感愤慨”，要求“彻底查究”。经多方调查，文物商店售出的刘海粟赝品，远非眼下这一张……
本文作者由奉命调查刘海粟假画案始，前前后后与刘交往数年。刘海粟假画案之始末，刘海粟与***等党政要人的往来，刘海粟的长寿之道，等等，在本文中皆有客观而详实的报道。
配有刘海粟所指之“赝品”彩色照片两张及刘海粟与***往来书稿（复印件）两件。

《赵超构与晚报大楼》(四万字)
《新民晚报》社址，“文革”中被《工人造反报》占据，“文革”后这房子却再也回不到晚报手里了。赵超构 (林放) 这位为《新民晚报》操了几十年心的老报人，为此上下奔走，寝食不宁。上海市数位市委书记、副书记、市长、副市长等头面人物曾为晚报房子问题作了二十多次批示、指示，上海市长汪道涵在八一年四月当面告诉赵超构：已经作了决定，年内给晚报盖一幢新的办公大楼……三年之后，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批示要上海限期解决这个问题，……可是，由于官僚主义作祟等种种原因，晚报的办公大楼整整拖了十年之久才算大功告成……赵超构的心里，由期望而失望，由愤懑而变为心灰意懒了……
《新民晚报》的房子问题，本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文中披露的许多与赵超构及晚报大楼有关的种种内幕，仍是发人深思的独家新闻。

《法庭内外 幕前幕后—— <荣誉的十字架> 小说诉讼案真相》（六万字）
著名劳动模范杨怀远诉作家张士敏用小说《荣誉的十字架》对他一家进行诽谤一案，自一九八八年七月上海市徐汇区法院正式受理，到一九九一年二月对被告作出判决，历时两年半，引起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
除了国内报刊上对此案已作的报道内容外，一般读者恐怕难以知晓，诉讼双方是如何在上层活动以寻找领导的支持以及上层人士对此案所持的并非那么一致的看法。朱镕基曾明确批示这件案子最好调解解决，但结果仍以对一名作家的判刑而划上了句号……
本文披露这些鲜为人知的内幕消息，意在有助于读者可对此案的社会意义作更深一层的思考。

《师陀、丰村二三事》(三万字)
在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召开的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老作家师陀因中共理论权威胡乔木曾为他的一部中篇小说写过一篇序言，被看作是“乔木的人”而被撤销了全国作协理事候选人资格。师陀与胡乔木到底是什么关系？师陀与胡乔木之间的几封书信往来，胡乔木召见师陀的一次谈话，等等，本文将以独家新闻首次公布于世。
丰村，师陀的河南同乡，也是一位老作家，他的名望虽然不能跟师陀比，但他本人的曲折经历及他所谈及的上海文坛一些内幕，也不乏一定的价值。
配有胡乔木致师陀信件 (复印件) 三封。

《我所认识的王若望》(七万字)
笔者因工作关系而与王若望有过一定的接触、往来。某部门状告王若望去某基层演说时竟敢指名道姓在太岁头上动土，笔者奉命进行调查，发现事实并非如此……胡乔木在京召见王若望，关于这次谈话内容，事后除了王若望的陈述，还有人拿出另一个版本，孰真孰假、谁离事实更远更近？……上海召开第三次文代会前夕，王若望在党组扩大会议上跟有的与会者当面交锋……王若望去上海某大学即席演讲，掌声如雷，褒贬不一，有的说他“出格”，有的称他“直率”，……等等。

九月底，收到深圳文稿拍卖组委会文稿竞价组寄来的信函，通知我：“您的文稿《八十年代上海文坛内幕》已被列为重点，希望能交易成功。”同时接到深圳来的电话，意在向我确认这一消息，并要我到时候务必去深圳参加竞拍活动。可能筹备活动工作量大大超过预期，原定九月举行的这一活动，延至十月二十八日举行。据当时新闻媒体介绍，港台有近百家出版机构表示届时将赴深圳竞买文稿，全国有七百位作者报名参加，总字数达六千万字，其中二十部定为重点稿。想不到我的作品能挤进连百分之三比例都不到的“重点稿”之列，可以实际登台竞拍，不由得十分振奋，如果这一炮打响了，今后，我就沿着当个自由作家这条路走下去吧。
凭着参加“’93深圳（中国）首次优秀文稿公开竞价活动”的有关凭证，我去本市公安部门办妥了前往深圳的“边境通行证”。沪深尚未开通直达列车，我购买了十月二十二日前往广州的火车票，等到了广州再换乘去深圳的列车，几个小时就可抵达目的地了。



三十五．老革命为什么出家
从色达回到上海，我全身心地投入到创作中，将这一趟去青藏高原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悟，写成一部长篇纪实作品《宁玛的红辉——今日喇荣山里的一块密乘净土》。用这么一个书名，“宁玛”，是取“宁玛派”之意，宁玛派乃藏传佛教中最古老的教派之一，由于这一派僧人习穿红色僧袍、戴红色僧帽，有时被汉地称为“红教”。
在此要说明一下，当我刚接触藏传佛教时，有

三十三．《走向何处》走向何处？
社会多少在进步，五六十年代，因言获罪比比皆是；到了九十年代，讲话发牢骚不再算是犯罪，写文章吃官司也不多见了；文章未发表就进牢房，或许只是一种例外了。当我怀里揣着中级法院开给的刑事判决书，回到去年十月离开后就再没回去过的家，恍若做了一个荒唐可笑的梦。
然而这毕竟又不是梦。离开家里不到一年，儿子长高了半个头，十几岁的少年，本来就比同龄人更孩子气，更不谙世事，面对这个世界突如其来是与非、黑与白的大颠倒，他变得有些无所适从，比以前沉默了……
我被关押期间，妻子因惊吓过度，身心受到很大伤害。直到我被放出来了，她仍然觉得我们全家还生活在某些人的监视与监听之下，有时只要我离家外出时间稍长一点，她便会莫名其妙生出一种恐惧感，惶惶不安，坐立不宁，无端以为我又会遭受“失踪”或什么其它不测……夜里，她时做噩梦，心脏不堪重负，差点一蹶不醒。心脏病还没完全治愈，肝脏又大病一场，住院好长时间。
我父亲受到的打击也许更大。本来，他以市人大代表、局级干部、党内高知的身份离休后，可以过上一个十分安逸舒适的晚年，我在康办上班，也每常是他在亲朋好友面前引为骄傲的一个话题。可是有一天，我忽然被灰溜溜地被调出了康办，这已经使他觉得很失面子，再后来我居然被抓起来判了刑，更令他觉得无法接受这一残酷的事实。他是一贯勤勤恳恳为党工作，从青年时代起就追随党的步伐，入党后更相信自己的前程跟党的事业休戚与共，他对党始终坚信不疑、没有二心。我被抓后，组织上向他通报了有关儿子的“案情”，他没有怀疑“组织”会不会犯错，反而以为我真的犯了什么大罪，一失足成千古恨，毁掉了自己的前程。我放出来后，见父亲一下子老了许多，整日闷闷不乐、郁郁寡欢，我也很内疚，很想宽慰宽慰他的心，可我不知跟他说些什么好……没过几年，有一天吃过午饭，他像往常那样坐在藤椅上小憩片刻，母亲叫他，他不吭声，推推他，他不动，毫无知觉。母亲赶紧打电话告诉我，同时打120送医院急救。我和哥哥赶到华山医院，医生正对父亲进行抢救，可他再也没有醒来，直到第二天凌晨医院宣布死亡，享年七十四岁。家里人都以为，照他那样健壮的身体，本来不至于走得那么早的。不过，他实际上吃完饭坐在藤椅上时，就已经走了，这样也好，至少走之前没有痛苦，没有恐惧。按佛教的说法，修行者坐着没痛苦地去世，这就是“坐化”啊，这是一种很高的境界啊。他当然不能称之为坐化而亡，但在某种程度上，或许也是佛菩萨对他的慈悲吧，让他提前得到了某种解脱……
过了几天，法院一位法官跟我联系说，你们单位来过了，说你不服管教，不去上班。我说没错，我不接受带有侮辱性的“监督劳动”，你们再把我抓起来好了。法院说，你不服可以申诉，但在单位里也要过得去，这样吧，我们跟你单位说一说，另外安排适当的工作，你也要配合一下，好不好？就这样，在单位走廊里摆了一张桌子，叫我坐那儿搞搞“邮购”，工作量不大，我想去就去，把一点儿“邮购”的事儿处理完就完了。
我的抗争，不仅为我赢得了某种尊严，更为我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原来那台286被抄去了，我以家中全部积蓄，东拼西凑，买了台386彩显电脑，开始以我在“一所”的经历，创作一部反映九十年代新文字狱的纪实作品。刚刚过去的那一幕幕场景，像放电影一样，在我脑海中清晰地浮现出来，又通过电脑键盘，化为一行行无声的文字。我日以继夜工作，不消几个月，一部三十万字的纪实长篇《走向何处——九十年代新文字狱纪实》就完成了。这是一部服刑者在“缓刑”期间创作的作品，如果又能在“缓刑”期间发表出来，无疑会具有一点特别的意义吧。
我设法把作品软盘辗转交给了在美国的同学徐国民，他一口答应帮忙。就在我出狱不久，他刚好回国，特地来看望我，并鼓励我等一年“缓刑”结束后就去美国发展，那里个人奋斗的自由空间大。我将有关吃官司的一些背景材料拷在一张软盘上给了他。年底香港《争鸣》杂志发表了署名童馨的文章《***的新文字狱——<上海画报>编辑陈晓东被捕始末》，我不知童馨是谁，猜想这篇文章有可能采用了我给徐的一些材料。徐国民去美多年，拿到博士学位后，经常回国，也常跟我往来。就在一年半前，我还受他之托，在上海《生活周刊》上帮他刊登了一则《征婚启事》。徐的原配夫人我也认识，十几年前他刚出国时俩人就孔雀东南飞了。美国博士在国内征婚，应征的姑娘自然不少，我先替他初步过滤一下，然后把看看还过得去的信件和照片转给他本人，让他自己做出选择。为这件事，我没为他少操心，可惜最后没一个他看得上的。徐跟上海芭蕾舞团的汪齐凤分手后，再要找个像舞蹈公主那样有品位、上档次的女孩，又谈何容易啊！
我不敢说《走向何处》是一部多么了不得的作品，但作者冒着一定风险，如能在“缓刑”期间公开发表，其警戒世人的意义或许更大一些，况且书中的内容也并非不忍卒读。这或许是一种“鸡蛋碰石头”的蠢举？在专制的大山面前，个人力量微乎其微，不堪一击，我只是凭着个人的信仰，愿为天下众生舍生取义，或许就像地藏王菩萨说的那样：“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徐国民拿到我的软盘后，几次对我表示，正在联系中，书在美国出版没问题，并叮嘱不要一稿两投。我弟弟或我友人在国外打电话问他，他也是这样答复，请转告陈，出书没问题，务必不要一稿两投。但是，四五个月过去了，徐国民仍然这样答复我，事情就显得有些蹊跷了。从徐的态度里，能嗅出一股故意拖延时间的味道。难道？……我不敢从这个方面去想。徐以前在我面前并不讳言他跟国内某些人有很不一般的关系，他拿到博士学位后回国谋求发展，送给某些部门的见面礼也是很有份量的。他在国内报纸上发表的《归根何须待叶落——我的心路》，也表露了他要将生命“依附在祖国和人民的事业上”的心迹。不过，我想人各有志，他想走什么路是他个人的志向，何况我没离开康办前走的不也是这么一条路吗？我一直相信我跟他保持的只是一种同窗之谊，跟其他无关，记得他复旦毕业前就去美国留学，我是去他家里送别的“唯一”两个同学之一，还有一个刘开平，多年前也去了美国，听说在《世界日报》工作。不管风吹浪打，同学间有这点友谊，有这点交情，还是弥足珍贵的。而现在，遭遇了牢狱之灾后，过去的同僚熟人都像躲避瘟疫般弃我而去，对有些事就不能不多问个为什么。像《八十年代上海文坛内幕》这种准备在国内公开发表的文学作品，里面很多所谓内幕材料都老掉牙了，有些部门尚且会兴师动众当作一个大案来查办；《走向何处——九十年代新文字狱纪实》比起来倒更是一部刚闭幕的内幕，在美国公开发表会有什么反响还难说，有些部门对这种东西的兴趣理所当然会更浓一些。如果将这种东西遏制在摇篮里了，有些人的功劳岂不是想怎么摆就怎么摆么？能提供这一独家信息的人，恐怕也不会白干的吧？
心头的阴影挥之不去，人心是世上最捉摸不透的东西，我当然不希望多年的同窗之谊会如此脆弱，但无论如何我不能再这样干巴巴地等下去。
此时，我已在电脑上装了一块Modem卡，可用电脑收发传真。之前我跟澳洲弟弟之间的来往信件，大约有一小半收不到，尽管我在信里并不敢谤议时政，偶尔发几句牢骚或是有的，就这样的私人信件，往往在邮途上莫名其妙就蒸发掉了。五月下旬，我用电脑给澳洲发了个传真，请弟弟帮我跟当地中文报纸联系一下，看看有没有地方可发表《走向何处》。弟弟找的第一家报纸是悉尼《华声日报》，总编一看稿件内容，当场拍板：很好，过几天就用。
六月三日，《华声日报》刊出了“长篇纪实小说”《走向何处——九十年代新文字狱纪实》简介，对该书作者及有关背景做了扼要说明：

《走向何处——九十年代新文字狱》是作者在缓刑期间写的一本书，以极为客观的笔调，描写了因写文章而引发吃官司的来龙去脉，叙述了他在看守所中度过的九个多月不寻常的日日夜夜。曾与他同关一监者，有名噪一时的原上海市卢湾区副区长祝文清，有因同一事由被香港法院认定无罪却被大陆法院判处死刑的陈鸿生，而更多的与他作伴者，则是杀人犯、盗窃犯、抢劫犯、毒品犯、诈骗犯等形形色色的江洋大盗、亡命之徒。这些人物在作者笔下都不加掩饰地显示了他们在这一特定环境中的真实面目。九十年代大上海看守所里的全封闭的看守方式，常人难以想象的吃喝拉撒睡一房的生活环境，在这本书里也向世人掀开了它的神秘面纱……

从六月四日起，无需说明，***——这不仅对中国，对世界，都是一个具有特别含义的日子——开始连载正文内容。每天一大段，连载了好几个月才登完。
澳洲的中文报刊，发行量不大，影响也比较有限，不过，《走向何处》总算在“缓刑”期间公开发表，跟一些读者见了面，作者的心愿也算是实现了。
我这个心愿，当然有点倔，有点傻，就像鸡蛋碰石头，以为有人还会来找麻烦，再次碰个头破血流，好在什么都没发生。猜想有些人心里还是理亏的，不想把事情再搞大，既然这样，我也该见好就收，到此为止了。希望再过若干年，国家能进步到真正允许出版自由的地步，到那时候把这本书在国内印出来，让有兴趣的读者看看，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曾经发生过的这么一桩文字狱，以及鲜为人知的“上海市第一看守所”里的种种真实写照。
《走向何处》这本书对我个人来说也是一个转折点，它在我人生的最低谷，对最低谷的人生做了一个了断。以“走向何处”为书名，就蕴含着我的这一思虑。此后，我想把我的时间和精力，放到我真正有感悟、有兴趣的佛教领域中去，希望在我的下半辈子，能在这个领域里将文学创作和佛教现实结合起来，将个人修行和佛法佛理结合起来，为个人，也为普天下的有缘众生，走出一条在现代社会中如何学修佛法的新路来。
徐国民再也没跟我有任何联系，他仍经常回国，好像在做一些推销美国保健品方面的生意。到现在好多年了，他从不参加任何复旦同学的聚会，也许他害怕会在这样的场合碰到我，怕我会向他发问：“嗨！国民兄，你把我的《走向何处》究竟怎么啦？”




三十四．色达——当今世界的一个奇迹
九五年八月，一年“缓刑”到期，我可以自由行动了。两年前，曾接到一位五台山出家人从四川色达寄来的信，他曾是大学英语教师，因生活中遭受极大挫折而遁入空门，信里说：“当初我是带着极度厌世、对人生百般无奈的心情踏入佛门的。但不久才发现，我遇到了人生这么珍贵、多么难得的东西……”他告诉我已从五台山来到色达喇荣五明佛学院求学，准备呆上几年，修学藏传佛教中的最高大法“大圆满”，这里除了有数千藏族学员，还有数十名汉地去的，学院专门安排了教师用汉语为他们上课。
这是我头一次听说“色达”这个地方。查了地图，色达地处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北邻青海，想不到在佛教式微的今日，在海拔几千米的高原上，居然会有这么一所几千人的佛学院，而且学院里有老师用汉语向汉人传授藏传佛教，这令我怦然心动。当时就想等参加深圳文稿拍卖活动回来，一定要去色达看看。
这一等，就等了两年。向单位请了两个月事假。反正，你们同意，我也去，不同意，我也去。又去友邦保险公司买了份短期人身险，万一我一人在外死于非命或被“蒸发”掉了，让家人可从保险公司得到一点经济上的赔偿，如果保险公司能查证死因出于某种谋杀，哪怕不赔，也可让世人知道一点真相。出发前，上海有个女居士也想去色达，经人介绍，约好同行。这样也好，总比一人上路安全一点。
先从上海乘火车到成都。到成都以后打听，去色达没有直达班车，要先到阿坝州府马尔康或甘孜州府康定，到那里才有车去。成都至马尔康的路已塌方多日，那就只能走康定这条线，途中要翻越二郎山，坡陡弯多，几十公里要盘旋几个小时，为行车安全，对车辆上下山实行单双日限行，即便这样，每年总有一些车会坠落深沟里。五十年代有首脍炙人口的老歌：“二呀么二郎山呦,高呀么高万丈……”即咏此山。前些年二郎山开通了隧道，不消十分钟即可通过，方便多了。从康定到色达的长途车，要开两天，头一天翻过折多山，到炉霍过夜，第二天一早发车，下午到达色达县城，这里海拔3890米。
头一次上高原，去之前有点紧张，不知高原反应能不能适应。及至上了高原，哈，发现自己就像当地土生土长的藏人一样，啥反应都没有。我猜想这可能跟自己有时打打坐有关，一个人若进入某种禅定状态，呼吸脉搏自然会减缓下来，新陈代谢亦会相应放慢，体内对氧气的需求自然也就减弱了。一路上，随着海拔逐渐升高，天空，越来越蓝，白云，越来越白，山峦草原越来越开阔，看远处藏舍点点，旌旗片片，散牧的牦牛在蓝天白云下悠闲吃草，自己的心情越来越欢畅，情不自禁，竟然涌出一种像万里游子回到阔别多年故乡的那种感觉来。
到色达后，在车站找个旅店住下，即去拜访当地最出名的一位香根活佛。香根活佛为人十分热情好客，初次见面，听说我们把行李留在车站招待所了，不由分说，当下就叫他的一位弟子慧照陪我们去车站，把行李搬来他家里住。慧照将近一米八的个头，平刷刷一头短发，穿着紫红色藏地僧服，两臂裸露，一张脸已被高原强烈日光晒成赭棕色。鼻梁上架一副眼镜，看上去还不到三十岁，言谈举止，却处处显得成熟干练。
活佛院子里新盖了一个莲师经堂，日前刚开过光，我们到的下午，他正把有些老房子里的法器、法物搬到新落成的经堂里去。我当然不能袖手旁观。活佛见我和慧照在合力抬一只佛龛，十分高兴地说：“你们的缘起很好，前几天我就在想，今天要把这屋里的东西搬过去，恐怕人手不够，结果你们就正好今天赶来帮忙，这太好了。”他又告诉我们，他在这间老经室里整整念了十年经。
晚上，活佛让我跟慧照住一个屋子。慧照告诉我，香根活佛待弟子可好啦，把老经室腾出来，就是要让给近伺弟子作静室用，可不受干扰地修行，而他现在住的这间屋子，以后就专门给前来投宿的四众弟子临时住住。慧照说，香根活佛是藏地屈指可数的大活佛之一，可他平时待人极为平和，极为热心，没有一点点架子，不管谁来找他，他都尽力为别人排忧解难。他有缘在活佛身边闻思修，实在是他的福份。我请慧照跟我说说他一路怎会走到这里来的。慧照说，他读高中时，接触到气功，练上了气功，还当上了某派气功的辅导员。气功，功理，功法，功德，特异功能，生命科学等等，开拓了他的眼界，他把目光转向东方传统文化，阅读了《道德经》、《大学》、《中庸》、《论语》等老祖宗的传世之作，觉得对人生的认识比以前大为深化。但直到他进某大学物理系工作，有一回听一位藏密气功师讲到宁玛派的“大圆满”，感悟极深，他这才豁然开朗：这才是他真正要寻找的东西！他是在北京认识香根活佛的，那时活佛正在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进修，对他这位北方小伙子很有好感，教了他五加行的修法。后来他两次登上青藏高原求法修行，并最终在五明佛学院副院长龙多活佛座前剃度出家。慧照说，五明佛学院目前常住数千人，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一所佛学院，也可以说是目前中国最好的一所佛学院，从汉地到这儿来的，多是年轻人，一大半人的文化程度很高，千里迢迢跑到条件很艰苦的青藏高原上来，就像他那样，是出于一种理性的追求，而并非外界不少人误以为的是什么失意者的逃避。
在香根活佛家里住了两晚。以后数年，我又到过几次色达县成，只要活佛在，都住他那里。跟活佛接触多了，了解多了，尤其是当我看到一份香根活佛珍藏的世系表时，发现了一个十分惊人的史实：今日藏汉都公认***和班禅是藏地最大的两个活佛转世系统，却鲜有人知，在格鲁派活佛转世系统中，论资历，香根活佛的第一世，才是当之无愧坐第一把交椅的。
不妨把历史的真实情况还原一下：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1357-1419）大师有两个最得力的弟子，一是达玛仁钦（1364-1432），生于后藏，十岁出家，以长于辩论著称。二十五岁受比丘戒后不久就成为宗喀巴大师的上首弟子。土猪年（1419）宗喀巴大师圆寂后，他代之升任甘丹寺法台十三年，从此被称为“贾曹”，意为“接替法王”。还有一位是克珠杰·格勒巴桑（1385—1438)，达玛仁钦去世后，由他继任甘丹寺法台。后人将宗喀巴和他的这两个弟子合称“师徒三尊”。宗喀巴大师最得力的这两位弟子，年长的达玛仁钦，就是后来被认定为香根活佛的第一世，至今已为第十五世。达玛仁钦的师弟克珠杰·格勒巴桑，就是后来被认定为班禅活佛的第一世，八九年一月于西藏圆寂的班禅大师，乃为第十世。而达玛仁钦的一位弟子格敦主巴（1392—1474），兴建札什伦布寺并任首任法台，就是后来被认定为***活佛的第一世，今日在世的***喇嘛为第十四世。
我注意到，在香根活佛世系年表中，前四世活佛皆以“达玛”之名相袭，达玛，是莲花的意思。自第五世起，改“达玛”为“香根”，其意为怙主、救世主。也许就是因为这一名号的改变，再加后来历世香根活佛的社会地位大都不如***和班禅那样显赫，使这一如此重要的活佛世系，在历史的长河中渐趋旁落。而多年来北京某些当权者的短视和无知，任由这一活佛世系自生自灭，他们根本不知道，或没有意识到，如果能主动把握并加以引导，可以让香根活佛为大陆西藏政策发挥多么巨大的作用！可惜的是，香根活佛已于一九九八年圆寂，年仅四十七岁。
格鲁派以注重戒律著称于世，格鲁，在藏语里就是戒律的意思。宗喀巴大师创立格鲁派时，针对当时不少僧人疏于持戒的流弊，曾立下严格规矩，凡是他这一派的弟子，必须坚持独身，一律不许娶妻。不过，当今格鲁派三个最主要的转世活佛中，香根活佛、班禅大师这两位圆寂时分别只有四十七、五十一岁，明显短寿，不知这跟他俩娶了妻子生了女儿是不是有关？香根活佛也曾跟我说起过，当年如能不娶老婆就好了。如果说五千年前埃及法老建造金字塔时留下的咒语，已多次为现当代考古侵入者遭遇的短命暴死所应证，那宗喀巴大师为本教派定下了教规，后世违规者会受到某种来自上天的惩戒，也并非是不可理解的现象。
从香根活佛家里出来，活佛一位女弟子黄英帮忙找了辆吉普车，把我们送去了五明佛学院。黄英在县国土城建局工作，是五十年代援藏干部的后代，她生于斯，长于斯，照她自己的说法，当地人始终把她们看作汉人，而内地人早把她们看作藏民了，但她毕竟在这儿生活工作了几十年，割舍不了对这儿一山一水一草一木的真挚感情。
五明佛学院坐落在色达东南靠近洛若一处群山环绕之中，海拔四千多米。以佛学院一座大经堂为中心，四面绿草覆被的山坡上，密密麻麻搭满了不计其数的小木屋，延绵数里，一眼望不到头，常住学员少说也有四五千、五六千人，那画面真是壮观极了，真是当今世界的一个奇迹。靠近了看，小木屋都极简陋，墙壁用粗糙的木板钉成，木板与木板之间的缝隙里涂着泥巴，窗上大多没有玻璃，钉上几层塑料纸挡风遮雨。普通人很难想象，当日新月异的经济和科技进步为人类创造出越来越丰富的物质生活时，在这几乎是与世隔绝的高原山坳里，会有这么多人弃现代物质文明于不顾而到这儿来修学佛法。
当我看到五明佛学院的第一眼时，我的心被强烈地震撼了，那密密麻麻不计其数的小木屋，在我胸中唤起了一股特别崇高的感情，我真想俯下身去吻吻脚下这块神奇的大地，泪水，不知不觉中涌出眼眶，浸润了我的眼睛，也湿润了干涸已久的心田……
五明佛学院是由一位出生在青海班玛的晋美彭措（1933-2004）创办的，据说他的前世是一位修行成就很高的伏藏大师列绕朗巴（1856-1926），大师在其所著《洛若寺未来授记》中，已经预言了其后世将为弘传藏传佛教作出巨大努力。“文革”过去后，一九八〇年，晋美彭措在洛若山沟里举办了一个小规模讲经班，学员不过三十多人，这就是日后五明佛学院的前身。八七年经班禅大师批准，正式成立五明佛学院，学员约有千人。进入九十年代后，学员人数像滚雪球般成倍增加，且开始有汉族弟子来此学法。时势造英雄，英雄造势时。时至今日，五明佛学院已成为当今世界上最大、最有特色的一所佛学院，常住学员人数过万，其对当代大陆佛教产生的影响，若干年后，也许会像当年黄埔军校、延安抗大那样在历史上留下显赫声名。而晋美彭措不仅在学员信众中被奉为宁玛派的如意宝大法王，在整个藏地，他已成为跟***喇嘛和班禅大师齐名的三巨头之一，今天，晋美彭措虽已弃世而去，许多藏地歌手仍同声咏唱着这位当代大德为再弘雪域佛法做出的伟大贡献。
我中午到五明佛学院，在沈阳来的女居士张敏那儿吃了午饭。下午去拜见了噶多活佛，傍晚再去活佛那里接受了文殊静修大圆满灌顶。噶多活佛六十来岁，肤色黝黑，胡子拉揸，光着上身，挺个圆肚，赤着两只阔脚丫，浑身上下蒙着厚厚一层泥灰，看上去简直像个泥人。他屋里极简陋，斑斑剥剥的土墙上，挂着好些长长短短的经幔，还贴着不少彩色唐卡和菩萨照片。靠里面一堵墙钉着几排搁板，上面摆满佛像、铜盅、曼达、经匣、藏香、瓶花等法器法物。地上积满尘土，发黑的羊皮褥、揉成一团的披肩、几个枕头包、一根腰带、几袋青稞粉以及大大小小的瓶瓶罐罐，堆得满地都是。学院里传说他多年苦修，大冷天也光着脚，神通广大，未卜先知，为人豪爽而不拘小节。
过了两天，如意宝法王晋美彭措在大经堂为全体学员讲完经后，安排时间跟刚到佛学院的新学员见个面，我排在十多人队伍后面，也有幸受到了他老人家的接见。
身材魁梧的法王坐在一间屋子窗口处，像一座雄伟的山，隔着打开的窗子接见来访者。年轻的副院长丹真嘉措活佛站在窗外，为来访的汉人当翻译。快轮到我时，我掏出放在口袋里的一架巴尔达小相机，迅速调好距离，为法王拍了一张照片。
两个月后，当我回到上海把胶卷冲洗出来时，发现这张照片上，多了一道美丽的虹光，约占照片三分之一篇幅，恰到好处地笼罩在法王身上，为画面平添了一股蒙胧神秘的色彩。排除了相机或胶卷漏光的可能，出现这种不可思议现象，除了是某种超自然力量在起作用，你很难找到其他更合理的解释。到后来类似不可思议现象见得多了，还不能不让人产生某种联想，那是不是诸佛菩萨天人护法对一个小小的有心弘法者的顾眷和显现啊？
且说等我排到窗口时，如意宝法王无比慈悲地举起一只长柄如意，置我头顶上，一股热流顿时流遍我的全身。
我拿出事先准备好的一根红色丝带，请法王为我打个金刚结，他满足了我的这个要求。
这时，我又鼓起勇气，对法王说，希望法王能为我起个藏文名字。
丹真嘉措活佛对我说，如意宝法王平时不轻易为别人起名字。不过，他还是把我的请求对法王翻译了。法王稍许想了想，然后对丹真嘉措说了几句什么。丹真嘉措脸上顿时露出笑容，高高兴兴地对我说，如意宝法王为我起了个很吉祥的藏名：洛桑赤诚——意思是持戒贤慧。持戒贤慧，我相信这是法王对我的勉励和嘱咐，我一定会珍惜并牢记这一勉励和嘱咐，清净持戒，勤苦修行，争取在今世学佛修佛的道路上有所成就。
在佛学院期间，每天上午我都去汉经堂听索达吉堪布讲课，那段时候，他正在讲解《大圆满心性休息》引导文。堪布办事作风极认真，一丝不苟，每天早上八点钟，身披紫红色粗布袈裟的堪布，准时来到汉经堂门口，将鞋子脱在门外，站立片刻，待全体起立，中间让出一条通道，他就两手背身后，身板挺得笔直，目不斜视地穿过人群，走到讲台前转过身，面对一屋子学员环视一周，稍点头，然后坐下讲课。听课的学员有二三百人，都坐在地上，将经堂挤得满满的。过几年盖起一个新的“汉僧显密经堂”，大很多，但遇上学院举办什么法会活动，汉地一下子来人多，新的汉经堂又面临人满之患！
索达吉堪布出生于六十年代初，甘孜炉霍人，天赋聪颖，自幼富于悲心，从小为公社放牛，暗地里很早就皈依了佛门。他在炉霍和甘孜上的学，八二年师专尚未毕业，才二十出头，就舍俗出家，直奔色达晋美彭措而去，在喇荣山里深研经藏，透彻教理，没几年，通过严格的堪布资格考试，登上讲台，为喇嘛们主讲“窍诀”课程，很受僧众欢迎。来佛学院的汉人多起来后，他又受法王托付，负起为汉人上课的重担。他对现代汉语和古汉语都很下了一番功夫，边学边教边提高，到后来连一般汉人都望尘莫及。
我曾在索达吉堪布堆满藏、汉书籍的小屋里，请他扼要谈谈对宁玛派的见解。他不假思索地回答说：“宁玛派以显密经义为纲，其最大的特点是在修持方法上有许多殊胜之处，有不少依法修持的窍诀，在对上师的传承上也有其自身的特点。”他又说：“在宁玛派的修行者中，从古到今，出了不少高僧大德，不少人成就了光身、虹身，涅槃时出现身体缩小、离地而去等等瑞相。我本人对宁玛派的研究和修持亦可说已有很长时间，切身感受到宁玛派的修法确实极为殊胜，不由得不让人生起坚定不移的信心来。”他跟我说这些时，双目如炬，眸光闪闪，我感觉到有一股无形的力量扑面而来。他是晋美彭措法王最为倚重的弘法重臣，数十年来翻译了《大圆满心性自解脱》、《麦彭仁波切著上师瑜伽》、《全知无垢光尊者略传》等大量藏传佛教显密经论，并针对现代人种种思想误区，撰写了《佛教科学论》、《藏密问答录》、《放生功德甘露妙雨》等许多通俗易懂而又不失理论色彩的著作，近年来还开辟了弘法网站，通过网络平台向一切有缘众生播讲佛法。他的译著总数已达五六十部，目前国内无人可望其项背，称得上是数百年来才难得出现一个的藏汉大译师、大弘法者。
说起五明佛学院，法王如意宝晋美彭措的得力助手——学院常务副院长龙多活佛是不可不提的。龙多活佛一九五五年藏历正月十三日出生在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八美乡，其前世是一位藏地声名卓著的大活佛、大学者——出生在今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壤塘县上杜科乡西穷寺的赤洛活佛（1877-1953），而这位赤洛活佛又是晋美彭措的前世列绕朗巴大师最钟爱的弟子之一。
龙多活佛从小吃过很多苦，八岁之前穷得没穿过一双鞋子。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龙多活佛听说列绕朗巴的转世晋美彭措在色达洛若一座山中修行，就特意前往拜见自己前世恩师在今世的转世。晋美彭措那时住在喇荣山里一座很简陋的破屋里，身边没几个人，在龙多活佛抵达前一夜，他已得到吉祥梦兆。两人一见如故，充满欢喜。龙多活佛后来长住晋美彭措身边，得其剃度，并帮助建起一座能容数十人的小经堂，这就是日后闻名于世的五明佛学院的雏形。五明佛学院正式成立后，龙多活佛应院长晋美彭措之邀担任常务副院长。建院初期，各方面条件很差，龙多活佛回到八美老家，动员父老乡亲为学院出力，前前后后，总共有一百多车木头运往喇荣山里，有力地支持了学院的建设。在学院里，流传着不少有关龙多活佛的神奇故事。法王如意宝晋美彭措曾预言：龙多活佛将是二十一世纪弘扬宁玛派教法的大绍隆者。
我在五明佛学院期间，龙多活佛正好回他家乡道孚去了。我希望以后能有机会拜见这位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八年后，二○○三年，正是汉地“非典”肆虐之时，整个青藏高原上却无一例“非典”发生。天随人愿，我应龙多活佛汉族弟子江波、凌洁等邀请，一年里三上高原，跟随龙多活佛从他前世的出生地到他自己家乡走了一遭，一路走一路拍照摄像采访，回到上海后，剪辑制作了一部四十多分钟的视频《从西穷到八美——当代宁玛巴大德龙多活佛随行录》。
龙多活佛在藏地享有很高威望，每到一处都受到当地民众热烈欢迎。有一回去雅江县瓦多乡，因山路崎岖，不通公路，要骑马进去。龙多活佛及其侍者、司机等一共七人，可是当地老乡自发组织起来跑到山外来迎接的马队，每人骑一匹牵一匹，浩浩荡荡，居然来了一百多人两百多匹马！老乡们争先恐后希望龙多活佛能骑一骑他们平时自己都不舍得多骑的马儿，于是在几个小时的骑程中，龙多活佛不嫌麻烦，换了多次坐骑，尽量满足乡亲们的心愿。
据佛教典籍记载，佛祖释迦牟尼当年演说佛法时，时会出现虚空中曼陀罗花像雨点一样洒落、天鼓自鸣发出深远妙声等殊胜景象。千百年来，历代高僧大德在弘扬佛法时，有时也会出现空中突显美丽彩虹、旱天降下雨露甘霖等祥瑞之相。
龙多活佛在其举办的一场又一场法会上，也时有祥瑞之相出现，据他的侍者桑巴喇嘛说，龙多活佛前些年去新龙安绛活佛的寺院念经时，天空出现彩虹、地上出现舍利子；去瓦西村开极乐法会和莲师法会期间，很多人看到阿弥陀佛、四臂观音、嘉华仁波切等在天空中显现。我跟随龙多活佛同行期间，也亲眼见到他在八美举办地藏王菩萨法会和在瓦多举办阿弥陀佛法会时，天空中出现彩虹和绚丽云彩，我有幸用相机和摄像机拍下了这一珍贵的镜头。
再说到五明佛学院，学院里的学风宽松而又紧凑。所谓宽松，学院安排的上课、讲经、辩经以及法会等活动，你想参加就参加，不想参加就不用去，没人点名，也无需请假。所谓紧凑，这儿人人都极自觉，都很珍惜时间，一到上课时间就轻手轻脚地走进经堂找块地方坐下，下了课都回自己屋子静修，彼此很少跑来跑去。本来嘛，都是自觉自愿到这儿来求学佛法的，若像内地有些大中学校的学生那样变着法儿缺课逃课，那又何必千里迢迢跑到这儿来自讨苦吃呢？我随缘结识了其中一些人，在这块高原净土上，百步之内，必有芳草，他们经历各异，因缘不一，但都有一些很感动人的东西，能跑到海拔四千米的喇荣山沟里来，这本身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有位妙善法师，小时候患上一种怪病，全身透明，五脏六腑皆可看到，家里抱他去一家又一家医院就诊，所有医生都对他束手无策，眼看病得奄奄一息，母亲把他抱回家里等死。就在这时，街上来了个疯疯癫癫的老头，穿着破破烂烂，像个叫化子，跑到他家门口不走了，说是来找他的徒弟，还说出病儿身上几个很隐蔽的胎记。父母见儿子反正没救了，就让老头把孩子抱去了。他六七岁那年，老头把他送回了家，病已痊愈，从外表看跟别人也没什么不一样，但实际上他已能够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一些东西，而且对佛菩萨有一种出自内心的仰慕和崇敬。
他从小到大学业优秀，“文革”后恢复高考不仅考上大学，还先后拿到三个大专文凭。他从小立下的志向，最想当警察、记者、医生这三种职业。等他长大后，老天不负有心人，这三种职业他都正式或非正式地干过了，而且干得都很出色。大学毕业后被分配至公安部门工作，跟着他师傅追缉坏人，每每旗开得胜、手到擒来，多次评为先进生产者。他业余为人看病，有些很重的病人，他念上几遍观音心咒，请诸佛菩萨给予加持，病马上就好了。但他最终觉得，唯有佛法才是改造社会最有效的手段之一，而且要从小做起，如果人人都能从小就遵守三皈、五戒、十善，那么这个国度就必然会成为一个真正的礼义之邦，社会秩序就必然会比现在好得多。
妙善颇有神通，也乐于帮助别人，在学院里有点名气。有位女居士问我说：“你知道他小时候全身透明吗？这是琉璃身呀！是千载难得的菩萨身啊！”
毕业于北大大气物理系的戒圆法师，自小异于常人，祖上为教育世家，当教师的父母对他从小就抱有很大期望。大学毕业时，他没去专业对口的气象部门，而是选择留在系图书馆工作，为的是比较清静，可有较多时间看书修行。后来他主动要求调到人口研究所的电脑机房里工作，为的是这里更不易受到外界的干扰。父母催着他早点谈个对象，早点成家，长辈等着抱孙子呢。他想摆脱家庭的樊笼，干脆出国留学吧，也比结婚生孩子强，于是就按一套程序行动起来，该寄的材料都寄了，英语托福考试也通过了，就等通知了。不久他利用寒假去了一趟五明佛学院，呆了十天，他的心被晋美彭措法王的威仪和慈祥紧紧攫住了，他相信自己看到了真正的佛，自己心里想的，还没说出来，法王就都知道，太不可思议了。回到北京，他决定辞职去色达。有意思的是，他上午去单位递交了要求停薪留职申请书，下午就收到了美国一所大学寄来的博士生录取通知书。他毫不犹豫放弃了去美国读博士的机会，再赴色达，正赶上学院举办自在祈祷大法会前的灌顶活动，数千人盘坐在宽阔的草坪上，任凭大雪飞扬，不多久一个个都变成了雪人。灌顶结束后，他把自己身上所有的钱——也可说是他参加工作多年的全部积蓄，都供养给了法王，连一分钱也不剩下！他决心来个破釜沉舟，彻底开始一种新的生活。他以这种果断的行为，阻断了自己的退路！后来还得知，美国大学很器重像他这样在宗教和计算机方面都有专长的人才，给了他全校最高的奖学金——一万四千美元！我问戒圆：“当你后来知道美国大学给你这么高的奖学金时，你不觉得可惜吗？”
“不。”他很坚定地摇头。“那时我已经龙多活佛剃度出家了，听到这个消息时，心里平静得很。”他最放不下的是自己的母亲，妈妈一流泪，他心里就特别难受，也很希望能对母亲多尽一点孝心，可是，有些事太难两全了。回顾来五明佛学院半年走过的路，日日沐浴在佛的光泽下，心像花儿一样开放，他深感自己这条路走对了，这半年里收获之大，超过有生以来三十年的总和。他希望自己的双亲也能像儿子一样学佛修佛，这才是摆脱烦恼获得快乐的光明大道。
在五明佛学院，像慧照、妙善、戒圆这样来自城市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并非只是个别现象，究竟是什么吸引了这些有文化的现代人，放弃了现代社会所看重的很多东西，跑到条件十分艰苦的青藏高原上来学修佛法？这一现象本身，就很值得引起当代有识之士的思索。我跟他们接触越多，也就越受到他们的感染，也更体会到如意宝晋美彭措创办的这所喇荣山里的佛学院，对当代世界尤其对当代中国意义之重大。从历史上看，一个朝代政通人和之时，也往往是佛法兴盛之际，并促进社会健康发展。而佛法真正的兴盛，一是正法畅行，不正之法没有市场；二是僧伽严持戒律，注重修行，为民众作出榜样。可当今中国大陆，缺少的恰恰就是这两样！很多寺院在政府纵容下成了商品经济的市场，热衷于经商赚钱，很少向民众传播正信的佛法；不少出家人戒律松弛，修持放逸，有些人只是把身上的僧衣视为谋饭吃的工具，某些人的秽行恶迹更不堪言说。如果有朝一日，政治体制能发生比较根本性的变革，真正以民为本，依法治国，到那时候，以五明佛学院这么多年来培养的这么多真修行人，只要将某些角色互换一下，佛法真正的兴盛当指日可待。
来到五明佛学院以后，置身于这个几乎是与世隔绝的地方，就像接受了一场天水的沐浴，内外俱被洗涤一净，刚过去不久的那场文字狱，以及发生在康办里面的那种种恩恩怨怨，离自己越来越远，越来越淡，觉得再没必要对过去的那一切耿耿于怀。尤其是有一回，去年龙拜见一对高僧后回佛学院路上，我跟山西来的宝玲居士乘卡车同行，她几句话把我心中的一个结更是完全解开了。之前，已听别人说起她神通如何了不得，甚至还有人说她是“武则天转世”等等，我却不怎么在意。高原天气，说变就变，车子开出不久，天上突然下起冰雹来，打得卡车挡板叮当作响，冰珠儿还在车厢里蹦得老高。我打开随身携带的雨伞，为自己、也为坐我近旁的宝玲遮挡了一下。冰雹不久就停了。当我跟宝玲目光相遇时，她朝我微微一笑说，你的前世多少多少世，是什么什么的……
　　噢。我就问她了，能看看我这几年的情况吗？心里也有点考考她的意思。
　　可以。她点点头，要我把一只手掌伸开让她看看。她不像有的人看手相那样，又是生命线呀，又是事业线呀，要横看竖看看上好长一会儿时间，她只是稍许看了看，眼光就移开了，无目的地望着空中，似乎要从空中找出答案来。慢慢地，她的脸上显出一点惊谔之色。“嗯，这两年你怎么有一场官司上的事？”她好像对她看出的这一结果也有点奇怪，“官司，你懂不懂？”怕我不明白，又加了一句，“就是打官司的事。”
真是一语中的啊。这位“空行母”的神通，果然名不虚传。从概率上说，你说一个人身体有点不舒服啊，事业上曾经有点不顺利啊，多多少少，总能挂上点钩；可你若说谁有“官司”上的事，那恐怕是百里未必有一。而且，这种通常被认为是不吉利的话，若无相当把握，谁都不会随便说的。
她的话引起我的深思。佛说三世因缘，前世、现世、后世，其实是指生生世世互为因缘，此说确实不假，很多事，冥冥之中，就像是命中注定的，你看我这数十年走过的路，尤其是康办十载，工作上如此出类拔萃，换个旁人，说不定在仕途上早就大红大紫了，可我却栽跟斗一直栽到吃“官司”的份上，无异于到地狱里去走了一遭。可另一方面，当我跟佛法续上缘以后，我却得到了很多人一辈子都得不到的好东西，还让我亲眼见到种种不可思议而又真实不虚的神奇现象，让我对佛法和现实世界的认知不能不出现一个大的飞跃。
再看我们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世界，应该说现代科学的探索研究已达到相当深入的地步，但对物质层面之外的世界，姑且称其为虚空界也好，空灵界也好，阴界也好，法界也好，明明也是一种“客观存在”，哪怕是最先进的科学手段，在这种“客观存在”面前也显得那么苍白无力、束手无策！
在几千年前的中国老庄时代、印度释迦牟尼时代，人们都敬天敬地，敬奉神灵，天人相应，和谐共处。可在几千年后的今天，经济与科技的发展将人与神灵的距离拉远了，尤其是多年来某些人用片面的“唯物论”、“无神论”，在人们头脑里筑起了一道隔绝佛法的高墙。前些年午夜里的那道惊雷，不仅将我身体里的病患击得粉碎，也令头脑里那堵高墙轰然倒塌。难道，这不是一种命中注定的天数么？
再回过头来看看，傅一源、马松山、王力平、***等大小官僚对我的某些为难，我现在是出自真心地感谢他们，这不但磨砺了我的意志和体魄，更把我推到了一心向佛学佛修佛的路上去！官场里少了个陈晓东，一点也不少，中国的官僚队伍是世界上最庞大的，少了个官员，就好比牯牛身上少了根毛，连个水漂都打不起。如果有一天，人们发现中国大陆有个擅写佛教文学的作家，以他平朴流畅而又有点特色的纪实作品，引起一些人对久违的正信佛法的关注和兴趣，警示一些人从不敬天地、不信因果的迷茫中清醒过来，哪怕这只是暗夜中些微的启蒙，我这一辈子不也就不算白过了么！



时我也跟着汉地习俗用“黄教”、“红教”、“白教”、“花教”、“黑教”等来称呼格鲁派、宁玛派、噶举派、萨迦派、苯波派，但后来我了解到，藏传佛教本身并不使用这样的称呼，以某种颜色来代表或标志某个教派，并不确切，尤其是汉语里的“花教”、“黑教”，在字面上就带有一定程度贬义色彩。这种称呼在汉地的流行，毋宁说是某种大汉族主义的表征罢了。
这本书写完，我就仿效古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到汉地的一些寺院去参访同道。
出去前也有点小磨难。单位根据上头的指示，要我这个“刑满释放分子”老老实实、规规矩矩地继续“思想改造”，要天天准时上下班，还规定不得从事跟“文字采编”有关的工作，据说是要跟“泄密罪”保持距离云云！如果我这个“案子”是发生在二三十年前，我除了夹着尾巴做人、乖乖服从之外，大概也没别的选择，否则会受到更加严厉的惩罚。但社会在发展，开放的大趋势是谁也阻挡不了的，你再强横也不可能老是像“***”那样随便杀人、抓人吧。我明确表示，又要我天天上班，又不让我从事适合的工作，老子不干了。不干，那就停发工资。此后多年，我不得不依赖妻子工资、兄弟及读者帮困过日子，心里时常愧对家人，也曾想要挣点钱，可叹生财无道。请同学带出去的《八十年代上海文坛内幕》，听说美国有家中文杂志刊登了好多篇，但我自己没看到，也没拿到稿费。后来有热心人在美国帮我讨到一点，算下来大约相当于一千字给了几块美元，聊胜于无。跟单位的关系，我也不想弄得太僵，毕竟他们也只是奉命行事，好在我上海作协会员的资格没被开除，我请作协为我开了一张“创作假”证明，让单位对上头、对旁人都可有个交代。
一路参访，所经过的寺院，说不上个什么滋味，大多不太尽如人意。跑到江西永修云居山真如禅寺，这里感觉还稍好些。寺院方丈一诚法师告诉我，他十几岁在湖南洗心寺出家，五六年来云居寺追随虚云老和尚（1840-1959），“文革”中寺院被毁，僧众被驱，仅留四人，他为其中之一，现三人犹在，一人已逝……云居寺是虚云老和尚一百十几岁时亲手修复的道场，至今寺规道风仍比较端正。凌晨三点半打板，四点鼓响，四点一刻开始做早课，全寺六七十僧人全部到场。六点早餐，稀饭馒头煮地瓜。十一点一刻午饭，米饭馒头，很简单的一菜一汤。下午两点劳动两小时，寺院粮菜基本上自给自足。四点晚课。从早到晚，有四次禅堂集体坐香，每次一枝香，约一小时，有一督察者，手拿一竹竿，在禅堂内巡视，见谁坐姿歪斜，即以杆头拨正。【在此插上一句，我曾在南昌福佑寺遇一云居寺出来的僧人，问他为什么要离开？他说一天四次坐禅，他实在坐不住，只好离开，恐怕这也是个人因缘使然吧。】五点半虽有少量面条供应，称为“药膳”，来吃的人很少，本寺僧人基本上都“过午不食”。傍晚，经过发电机房，见一年轻僧人在值班，跟他随便聊聊，他老家辽宁，曾当过五年防空兵，干过五年电器工人，不久前在福建出家，听说云居寺道风很正，也许是全国最正的，就跑到这儿来了。问他“过午不食”感受如何？他说前半个月有点难受，后来感觉越来越好，人像是要飘起来，浑身有劲，每天干活，不觉得累，也不觉得饿。晚上与同屋的一个当地居士闲聊，他说如果你能在这儿呆上几个月，你会发觉庙里各种各样的事儿也不少，真正发心修行的人不多，至少百分之六十以上的人是来混口饭吃的。他说的也许是事实。不过，这里不是色达五明佛学院，今天汉地的哪所寺院，在道风上能有一半达到云居寺这样，应该说就已很不错了。
在江西一个不太起眼的大余县，城东北有一座不太高的灵丫山，山上有一座不算大的灵岩寺，在这所寺院里，我遇到了一位出家的老革命，这事倒是个意想不到的收获。那天，进了灵岩寺后，我像进别的寺院一样，先去“客堂”找当值的“知客”（这是一个负责对外接待事务的僧职）——让他帮我找一个住的地方，我可把随身带的行李放下来。可是，知客不在，不知跑哪去了。我不得不背着一只旅行袋，在寺院里东走走西看看。由石阶登上一条木头长廊，在“禅房”门口，看到一个身穿黄色僧衣的老和尚，正坐在一张椅子上看一本很厚的线装书。
“请问师父，灵岩寺建于哪个朝代？”我双手合十，恭恭敬敬地请教这位进寺后遇到的头一个僧人。
“相传灵岩寺始建于南唐，僧人普举、慧昊先后来丫山结庐，募化而建。”老和尚放下手里的书，慈祥地望我一眼，一开口，便显得谈吐不俗。
“嚯，真是座名符其实的古寺哪。”
“明初清末，灵岩寺曾两次重修，现在所见，基本上为清代仿明建筑。你没看到嵌在大雄宝殿墙角上的那块‘大清光绪十六年重建’碑记么？”
“我刚进来。”
“喔，你从哪里来？”
“上海。”
“噢，大上海，挺远的……到我屋里坐坐吧。”
他住在跟禅房相连的一间小屋里。屋里一床、一桌、一椅，再无别的陈设。桌上堆满了书，多是大部头的佛教经典和语言工具书之类，有几本打开着，说明主人正在读它。老和尚把椅子让给我坐，他自己就坐到了床上。几句寒暄之后，得知这位僧人名叫法安，在寺院里还是个管事的。
我问他：“您上了点年纪了，出家多年了吧？”
“不。”他淡淡一笑。“有的人是半路出家，我是五年前刚出家，恐怕连半路出家都够不上呢。”
我又问：“师父出家前是干什么的？”
“嗯，是当干部的。”
“能说说具体是干什么工作的么？”我追着问。
“是党委书记。干了几十年党的书记呐。当然，那是过去的事了……”
一听眼前这位出家人以前是干党委书记的，我顿时来劲了：“那么，您这个过去当书记的，对佛教是怎么看的呀？”这趟出门，我备了个sony小录音机，边问边取出来，征得他同意后，摁下了录音键。
“这个么，我可以说，你也可以问。”他点点头，似乎看出了我心中的那一点顾虑，反而轻轻一句，叫我把顾虑放下。“原先我当书记的时候，学习马列，有个理论，叫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相对真理，随时可见，可是绝对真理究竟是什么？从理论上说不清楚。光是说绝对真理存在于相对真理之中，相对真理的本底就是绝对真理，但它究竟是什么？不清楚……学佛之后，我才明白了。真空不当妙有，妙有不当真空。由真空，产生妙有，妙有，就是相对真理，如眼睛所见到的水呐，天地人呐，山河大地呐，等等，都属于妙有。而真空，就是真如自性，是理。真如自性，既无生灭，又无增减，恒常不变，广大圆满。所以说它是绝对真理……”
我问：“***是讲所谓‘无神论’的，如何看待***对佛教的否定态度？”
“佛，是正知正觉、觉悟圆满的意思，佛教，根本就不是有神论。”他正色道。“***，嘴上说无神论，可从根本上说，哪一个不信佛？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周恩来是虚云老和尚的皈依弟子；刘少奇是在普陀山皈依的；李先念是在少林寺皈依的；***要皈依虚云老和尚，在武汉没皈依成。虚云要他到南华来，他没去。”
说实话，我还是头一次听说毛刘周这三位中共党魁居然都是三宝弟子。我请他说说，毛主席想皈依虚云老和尚是怎么一回事？
“你没听说？是这样的。有一次***和周恩来在武汉，问周：‘为什么你办事总是很圆满，我们办不成的事，你总办得成？除了马列，你还有什么？’周恩来说：‘主席，我还有佛法。’
‘你皈依了哪一个？’
‘皈依了虚云老和尚。’
‘这虚云老和尚何等人也？’
‘虚云老和尚是世界闻名的高僧，是观音菩萨的化身。他父亲是泉州知府，父亲和叔叔就他一个儿子，给他讨了两个老婆，可他出了家，拾树叶充饥，忍人所不能忍，行人所不能行……’
***给周恩来说动了心，要恩来把虚云老和尚叫来武汉。可是虚云不肯来：‘自古法王大于人王，他***要皈依，叫他到南华来。’***气得一拍桌子：‘回北京！’打右派时，虚云老和尚是内部掌握的第一右派……虚云老和尚是圣人，你***侮辱了圣人，国家当然会有很大的灾难。不过虚云老和尚也有考虑欠周之处，佛法普度众生，是***要皈依你，拜你为师，不是叫你拜他为师，还分什么大小？你就到武汉去一趟又怎样？”
我说：“***若真皈依了佛教，中国的历史就要重新写了。”
“那是肯定的，***若能接受佛法，对国家的治理一定会更好。实际上呢，***是个好党，但它说不信佛，自己把自己给孤立起来了。这一点，将来随着党的历史的发展，也会修改。”
“你当书记时跟佛法就有接触了？”
“是的，我当书记时，跟佛法已有所接触。那时我们部里在北京开会啊，在香山开会啊，香山有碧云寺、卧佛寺，或在五台山开会参观啊，在镇江开会啊，凡到一个地方，只要有寺庙，我就到庙里去看看。我跟佛有缘。”
我问他家里的情况。
“我家里？老太太还在，我退休工资都给她了。”他说起家里，口气变得平淡如水。“儿女都上了大学，有了工作。老二在我们矿里当副矿长，大儿子在赣州当科长，小儿子在广州读大学，两个女儿在深圳工作……”
我问他学佛修行，出家与在家有什么不同？
“这个么，‘宁在深山睡大觉，不在城市办大道’，这样说有一定的道理，但也不是绝对的。出家与在家，出家修当然好，在家修也好么。一知苦，去念佛，一知死，去念佛，只要有智慧，看破了这个世界，如影、如画、如梦、如幻，就觉悟了。除了自己离苦得乐，主要还要普度众生，救人。这样做，在哪里都一样，关键是心出不出家……”
第二天下午，我跟法安师又作了一次访谈。这一回，请他详细谈谈他个人的经历。
“关于我自己，那都是过去的事了，没什么好多谈的嘛。”他淡淡一笑，但还是大大方方回答了我的许多提问。
“老家在农村，出身贫农，父亲是老八路，家里还有母亲和一个弟弟。我们那儿建立抗日根据地，叫我作七个村的儿童团长。”
“噢，是个红小鬼哪。”我说。
“是红小鬼。”他说。“站岗放哨，写大标语，斗争地主，等等。以后参加淮海战役。四八年，东北解放，我去东北钢铁公司当了工人。五十年代中期，调到北京。国家成立核工业部，因为我出身好，革命家庭，把我调去核工业部某铀矿工作，总支书记兼坑长。曾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和学毛著标兵。后提拔当党委副书记兼第一副矿长，一直干到退休。”
我问：“矿的级别不低吧？什么级别？”
“矿是地区级，下面是处。”
“那你是副局级喽？”
“对。”他放低了声音说。“下面分处，中层干部都是正县级。”
这就是说，像大余县县长这样的“官”，在他们矿里也只能排在中层干部这一档呢。我说：“副局级也算是高级干部啦。”
“以后学了佛，对这些都无所谓了……”
我问，到底是什么机缘，使他对佛学、佛法产生兴趣的？

他告诉我，八二年，他去山东济南开会，开完会，去泰山旅游，见到泰山经石峪上刻着《金刚经》，便叫一起开会的一个处长把刻在石壁上的这部经文读给他听。一听之下，顿感如雷灌耳，全身震动。从此他天天诵读《金刚经》，跟这部经文结下了不解之缘。
“头一次看《金刚经》，就觉得这里面有大智慧啊。”他不无感慨地说。“人，坏就坏在‘我’上面，有了‘我’，就有偷啊、抢啊、做种种坏事啊，国家打仗也是因为这个‘我’，如果没了‘我’，一切为大家，那就一切恶事都没有了。‘我’是万恶之源。所以金刚经上说：没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大雄宝殿里竖起金光灿烂的金刚身，赶不上记住这四句偈。”
他说他接着做“十六妙观”，做了一年半，把极乐世界的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好像自己就在极乐世界里面：大地中间铺着黄金，两旁是琉璃玛瑙珍珠，天上不停撒落曼陀罗花，地上有七宝池，沏满八功德水，种种奇妙之鸟发出悦耳乐音……当他说起这些，他的眼睛放出光来。他说从此把这世界上的一切都看破了，对那个“书记”再也不感兴趣，在赣州佛教协会会长宗鉴和尚那里皈依三宝后，天天诵经念佛，成为他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五年前，他来灵岩寺出了家。按佛教规定，一般过了五十岁就不宜出家了，但他师父觉察出这位老年弟子根器非凡，对他说：“哪怕你一百岁我也要！”师父今已八十几岁，因身体欠佳，不大管事，请他担任副主持，管理寺院日常事务。
我问：“你身体怎么样啊？”
“嚯，学佛后，身体也好了，什么病也没了。”说到身体，他乐开了口。“过去胃病好严重啊，好多年了，十二指肠胃溃疡烂得像花生豆似的，吃掉四百多副药，都无效。可现在就是吃铁也不怕！过去痔疮好厉害，现在也好了。还有，过去风湿性关节炎，两只胳膊抬不起，现在你看，也好了。现在既没病，也没老的感觉，自在得很。”
“你是脱胎换骨了。”我说。
“是啊，人家都说我这十来年跟十年前没变化，衰老停止了……”
“你是哪一年退休的？”
“八几年，五十几岁就提前退休了。原先我为了党的利益，在工作上是干得很起劲的，夜里也睡不上安稳觉，汽车喇叭一响，就赶紧爬起来，看是不是有小青年偷开汽车。学佛以后，对这世界上的一切，都看淡了，就一次次地写报告，非提前退休不可。一开始不同意，最后还是批了。”
“退休工资打折扣么？”
“不打折，还增加百分之十五，我全部给了我的老伴了……”
哦，不打折，还增加百分之十五！我明白了，不愧是四十年代的“红小鬼”，他属于离休老干部，所以才有此待遇啊！
“那你的党籍呢？”
“当然***。打了报告，拖了我一年。一开始上头无论如何不同意，还一定要我去管‘退休办’，我坚决不干，最后也只得随我了。”
回到上海，这位离休干部***出家的事迹令我难以忘怀。我写了一篇《老革命为什么出家》，希望能让更多的人受点教育，不过，却找不到愿意发表的地方，只能敝帚自珍、束之高阁。有一次，我一个姨妈来看望我母亲，这位姨妈倒是个经常念经吃斋之人，我就把这篇文章打印了一份，送给她看看，她拿回去又复印几份给常跟她往来的老太太们传阅。几年后，偶尔听人说起，有家河南出的《佛教文化》杂志上刊登了《老革命为什么出家》这篇文章。经了解，这是河南省台前县佛教文化学会出的一份内刊，该刊主编辗转看到这篇文章后，很感兴趣，鉴于文章主角是个局级干部，不敢造次，怕出差错，还特地去江西大余做过调查，经核查情况属实，这才在九九年六月号（总第四十一期）上登了出来。《佛教文化》系免费赠阅，印数不多，此文刊出后，据说影响颇大，许多认识不认识的读者纷纷索要这期杂志，于是他们又加印了六千册。
关于这位法安法师所说周总理为虚云老和尚皈依弟子，毛主席也一度想皈依虚云的故事，近年来网络上也时有提及，可是这个故事的出处，除了引自《老革命为什么出家》一文，似乎还没看到有谁站出来提供一点新的佐证。我在那篇文章里说：“这真是一个美丽动人的故事，不管是真是假，经他娓娓道来，更显得美丽动人。”今日或许仍难以证实真假，但网络上既然有人在传，这至少反映出今日网民企盼国家最高领导人能善待佛教的一种期望吧。
还有，这位老革命说的“***是个好党，但它说不信佛，自己把自己给孤立起来了。”这话说得不完整，今日***确实自己把自己孤立起来了，但自我孤立的原因不仅仅在于它不信佛，更在于它背弃了它自己曾经大力呼吁过的反对独裁专制、争取民主政治和新闻自由、缩小三大差别及贫富差距等一系列政治主张，昔日提倡的“为人民服务”，今日已变成不折不扣的“为人民币服务” 和为特权阶层服务。一个人，如果言而无信、出尔反尔、弃善从恶，还能得到别人的信任和尊重么？更不要说是一个明明干了许多坏事丑事却不肯承认还偏要把自己打扮成一个一贯伟大光荣正确的救世主了。




三十六．闯进了觉囊派的大本营
九五年去了一趟色达，回到上海后，那高原上碧蓝碧蓝的天，那蓝天下雪白雪白的云，那蓝天白云下满山遍野密密麻麻的小木屋，每常在我心中泛起阵阵涟漪，我觉得自己的心仿佛已留在了那里。两年后，我带上《宁玛的红辉》打印稿，再赴色达，准备去佛学院征求一下意见，并补充一些新的内容。
到成都后，我先去看望济尘法师。早先曾听说师父在温江金马修建一个寺院，赶过去一看，那里已经停建，满目荒芜，人去楼空。第二天一大早又赶往师父常驻的彭县丹景山金华寺，也不在，告知正在关口九陇镇修一座“佛山古寺”。下午赶到九陇镇，果见那里有个规模不小的“佛山古寺”正在建设中。在当地一间极简陋的小屋中，见到了他老人家。师父叮嘱了我不少话，叫我住两天再走。晚上，在住地遇到一位来向济尘法师求法的智光法师，三十岁，东北人，刚从青藏高原上下来，身披红色藏僧袍，皮肤晒得黑不溜湫，猛一看，活脱脱象个藏喇嘛。他告诉我，日前不仅在色达五明佛学院拜见了如意宝法王晋美彭措，还在壤塘藏瓦寺拜见了一位觉囊派的法王云登桑布。云登桑布法力深厚，有人去世后，他为死者念经超度，死者不仅头上开顶，还有头发掉下来呢！
听他这么一说，我当下决定，去色达之前，定要先去壤塘拜见这位能令死者开顶落发的觉囊派法王。
成都西门车站，无直达壤塘的车，三十座扬州亚星，七点开车，晚上七点半到达终点马尔康，天空中太阳犹未落下。马尔康是阿坝州州府，在一条中心河两旁，州委与州政府大楼对峙，楼高七层，釉面贴墙，大幅玻璃，气势颇威严。办公大楼旁，建有数幢在当地属于质量较好的公房，显然是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宿舍。商业街上，多是一家连一家的小店，顾客稀疏。录像室的生意倒是很好，几乎坐满，多是年轻人，晚十点以后开始放X片，刺激镜头频频出现，观众个个屏声息气、目不转睛，有穿红色僧衣的喇嘛，看得亦十分投入。
早上去长途汽车站，问售票处，说是九点左右有车开往壤塘，等到十点半，仍无车来，再去售票处问，说是现在没车来就不用等了，明天这时候再来吧。第二天上午，九点三刻车来了，购票上车，十点半开车，路况甚差，有几处山体塌方，乘客下车，司机将空车勉强开过去，晚上七点半抵壤塘。投宿县政府招待所，收费便宜，单人间十五元，一个大床，一个黑白电视机，还有桌椅沙发，电炉、热水瓶等，屋内空气很难闻，大概很久没人来住了。用水要跑到院子里去，水管从山上引下来的溪水，不停地流，虽是夏季，冰冷刺骨。
第二天早上，我上街打听，这儿可有个藏瓦寺？可有个云登桑布活佛？问了几个人，都不甚了了。这时，迎面走来一胖一瘦两个穿红色藏袍的年轻僧人，我拦下那个胖的问：“请问您可知道藏瓦寺在哪里吗？”那胖僧能听懂汉语，只是说得不大流利，反过来问我：“你从哪里来？为什么要去藏瓦寺？你咋知道云登桑布？”原来，他俩正是藏瓦寺的僧人，胖僧名叫旺扎，瘦的叫特登西勒，青海有个新建成的寺庙，想请云登桑布上师去那里主持开光活动，他俩是到县上来给青海打电话的，但没打通，看来他俩今天回不去了。胖僧说，从县城到中壤塘乡藏瓦寺有七八十里路，不通班车，他可为我留意一下，若有去那里的卡车或拖拉机，他来叫我。大约过了两个小时，旺扎找到我说，有辆手扶拖拉机要经过中壤塘，可把我捎去，但拖拉机颠得厉害，愿不愿意跟去？我说好哇，总比干等在县城好。十一点半，拖拉机开出县城，到城外装上满满一车松树枝，堆得比人还高，我就坐在高高的树枝上。拖拉机一路颠簸，直到下午六点多，才到中壤塘乡，我下了车，拖拉机又突突突朝前开去……
就这样，我来到了中壤塘乡，来到了藏瓦寺，跟觉囊派结上了殊胜因缘。
觉囊派是藏传佛教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教派，曾与宁玛派、噶举派、萨迦派、格鲁派并称为藏地最有影响的五大教派之一。元朝皇帝曾专门派使者入藏邀觉囊教主进京授法，其时觉囊派寺院遍布卫藏，盛极一时。明代觉囊派得到中兴，其影响力从西藏发展到今四川阿坝、甘孜和青海果洛等地，皇帝曾赏赐给觉囊派宗师大量领地和珍稀物品。明末清初，五世***喇嘛（1617-1682）在西藏占据了统治地位，出于政见和教义上的因素，迫使觉囊派改宗，将觉囊派寺院改为格鲁派寺院，觉囊派主寺达丹丹曲林寺改名为噶丹彭措林寺，对不肯改宗者则予以驱逐，一夜之间，觉囊派似乎就销声匿迹不见了踪影。随着岁月流逝，后世对觉囊派已鲜为人知，连有些近年出版的史书都断言：“到十七世纪后半期，觉囊派就不复存在了”。
而实际上，觉囊派一支最重要的有生力量在今阿坝州一带得以保存下来，壤塘县中壤塘乡的藏瓦寺、曲尔基寺、泽布基寺三所寺院，成为觉囊派的一个大本营。目前藏瓦寺有僧人一千多，加上曲尔基寺、泽布基寺几百僧人，超过全乡人口一半，在一个乡里，出家人比在家人还多，这种现象在大陆中国几乎是绝无仅有的。
不过，藏地寺院跟汉地的有所不同，僧侣通常过得不是集体生活，除了偶尔集中在大经堂里共修佛事，平时每个人都住在自己屋里，吃饭睡觉自管自，只要不穿僧装，根本看不出是不是个出家人。而且，大部分僧人的住房跟当地老乡混居在一起，都是一样的土屋，你也无从分辨住在里面的是不是个出家人。这几所寺院按规定上报政府部门的僧侣名单，为实际人数的几分之一，刚好在政府限定的范围内。这个地方的生活方式，跟一千年以前没多大变化，基本上还没用上电，交通也很不方便，好像是个被人遗忘的角落。国务院曾在一九八四年将全国二千几百个县中的一百四十多个列为“贫困县”，后来为了突出帮困重点，又将其中的二十三个列为“最贫困县”，壤塘即为这二十三个中的一个，还是排在最后面的。或许，正是这种表面上僧俗不分的现象，以及它极端的贫穷落后，构成了一道天然的防护墙，让觉囊派的脉系能突破长期困境连绵不断延续至今。
壤塘觉囊派大本营的领头人，是藏瓦寺第十任金刚上师云登桑布（1928-2002），一位持戒严谨、法力深厚、学识丰富、道德高尚的当代高僧。“文革”刚过去，气候乍暖还寒时，云登桑布以他的智慧和直觉，洞察到觉囊派一个千载难逢的春天将要来临了。他当仁不让地站了出来，率领当地民众修复被损毁的三个寺院，家家户户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牛、羊、马、青稞、酥油、现金及家里劫后残存的金银铜器，毫不吝啬地贡献出来，很多人甚至把全部家产的三分之一、二分之一乃至一大半都献给了佛菩萨……
一九八七年，以往很少出门的云登桑布上师去了趟北京拜见班禅大师。他的衣饰极普通，从外表看一点也不显眼。但当班禅走到云登桑布面前时，尽管还不认识他，却被他与众不同的气质吸引住了，主动停下，以双手搂住云登桑布的肩，将额头紧紧贴在他的额头上。当班禅得知壤塘觉囊派的情况后，非常激动，请云登桑布上师为他灌了时轮金刚的顶，并请上师一定要把觉囊派的见地写出来。就是从这时起，人们才逐渐地知道了，原来，藏传佛教中的觉囊派并没灭绝，几百年来它的法脉一直绵绵不断传承到今天。藏传佛教领域里一个教派的诞生或复出，是一件多少对世界也有影响的大事，而云登桑布，就是在当代引领觉囊派从沉寂走向复出的伟大导师和舵手。
后藏江孜地区有位老喇嘛拉玛义西，多年来访见过藏地最出名的一些高僧大德，当他来壤塘访见云登桑布并交流了修行中的一些境界后，对云登桑布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对一个前来向他求法的喇嘛说：“释迦牟尼佛一生中转了三***，至高无上的法是第三转了义***，它的核心是中观他空见。在现今时代，真正能够透彻讲解中观他空见的，只有一个人，他就是康区的云登桑布上师。现今时代能言善辩的人不少，但若修证没达到一定的境界，不可能把它讲清楚，云登桑布上师不管在理论上还是实际修证上都已达到至高无上的境地。”
云登桑布在中壤塘的住宅非常简陋，跟普通民宅没什么两样，甚至比有些强劳力人家的房子还不如。他的生活方式、衣食住行也非常简单，他把所有可支配的财产都用在修建寺院、镌刻经版等佛教事业上去了。
我到达这里后，云登桑布上师应我的请求，把觉囊派的有些情况对我做了简略介绍。一位三十多岁的多尔吉喇嘛，身材魁梧，力壮如牛，曾在阿坝州黑水县读到高中毕业，能说一口流利汉语，为我们当翻译。
当我问云登桑布上师，现在汉地有不少人对密宗很感兴趣，应该怎么看待这一现象时，上师回答说：“根据目前的形势，汉地相信密宗的人比过去多了，我对此感到高兴。但是，汉地对密宗有兴趣的人大致分两类，一类是为了获得世间的名誉和财富，修学密法无非是为了修得一点神通，对这类人我并不欣赏，也不欢迎他们来这儿；另一种人是真正看破红尘，对世间已产生出离心，佛法的根基也比较正，这种人要来这儿修学密法，我是欢迎的。有的人，跑很远的路到藏地求法，也能呆下来吃上几年苦，修到一点神通，然后回到汉地去凭这点神通谋求更大的名誉和财富，对这种人，我不仅不欢迎，而且在适当的时候还要以一定的方式点穿他。”
当我对上师表示：过去我听都没听说过壤塘这个地方，对觉囊派也知之甚少，回去以后，我会写文章介绍一点这里觉囊派的情况。
上师说：“你能到这里来，我非常欢迎。你想写文章介绍觉囊派，让更多的人知道今天还有这么个地方，这是并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有几本介绍觉囊派历史和觉囊派教义的书，如《觉囊派教法史》、《觉囊教法总义》等，如果能用很准确的语言，把它们从藏语翻译成汉语出版，这就是对觉囊派最好的弘扬了。”
这两本书，《觉囊派教法史》是云登桑布上师的师父——也就是藏瓦寺第九任金刚上师阿旺·罗主扎巴的著作，《觉囊教法总义》，则是云登桑布上师本人的著作。《觉囊派教法史》后来我看到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许得存的汉译本。《觉囊教法总义》是否有汉译本出版就不清楚了。
云登桑布还说：“在藏地，有不少致力于讲经传法的大德，也有不少建造寺院和佛塔的行为，这些，都是必要的，也是很好的。但真正能对佛法的传播和长久驻世起作用的，还是要靠佛经。你建造一座很大的佛塔或坛城，对你个人来说，确是积累了一笔很大的资粮，但对于佛法的长久驻世，却不一定有印经那么大的作用。我们现在镌刻几位觉囊派上师的经版，正是为了有利于佛法的长久驻世。另外，刚才我已经说了，我还希望能把更钦·笃布巴、多罗那他和阿旺·罗主扎巴全集中最重要的著作、他们有关明心见道方面最重要的论述，从藏文翻译成汉语出版，毕竟，藏人数量少，汉人数量多得多，而且，国外也有不少人对藏传佛教有浓厚的兴趣，通过汉译本还可转译成英语或其它外国语。”
在结束这次谈话前，我对上师说，这次来到壤塘，本来还想请上师传个法，回去自己修，听说上师过两天就要去青海，不一定有时间了，能不能一般性地就汉地弟子如何修学密宗提一点要求？
上师点点头，把他的手置我头顶上，一股热流，就像有一种微微的触电感，顿时流注我的全身。他说：“修学佛法，并不是修学外面的什么东西，首先是修自心，修自心相续。修自心，简单地说，也就是修你的心灵美，这是最重要的。在身、口、意中，意是最主要的，身、口是意的随从、侍者，你的意怎么想，身、口就会跟着去做。把你的心修好了，把你的道德修好了，一切外面的东西，身、口等等，自然也会转好的。在身的方面，要做到不杀生、不盗窃、不邪淫、不诳语。第一不杀生，就是不杀害、不损坏哪怕最细微的一个众生的生命；第二不盗窃，就是不经主人同意不可将任何财物哪怕是最小的一针一线占为己有；第三不邪淫，完满地做到这一条那就是出家人，对在家居士来说，除了自己的妻子以外，不可跟其她女子有任何性关系；第四不诳语，打诳语也有大小之分，大诳语，你明明没有看到，却说你看到了这户人家有什么什么妖魔鬼怪，我用什么什么方法来消除你家里的妖魔鬼怪等等之类的胡言乱语，这就是大诳语，一般的诳语，就是平时有人问你什么，你不是实事求是地回答别人，甚至故意说假话。戒除杀、盗、淫、诳，这就是修学佛法、进入佛门者必须恪守的四大根本戒……”
上师最后对我说：“你有这个因缘，既信佛，又写文章宣传一点佛法，这很好。从你个人学法修法来说，最大的法，莫过于树立起真正的菩提心，到一定的时候，自会生起一定的境界……”至此，他方把他摩在我头顶上的手放了下来。当上师的手置于我的头上时，那充满灵力的热流，不断注入我的身心，真如醍醐灌顶，妙不可言。
在藏瓦寺，当时有来自东北、湖北、陕西、江苏等地七个汉人在修学觉囊派的法，我一一结识了她（他）们。
来自东北的有三人，都是女性。智悟，四十来岁，在这里出家才一个多月，前面智光所说，就是她的母亲，因高原反应在这儿去世后，云登桑布上师为亡者念经超度，死者当场就开了顶，后来又两次有头发掉下来，掉发面积比铜钱稍大些。智悟把掉下的头发珍藏起来留作纪念，应我的请求，还拿出来给我看过。在藏传佛教中，有一种修法叫“破瓦法”，一般要在金刚上师直接指导下修，快者三五天，慢者十天半个月，修成后头顶上会出现一个凹陷的小坑，谓之开顶，可插入一根吉祥草作验证，以后顶门又会慢慢愈合，据说人死时神识从这个通道出去比较便当。活人通过修炼头顶出现一个小坑，这一现象对常人来说已有点玄乎，人死后通过别人念经念咒而令其开顶脱发，这无疑更为不可思议了。不过，听藏地的活佛与堪布说，破瓦法在密宗的修炼中只是一种很一般的法门，修行者临终肉身化成虹光全部融入虚空，这才是真正大成就呢！
丹碧尊妹，一个从小娇生惯养的东北小女孩，以前对什么叫信佛什么叫皈依都不懂，就凭着对佛菩萨一颗天生的欢喜心，硬是闯进了寺庙的大门。她出家以后，遭遇到一次次磨难，而每次磨难都砥砺她更刻苦地修行。她曾经狠狠心剁下半个手指，燃指供佛，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剁掉的半截手指过了个把月居然又长了出来！佛教推崇施舍行善积累功德。施舍，最常见的是财产施舍，但财产只是身外之物，故财产施舍又称施外财；最高的施舍，则是人之自身，头目髓脑，皆可拿去，称为施内财。在《大方便佛报恩经》里，就记载了须奢提太子以身上的肉活活割下来供父母维持生命的感人故事。但常人生命只有一次，把命施舍出去了，拿什么来修炼？于是有了断指燃疤，以此证明发菩提心的真正决心。藏地实行天葬，色达有天葬台，我去看过。人死后，将尸体背到天葬台，扔给秃顶鹰鹫，吃得干干净净，连骨屑也不剩，既让死者最后一次积累了大功德，又有利于环境保护，不占地，无污染，真是功莫大焉。
年前，丹碧尊妹来到壤塘，正好赶上云登桑布上师举办时轮金刚法会。法会结束，各地来人都回去了，云登桑布上师把她留下来，允许她和这儿的藏僧一起闭关修行。此举意义非凡，在壤塘觉囊派历史上，她是头一个从汉地来此闭关的比丘尼。今年初，云登桑布上师指定一个喇嘛教她藏文。她学藏文的速度快得惊人，她向我描述：“我自己也不知怎么回事，每当上师给我灌顶时，我虽闭着眼睛，眼前却有大马路上霓虹灯那样的光线在闪烁，在闪闪烁烁的光线里，一行行半透明的藏文字母自动显现出来……”这或许意味着她通过本人不懈的努力，加上上师的加持和相应，她的修行又踏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无念，是个身世颇不寻常的比丘尼。她出身在东北一个鲜族家庭，出生七天即夭折，被扔到雪地里冻了一夜，有个过路人捡去，居然活了过来。七八岁时，患上重病，养父母带她四处求医，收效甚微，梦中来了个白胡子老人，治好了她的病，还教了她许多神奇功夫。之后，又有数位空中高人异士传授她种种特异本领。十几年前，她又身患重病，在病床上躺了一年，到后来半个月不吃不喝，直至一命呜呼。可她到地狱里跑了一趟，三天后又苏醒了。虽然活了过来，那幽暗地府中的种种场景犹历历在目，浑身依然疼痛难忍。她在心里默默发了愿：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救救我吧，如果您能救我脱离苦海，我一定以我全部身口意来报答您的慈悲！发愿之后，果真有菩萨进入她的梦境施救于她。她病好以后，就剃发出家了。她在东北地区已小有名气，不少人想找她，或想拜她为师，或想找她看病，或想求她驱邪，或想请她卜卦问事等等。
我在壤塘遇到这位比丘尼时，她已经在这儿呆了近半年，就借住在云登桑布上师对面的一个小屋里。推门进去，里面光线很暗，黑不咙咚的，底层好像放着些柴火工具之类，顺着一根半圆状凿出踏脚的原木爬上二楼，无念将蒙在窗上的一块白布取下来，屋里这才亮堂了。她头皮剃得铮亮，白里透青，胖乎乎的脸蛋显得有点圆，两道细眉下面，一双乌黑的眼睛很有神。身穿一件红色圆领棉毛衫，披一袭红紫两色藏坎肩，下面穿一条酱红色藏裙袍，完全是一副当地觉母【即藏地尼姑】打扮。初次见面，就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而没有陌生人的那种隔膜感。听她讲起她那坎坷曲折充满辛酸的身世，跟她的距离好像又靠近了。
我问她，觉得壤塘这个地方怎么样？
她回答我：“很好，觉囊派的法，非常殊胜，是世界上很少见的，法王云登桑布上师的修行，非常了不起，像觉囊派这样的教法和法王云登桑布上师这样的大修行者，在今日已不多了。”
我问：“来这儿，生活上还过得惯么？”
她说：“出家人，哪里过不惯？当然，这儿的条件比汉地是要艰苦些，不过，能学到觉囊派这么殊胜的大法，再艰苦也值啊。”
她说，她是天上的一片云，喜欢自由自在，随风漂荡，目前甭叫别人去找她，就是要找也找不到，到一定的时候，有缘者自会相遇。
我离开壤塘以后，有时还跟她保持一定联系，她在修行上给了我不少指导和帮助，我长存感激之心。
武汉来的何老师，五十几岁，来之前是武汉市政府商委干部，业务能力很受上级赏识，生活条件不用说也是很优裕的，他来壤塘，是因为患有极严重的心脏病，最好的医疗设施都用上了，医学专家一致断定他活不了几年，听一个练气功的同道说，壤塘有个大活佛将举办一个灌顶活动，灌个顶，肯定能长功力，对身体也肯定有好处。于是，武汉市五六个以气功为纽带走到一起来的同道，结伴来到这里。
从成都到壤塘的六百公里山路，长途汽车足足开了两天，一路上翻山越岭、盘旋颠簸，等车子开到壤塘，几个人累得都快趴下了。在县委招待所休息了一天，花钱包了一部汽车，把他们送到中壤塘乡。
这个地方的贫困令他们吃惊。家家户户住在泥土垒成的土屋里，许多人家是真正的家徒四壁，没有电灯，没有床，没有桌，没有椅，只有一只炉子，一只水桶，一两只锅子，几只碗，终年靠青稞粉和一点酥油裹腹，有的人甚至连青稞粉也不能吃饱。
云登桑布上师热情欢迎他们的来访，吩咐管家，尽最大努力安顿好这批汉地来的稀客。
在管家安排下，屋子腾出来了，火炉点起来了，为他们搬来了干燥的木柴，帮他们拎来了清冽的冰水，还给他们送来了青稞粉、酥油、卷面、土豆、蜡烛和羊皮褥子。
可是，在大城市生活惯了的人，尽管来之前对藏区条件之艰苦已有一定思想准备，却无论如何想不到这儿的条件会艰苦到如此地步。大家将就着和衣在地上睡了一夜，第二天一起来，有的人真恨不得马上逃离这里。
上午，因为天冷，大伙儿都在屋里围着火炉取暖。忽然，从外面传来嘁嘁喳喳呼叫声，好像发生了什么异常事情。他们出去看看，只见乡民喇嘛们三三两两站着，都抬头往天空中看什么。大伙儿也往空中望去，这一望，个个屏声息气、目瞪口呆，如泥塑木雕一般，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来。只见蓝色的天空中悬挂着五个明亮的太阳！中间一个大太阳，四周四个小太阳，排列十分对称，且有彩虹环绕。何老师对我说，这一美丽而奇特的图案，很难用语言描述出来，如果打个比方，大太阳像射击场靶纸上的实心靶心，那围绕着它的彩虹就像是靶纸上三环或四环的圆环，而围绕小太阳的彩虹就像是最外一圈的圆环。过一会儿，围绕小太阳的大彩虹由圆形变成了方形，不折不扣的方形！再过一会儿，大彩虹不见了，五个太阳分别被一个个小彩虹围绕在中间……这一前所未见的天象持续了两三分钟，然后那四个小太阳及五轮彩虹像电影中的淡出淡入一样，慢慢地变淡，变淡，最后消失在朗朗苍穹中……
到这儿来的汉人，再无一人抱怨这儿条件太差，再无一人想马上离开这里。
他们后来了解到，天空中出现五个被彩虹围绕的太阳，是显现了藏传佛教中极为殊胜的时轮金刚坛城像。当地喇嘛都说，在壤塘的历史上，很少有这么多汉人集体来这儿求法，你们到这儿第二天，空中就出现了坛城，这也许是老天爷表示了对你们的欢迎？
何老师的心脏病经云登桑布上师灌顶和调理后有了明显好转。去年他一个人再来壤塘，呆了四个多月，身心进一步发生变化，对佛教的认识大大超越了原先练气功时那点皮毛，对云登桑布上师深藏不露、偶尔显现出来的超人智慧和力量，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庆幸自己在耳顺之年有缘听闻到了真正的佛法，他看到一个全新的世界展现在自己面前。回到家里后，没过几天，便觉得浑身越来越不自在，好像缺了点什么东西。缺了点什么？想来想去，他悟出来了，缺失的是青藏高原上那片脱俗的清纯和宁静，在那无任何外界干扰的黑幽幽的土屋里，独自一人，静静打坐，全身心沉浸在一片光明和喜乐之中……他再也不甘心在过去的那个浊世中继续沉沦，将家里的事安排好后，今年四月，他第三次来到这里，在云登桑布上师座前出家了。
何老师对我说，社会上为什么有些人把佛教视为迷信？因为这些人根本不懂佛理，不知道佛法为何物。佛教决不只是烧个香磕个头，当然烧香磕头也有它一定的道理；修佛也决不只是修来世，它首先修今世；佛法也并非某些人以为全是虚无飘渺的东西，它有很多确确实实的存在。过去他读《米勒日巴传》，书中的很多描述理解不了，以为是少数民族流传下来的民间故事。“现在，结合上师的传法和自己的修行，我才弄懂了。”他笑着说，“米勒日巴修持到后来，他的神通可厉害了。你看，他想飞就能在天上飞嘛！那都是非常真实的事。今日的云登桑布上师，他的神通也很大，用世俗的眼光来看，很多都是不可思议的，但也都是实实在在的。当然，佛教不提倡显神通，上师也不喜欢讲神通。”我问他什么时候回武汉去？他说目前还没想过，今后，到时候听上师的安排吧。
壤塘之行,让我跟觉囊派结下了不解之缘，离开壤塘后，有关觉囊派的种种传说仍常在脑海里浮现。一年后，我去了一趟西藏，到拉萨后，特地去拉萨西南四百几十公里处的拉孜，寻访觉囊派的祖寺觉囊寺和它历史上最大的道场彭措林寺。我到彭措林乡时，那里刚发生过一场泥石流，全乡严重受灾二百多人，死亡九人，很多房屋顷刻间被汹涌而至的泥石流冲淹得荡然无存。对这场灾害，国内媒体没做任何报道，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只有建在半山上的寺院敞开大门，让二百多无家可住的乡民住进来，帮助他们度过受灾后最困难的阶段。
彭措林寺建于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原名达丹丹曲林寺，意思是“吉祥永固圣法洲了义乐园”，当时建有殿堂二十座、僧房百余间，住寺僧多达二千五百人。清顺治六年（1649），五世***喇嘛令觉囊派改宗格鲁派，达丹丹曲林寺易名为“噶丹彭措林寺”，简称彭措林寺，成了一所格鲁派寺院，一直沿袭至今。原寺已毁于“文革”动乱中，现在所见彭措林寺是前些年新建的。
我以壤塘之行的基本素材，撰写了一部长篇纪实作品《走近当代觉囊的法王——今日香巴拉圣域寻访记》。初稿写成后，听说云登桑布上师被去过壤塘的焦氏姐妹请去哈尔滨了，我便去了趟哈尔滨，征求主人公的意见。又见到了云登桑布上师，上师对我勉励有加，我把打印稿交给了这几年一直陪在上师身边的健阳活佛，他是上师培养多年的接班人。几天后，再去上师那里，得到主人公的首肯，我的心才放了下来。上师说，不要对他个人做什么宣传，尤其不要写他的什么神通，世间求法学法者若执著于神通，会影响对佛法的正信正见。对什么事都不要执著，都要看缘份，因缘不够的事不可勉强，因缘成熟的事自会水到渠成……
应我的请求，云登桑布上师为这本书写下几句开首语，健阳活佛在友人帮助下将它翻译成了汉语：

前出历史持水亮鼓隆，
贤言细语大地松石同。
教证白莲吐蕊溷不染，
祝愿具净六足润宇丛。
——应陈晓东先生之请而作此偈
阿旺·云登桑布
公元一九九八年十一月

健阳活佛说，上师写的这几句偈语，用的是古藏语，类似于汉语中的古汉语、文言文，虽然看上去没几行字，若没相当的文字根底，是绝对写不出来的，你用藏语来读它，富于音律，朗朗上口，就像在诵读一首隽永典雅的古诗。偈语里写到的云啊、龙啊、莲花啊、蜜蜂啊这些最平常的东西，使用的都是古奥而带有特定佛教色彩的语汇，他和友人费了很大劲，才从藏汉佛教大词典里查到这些语汇的涵义：
1．持水：云的异称。
2．亮鼓：龙的异称，谓龙吼若鼓，声震云天。
3．松石：绿松石，又名松儿石，是一种宝石。
4．六足：蜜蜂的异称。
云登桑布上师积多年之力，刻制觉囊派前辈宗师的著作，到九九年，更钦·笃布巴、多罗那他和阿旺·罗主扎巴三位大德的全集已镌刻完毕并精心印制了三百套。是年藏历八月，在当代觉囊派一致拥戴的法王云登桑布主持下，在藏瓦寺举行了经书开光大法会。举凡当今觉囊派在世的几乎所有重要人物，以及五十几个觉囊寺院的众多弟子，不远百里千里，一个个都风尘仆仆，从雪域各地赶来了，尕多河前宽旷的大草坪上，四周搭起许多帐篷，中间空地上坐着无数身着红色僧服的喇嘛们，在明亮的阳光下，看上去红彤彤一片，象一泓红色的湖水，十分壮观。
法会开得非常圆满，出现不少殊胜景象。云登桑布上师对法会圆满很高兴，他对身边弟子说：“我为这个教派度过了我的一生。我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世界和平，让更多的人懂得（觉囊派）这个道理，以这个为主，促进我们的团结，让人类更美好，让我们超越现实的人生，使之成为真正懂得佛理的圆满的人。我刻了经版、印了经书，对你们的要求是要学习它、继承它。这是我唯一的希望。”尔后，他将许多日常用品都送给了弟子，什么都不留，似乎心愿已了，一副要“走”的样子。这个消息传出来，大家心里沉甸甸的。在青海高僧洛桑·土登尼玛上师率领下，众人为上师念了一天长寿经，祈请上师长久驻世。法会结束，我离开壤塘前一天，云登桑布上师送我一副铃杵留作纪念。我问健阳活佛，这副铃杵看上去有点年头了。健阳活佛说，是呀，上师很喜欢你，把他用了多年的这副铃杵送给你了，就在前两天，他为你们汉族弟子灌顶时用的就是这副铃杵哪。我内心无比激动，在心里再次祈请上师长久驻世，并面对佛像再次默默地立下誓愿……
二○○二年四月十五日(农历三月三)，当代觉囊派众望所归的法主云登桑布上师，在北京亚运村一座寓所中圆寂了，世寿七十四岁。一代大德逝世，天人同悲。早春的北京，一两天里气温骤降五六度，似乎老天也在为大德的离世哀泣。未几，很多北京人莫名惊诧，他们的手机怎么在同一时间都打不通了？事后，北京《中国青年报》等数家报纸刊登消息，说是《昨地球遭遇太阳“骚扰”》云云。而在上师圆寂后第七天，许多北京市民发现，亚运村上空忽现彩云朵朵，伴有光柱冲天，景象叩人心弦，京城里一时传言纷纷。次日，《京华时报》、《信报》等媒体报道说《UFO昨夜惊现市区北部》等等。
在健阳活佛等弟子护送下，云登桑布法体送返壤塘安灵。抵达藏瓦寺后，有十多天时间，几乎每天都出现太阳被光环围绕的胜景。根据广大僧众的心愿，藏瓦寺决定永久保存上师法体。几年后，一尊挺拔精致的灵塔建成了，上师法体被送入灵塔，端坐在顶端镂空的灵龛里，面容像生前一样沉静慈祥，以他恒古不灭的神力，护佑着这片东方香巴拉圣域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

三十七．《宁玛的红辉》出版及查封始末
却说我第二次去色达，半路上闯进了当代觉囊派的一个大本营，由此而跟觉囊派结上殊胜因缘，不能不说是一个意外大收获。但也遭到一点小小违缘，一天清晨，我拿个杯子，找一家烟囱冒烟的老乡家里要点开水，不料一条大黑狗猛扑上来，朝右腿上咬了一口，猝不及防，摔倒于地，刚爬起来，右胳膊又被咬了一口。女主人闻声走出屋子，将狗拦住。我一拐一拐地去乡卫生院做消毒处理，坐凳子上等医生起床，有一刻头晕目眩，差点昏过去，喝了点开水，才缓解过来。
数日后，离开藏瓦寺到了壤塘县城，我曾去县人民医院，询问有无必要打一支防疫针？医生很负责地告诉我，第一，当地的狗很干净，被狗咬的人不少，厉害的甚至咬到骨头，从来没发现得狂犬病的；第二，整个壤塘县，没有一支预防破伤风的疫苗。听医生这么说，我也就安下心来。
县城通往外界的一段公路塌方了，塌得一塌糊涂，车子进不来也出不去。我在县招待所住了整整一个星期，道路才勉强修通。这样也好，权当是在疗养，被狗咬伤处已基本痊愈，走路无碍了。
在县城搭上一辆青海开来的吉普车，将我捎去了色达。像上一次那样，到色达后，也是先去香根活佛家住了两晚，然后再去五明佛学院。
我把带去的《宁玛的红辉》打印稿交给了丹真嘉措活佛，请他提提意见，更紧要的是，希望他为这本书写个前言。丹真嘉措是五明佛学院副院长，六七年出生于阿坝州红原县，是当地最大寺院麦瓦寺一位大堪布的转世，虽是家中独子，十六岁就出了家。“文革”过去，麦瓦寺修复后，要迎请丹真嘉措去当主持，他觉得自己太年轻，婉言谢绝了。二十岁那年，他去五台山朝拜，在菩萨顶遇到了正率众朝山的如意宝法王晋美彭措，两人都觉相见恨晚。在法王力邀之下，丹真嘉措担任了五明佛学院副院长，成为如意宝的左右手，之前，五明佛学院只设一个副院长，那就是来自道孚年近四十的龙多活佛。
丹真嘉措长得眉清目秀，说起话来轻声轻气，待人接物彬彬有礼。他极聪慧，为了便于汉藏交流，无师自通，自学汉语，没多久就可跟汉人进行沟通了。他对母亲十分孝敬，来喇荣山里的五明佛学院后，不管多忙，每年都要抽时间回红原看望一次母亲，后来还把母亲接到学院住上一段时候。上次我去五明佛学院时，他得知我想写一本介绍学院的书，十分高兴，鼓励我一定要把这本书写好，还一再说要多写法王和到这儿来的学员，还介绍我去采访了一个遇见过山神的峨钵喇嘛。
我把稿件交给丹真嘉措活佛后，他把广东来的一位居士朝晖叫来念给他听，念了个把礼拜才念完。我再去丹真嘉措那里，他十分高兴地对我说，序言已经写好，是四句藏文偈语，译成汉语，意思如下：

环宇之巅雪域庄严土，
喇荣五明瑰宝大荟萃。
众生心中赐给殊胜乐，
宁玛大法熠熠焕红辉。

色达喇荣五明佛学院副院长
丹真嘉措活佛

为《宁玛的红辉》题序
1997年7月24日
于五明佛学院

他说我书中写到了索达吉堪布、赤诚罗珠堪布，最好请他们也看一下。我说我也是这样考虑的。我请丹真嘉措跟晋美彭措法王说一声，最好请法王也能说几句话。丹真嘉措说那就后天中午，等法王讲经结束后，他陪我去见法王，至于法王是不是愿意讲几句话，他不敢打包票。
两天后，我在丹真嘉措陪同下拜见了晋美彭措法王。法王听丹真嘉措讲了有关情况后说：“你写书介绍五明佛学院，我很高兴。”又问我打算什么时候走？我说过一两天，拟去青海。法王说，过两天要开法会，还有节目演出，很精彩，你可以看看节目再走么。我想了想说，好吧。丹真嘉措请法王对本书读者讲几句话。法王当即说了一段话，丹真嘉措记了下来。我把两年前为法王所拍出现虹光的照片拿出了出来，法王看了很喜欢，问在哪里拍的？我说就在这儿呀。临走，法王为我摩了顶。
过了几天，我去丹真嘉措那儿，他说又跟法王谈起这本书，法王很高兴，但提了一个要求，能不能将跟五明佛学院无关的内容抽出来，另外出版，不知作者意下如何？我说，书中内容基本都跟五明佛学院有关的，其中只有两节有点分开，一是介绍香根活佛，一是介绍年龙佛父母的，可以进行技术处理，把这两节的内容作为附录放在书后面，这样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丹真嘉措说好的，还说他已把法王上次对读者讲的几句话译成了汉语，明后天还要请法王审定一下。最终经法王审定的这段话是：

我很高兴，作者研究了藏学和五明佛学院的一些情况并作了比较客观的介绍。我希望，继续尽最大的努力，把五明佛学院办得更好，使之对整个世界有所利益。

色达喇荣五明佛学院院长
晋美彭措
1997年7月
于五明佛学院

丹真嘉措说，法王为一本汉人写的书说上几句话，是从没有过的，可见法王对这本书也很重视啊。他又告诉我，前几年也有人拿了一本写到五明佛学院的书稿来找他，请他并要求转请法王写个前言，他看了书稿后，觉得书写得不怎么样，而且作者将自己写得太突出了，他没写，当然更不可能请法王写什么了。
我将打印稿先后送请索达吉堪布、赤诚罗珠堪布征求意见。
索达吉堪布在一天上午讲完课后，忽然对大家讲了一段题外的话，大意是说，有个陈居士，来五明佛学院的时间也不长，但他写了一本介绍五明佛学院的书，文字很流畅，内容也很吸引人，在国内出书，对弘扬佛法、宣传五明佛学院，会起很好的作用。为了感谢他做的这一件事，我送他一条小小的哈达……堪布说到这里，拿出一条他已准备好的白色大哈达，眼睛盯着我，叫我上去受领。我是毫无思想准备，一下子窘住了。汉经堂里几百人的目光互相扫来扫去，最后都集中在我身上。最后我不得不走上前去，收下堪布为我披在脖子上的哈达，并向我真心敬重的索达吉堪布深深地鞠了一躬，又转过身来向全班同学鞠了一躬。大家都拍起手来……
赤诚罗珠堪布看了稿子后对我表示，很好，没什么意见，就是有关天葬的内涵，还可以补充一些。我根据他的意见，加了一小段文字，说明天葬对死者来说也是最后一次布施，最后一次积累功德，有助于让脱离了躯壳的神识更好地往生，这可以说是天葬这一殡葬形式所蕴含的内涵吧。
我借用学院里的电脑，对稿件进行了一些补充修改，拷了两张三吋盘，并重新打印了一份完整的稿件。
离开五明佛学院时，丹真嘉措陪我去跟晋美彭措法王辞别。一到那里，法王就以手掌为我摩顶说：“好，好。”我对法王说，两年前我也跟您说过，我曾发誓要在自己后半生为弘扬佛法贡献自己的力量。法王脸露笑意，置我头顶上的手加重了份量，一连声说：“很好，很好。”我问法王，藏传佛教传向汉地的前景怎样？法王听了丹真嘉措的翻译后，两手紧紧握住我的双手说：“最近我观察了佛法的缘起，藏传佛教传向汉地的缘起很好。当然，缘起是很好，但藏传佛教传向汉地，还需要我们大家的努力，也希望你做出自己的努力。”我表示：“我一定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我希望法王身体健康，长久驻世！”
离开五明佛学院后，我一路搭车，从四川年龙进入青海，在班玛呆了一段时候，到果洛州州府玛沁后，乘上了长途班车，直往青海省会西宁而去。到西宁后，我打听到坐落在铜仁路上的青海人民出版社，自己闯进去，找到了文教编辑室的一位孟主任，一番毛遂自荐，他答应把《宁玛的红辉》打印稿留下看看，并把他的联系电话留给了我。他告诉我，近年出版社经济效益不太理想，有些书稿即便可以出版，还需要作者包销一定数量图书。我说你把稿子看看再说，这本书也许会畅销的吧。
两天后，我跟孟主任通了电话，又去他那里。他告诉我，社里已讨论并通过了《宁玛的红辉》，不仅如此，出版局副局长兼他们出版社的社长曹毓祯，还主动担当这本书的责任编辑！应该说这本书前景很乐观啊！
第二天上午，我再去出版社，跟曹社长就《宁玛的红辉》一书出版的若干具体事宜进行磋商。跟一把手打交道，就是爽快，很快达成共识，关于出书时间，最迟半年内可予出版，关于稿酬，按8%版税支付。曹社长说，以版税方式支付稿酬，这在青海人民出版社的历史上还是头一次，这次就开个头啦。在谈到违约责任时，曹社长担心我回去后会把稿件交给其他出版社。我说：“这样好了，也不讲违约赔百分之几，你违约，你赔作者三千元，我违约，我赔你五千元，你看怎样？”曹说：“好！就这样。”最后他对我表示：“你放心好了，青海有几本书也印得挺好的，我们一定会以最好的质量把这本书出好。”他打电话叫编辑室主任过来跟我签合同，主任不在，他又打电话给总编办公室，交代以总编办公室的名义跟作者签订了一份《图书出版合同》。
这趟青藏之行，以这么一份正式的出书合同为结局，真令我大喜过望。虽然途中曾被一条大黑狗咬了两口，狗牙印痕至今还留在身上，但能有这么大的收获，吃点皮肉之苦又算得了什么呢。
回到上海，我即投入到新书《走近当代觉囊的法王》创作中去，并期待着能早日看到青海出版的《宁玛的红辉》。没想到，几个月后，突然接到青海人民出版社的退稿信。
显而易见，青海人民出版社肯定遭到了某种不可抗拒的压力，否则不可能放弃一本原先指望能赚上一笔钱的畅销书，白白地赔上三千块（听孟主任说，他们平时出一本书的稿费也就两三千块），更甭提出版局副局长兼出版社社长自告奋勇担任本书责任编辑，如此毁约对他岂不也是一件丢脸的事。我弄不明白，这么一本类似高原游记的文学作品，惹了谁啦？我写作的时候，为了能在国内公开出版，已经尽量自我约束，就像王若望说的那样，“下笔如有绳”，凡涉及到所谓“敏感”的内容，尽量绕开，对***视为洪水猛兽的***喇嘛，更是一字不提，其实***喇嘛的影响力在今日藏地无处不在，一本介绍今日高原风土人情的书有意避开***喇嘛，这本身就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缺陷。我已自律如此，可惜仍未能过关，也只有自我叹息了。
过了段时候，经一位赴日留学生推荐，日本《东北风》中文电子杂志刊登了《宁玛的红辉》部分内容，接着有“中华网”、清华BBS等国内外一些中文网站予以转载。因特网确实是个好东西，它在某些人用强力营造出来的铁幕上捅开了一个窟窿，让里面的人可以探出头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有多精彩，让外面的人有机会看看里面的人活得多无奈，更有趣的是它可以让不管里面外面素不相识的人走到一起来。几年后，我自己也办了个网站，把个人撰写的一些佛教文学作品放上去，让有缘之人随意看看。到今天，一晃好多年过去了，当年最早的一批网络读者，有的因阅读《宁玛的红辉》而跟佛法结上缘，有的到现在还跟我保持一定联系，读者喜欢看你写的东西，这对作者来说就是莫大的欣慰。
却说《东北风》登出《宁玛的红辉》后，有位石家庄的读者，主动跑来找我，只要作者点个头，他可以通过熟人在甘肃民族出版社买个书号出版《宁玛的红辉》，具体都由他们来操作。我是求之不得，经历了青海人民出版社毁约波折后，只要能让这本书跟读者见面，不管以什么方式出版都行。
过了两个月，事情发生了戏剧性变化。
本来，在大陆中国，买书号出书是很普遍的现象，这也属于中国国家社会主义特色之一，因为出版社是属于国家统管的，私人不允许染指出版行业，新闻出版署以分配书号的方式，来限定每家出版社每年的出书数量，一个书号可出一本书或一套丛书，若某本书没有书号，那就被称为“非法出版物”，不准进入销售渠道，甚至会被取缔。如此一来，书号就成为一种垄断性资源，出版社往往会将多余的书号卖掉，如果当年的书号不用掉，白白作废不说，说不定下一年还会被削减书号额度。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一个书号的价格，根据出版社的地位和名气大小，大约在一至两万元，现在已涨到一万五至四五万了，丛书号拆开单本卖，一本大概摊到数千元。买书号出书者，有的或是为了满足个人的出书愿望，有的或是出于评职称的需要，书号费加上印刷费，不是一笔小数目，兼之个人出书难以进入国家统管的新华书店销售，这类书一般很难收回成本。
出版社将书号卖给作者或中间人，通常要登记相关信息，配上子烏虚有的人员名单，弄成像本社真的编辑出版了这么一本书一样，并要求对方印好后提供数十册样书作社内备用，最后等主管社长签名认同，这笔买卖就全部完成了。社长对买书号出版的书稿一般翻翻而已，只要内容不“出格”不会惹来麻烦就行。却说《宁玛的红辉》这本书稿最后送到社长赵兰泉手上，他粗粗翻了翻就被吸引住了，等全书仔细读完后，他把经手买卖书号的员工叫来说：这么好的一本书稿，内容好，销路也不会差，干嘛要买书号出？完全应该由我们来出版的呀！这本书的责任编辑就由我来当！
石家庄那位热心人在第一时间把这一戏剧性消息告诉了我。人们常说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这几乎就是一年前青海那一幕重新上演了，这难道不是同一版本的“英雄所见略同”么？不过这一回，我不敢有丝毫大意。既然正式出版，也少不得要办签订出版合同等一应手续，我就尽量利用电脑传真跟对方联系。
九九年四月，该书正式出版，第一次印刷，印数六千册。收到兰州寄来的样书，我总算放下心来。装帧印刷不错，有一定品味，看得出来，社长亲任责任编辑，为这本书没少花工夫。
五月下旬，接到五明佛学院索达吉堪布来信：“您写的著作《宁玛的红辉——今日喇荣山中的一块密乘净土》已经收到，内容写得很好，很适合现代人的读书口味，内容基本符合实际。以后希望能写更多的好书、佳作弘传于世，利益有情。”堪布来信给我以很大鼓励。
其时我还不知道，一个近乎闹剧的大事变，正像一座大山那样朝我压下来。五月十三日，国务院新闻出版署向全国各出版单位发出了一个《明传电报》，矛头直指我这么一个不名一文的小人物，指令各出版社不得安排出版我的著作《宁玛的红辉》。
我是直到五月下旬，才从赵兰泉那里听说此事的。他来电告诉我，此时他正在云南出差，社里打电话跟他说了新闻出版署下令查封的事，他怀疑上头是不是搞错了，作为《宁玛的红辉》责任编辑，他对书稿看得很仔细，没什么问题么，他打算回兰州后再去一趟北京，了解一下究竟是怎么回事。他后来专门请西北民族学院藏语系教授朵藏才旦对《宁玛的红辉》作出了审读意见：

一．该书是一部介绍性、纪实性的通俗读物。作者以第一人称的视角把所见所闻告诉了读者。文字朴实，记实可信，但思想品味一般，即不高尚也不庸俗，似有流水账之感。
二．书中介绍、记录的人与事，都似乎未违背宪法原则、党的民族政策与方针；也未忤逆新时期四项基本原则，符合党的民族政策、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精神。至于对活佛、堪布的推崇溢美之词，作者作为宗教信仰者，也是可以理解的（较之国内电影电视上泛滥的武打片、神鬼片，该书还是严肃的），是属于个人行为、个人情感的渲泄。
三．书中写到的人，不管是高僧还是汉僧，都是普通的公民，记录的是他们的认识境界和精神境界。虽然有所偏颇片面之嫌，但却是信仰的执着而造成的必然。而作者又有所偏爱，取得共鸣，故整部书的格调平平，只是让读者看到了宁玛寺院院墙的红辉是咋回事的，在佛教理论上没有什么新的阐述，也不是理论性的专著。
四．作为介绍性专著，该书有知识性、趣味性、收藏性、欣赏性、学术性等价值，对了解藏传佛教中宁玛教派的过去和现在，其仪轨、教派特色均有重要价值，特别对研究部门具有资料价值。同时，也让读者从侧面看到了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活生生场景，在这一点上，他有着积极的社会效益，反映了我国民族团结友爱、各界和睦相处、民族地区祥和昌盛的蓬勃气象。

七月，我为代理澳洲友人王再兴打个经济官司，去了两趟北京。
王再兴六十年代初毕业于南京药科大学，后去香港、澳洲定居。九五年经该校付校长撮合，王跟南京医药集团合办了一家中外合作企业“南京生命源”。这是一个典型的啃国家肥个人的项目，他们称之为是南药集团的“自留地”，双方约定，一共二百五十万元投资，王拿出一百五十万，任董事长，不用管事，每年保证给其30%利润（即四十五万元），超过30%部分，王领取之后再返回给几个主要的合作者。南药集团总裁李家淼当面对王表示：“我集团公司并不缺这一百五十万，这一百五十万对我公司只是个小数目，别说不会亏，若真的亏了，由我李家淼来赔。”但合作企业成立后，由于南药集团内部出现人事纠葛等因素，李总裁另外搞了块“自留地”，解决了子女出国等问题，原先那块“自留地”弃之不用了，“南京生命源”陷入了困境，王除了一开始拿到过几十万元，后来再没得到原先承诺的高回报。
澳洲悉尼《自立快报》曾连载过《宁玛的红辉》部分内容，王再兴看到后很感兴趣，设法联系上我的弟弟，拿到了我的地址。九八年秋，王回国去南京讨钱，交涉不成，到上海找到我，问我能不能帮他把投入的本金及应得利润要回来，事成之后一定重重谢我。我看这种“自留地”项目明摆着是大陆不正之风的产物，但王说他吃斋念佛已经好几年，这回被人骗了，看在他信佛的份上，我答应帮他一把，再说自己没有工资收入，家里主要靠妻子工资和兄弟接济过日子，十分拮据，也希望结点外缘。
我陪他去了南京，找到一位在新华通讯社江苏分社当社长的同学，请他派记者去南药集团施加一点压力。我要王再兴乘热打铁，去北京国际贸易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上下夹攻，此事当可办成。可是王却盲目乐观，或许是不想多花钱，说有新华社记者出面，不怕南药集团不把钱拿出来，结果拖了几个月，事情越拖越没起色，最终还是要去北京打经济官司。
到北京后，我请好友俞梅荪帮助联系落实仲裁事项。俞是个很热心的正派人，侠肝义胆，古道热肠，北大毕业，曾在国务院工作多年，他父亲五七年被打成右派而死，他自己前些年也吃过三年冤枉官司，在监狱里，上头叫他写个认罪书，就可提前放他出来，他说自己没罪，不写，于是就关满三年。出来后忧国忧民矢志不移，最看不惯天下不平事，为百姓维权等做了很多好事。为增加胜算，我还替王起草了一封给江苏省委书记陈焕友的投诉信。我跟吴邦国的秘书陈全训通了个电话，他以前跟我在康办同事多年，关系还不错，吴到北京当副总理，把他带去了。全训跑来看我，我请他把这封信转给陈焕友，他说这没问题，前几天还为什么事跟陈见过面。我又拿出两本《宁玛的红辉》，一本请他转送吴邦国。他后来告诉我，吴邦国看了《宁玛的红辉》后说，噢，晓东现在干这个啦，写得挺好啊。
从提起仲裁到仲裁委最后裁决，历时十个月，裁决结果是南京方面返还王再兴投资款一百五十万元，利息按6%计算共三十八万元，合计一百八十八万元，冲抵以前已付给的几十万，实付一百五十万。首期支付五十万，其他一百万分四期支付，若逾期按10%计算利息。律师说，在合作企业连年亏损的情况下，投资者血本无归的情况多得很，像这样能拿回本金和利息，是最好的结果了。
王再兴拿到首期款五十万元后，之前多次说过要如何如何谢我的话，再也不提了。我写信提醒他至少应该对我南京的同学有所表示，你当时许诺事成后要感谢人家的，他装聋作哑，不吭一声。我为他前前后后干了一年半，付出的时间和精力足可写一本新的长篇。可他人在澳洲，过河拆桥你也拿他没办法，只能随他去了。
不过我还是很感谢王再兴，因为帮他去北京打官司，在俞梅荪鼓励和帮助下，有机会为自己跟新闻出版署打了一场官司。一开始我根本没想到要去告，新闻出版署是国务院直属的正部级机构，我一介平民，哪怕还有那么一两分唐吉柯德挑战磨坊风车的勇气，可地方法院的级别比新闻出版署还低，又是官官相护，怎可能或者说怎敢受理这种官司呢？俞梅荪告诉我，他当年在国务院工作时，参与过《行政诉讼法》的制定，这就是一部维护“民告官”的法，官再大，也没有法大，你写的《宁玛的红辉》这本书，作者是个拥有完全公民权的公民，书是正规出版社正式出版的合法出版物，书的内容没有任何违法之处，就凭这三点，查封这本书就是不合法的行政行为，凭《行政诉讼法》完全可以去告。
俞陪我去了一家京城著名的律师事务所，想聘个律师帮我打官司，可是该所主任觉得是告新闻出版署，似乎涉嫌政治要报批，不肯接。我想放弃了，俞梅荪说，既然律师都是重财不重义，算了不求他们了，干脆就由我来为你辩护吧。
不过，我在起草起诉状时，俞的友人民族大学行政法学资深教授熊文钊律师和傅爱兰夫妇给予了无私的指导，使之符合法律文本的规范化。
关于这桩官司，俞曾撰文《惨痛的民告官经历》，发表在北京《视点》杂志上，全文颇长，略引数段：

我耐心地等了2个半月，终于盼到了通知，按捺不住兴奋和激动，平日不修翩幅的我，沐浴更衣，特意穿上新夹克衫，打上新领带，兴冲冲地去了法院，准备上法庭慷慨陈词地一辩，必大获全胜。
没想到，法官在楼道的楼梯口匆匆塞给我一份《裁定书》，要我签字，就算完事要走。我仔细一看，被“裁定”为“不符合受案条件而驳回起诉”，明明是依法立的案，怎么忽又不符合条件了？还没开庭审理，怎么就败诉了呢？我顿时懵了，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法官振振有词地说，这是请示过上级的。我生怯怯地探问，怎么拖了那么久也不开庭就“裁定”为“不符合”了？也不向当事人或代理人问问案情？法官把我叫到一间法庭里，来了一位自称为庭长的人，理直气壮地说，法律没有规定一审必须得开庭。天哪！行诉法恰恰规定，二审（即上诉审）才可以书面审而不开庭，这就要求一审必须得开庭，不然怎么审理呀？他们说我对法的理解有问题，一会儿又说我不了解立法意图（并不知我是搞立法研究的）。我指着《裁定书》上“驳回”所依据的行诉法第11、41条，探问道，这里已规定得明明白白，不存在任何理解上的差误和可钻的空子，只须照章依法审理即可，你们怎能把法律规定颠倒过来适用？几位法官无以答词，恼羞成怒，说我占用了时间，妨碍其“三讲”，我说，党要求讲政治、讲正气、讲学习，就是要我们大家和党中央保持一致，依法办案。他们又说我妨碍公务，立刻来了两个大个子警察，愤怒地大声喝斥我出去！我见实在无法理喻，为这个我心爱的大法律，被如此亵渎，我心如刀绞。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无奈只好没趣地走吧。刚走到门口又被堵住，我正在纳闷，突然间，胳膊被反拧，头被按下，领带被使劲勒紧，喘不过气也叫不出声来。我被猛烈地撅倒在地，在窒息中只觉自己快完了。恍惚中我被从法庭经楼道一直拖到法院大门外的马路上，被推倒在地，800度的眼镜被打飞了，随身携带的公文包及其案件的一大摞证据材料散落在楼道里，被这位庭长捡起，跟在后面，抛到法院大门外，飘落在人行道上一片狼籍，引来不少路人好奇地围观，把我吓呆了。
我惊恐的从地上抓起来，发现《裁定书》还没给我呢，要进去找那几位法官去取，持枪的武警战士把我拦住。我只好忍着伤痛和屈辱，在大门口默默地等待，正巧站在挂着精神文明单位猩红大字的金色奖牌底下，没人理睬。一位路人告诉我，前几天一位老太太也被拖出来，她在大门口的地上躺了很久也没人理……。
躺在医院，为我治伤的大夫忿忿地说：“曾遇一位中年伤者，在另一法院被警察推倒在大门口，碰巧伤了脊柱骨，造成高位截瘫，拖了几个月，医药费都没着落，好惨啊！”好在我仅肩腰踝扭伤和惊吓后的高血压头晕，一周多就缓过来了，算是大幸。
大概很少有代理人或当事人敢当面顶撞的，也怪我头一次办案不知法官的厉害，不会察言观色，知难而退。法官见我抓住其要害，糊弄不过去，算是碰上了对手，不惜进而违反法官法、警察法，来整治我，生怕人们不知其是如何违法的，在每个法庭的白墙上都高悬着法院警察的《四个绝对禁止守则》，其中之一就是严禁打骂人，呜呼哀哉！

这场民告官的官司打不赢，本在意料之中，但让友人俞梅荪为此在法院遭受皮肉之苦，却是想像不到的。按程序还可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我说算了，俞说还是要上诉，哪怕驳回，作为一种司法实践也好么。俞为此准备了四千六百字上诉词，其实法院根本不屑一顾，到了开庭那一天，审判长宣布“裁定”：“驳回上诉，维持一审裁定。”三分钟就结束了法定程序。在俞梅荪据理力争下，审判长勉强同意书记员在《宣判笔录》上记下了他的抗议词：“你们（指审判长、审判员）执法违法，公然违反行诉法第2、11、41条、最高法院执行行诉法意见第1条，把法律规定颠倒适用，反其意而用之。这正是12日2日全国法院行政审判工作会议所严禁的那种‘有的法官搞官官相护，违法裁判。’的恶劣行为。你们顶风违法，扼杀了我国第一起公民依法维护其已出版作品的民告官案，严重损害了法院的公正形象，终将受到历史的审判！理性法庭的审判！”
还有最后一道程序可走：向全国最高法院提起上诉。俞梅荪是个做事很认真很执着的人，想把这最后一道程序也走一走。我问他有没有时间限制？他说向全国高法上诉无时间限制。我说既然这样，那就等一等吧，等到有一天国家真想实行依法治国的时候，再向高法上诉，或有可能纠正地方法院以前的错判，现在上诉，结果是明摆着的，岂不把最后一道门也堵死了么？
年前，接到兰州赵兰泉发来的电子邮件，他已从出版社调到版权局工作。他告诉我，那时上头要把刚印好的六千册《宁玛的红辉》全部销毁，在他坚持下，放进仓库封存起来，这一放就这么多年过去了，那些书仍在仓库里睡大觉。花落花开自有时，但愿能等到重见天日那一天。




三十八．高原上令人敬佩的实修者
跟汉地相比，藏地可说是一块全民信佛的圣地。虽然“文革”中藏地寺院、佛像、僧侣受到的毁灭性打击丝毫不比汉地逊色，但“文革”过去以后，具有千年传统且一贯深入人心的藏传佛教很快又蓬蓬勃勃兴旺起来。在高原上，不管走到哪里，尤其是在广阔的乡村原野，放眼所见，最像样的建筑物（除了少数政府盖的楼房）肯定是寺院、经堂、佛塔，最受尊重的人肯定是活佛、喇嘛、堪布，最普遍的佩戴物肯定是佛珠、嘎乌、金刚结，人人念得最多的肯定是六字大明咒“嗡玛尼呗咪吽”。
在藏地，许多人家里都有人出家，这是一件光荣的事，类似于汉地有人服兵役，门上贴张红纸：“一人参军，全家光荣。”藏地普通出家人称为扎巴，若是女性出家则称为觉母拉。现在汉地往往把藏地出家人都称为喇嘛，这是一种误称，喇嘛的本意是宝中宝，只有修行有成且会教化别人的僧人，才有资格称为喇嘛，所以喇嘛也可解释为上师的意思。在觉囊派的大本营壤塘，老乡们都极为崇敬云登桑布上师，对他的称呼就是“喇嘛云登桑布”，可见喇嘛这一称呼已足够崇高。
藏地活佛，藏语称为“朱古”，意为转世者，平时多以“喇嘛”称之。将藏地“朱古”译为“活佛”，并且望文生义，引伸为“活的佛”，这属于汉地一大发明，也不知诱发了多少善男信女的盲从盲信。不过，藏地活佛在藏民中的威望确实很高，因为“朱古”不是普通人的转世，而是修行者的转世，往往一生出来就特别聪明，有的还先天带来某些神通，让普通人不能不对他奉若神明。
但不管一个人前世怎样，今世的修行才是更重要的。释迦牟尼也不是天生就先知先觉的，他舍弃王子之位出家，四处寻师访道，切身参修体证，尤其经过六年苦修，最后在菩提树下禅定七天七夜（又说四十九天）而终于达到大彻大悟的最高境界，成为无所不知通达过去未来的大觉之人，即后人所谓的“佛”。反之，一个人的前世即便再伟大，如果这一世不注重修行，也难以得到成就，如果犯了大戒乃至作了大恶，死后也有可能坠落到恶道里去。在藏地，广大民众特别敬仰玛尔巴、米拉日巴这样经苦修而得大成就者，一则，他们的成就来之不易，是修出来的，不是与生带来的；二则，也在常人面前树立了一个榜样，只要你能这样苦修，平常人也能当世成佛，至少能在当世有所成就。通过修行而证悟佛法，这正是佛法的真谛所在。而修行的方法，又是多种多样的，号称有八万四千法门之多，因各人根器、因缘、环境之不同，最适合你的才是最好的。藏传佛教在修行的方法上有不少十分殊胜的诀窍，同时十分强调上师对弟子的传承和加持作用，你若能得到明师的指点和加持，可加快提升你修行的水准和层次。从九五年头一次去藏地，以后又多次登上青藏高原，我觉得收获最大的，不是采访了多少新鲜有趣的风土人情、奇闻轶事，而是有机会拜见了一些真正的实修者、真正的得道高人。
头一次去壤塘，我从丹碧尊妹那里，听说了她跟青海一位大喇嘛土登尼玛的殊胜因缘。有一年她住在四川碧云寺，患了重病，吃不下饭，浑身胀痛，全身乏力，要靠手撑着墙壁才能勉强走几步，医院检查出来，说她五脏六腑都坏了，已无药可救，她不想死在寺院里叫师父伤心，就收拾东西准备离开，就在她想走的那一天，一位曾在青海山洞里闭关四十年的大喇嘛土登尼玛来到碧云寺，像爷爷见了宠爱的孙女那样，把她拖过来为她加持，当天晚上，她身上浮肿消退，身体明显好起来。土登尼玛离开碧云寺后，丹碧尊妹觉得自己的心也被带走了，一想起上师就忍不住掉泪，于是发疯般去寻找，演绎出一幕幕离奇而又感人的故事来。我在《走近当代觉囊的法王》一书里，写下了丹碧尊妹告诉我的这一感人故事。当时我想，以后若有机会，我一定要拜见这位曾闭关修行四十年的传奇人物。
两年后，我还真有幸见到了，就是在壤塘藏瓦寺，在云登桑布上师为喜庆木版经书刻成举行的大法会上，土登尼玛作为云登桑布最珍贵的客人从青海赶来致贺。大喇嘛住在一幢小木屋的二楼，我住底楼，对面住着当代觉囊派的理论家——青海久治来的喜热堪布。大喇嘛出生于一九二一年，身材魁梧，面容威严而又慈祥，虽已年近八旬，看上去神采奕奕，并不显老。只是他的腿脚这两年有点不对劲，走路须靠他的一个侍者搀扶一下。他来到壤塘藏瓦寺后，马上成为仅次于云登桑布的中心人物，不管他出现在哪里，僧侣和乡民一见到他，都恭恭敬敬地向他顶礼，若能挤上前让他在自己头上摩个顶，哪怕稍稍碰一下，都会兴奋得不得了！
我请健阳活佛安排，拜访了这位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那几天丹碧尊妹天天都呆在他身边。土登尼玛出生在青海果洛州甘德县柯柯惹尼乡，这是一个佛教兴盛之地。他七岁起学习念诵经文，十三岁时依止阿朗活佛出了家，在佛学佛法的修行上十分刻苦。三十岁时，他的家乡发生了一场人所共知的巨变，为了躲避厄运，他逃到山里，住在山洞里修行。虽然他只是一个手无寸铁的僧人，对社会没有任何威胁，但持枪的追捕者常到山里来巡逻，为了不被捕杀，他不得不保持警觉，经常从一个山洞搬到另一个山洞，风餐雨宿，衣不遮体，过着像野人一样的生活。数十年来，他先后住过的山洞多达一百七十个！高原的夏天，在荒山野林里尚能摘取一些果木充饥，到了冰天雪地的冬季，就什么样的食物也找不到了。
我问他，找不到吃的，怎么维持生存呢？
“没什么吃的，就修石子法，依靠那个法来生存。其法是把石头磨成粉，做成小丸子，一天吃几颗，靠这个来维持生命。这是一种修法。”
始终是一个人么？
“是的，始终是独自一人，那时身体也很好。政策好了以后，逐渐跟人有了点接触，也吃上了人给的一点供品。”
我问他现在住在哪个山洞里呀？
他告诉我，目前他住在阿尼玛卿雪山的山洞里，那里也可算是他的家了，他仅有的一些衣物、食品、书等东西，都放在那里。后来我查了一下地图，阿尼玛卿雪山的海拔，平均在五六千米以上！
我又问，您几乎在山洞里生活了大半辈子，现在仍住在雪山的山洞里，这样的生活方式，对绝大部分现代人来说，是难以想象的，那么，您是如何看待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的生活方式的？
“不管我看见些什么，因为以前的修行，我都不会生起贪欲心和喜悦。当然，世间的很多东西，是很好的，社会也应该发展。但对我来说，名利也好，物质的财富也好，终究都要放弃的，根本上毫无意义。修行，最重要的是修自己的心灵，因为修了自己的心灵，才能利益众生，其它的东西，都没什么用处。最主要的一点是，人生是很短暂的，我不会去追寻这些，也不会去贪欲这些，我在这一生中，没有为它而效力、而努力过。”
我问能让我到你住的山洞里去看看么？
他笑着摇摇头说，没有人到他那个地方去过，有个侄儿，现在陪着照顾他一下。
他把手置我头顶上为我加持，一股微电流般的感觉，从上而下贯通全身，源源不断，持续了好长时间……他把手拿下来后，对我讲了些勉励之语，最后说道：“今后，不管你在哪里，我都会看着你，并会帮着你的！”想到今后不管千里万里之外，有这么一位成就者能时时关心我的动静安危，心里真的好感动，我唯有好好修行，努力弘法，方不辜负他老人家对晚生的一片护佑之情啊。
从汉地去拉萨，若走川藏线，德格是必经之路，过了德格，就进入西藏江达了。我头一次去拉萨，走的就是川藏线，途经德格时，参观了藏区三大印经院之一的德格印经院。那时路况还比较差，长途班车时常中断，一路走走停停，从成都算起，走了一个月才到达拉萨。两年后我又去德格，在一个被称为“中国白唇鹿新路海自然保护区”的湖泊边上，遇到了一位闭关二十多年的修行者。那天我是乘坐德格更庆寺的吉普车经过这里，只见蓝色湖泊平卧在白雪覆顶的群山环抱中，湖水很清很清，湖面风平浪静，当阳光透过云层洒向水面时，但见波光粼粼，有缥缈灵气往空中冉冉升起。
四周静悄悄的，景色美得令人心醉。我端着照相机沿山坡跑上跑下，给美丽的新路海拍几张照片。忽然，有个穿短袖、着藏袍、打赤脚的长发汉子进入我的视野。他那模样，很像是藏地修苦行的瑜珈士。我不知他打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我怕他一转身跑远了，赶紧冲过去把他拦下来。更嘎看到我在向他招手，便过来为我当翻译。
瑜伽士名叫多加，精悍有力，目光如炬，看上去不过四十多岁的样子，实际上已有五十五岁。他是在二十四岁那年跟拉加寺一位上师出家的，那还是在***的疯狂年代里，很多出家人被迫还俗，他却在那时出家，不啻是一种大逆不道的行为。两年后，他遵师嘱来新路海山洞里闭关。“文革”刚结束那年，他走出山洞，磕长头去拉萨，朝拜了布达拉宫、大昭寺等圣地寺院。回到德格后，他钻进新路海的山洞里继续闭关，至今已连续闭关二十二年。二十二年！一个人在与世隔绝的山洞里修行二十二年，其非凡的定力真不是常人所能想像的。去年，他听说当地政府要把新路海开辟成一个旅游区，于是想要在湖边建一座功德塔，以利益众生，这样，他有时才到外面走走，为建塔化一点缘，等这座塔建成，他仍要一心一意地回山洞里去继续闭关。
我问多加，他在闭关中主要修什么法门。他答道，几十年中修过多种教派的多种法门，但修持最多、也最有效的，是观修萨迦派的金刚亥母。我问他，闭关中吃什么，穿什么，日子是怎样过的。他说，吃么，就吃糌粑，通常一天吃一顿，在修一个特殊的法门时，他曾七天只吃一顿，那次修了七七四十九天，一共吃了七顿。穿么，一年四季就穿身上这点衣服，夏天也不少穿，冬天也不多穿。一年四季打赤脚，已习惯了。修过札龙，对，很管用，冬天不感觉冷。有一年冬天，他不小心踩碎冰块，掉进湖里，嘴巴以下全被冰水淹没，爬不上来，在冰水里浸了三个半小时，一个放牛的经过看见，将他拖了上来，他的衣服全部冻住，冻得嘣嘣硬，但他仍然活着，身体也没冻坏。
我把口袋里的钱掏出来供养他，这点钱对他要建的塔固然微不足道，我是籍此表达自己对一个岩洞苦修者的敬意。
过了一年，我又去过一趟德格。车子经过新路海时，只见一座新建的大白塔赫然屹立在湖边山坡上。刚巧碰到了多加，他身穿无袖红马甲和黄色藏裙，头发依然那么长，依然光脚，依然一副落拓不羁的样子。
我向他表示祝贺，嗨，多加，大白塔这么快就建起来了!
没想到，他皱起眉头，苦笑着对我说：“我上当了，你要当心哦，不要上当哦!”他一连说了好几遍你要当心不要上当!
我问他咋回事？他说有家北京的什么公司，答应帮他募款建塔，把他请到首都去，借他的名义募集到很多很多钱，可给他的只有一点点，不够盖一座塔，有些钱还是当地老百姓拿出来的。他说他再也不愿跟这些讲话不算数的汉人打交道了，他决定还是回到山洞里去继续闭关……
他好像没把我归到讲话不算数的汉人里面去，但我心里也很不好受。我想我多少能够理解一点多加的某些感受，一个在山洞里闭关数十年、几乎不食人间烟火的藏地修行人，骤然跑出山洞，被一些口称要帮助他的人掠持到汉地大城市去了，他怎能明白当代社会人心的虚伪与险诈呢？我不知道这是一家什么公司，反正不管是哪家公司，打出多加这么一个常年山洞闭关者的旗帜募款建塔，在汉地肯定是很有号召力的，可你钱弄得再多，首先要保证把钱用在建塔上呀！至于讲话算数不算数，恐怕这已不仅仅是个人品质问题，当一个社会从上到下把诚信和道德弃之如敝屣的时候，还有什么可多说的呢。
青海玉树地区的秋英多杰（1941-2010）上师，是一位当代很难得的成就者。最早我是从前面讲到的“琉璃身”妙善师那儿听说的，他说他在汉藏两地四处寻访高人，最后在青海玉树山洞里找到一位真正的成就者，当这位高人为他加持时，他居然身不由己漂浮起来，几个弟子分别抓住他的手和脚才把他拽下来。我问妙善，这位大师叫什么名字？他说当地老乡都叫他玛尔巴。我问怎样才能找到他？他说大师可能有位亲戚在玉树医院里工作，可通过这位亲戚问问大师去向。我回上海后，设法拨通了玉树州人民医院的电话，对方听明白我的意思后，跟我说我要找的人已退休，联系不上了。此后几年，我常留意打听，都没确切消息。
青藏铁路开通不久，我乘火车去了趟西藏。刚投入运营的“庞巴迪”车厢，较老式车厢宽敞整洁，咯噔噔的震动感也减轻不少。从上海到拉萨，全程四千三百多公里，两天两夜就到了。回想近十年前曾从拉萨坐长途汽车到格尔木，一千一百公里，三个司机轮流开，仅把乘客拉进小饭馆吃饭时才停一会，整整五十多个小时才抵达目的地。
离开拉萨，我坐火车到了那曲，准备从那曲乘长途班车去青海囊谦，从地图上看，距离不是很远，先到类乌齐，再到囊谦，大约六百多公里。不料到汽车站一打听，说是路况不好，两三天里都不会有昌都开来再开回的车子。既然这样，只能仍从那曲坐火车至西宁，再由西宁乘长途汽车去玉树、囊谦等地，绕个大圈子，二千多公里。
由西宁开往玉树的卧铺车，是个庞然大物，车厢内三长列双层卧铺，每列六铺，共三十六铺位，长列间空间狭小，人侧着身体方可通过。乘客多是男性。抽烟是免不了的。你抽，我抽，张三抽，李四抽，苦了不抽烟的人。可在中国农村的普通客运汽车上，不抽烟者永远处于少数地位，于是你只能永远被动吸烟，永远忍受这呛人的烟臭，当然了，还必须忍受难闻的脚臭、口臭、体臭、屁臭……佛教提倡慈悲，而且最好要同体大悲，可在这臭哄哄有时几乎令人窒息的环境里，要对劳苦大众的种种陋习说一句“我爱你”，还真不是一件容易事。要摆脱这一折磨的根本出路，要么，你尽量不出门，要么，你有幸不再是平民中的一员，官员有官车，富人有私车，只要手里有钱，你尽可雇个丰田4500之类的好车，跑起来又快又不颠。但到了那个时候，你还能够体会穷人过日子的不易么？能掏钱买汽车卧铺票者，能乘坐铁路快客硬卧者，肯定还不是穷人中最穷的人呢。
到玉树，找到西藏楚布寺堪布索旺介绍给我的扎西，请他帮我打听我要找的玛尔巴在哪里？扎西在玉树州藏医院当副院长，消息渠道多，很快打听到，我要找的玛尔巴，就是大名鼎鼎的诺慈喇嘛，常驻称多县拉布乡土登寺，称他玛尔巴再世，可能是有些老乡自己叫出来的吧。我请扎西帮我找个去土登寺的车，他还叫自己的朋友阿更陪我一起去，可当翻译。
第二天一早出发，空中飘雪，漫山皆白。正规公路行驶未久，即开上七高八低的机耕路。途径一年代久远的古塔，据说远古从地下涌出天然生成，常现灵瑞，唐僧去印度取经时经过此地已见此塔。史传阿育王时代曾在娑婆世界建八万四千佛舍利塔，汉地有史籍记载者十九座，藏地尚无看到这方面的记载，我想，很可能这就是阿育王送给藏地的一座佛舍利塔呀。
到土登寺。诺慈喇嘛的一位侍者江阳对我说，秋英多杰上师近日在著书，一般不见客，你要是今晚不走，他可代为恳求一见。由是知道，上师对外正式称呼多用秋英多杰之名，意思是不生不灭的法界金刚。我想留下，送我来的司机和阿更想回玉树，江阳说，他们可先回去，明天寺院有车去玉树，可将我捎回州里。
晚上八九点，江阳过来对我说，上师答应我去见面，遂将我引入上师内室。只见一位身材瘦削笔挺的老人端坐于法床上，黄缎上衣，棕色马甲，长发垂肩，面色白皙，鼻梁高挺，嘴阔牙白，一双眼睛炯炯有神，慈祥而又充满威严。头一面印象，我便对上师从内心洋溢起一种难以言说的喜悦和亲切感。在他身后，靠墙摞满了书籍，看得出来，这位修行者同时是一位很有文化修养的饱学之士。
上师对我这些年来的经历以及为弘法做的努力给予勉励，并就如何修行做了一些开示。他以一块天然形成的喜金刚石像置我头顶，顿觉无比微妙的加持力源源涌入……如此强烈的感应，以前很少有过。我为喜金刚石像拍了几张照片，那是一块装在银质嘎乌盒里的小石头，体积很小，约一个拇指盖大，但石面上天然形成的喜金刚像，多臂，呈舞姿，栩栩如生，太奇妙了。
听说秋英多杰经常教导弟子，他只是一个很平凡的人，出生在一个很普通的家庭里，如果说他最终对心性能有些许体悟，靠的是上师三宝的加持和持之以恒的修行。他年轻时因时局变化，曾被劳教三年，后来又长期为公社放牧牛羊，但不管在什么环境里，他都没有放弃坚定的信仰和修行。终其一生，他大半辈子时光都是在闭关中度过的。他证悟了佛法后，不经意间常会显示出种种神迹，他打坐的床板上曾出现舍利子，他剃下的头发里也生出舍利子，找他的人渐渐多起来，有人生病啦，遇上不明白的事啦，跑来向他求助，若遇上他正闭门不出，就跪在门外，请侍者带个话进去，他抽空为老乡念个咒子，或请弟子送一颗甘露丸出来，有些事往往就迎刃而解了。当地老乡称他“玛尔巴”，就是把他看作是历史上大成就者玛尔巴的再世。虽然治愈了很多病人，他认为用佛法度化人心才是更重要的：“我真正的目标和责任，并不是治疗癌症等疾病，而是弘扬佛法，消除众生的贪嗔痴三毒。我不光是一个会治病的老头，我是弘扬大圆满大手印的瑜伽士！”
历史上的土登寺为一萨迦派寺庙，规模不大，“文革”中被毁坏殆尽。前些年，当地政府请他为修复这所寺院出点力，这也是当地百姓乡亲的愿望，为满众生的愿，他这才走出山洞，凭着他的威望和影响力，将这所历史上有点名气的寺院按原来的规模重建起来。他在这所寺院常驻后，依然把很多时间花在修行、读书、著作和教导弟子上面，很少出门。每当有人问他属于藏传佛教哪一教派时？他总是回答：“我属于佛教。”他不以平常的分别念来划分各教派的地位差异，更不议论各教法的高低优劣。他对藏汉显密也一视同仁，认为：“不论显宗密宗，都是佛法，没有不殊胜的。显教的经典，汉传比藏传齐全，而密续，藏传比汉传更齐全，各有优势，应该相互学习，取长补短。”
后来我听说，藏地有些名气很大的人对他有些议论，说他如何如何，我本能感觉，这会不会是出于某种妒忌？像秋英多杰这样没有什么显赫来历，完全靠长年苦修得以证悟佛法真谛的成就者，对现代人具有更加可贵的典范意义啊。日前从网络上看到秋英多杰上师圆寂的消息，心里十分悲痛，前两年我曾多次拨打江阳的手机，很想再去青海拜见上师，却一直没联系上，现在只能成为长久的遗憾了。
回到玉树，在长途车站门前找到一辆开往囊谦的双排微型车，谈好价，就上了车。车子驶到一个名叫“子曲河桥”处，被一关卡拦下，一警察问我：“你去囊谦干什么？有通行证么？”我很奇怪：“中国人在中国旅游还要通行证？”警察说，这是囊谦县政府的规定，没有通行证，外人一律不准进入囊谦。原来，挖虫草的季节到了，囊谦的虫草比较有名，去年发生过外来人跟本地人为争抢地盘而打架的事，今年早早就设了关卡，防止外人来挖虫草。我问警察，你看我像不像个去挖虫草的人？警察说除了通行证，就是不能放行！微型车不愿再等，收了我全程车钱，开走了。有个一开始就呆在这儿的中年人告诉我，他昨天起就被拦在这里，有两个外国人也被拦下来赶回去了。眼看多说无益，更怕节外生枝，等一辆开往西宁方向的大客车经过时，我招手上了车。回到玉树，我去州政府上访，找到办公室主任，跟他说了中午的遭遇，我问他：“听说玉树州里七月份要召开康巴节是不是？像现在这样不加区分地把外面来旅游的人拒之门外，包括把外国人也赶走，人们还敢到你们这儿来吗？”他承认这样做事出无奈，但也确有不妥之处。应我要求，他叫办公室为我开了一份前往囊谦的正式介绍信，盖上了州政府的大红印章。第二天，凭着这份证明，总算通过关卡，进入了囊谦。
囊谦地处青海和西藏交界处，交通不便，经济落后，为八十年代国务院认定的全国一百个贫困县之一，有人曾称其为是“一个被遗忘的地方”。不过，囊谦的佛教却十分兴盛，全县有八十多所寺院，也许是全国拥有藏传佛教寺院最多的一个县，与此形成对照的是，青海全省平均每县拥有寺院约十几所。
扎西家在囊谦县城，他在玉树上班住的是藏医院的宿舍，其妻在囊谦县人民医院工作，跟公婆及两个读小学的儿子住一起。我到囊谦住了一晚旅店，次日就搬到他家去住。下午，扎西搭其姐夫（州扶贫办副主任）的车从玉树回到了囊谦。
扎西从熟人那里借了辆吉普车，陪我去囊谦西部拜访了一位常年闭关的老喇嘛仁真江曾。老喇嘛今年已八十六岁，八岁出家，除了年轻时去过一趟拉萨，平时极少出门，几乎一辈子都在闭关修行，以前是常年在山洞里，后来搬到外面来住，多年来没走出小屋一步。我请教老人的师承和修法，他说以宁玛巴的大圆满和噶举派大手印为主，关键是要能进入甚深禅定，跟宇宙法界融为一体。他的师祖托尼仁波切当年带领他的师父们闭关修行，关房连门窗也没有，墙上一个小洞，送点食物进来，屋顶一个小窟窿，白天透进一点光线。曾经有一个夏天，十四昼夜，弟子们让当地一种能吃人的虫子，享用他们的身体，一动不动，一滴水都不喝。他们都修得相当有成就，都能自在飞升，其中一个就是他师父。
我问老人，您也修过这种不吃不喝让虫子吃您身体的法么？老人说，这种法他没修，不过他曾修过一种法，修炼中前七天每天只喝三次水，每次不到半手窝，接着七天每天早晨吃七粒青稞，再七天每天只食一颗药食子，最后七天滴水不沾，完全靠直接吸收外界能量维持身体需要。我问老人，禅坐时间，以多长为宜？老人说，没有时间限制，进入禅定，越深越好，就这么三五天、十天半月坐下去好了。
老人本来已习惯在山洞里独自一个人苦修，有个活佛对他说，我给你盖个房子，你要收徒弟，要把法脉留下来，不然你一死，这么好的传承就断了。这样，他才搬出来住，收了十来个尼姑，教她们修行。我问老人，平时有活佛喇嘛来这儿看望你或进行交流的么？他说没有，如果有什么大活佛大喇嘛到这儿来，他一概不承认，除非你能像大阿罗汉从空中飞过来，夏天，地上那么多虫子，你一路走来要踩死多少？还有什么好说的？曾有一个中央民族学院的老师来拜访他，问他解放前后在修行方法上可有什么不同？他回答那人，那是根本不同的，麝香放在一个地方，拿走后，还留有麝香的香味，可是五百年前的修行方法，现在很多地方连留下的香味也闻不大到了。他坚持的是过去的修行方法。
有扎西当翻译，跟老人交谈得十分融洽。最后我问老人，能教教我怎么坐得更沉稳一些？老人当即褪下紫色围裙，让我看他双盘的姿势。也许是为了让我看得更清楚些，他将黄色上衣也脱了，除了套在脖子上的金刚绳，身上一丝不挂，双脚跏趺，双手结印，双目平视，全身一动不动，像一尊木雕铜铸的菩萨。不，不是木雕铜铸，在我眼前的就是一位活的肉身菩萨啊！他虽已八六高龄，肌肉皮肤无明显衰老相。他向我示范如何双盘，不用手扳，十分自如地就可将右脚在左腿膝盖上抬上抬下。他对我说，你只要这样多坐，多坐，习惯了，就会坐得时间越来越长。

当我表示想为老人拍几张照片时，他摆摆手，叫我稍等片刻，而后把他两米多长拖迤在法床上的发辫，一圈又一圈盘起来，最后盘成一顶高高的发帽，顶在头上，这才示意我，可以拍了。我想，他同意我用相机定格下来的这一全身赤裸的打坐形象，显示的正是一个人赤裸裸来、赤裸裸去，通过修行而走向成佛之路的宇宙及人生真谛啊。
回去路上，去巴米寺逗留了一下。这是一座直贡噶举派的寺院，已有四百多年历史，毁于“文革”，现正在重修，大经堂等主体建筑已经完工，规模宏大，看上去很有气派。寺院主持是洛更桑活佛，年七十，胖乎乎的，开朗好客，笑脸常开，不仅精通佛理，而且对藏医学很有造诣，扎西一去，没说上几句话，他俩就藏医学上的一些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我把相机交给扎西，拍张我跟洛更桑活佛的合影，活佛搂住我的脖子，亲热得不得了。
离开巴米寺，扎西告诉我，洛更桑活佛是李连杰的师父，别看李连杰武功这么好，身体这么棒，以前曾患有比较严重的肠胃病，有缘遇上洛更桑活佛，不仅为他治好了身体上的病，更令他对藏传佛教升起无比信心，遂正式皈依了洛更桑活佛。李连杰来过囊谦，看到当地这么穷，看到师父修庙这么辛苦，就捐了不少款，还从海外募集了不少资金。以前就听说李连杰很有佛缘，能为重建囊谦寺院出这么大的力，真是功德无量啊。




四十．神奇的舍利子
人们对于跟人有关的神秘事物，往往会有一种好奇心理，舍利子或许也属于这么一种神奇之物。人们通常都听说只有真正得道高僧火化后才会有舍利子，十分稀有，能有机会亲眼看到的人不多。我头一次见到舍利子，是在色达喇荣五明佛学院，说是“天降舍利”，是法王如意宝晋美彭措举办大法会时，一瞬间在地上冒出来的！看着那些大大小小的颗粒状物，当时十分惊奇，以前也以为舍利子是修行成就者圆寂后的产物，没想到还有凭空出现的“天降舍利”，太神奇了！
几年后，当我去壤塘参加了云登桑布上师举办的木版经书开光大法会，离开壤塘时，健阳活佛赠予我一颗释迦牟尼佛舍利，并告诉我，这是觉囊派的一个上师，圆寂前留给他的，当时是两颗，许多年过去，那两颗舍利子生出不少小舍利来，有的小舍利又长大了。释迦牟尼佛舍利是何等珍贵的宝物，我今生能有幸得到如此宝物，以前真是连想都不敢想啊！
回到家里，我将前几年得到的一些舍利子取出来（其中既有天降舍利，也有高僧圆寂后留下的舍利，从外形上看差不多），准备重新摆放一下。令我吃惊的是，许多舍利子长大了，尤其是单独装在一个小塑料袋里的两颗舍利子，长得特别大，那是索达吉堪布送的，原先跟一颗稍小的绿豆差不多，现在有小黄豆那么大了。按立体几何学的公式粗略算一下，直径增一倍，体积就是膨胀了七八倍哦！而且那两颗舍利子的颜色也起了变化，通体洁白，形态饱满，显得十分滋润光泽。
舍利子会长大、会生小舍利，以前我也听说过。北大毕业的高才生——跑到五明佛学院出家为僧的戒圆师，在他所著报告文学《袈裟披身，踏上一条不归路》里，也有这方面的描述：“平日私下里贾喇嘛（藏民对汉族出家人的称呼）与居士们特别有兴趣的就是交换彼此珍藏的宝贝，包括有各种各样的舍利子、加持丸、高僧大德的遗物、上师的头发衣服碎片等等……交换或赠送时关于这些宝贝似乎也有说不完的话题，比如谁珍藏的舍利子长大了、生出子来哪，上师的头发你若没有信心便要自动飞上天哪……等等。”
可听说毕竟是听说，而此时，这一活生生的奇迹就在自己眼前发生了，这不能不让我领悟到，我跟舍利子还真有这么一点殊胜因缘。我不由得想，以我这些年来的经历，对佛法和舍利子或许还不能说是一无所知，可如果不是亲身感遇天降舍利、舍利长大、舍利生子等难以置信的现象，我对舍利子的认识，充其量也就停留在舍利子为高僧火化后所得这一层面上罢了，而对社会上更多的人来说，他们对舍利子的了解就更少了。那么，舍利子究竟是什么呢？跟我们可有什么关系么？我为什么不花点功夫，不仅为自己，也为更多的人，把这个问题弄弄明白呢？
我从翻阅历代高僧传开始，看看有些什么有关的记载。那时查资料不像现在这么方便，现在只要从网络上找到并下载有关文献，使用电脑搜索功能，填上关键词，片刻间就可把含有“舍利”的段落一一给找出来。那时我只能用笨办法，一页页翻阅，看到有关于舍利的记载，就在书里夹张小纸片。我把《高僧传》、《续高僧传》、《宋高僧传》、《大明高僧传》、《补续高僧传》、《新续高僧传》、《比丘尼传》、《续比丘尼传》从头到底粗翻了一遍，结果书里插满了小纸片。历代高僧传主要限于汉传佛教范围，我又查找藏传佛教和印度佛教中有关资料，翻阅了《佛国记》、《大唐西域记》、《青史》、《红史》、《如意宝树史》、《直贡法嗣》、《印度佛教史》等书籍和索达吉堪布撰的《佛教科学论》、《密宗虹身成就略记》，书里也插进了不少小纸片。此外，在《法苑珠林》里有专门介绍舍利的章节，在《印光法师文钞》、《太虚法师年谱》、《影尘回忆录》、《一代高僧广钦上人》、《心声录》、《往生随闻录》、《云居山新志》等近代著作中也有涉及舍利子的内容。
当我查找搜集到大量跟舍利子有关的资料后，掩卷而思，舍利子究竟是什么？这个长期以来带有神秘色彩的问题在我脑海里逐渐变得清晰起来。
依我看，首先要指出的是，舍利子是修行者修炼成就的产物，是修行者依戒定慧熏修而成的一种特殊物质。《金光明经·舍身品》中有如是论述：“是舍利者，即是无量六波罗蜜多功德所熏。”“舍利是戒定慧所熏修，甚难可得，最上福田。”故而历代高僧圆寂后留下舍利子的数不胜数，某种程度上已成为修行成就的一个表征，没有留下舍利子的，不一定没有成就，但有舍利子的，肯定已达到一定成就。当代僧人能有舍利子的很少，就因为当代能依戒定慧刻苦修行的修行者太少了。不妨看看当今全国上万所寺庙的方丈主持中，不管政府封给的头衔有多大、级别有多高，死后留有舍利子的能有几人？
其次要说明的是，舍利子是一种介乎于俗界和法界之间的特殊物质。说它近乎俗界，因为它不像佛教所称的前世后世或神识离体那么玄乎，它本身看得见、摸得着，具有一定的形状、大小、颜色、重量、硬度等物理特征，还含有某种特殊的能量，修行层次高的人，或感觉比较灵敏的人，靠近舍利子会有一定感应，其源源不断释放出来的能量，对调节人体健康有一定的作用。说它近乎法界，乃因它跟法界息息相通，故而跟法性相应到一定程度，便会出现种种瑞相，例如，舍利子会长大，会生出小舍利，舍利子会“凭空”现身，如前面所说的天降舍利，你若将舍利子带在身上，可为你趋福避邪等等。
近代佛学大师印光（1861-1940），曾在一封信里十分完整地表述了他对舍利成因的看法：

言舍利者，系梵语，此云身骨，亦云灵骨。乃修行人戒、定、慧力所成，非练精、气、神所成。此殆心与道合，心与佛合者之表相耳。非特死而烧之，其身肉、骨、发变为舍利。古有高僧沐浴而得舍利者。又雪岩钦禅师剃头，其发变成一串舍利。又有志心念佛，口中得舍利者；又有人刻《龙舒净土文》板，板中出舍利者；又有绣佛绣经，针下得舍利者；又有死后烧之，舍利无数，门人皆得。有一远游未归，及归至祭像前，感慨悲痛，遂于像前得舍利者。长庆闲禅师焚化之日，天起大风，烟飞三四十里，烟所到处，皆有舍利，遂群收之，得四石余。当知舍利，乃道力所成。丹家不知所以，妄谓是精、气、神之所炼耳。以丹家见佛法中名相，不究本而着迹，故以己丹家之事妄为附会耳。得菩提道则成佛。未闻炼精、气、神，先为舍利子，后为菩提珠而成佛也。

印光大师于民国二十九年（1940）十一月在苏州灵岩山寺去世。逝世百日之后，遗体火化，从骨灰中拣得五色舍利子百余颗，精圆莹彻，有如明珠，骨灰中还有许多大小舍利花和牙舍利，这就有力地印证了他生前对舍利子的精辟见解。我专门去苏州灵岩山寺拜谒过印光大师舍利塔，“文革”以后这所寺院在明学法师主持下，尽可能继承了印光大师为寺院创立的严谨道风，僧人比较注重修行，所以这些年来有几个普通僧人死后都有舍利子烧出来。
再次要加以思考的是，舍利子现象，从其本质上说，实际上是一个人类的生命现象问题，关切到何以生、何以死的问题。***长年累月灌输给民众的所谓唯物论、无神论，主张人死了就一切都完了，将佛法所说的前世后世、因果报应斥为虚妄，结果大大纵容了现世享乐主义的泛滥，加重了人对死亡的恐惧和无奈，助长了社会恶行无所顾忌地膨胀起来。佛法认为了脱生死才是人生最高的境界，这不仅仅是一种信仰，舍利子就可说是某种实实在在的例证。当一个人通过修行，不仅自己预知死期，时辰到了就平平静静地离开这个娑婆世界，而且死后还留下形态各异的舍利，有的不仅留下舍利，还出现空中弥漫异香、肉身长期不腐、火化后心舌不坏、骨头上显示图像文字等稀瑞之相，使死亡本身也变得神奇壮丽、撼人心魄。对常人而言，别说达到这样的境界，就是知道有这种境界的存在，并不再怀疑这种现象的真实性，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和进步了。
关于舍利子的成因，前几年有一种说法颇为流行，即是僧侣长期素食的结果，说什么由于僧人长期食素，摄入了大量纤维素和矿物质，经人体新陈代谢后，形成大量不宜排除的磷酸盐、碳酸盐等物质，最后以结石形式沉积在体内，火化后就变成一粒粒舍利子。当政府媒体高调宣传这种理论时，不惜把某些科学家、医生、学术权威抬出来做后盾，又是什么“纤维素”、“矿物质”，又是什么“磷酸盐”、“碳酸盐”，又是什么“钙质食物”、“钙化物”，那么些带有科学色彩的名词，很容易使不少崇尚科学而又不明究里的现代人，稀里糊涂地就信以为真了。
其实，只要肯用脑子仔细想一想，这种说法的荒谬可笑简直就不值一驳。
当今世界，素食者何止成千上万，在欧美等经济发达国家，还涌现出一些素食者团体，不管是出于健康、信仰或其它什么原因，反正坚持食素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可是，又有几个素食者死后烧出舍利？若说体内结石会变成舍利子，你能举出结石病患者死后得舍利子的实例吗？有的得道高僧，死后火化得舍利子成百上千乃至上万颗，若一个人活着时身体内有成百上千乃至上万颗结石，他吃得消么？他还可能健康长寿吗？
我曾特地去上海火葬场，向炉前工了解有关舍利子的情况。该焚尸车间是近年新建的，座落在市郊，设施先进，规模不小，一年可处理成千上万具死尸。他们告诉我，尸体焚化后，骨灰要进行筛选，若有颗粒状的东西出现，一般能发现，但多年来极少见。曾有一个在国内外很有名气的方丈去世后，尸体拉到这儿来，放在专为局级以上首长、高干、高知使用的高级旋转焚化炉中火化，完事后，几个弟子在他的骨灰中扒拉来扒拉去，想找舍利子，可是一颗都没找到。请看看，当今社会，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活着时人分三六九等，死后连焚尸的炉子也要按级别享用。可是，焚尸炉再高级，方丈级别再高（全国佛协副会长），你修行不到家，或许你根本就不是一个修行人，又怎可能烧得出舍利子来呢？
资料搜集得差不多了，我大致根据以上思路，加上自己的一些感悟和体会，动笔撰写一本专门介绍舍利子的史实长篇《神奇舍利子》。○○年夏季，我去了一趟五台山，借广宗寺这块宝地住了两个月，最终完成了这本书的写作。
在五台山的数十所寺院中，广宗寺只能算一所很小的小庙，但它不是个寻常之地。明弘治年间（公元1488-1505年），明孝帝为海内百姓祈福，想在五台山东台顶建一所佛殿，因山高风猛，未成。明正德二年（公元1507年），明武宗为完成先帝遗志，敕命御太监韦敏往五台山东台监造，因气候恶劣、山崖险阻，难以实施，最后在台怀镇北侧靠近菩萨顶处建造了广宗寺，以铜铸瓦，名响四方。作为一所皇帝钦建的“皇家庙”，后来历代皇帝来五台山朝山，大都要来广宗寺拜一拜。寺院里至今还竖着几块明武宗和清康熙皇帝亲笔题写的御碑。“文革”中，广宗寺大殿顶上的铜瓦被人拆走卖给了废品回收站，“文革”后修复庙宇时，铜瓦已无处可觅，只得铺上了琉璃瓦。
据传，清朝皇帝顺治六岁嗣位，二十三岁抛弃皇位来五台山出家。顺治第三子康熙皇帝（1654-1722）八岁嗣位，康熙二十二年（1683）二月、九月，时年三十的康熙帝曾两上五台山，据说就是来寻他父亲。他第二次上五台山，进的第一所寺院就是广宗寺，遇到一个身穿旧纳的老和尚正在打扫院子，见了自己，爱理不理的样子，就上前问道：“请问师父，您上下怎幺称呼？”老和尚冷冷回答两个字：“八叉。”继续低头扫地。康熙想，这个法号倒挺怪，没再细想，就进大殿拜佛去了。当他拜完佛后，脑中忽然灵光一闪，呀，哪有叫八叉的，上八下叉，不就是个“父”字么？赶紧跑出大殿去寻自己的老子，可哪里还有那老和尚的影子。此时，天空中忽出现两朵长云，状若愁眉，康熙帝一见，暗合此时心意，长叹一声，嘱拿纸笔来，当即写下“云眉”两字。这两个字至今犹高悬在广宗寺的大殿里。
民国三十七年（1948）春，***从陕西延安去河北西柏坡途中，曾上五台山游览，住台怀镇塔院寺，傍晚，见山坡上金云闪烁，便约了周恩来一起上去看看，原来那是广宗寺大殿顶上铜瓦的闪光。进广宗寺后，在后殿抽了一签，展开一看，乃为上上。***请寺院里的一位老和尚为之解签，老和尚当即给***写了八句偈语：

八三人君走，四一福齐天。
江南何须居，十将镇边关。
江山本一统，水宫在外边。
何日回归时，总有那一天。

对这八句偈语，***左思右想，总觉得参究不透，但想既然签为上上，总不坏吧。第二年，他在北京坐上了龙廷，有一次经一位元帅提议，将开首两句的“八三”、“四一”用作了警卫部队的编号。***一九七六年去世，几年以后，这四个字蕴藏的天机才被人猜出：***享寿八十三岁，从遵义会议算起掌权四十一年，岂不就是八三四一么。前些年有关“八三四一”的这个小故事，在社会上流传颇广。其典出自何处？是不是如上所叙？我是从五台山上的一位居士和一个导游那里听说的，口耳相传，算不上确切根据，但无风不起浪，多少有点影子的吧。
在广宗寺不仅完成了这本书稿，还有一个意外收获，就是结识了一位当时为寺院看守后殿的奇人。此君自称俗姓张，老家安徽，出生于上世纪四十年代某个润四月，在这个月份出生的人，大约要过十几二十几年才能过上一次生日。据他说，他出生后从没见过自己的父亲，父亲是蒋介石侍卫队里的一个卫士，解放前夕跟着老蒋去了台湾。他七岁那年，正逢“解放”，一年里面家里接连死了四口人：元月，母亲因不堪忍受工作队的调戏侮辱，上吊而死；三月，奶奶去世；六月，爷爷跟着去了；八月，最后一个亲人叔叔也呜呼哀哉。他成了孤儿，因为“出身”不好，没人理他，就像一棵路边的野草，随其自生自灭。小小年纪乞食为生，冬天还光着脚丫，夜里找个小庙或柴火堆过夜，吃尽了人间的酸辛苦辣。十四岁那年，有个回家探亲的部队首长收留了他，从此命运大变，进部队当兵，据说一路晋升，三十岁就当上了团长。
转业到地方工作后，最后一站是在河南一个地级市当经委主任。工作有年，身体一直很棒，忽然间得了重病，不管吃什么药都不见好。上不了班，病越来越重，他觉得自己快死了。这时，有偶尔遇上的高人指点他，去五台山才有救，于是就上了五台山，进了广宗寺，在似醒非醒的状态中经历了一番开膛破肚的大清洗，由是脱胎换骨，病症俱消，成就了一副百毒不侵的金刚身。过去他不信佛，自认为是一个坚定的唯物论者，谁在他面前谈论佛菩萨，他满脸不屑：“你把佛菩萨叫来给我看看！”而现在，不是信不信的问题，他说佛菩萨经常在他面前现身，有些神仙还跟他称兄道弟呢。他也不知从哪得到了那么大的神通，有时简直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普天之下，舍我其谁。据他说，广宗寺的当家师、重庆慈云寺惟贤法师、成都昭觉寺清定上师，三位老和尚先后要为他剃度，最后都没把他头发剃掉，说是佛菩萨不让剃！这样他就成了一个非僧非俗的“带发僧”。
我在广宗寺写作《神奇舍利子》期间，有一段时候，几乎天天吃过晚饭，就跟带发僧绕着大殿散步，听他侃他那千奇百怪的人生故事。空气中弥漫着寺院里特有的香烛味，远处传来诵经的声音，五台山的夜，远离城市喧嚣，令人心静，哪怕他的故事跌宕起伏像虚构小说一样精彩，仍如隔岸观火，波涛不惊。我说你的经历倒是可以写一部新《聊斋志异》了。他说他知道自己负有重大使命，目前没到时候，这辈子也就交你这么一个朋友，等日后功成名就、归隐山林的那一天，把所有材料都交给你，到时候你愿意咋写就咋写。
后来带发僧离开了广宗寺，说是打坐中看到一座盘古山，佛菩萨叫他去找那座山并在那里建一个万法归宗的道场。他找到后叫我去帮忙，说实话我对搞项目建设没兴趣，碍于他说的朋友之交，还是为他出了很多力。他雄心勃勃要在盘古山建一座九十九米高的盘古铜像，立志三年完成。我担心资金没落实，建不起来。他说有佛菩萨告诉他，一定建得起来。开挖文化山庄地基时，山坡上忽然出现两坑泉水，而按这里的地质构成，根本不具备出水条件。工地上有人大叫：“龙泉出水了!”也有人喊道：“盘古爷显灵啦!”可是，两三个三年过去了，九十九米盘古像至今连底座也没筑起来。
由此，我倒是明白了一个以前不曾深究的道理：第一，佛菩萨乃至神灵在很多方面确实是超越人类的，他们告诉你的，可能是一个他们提前看到的结果，结果是不会错的，否则就不是结果了，那就等待时间来验证吧，好比法国预言家诺查丹玛斯的诗集《诸世纪》，很多世界性大事件在其身后数百年里陆陆续续得到了应证。第二，佛菩萨神灵并不是万能的，他们告诉你的，更多的不是一个结果，而是某种意愿，顺天意，你就应该照这个意愿去做，至于能不能做到，取决于多种因素的综合，除了个人的努力，还有外界条件以及法界中各种力量的交互作用，既有正面作用，也有负面作用，别忘了神灵之间还会互相打架呢。第三，对于某些超自然力现象，除非你真正明瞭其内在含义，一般以保持一颗平常心为好，不要过于迷恋、迷信。
《神奇舍利子》完稿后，经一位朝晖居士赞助，自印数千册，分送给了一些寺院和许多认识以及不认识的人。我给北京中国佛教协会教务部副主任妙华寄去二百册，其中一百请他转交北京居士林结缘。跟妙华法师，是在协助广宗寺举办纪念法尊法师活动时跟他认识的。妙华给我来电说，这本书写得很好，在国内是开创性的，填补了一个空白，现在采用这种方式出书，太可惜了，应该正式出版，他愿意推荐给他熟悉的宗教出版社。不久，他将山东出版社的一位女编辑介绍给我，因为事情巧得很，山东出版社曾约请中国佛协一位长者写一本介绍舍利子的书，当初定的书名也是《神奇舍利子》，两年过去了，女编辑来北京催稿，那位长者仍交不出稿件，正好我写的书已自费印出来了，那就让山东来出吧。妙华自己也出过好几本书，他为《神奇舍利子》的出版还写了个文采飞扬的前言。至于他收到的那二百册书，在佛协内部广受好评，还不够分，所以也没给北京居士林拿点去。
大约在山东出版社正在走程序的同时，我收到一位高建中先生发来的电子邮件，自我介绍是民族出版社副社长，说从网络上看到《神奇舍利子》，很有兴趣，问我是不是愿意让他们来出版？我查询了民族出版社的网站，果然看到高建中的大名，社长空缺，他是主持工作的副社长、总编辑。民族出版社的地位、影响要比地方出版社高出一个档次，何况又被一把手亲自看中，能由他们出版当然最好，不过，此时既然已答应让山东出版社出，我觉得不能将稿件抽回来，否则就不仗义了。我把这一实情答复了高建中，他似乎有些失望，说以后有机会再合作吧。山东出书遇阻后，我硬着头皮给高建中写了封信，解释了跟山东出版社进行合作的缘由，现因为在签订合同问题上发生一些分歧，决定中止合作，问他是不是还愿意出版这本书？是不是也要上报待批？原先给山东的稿件转到别的出版社会不会节外生枝？他很快给我回信：

陈晓东先生：
您好，来函收悉。关于出版《神奇的舍利子》一书事，我愿意看到书稿，并尽快出版此书。
出版此类图书，需要报批。我们是北京的中央级出版社，需要经过主管单位国家民委上报给新闻出版总署，其后由新闻出版总署交国家宗教局审稿，通过后，批复我社里来安排出版。
民族出版社一直得到新闻出版总署及国家宗教局的爱护与支持。我们报批此类图书，有一定的优势。至少他们不会轻易枪毙书稿。另外，授权于哪家出版社出版自己的著作，完全是作者自己的事情，任何机关部门和个人无权干涉，一般来说不会有什么节外生枝的事情。……

末了他叫我把书稿全文马上传给他，并留下了两个联系电话。
我马上把《神奇舍利子》全文给他传了过去。他很快答复：“《神奇舍利子》一书稿已经下载。初步感觉尚好。请将您的简历发一邮件给我。我尽快安排责编审读，处理意见当及时告知。”稍后不久，他指定的责任编辑就直接跟我联系，并就版税比例等具体事宜进行了协商。看这位社长总编办事又认真又利索的样子，我对《神奇舍利子》一书的出版又有了点信心。
而后很长时间过去，有半年多了，一直没什么消息。一天中午，忽然接到一个陌生女子电话，自报家门是北京民族出版社的，说是《神奇舍利子》牵涉到国家民委和新闻出版总署的审批问题，最终没通过，特此告知我一下。噢，我说知道了，再也说不出第二句话来。虽说从社长决定出书到后来拖这么久，有时也隐隐觉得不大对劲，但正式听到这一消息，还是感觉心里憋得难受。正午的天空，没有一丝云彩，本来白亮得很，在我眼里却瞬间变得晦暗了，我觉得自己真的很渺小也很无奈，作为一个虔诚的佛门弟子，也算是个作家，无非依个人兴趣爱好，写了几本佛教文学作品而已，尤其是这本《神奇舍利子》，类似于一本知识性历史性的读物，不管你信不信佛，看过的人都能受益，很多人恐惧死亡，看了这本书，或许有助于转变观念，以一种较为豁达的心态来对待生死，更不用说我写的书都是喻人为善，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为什么一个号称代表人民的国家却如此容不下我这个小小良民呢？在强大的国家面前，我像一只小蚂蚁一样微不足道孤立无援，果戈里笔下的一个马车夫，他把心中的委屈倾诉给马儿听，可是，“我的悲哀又向谁去诉说呢？”
过了几年，自己印的那批《神奇舍利子》早已送光，仍不时有读者来打听这本书，我就根据《文学报》上刊登的自费出书启事，重印了数千册。这批书一部分用于结缘，一部分放网上邮购和批给二手书商，以回收印刷成本。听说成都最大的书城老板看到这本书后，直接跟内蒙出版社联系，要进三千册，谁知接电话的人说没看到这本书，内蒙没出过这本书。后来从宁夏那里打听到，前不久内蒙出版社换了班子，新班子对前任卖书号的事不认账了。
又过了几年，第二次印的《神奇舍利子》也所剩无几了。去年元旦刚过，发现在我家佛台前天花板上，开出了好几簇优昙陀罗花。据网络报道，这花最早是一九九七年在韩国一家寺院的佛像上被发现，韩国作为一个普遍信仰佛教的国家，不少信众认为这就是佛经中所说三千年一开的优昙陀罗花，花开则预示着如来下生、金轮王出现世间等殊胜因缘。之后，不仅韩国，世界上其他一些地方，包括中国内地几个省份、香港、台湾，以及澳洲布里斯本、美國加州等地，也陆续有人看到，而且显现的方式多姿多彩，引起人们极大的兴趣和关注。前面讲到的比丘尼无念师，二○○○年冬她供佛的苹果上也开出这种奇异小花。在我家里出现优昙陀罗花，惊喜之余，猜想这可能是某种无形力量在我面前的一个显现吧，于是萌生了要重印《神奇舍利子》一书的想法。现代人受某种执着束缚太重，往往只相信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既然这样，《神奇舍利子》就从普通人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出发，告诉人们一些佛法的基本道理。我又补充了一些新得到的素材，如“活着时身上出现舍利子的当代修行者”等，经友人资助，重新编排，采用了现在流行的彩色大开本，印了数千册，目前仍在结缘、邮购、代销齐头并进中。

四十一．骨头上留下“泰”字的无名僧
前些年写了几本介绍佛教人物或故事的通俗读物后，接到一些读者来信，询问可否介绍一些切实可行的修行方法？我感到又喜又忧。喜的是，读者看了我写的书而想修行，这说明走上正路了。佛法讲“信、解、行、证”（又作“解、信、行、证”），概括了佛教正道上的几个阶段，一是“信”——相信，即只有相信佛法是宇宙中世界上无可比拟的无上大法，对某些不可思议而实际上真实不虚的现象没有怀疑，这才有可能真正步入佛法的正道；二是“解”——了解，即从道理上、佛理上了解佛法是怎么回事；三是“行”——修行，即通过修行不断改善内在素质越来越趋向自我身心的圆满；四是“证”——证悟，即达到一定次第后自然就可证实佛法的真实不虚。前两个步骤，不管是先相信再加以了解也好，或是先了解再相信也好，信还是不信，这是能不能真正进入佛法正道的前提，如果你对佛法抱有偏见，或半信半疑，或仅仅把佛法当作一门社会学的理论、学问来加以研究，那你哪怕能得到佛学博士博士后的学位，也未必就能真正进入佛法正道的大门。我自己从小到大，对佛法经历了一个从不信到信的变化过程，回过头来看社会上芸芸众生，发现许多人像过去的我那样，长年累月被所谓唯物论、无神论的灌输教育把脑子洗坏了，对佛法先入为主地怀有很大偏见，除非你给他一个强有力的震撼，不然很难叫他改变日积月累形成的思想观念。我从不信佛到对佛法坚信不疑，并小有发心，写了几本小书，根本也算不上是什么佛学著作，毋宁说是在我们这么一个王道横行佛法式微的社会里，一种对佛法很肤浅的“启蒙”读本而已。我无非以亲身经历及所见所闻，通过对一些当世修行者的介绍，包括其不可思议的成就显现，包括其大慈大悲的人格魅力，让有缘者看到后或可惊醒一番：呀，原来今天这个世界上还真有这样的人、这样的事存在！
所以，当有人来问我应该用什么方法修行时，这意味着其对佛法的信心已经升起，可见我的书或许没有白写，我是打心里感到高兴的。但我又有所忧虑，因为觉得自己在修行上虽然也小有一点体会，但跟那些修行成就者相比，差距太大了。一个佛法上真正合格的上师，不仅能因人而宜具体指导你如何修行，还能以其自身法力以及可以调动的法界力量，大大提升你修为的档次，让你更快得到进步乃至成就。释迦牟尼佛在世时，许多人听他讲一次经就当场成就了阿罗汉果位——须知许多人修了一辈子都达不到这样的高度，这除了累世因缘外，实赖于释迦牟尼佛旷古绝伦的超级加持力啊。
我希望能找到比较合适的对象，将当代成就者较为适合当代人的修行方法，介绍给有志修行的当代人。像前面说到的那位住过一百几十个山洞的青海大喇嘛，还有那个几乎终生闭关头发两米多长的囊谦老修行，他们的苦修精神都极为令人敬佩，但他们生活和修行的方式显然不是一般人能够学得了做得到的。令我庆幸的是，后来我找到了，或者说，不是我找到，是有人将这样的材料送上门来了。
事情要从《神奇舍利子》说起，这本书流散出去后，陆陆续续，有些热心读者会主动向作者提供一些有关今日舍利子的线索。辗转听说上海莘庄有位陈居士，保存着她师父的不少舍利子，邀我去看看，虽然路比较远，我还是赶过去了。
见面后，陈居士把供在佛龛上的一只小盒捧出，那里面藏有她师父六七颗滚圆的舍利子，大的如绿豆，小的似粟米，色泽紫黑，沉甸坚实，给人一种很不寻常的感觉。
“你还想看看我师父的几块骨头吗？”她说着捧出一只大盒，里面盛放着一长一短两根较完整的腿骨，还有若干块骨片。你很难想象到，火焚后的骨头居然会像雪一样白。更奇特的是，在那两根骨头上，缀有不少舍利子，大大小小，多达几十颗。我当时就想，不是有人宣称舍利子为体内结石所致么？若让这些人来瞧瞧这缀在骨头上的舍利子，不知又会编出何等妙论？纵不见得说是结石长到了骨头上？
“我师父圆寂后不仅留下许多舍利子，骨头上还留下一个‘泰’字呢！”
“快让我看看。”
陈居士递给我几张照片，其中一张是舍利子特写，二十多颗紫黑舍利子围成一圈，中间摆一块骨片，骨片上有个凸出的“泰”字，字迹端正，遒劲有力。太了不起了！我从心底里由衷赞叹，这要修到何等地步，才能以心力留下这么一个字来。以前也有修行者圆寂后尸骨上显现图像文字的非凡事迹，有的我也见过，大多是有点像、比较像，绝无清晰至此的，太不可思议了。
陈居士告诉我，她师父涤华禅师是个真正修苦行的老修行，自号“无名僧”，不少人见他其貌不扬，都瞧不起他。晚年他凭自己悟证写了本《金刚经注解》，联系出版时，有人居然污蔑他，说这种人怎么可能写得出书来，稿子肯定是从哪里捡来或偷来的。九六年四月，涤华禅师在镇江金山寺圆寂，终年虚岁八十八。一个多月后火化，弟子从骨灰中拣得不少舍利子，还发现骨片上似有梵文字母，拿去请寺院僧人辨认，有人带着点嘲弄口气说：“你们师父明明知道你们不识梵文嘛！要显，就显个汉字给你们看看嘛！”次日再次筛选骨灰、碎骨，真的找到一块骨片，上面有个极清晰的‘泰’字，冷嘲热讽者这才无话可说。
我问陈居士：“你怎么看待你们师父留下这么个‘泰’字呀？”
陈居士说：“师父生前经常对我们弟子说，他修持并传授我们的如来禅，直秉六祖道性，为真正如来正法，但他活着时别人不会重视，要待他去世以后若干年，这个法才会花开遍地。我们说，你一直教我们要无我无相，但现代人只相信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我们拿什么叫别人相信啊？师父就说，这样吧，我要死得跟别人不一样，等我死了以后，还会留个小玩意给你们。当时我们都不理解，现在想想，师父说的小玩意，大概就是这个骨头上的‘泰’字吧。”
我又问，“‘泰’字实物在哪里？能让我看看么？”
她告诉我，实物在苏州一位弟子那里保管着，可以陪我去看。她又很诚恳地对我说：“看过你写的书，写得很好，能为我师父作点介绍么？”我说没问题，等《神奇舍利子》一书重印时，我可以写上一两千字，加一节进去。“嗯，我的意思是，你能专门为我师父写一本书吗？”
写一本书？这我倒要慎重考虑一下了，“火化后留下个泰字，确实极为殊胜、极为难得，但能不能写一本书，那要看有没有那么多材料可写，写一二十万字，跟写一二千字，完全不是一码事。这样吧，你师父写的《金刚经注解》这里可有？能让我拜读一下么？”
她从柜子里取出一本《金刚经注解》，又找出一本《关房般若觉·心经感 合刊》，都是竖排手写影印本。“送给你吧。这是我们做弟子的想方设法印出来的。”
我抓紧时间把涤华禅师这两本著作粗读了一遍，虽未来得及细细咀嚼，仅凭一种直觉，觉得像这样一位当代高僧修行得道的切身体会，十分难得。
不多久，陈居士陪我去苏州光福庵真照尼师那里观看了实物。这个‘泰’字，比我看照片时形成的印象要小得多，实际上只有一颗赤豆的剖面那么大，正因为小，感觉更加精致。字是凸起的，一笔一划都宛如用刀雕刻出来一般。面对陈居士所说她师父留下的“小玩意”，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千百年来人类世界的一个奇迹，其对当今人类社会的价值，是怎么估计都不会过分的。当人们回顾上世纪最重大的科技发明时，不能不承认，像汽车、电话、原子弹、人造卫星、电视机、计算机、因特网等这些科技上的重大成果，极大地影响与改变了人类社会的面貌。可是，再伟大的科学家，哪怕你能造出原子弹和人造卫星来，若不借助一定的工具与技术，你要他光凭自己的意念、心力，在自己骨头上显个文字或图案出来，这办得到吗？人们一定会说这是痴人说梦。而此刻，不是痴人说梦，有个名不见经传的中国人办到了，他死后骨头上果真留下了一个极清晰的汉字，他在当今世界上为中国人赢得了一个骄傲！有点可惜的是，我见到骨片已裂成三爿，用透明胶带纸粘合着，接缝也没完全对准，所幸“泰”字本身基本上还算完整。可以想见，如果这一奇迹发生在其他国家的话，很可能会成为轰动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大新闻，“泰”字定会成为国宝级的宝物受到最好的保管与珍藏，但在我们这里，这个无可比拟、无法估价的生命奇迹，至少到目前为止是被无声无息地埋没了。
我问骨片为什么会碎掉？陈居士十分懊恼地说，前几年经人介绍，她曾找到上海《新民晚报》一位主任记者，希望报纸能对她师父的这一奇迹做个报道。主任记者看了照片后惊叹不已，作为干新闻这一行当的老记者，何尝不想抓个独家新闻，但事情太轰动了，他个人还做不了主。他对陈居士说，你说这是骨头上烧出来的字，我可以相信，可别人假如说这是石膏上刻出来的，你怎么叫人家信服？这样吧，请八○三检验一下，有个检验结果，报纸就可以登了。八○三属于公安系统，为全上海最具权威性的检测机构。到那里后，她们从一个塑料小盒里取出“泰”字，割下一小块拿去化验，关上盒盖时，听见“啪”一声，骨片被放在盒子底部的吸潮丸顶了一下，当即碎成了三片。检测结果，舍利子主要由骨髓和血组成，“泰”字的主要成分是碳酸钙，可证明是骨头不是石膏。可是，主任记者请示上头后，上头仍然不同意登，还说这种消息登出来，意识形态要搞不清楚了，到底是物质在先还是精神在先啊？
报纸不敢登这样的消息，或许也有报纸的难处，坊间流传的顺口溜：“我是X的一条狗，趴在X的大门口，X叫咬谁就咬谁，叫咬几口咬几口。”既是对报纸之类“喉舌”的嘲讽，也可见出“喉舌”在民众面前不管多么飞扬跋扈，在其主子面前的地位其实也不值得夸耀。报纸的难处在于，主子直接发下的话、布置的事，照办就是，可大量主子没有直接表态的事，要靠自己细心揣摩，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不说，分寸如何拿捏得准，并不容易，弄不好就会吃力不讨好。其实，不就是一片小小的骨头么，不就是骨头上一个小小的汉字么，登了又咋样，你当“喉舌”的还非要提升到哲学的高度上来严加防范，有这个必要么。
至于送公安八○三进行检测，也纯属多此一举，靠目前化验室里的仪器设备，能化验出什么结果来？无非告诉你一点被检物的物质特性以及某些物理化学的结构成分等等，至多也就是向你证明这是骨质不是石膏而已，可是，它本来就是遗体火化后的骨烬啊，其成分本来就是骨质而不是石膏啊，这还需要证明吗？若有的人连这样明明白白的事实都不肯承认，乃至故意诋毁，就像夏虫不可以语冰，跟这样的人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从看到“泰”字实物的那一刹那起，我就觉得，一定要为涤华禅师写一本书，介绍他的修行实践，介绍他留下的这个举世无双的“泰”字，既然我曾小有发心，莫若说，这是上天给了我一个十分难得的机会，就连书名，我也想好了，不妨就叫《千古一泰无名僧》，世界之大，古往今来，修行者不在少数，可死后能在骨头上留下一个如此清晰文字者，千古一人，舍此其谁？
我沿着涤华禅师的出生地以及曾经到过的地方，淮安、镇江、大连、福州……一路寻迹，一个当代禅修成就者的感人形象越来越立体地展现在我面前。这位禅师于清宣统己酉年（1910）出生在江苏淮安河下镇，俗姓杨，家境还算殷实，十岁那年患上类似精神失常的毛病，医生看不好，越闹越凶，十三岁送去当地寺庙当个小沙弥，身体渐渐康复。十五岁去江苏宝华山受了具足戒，就是个正式僧人了。不久家里为祖父七十寿辰祝寿，场面热闹非常，令他凡心砰动，再加上父母极力撺掇，就还了俗。十七岁结婚，生有子女多人，活下来二男一女。日本侵略中国，日机三炸淮安，他家里的日子越过越落魄，但对佛法和人生却有了新的感悟，花三年时间一字一抄一拜《妙法莲华经》，从无懈怠。
“解放”后，他更加潦倒，靠箍桶为生，五六年再萌出家之念，写信给江西云居山虚云老和尚，接虚老亲笔回信，把家里做了安排后，便去虚云老和尚座前再续僧缘。后又去福州鼓山涌泉寺补戒，在斋堂里替大众师装饭添菜以及洗碗刷锅。发愿止语三年、日中一食、常坐不卧，三年期满，恢复说话，但每天只食一餐和常坐不卧已成习惯，一直贯其终生。
“文革”中，他被撵出寺院，回淮安老家，靠叫卖草纸维持生计。梦中得济公和尚指点，常阅《金刚经》。一天夜里，梦见释迦牟尼佛从地上拔了一根草给他，他接草在手，醒来即彻底明了《金刚经》之义，而且从这一天起，本来连写封信也不会的他，居然就能开笔写书。“文革”以后，重回福州涌泉寺，因肺病复发，被安排在埋葬亡僧的海会塔守塔养病，发愿著一部《金刚经注解》度人，于是白天看塔，夜里就着烛光用蝇头小楷著书，历三载寒暑而完成，其时已是一个八十老翁。
《金刚经》为佛教经典中一部非常重要的经，自后秦鸠摩罗什译成汉语后，又相继出现包括唐玄奘在内的多个译本。至于后世为《金刚经》做释论的，更是络绎不绝，据传唐代为此经注疏者即多达八百六十家，流传至今的还有百家。近百年来名人高士和专家学者为《金刚经》作注的也不少，目前查得到的也有数十人，多是在某一时期佛教界声名卓著的头面人物。跟这些名流大腕相比，涤华禅师要名气没名气，要地位没地位，再说他文化程度不高，在语言修辞上比拼不过别人。不过，他所著《金刚经注解》的不同之处，或者说最大的价值，是一个现代真开悟者，通过为《金刚经》作注的方式，将他对佛法最上乘的真切感受与理解，尽其努力原原本本表达出来。就如他给一个弟子信中所说：“余所说者之句义，均是从法性海中流出也……”其根本之要义，可以说就是他一再对弟子的教导：要无我无相，放得下，一切无相，一切放下再放下。
涤华禅师离开涌泉寺后，去了扬州高旻寺，后应镇江金山寺首座养廉老法师之请，去金山寺长住，直至圆寂。去世后一个多月，一直置放于江南的暖湿空气中，身上毫无异味，肢体柔软如生，时常有群鸟围着飞翔啁鸣。在绍隆寺火化窑中火化，炉中大火从早上八点燃起，点火后，金黄色的火柱从烟筒中冒出三尺多高。两小时后，出现许多奇异景象，大家看到火光中依次显现涤华师父及释迦佛、弥勒佛、达摩祖师、六祖大师、观世音菩萨的像。骨灰冷却后，找到许多舍利子，颗粒饱满，质地坚硬，直至第二天发现一块骨片上有个凸起的“泰”字，更成为令人叹为观止的佛门胜异。
我去淮安涤华禅师大儿子家搜集资料时，还碰上一件挺有意思的事。他家墙上挂个玻璃镜框，里面大大小小排列着几十张家人的照片，他父亲的也有，但没几张，有张彩色头像，我请求借用一下。他夫妇俩说，要别的照片都行，这一张上面有涤华师父的题词，特别珍贵，所以不敢轻易拿出去。
我不知涤华禅师在照片上题了些什么字，问他俩。他妻说，具体记不得了，反正是留给子女作纪念的意思吧。我说，能把照片拿出来看看么？她说可以可以，就把镜框从墙上取下，翻转身，卸下底板，很小心地将那张照片取了出来。我把照片翻到背面，一看，上面用蓝墨水写着：

此张，谁需给谁，许让不许争，争者，非我子女也。父嘱

真是神了！对涤华禅师生前的先见之明，我差点没大叫出来。我把照片递给他妻子，尽量用平稳的口气说：“你自己看吧，涤华师父题的字。”
她一看，大叫起来：“嗳呀呀呀！呀呀呀呀！许让不许争，师父写得明明白白，这张照片就是要给你的，你拿去拿去，我就是想留也不敢留了呀！”
涤华禅师的这张照片，我带回扫描之后，最后物归原主，用挂号寄还给了他们。
在大连，我呆了一个星期，住在涤华禅师弟子尹居士家里。涤华禅师圆寂前一年，曾在女儿真照陪同下，去大连传法四十天。或可一提的是，涤华禅师写完《金刚经注解》后始收徒弟，年已八十，到他圆寂，数年间收徒数百，以俗家女众为多，且多是些家境很一般的平民百姓。有五位女弟子被他称为五大“法子”，分别赐名真如、真法、真照、真空、真慧，上海那位陈居士就是真如，又称因缘第一。据涤华禅师自己说，他给弟子起名，大多是依着感觉，随缘而起，并不讲究什么辈份、排列，例如他给福州一位林居士起名就改了两次，先叫本心，后叫妙慧，最后叫她真慧。很有意思的是，这五大法子之名“如法照空慧”的排列，不管有意无意，恰好道出了依法而行、寂寂观照、以空为本、定而得慧的循序渐进修行之路。
大连的这位尹居士，赐名真空，又称其为神通第一。尹以前在化工企业上班，苯中毒引起肝囊肿，身体很差。接触佛法后，有一天念《六祖坛经》，忽觉头顶发凉，气可进出，不想吃饭，勉强吃下的东西都吐出来，从此不再进食，身体变得越来越轻快，干什么都不累。随着断食时间越来越长，大连一时传为奇谈，有家医院特把她请去作检查，只见肠胃里空空如也，无任何食物痕迹，医生们无法从医学上做出合理解释。这次断食一直持续了二百一十三天，恢复进食后，她去原先看病的医院复查，囊肿消失得无影无踪，肝脏变得像婴儿般的柔软，许多神通自然而来，在当地渐渐小有名气。
我请尹居士为我介绍几个大连的奇人异士见见面，她请来了好友大李姐，能看旁人生前生后之事。大李姐说我某个前世，曾在一个天很蓝云很白的很高的地方，和许多穿着红色衣袍的人在一起干着什么……她描绘的好像是一幅高原法会的场景，跟所传“武则天转世”的宝玲居士对我所说差不多。有关前世后世这些玄玄乎乎的事，我一般听过算数，并不太放在心上。
我问大李姐：“你看我现在怎样？”
“不大顺，有小人。”她脱口而出。
“什么小人？”
“方头大脑，身体不大好。”她满不在乎地说。
“哪个小人？”
“噢，”她迟疑了一下说，“这个人坐得蛮高的么，是在中央的。”
“谁呀？”
她朝我看看，露出狐疑之色，压低声音说出了一个字：“江？”就闭口了。她显然不明白，我这个来采访尹居士的普通人怎会跟当今第一号大人物扯到一起去。
她对江最初看到的是一个小人，这是他的本质特征，我受小人之害，这或许是我命中一劫，小人得志，不仅是我个人之害，更是国家之害，反正，作为个人逃是逃不掉的。还好，她看到这个劫难过去以后，我的未来还是释然的。我说我写个地址给你，欢迎你到上海来玩。“不用，”她手一摆，“你已经不住在那里了。”果真如此，回上海后两三年我就搬了家。
听尹居士说，大李姐的丈夫是师级军官，离休回地方待遇仍不低，大李姐自己从工厂退休，也有一份退休金，因家境宽裕，再加丈夫的部队身份，虽然她有这么大的能耐，很少在人前显露本事，更不会出于经济目的为这个看为那个看，这一次是硬把她拽过来的。
涤华禅师生前给弟子尤其是五位法子写过不少信，就如何修行一一给予具体指点，引导她们在修行的正道上不断进步。当我借阅弟子们保存下来的百余封师父来信，看到那写在各种各样纸片上密密麻麻的小字，有的信长达五六页、七八页，有的纸正反两面都写，有的是写在废稿纸的天头和其它空档处，写字用的笔，红、蓝圆珠笔和毛笔都有，每封信的字里行间无不流溢出对弟子们的殷殷关切，有时是一种恨铁不成钢的焦虑，可以想见，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在昏暗的闭关房里，为了弟子们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也是为了日后不负天下众生的慧命，付出了何等操劳与艰辛。
回过头来，我觉得我可以向那些请教修行方法的读者有个交代了，这就是把涤华禅师本人走过的路，他开悟后亲笔撰写的《金刚经注解》，以及他对弟子的许多开示和信件，包括如何诵经、如何坐禅、如何持咒、如何观想等具体方法，原原本本地介绍出来，这对当代有志修行者就是最好的良师益友。
这位老修行圆寂后，不仅留下舍利子和极其稀有的“泰”字，其不朽的神识有时好像还光照着身后的世界。九九年八月十一日凌晨两点多，东北辽源市一幢四层楼的集贸大楼失火，因救火困难，烧了十多小时，到下午四点火才全部熄灭，商场里的东西无一幸免，可二楼一位摊主却发现了一个奇迹：她经营的铝合金柜台全被烧塌，玻璃全被烧碎，服装等物全被烧焦烧成灰烬，唯独一本《涤华禅师行略》和一本叠在下面的《印光大师文抄》没烧掉，只是封面被熏黑了，而跟两本书放在一起的净空法师讲解《金刚经》的二百多盘磁带，全部烧化，粘连成一堆黑乎乎的废渣。见到的人都说，连铝合金的柜台都烧塌了，柜台里的书却没烧掉，佛法的威力真是不可思议呀！这一奇迹，随着集贸大楼火灾的消息一起传播，几天内便传遍了整个辽源市。
我撰写的《千古一泰无名僧》一书，通过网络沟通，由一家澳门设在海南的中华出版社出版，书号和印刷费较国内正规出版社便宜一些。可惜字号印小了，目力不济的老年人看起来太费劲。看过这本书的人，都想看无名僧的《金刚经注解》，但不易找到。过后我用这个书号重印了数千册，重新排版，把无名僧的《金刚经注解》也放了进去。
犹可一提的是，二〇〇八年十一月八日，在江苏淮安举行“纪念涤华禅师诞辰一百周年暨金刚舍利塔落成开光典礼”， 有数百信众参加。上午十一点多，法会仪式即将结束时，南面空中忽有一根白色光柱拔地而起，越过太阳，直至半空。在场许多人亲眼目睹这一奇景，无不叹为稀有，带相机或有摄像功能手机的，纷纷举机拍下这一极为难得的镜头，更有人啧啧赞叹：“涤华师父显灵啦 !” 有位上海来的医学博士，曾读过笔者《千古一泰无名僧》一书，对涤华禅师及其所著《金刚经注解》素怀敬仰之心，见此瑞祥，十分激动地表示：“这一现象是无名僧在表法啊！这表明他的无相大法直上之下，是一条最近的路，是一条修行的捷径啊！”




四十二．当世奇人“大小孩”
如果有人告诉你：有个小孩，从小严重残疾，一直躺在床上，从没上过学，也没人教他，有一天他忽然什么字都认识了，能看书了，你信不信？当人们还在为是不是真有“外星人”存在而争论不休的时候，前些年已有不止一个外星人来找过他了，你信不信？英国一位高度致残坐在轮椅上的霍金先生，他的研究成果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当代物理界对宇宙和时间的看法，他在国际上被誉为当代最伟大的科学家、活着的爱因斯坦；而这个常年躺在床上的中国小孩，他身体的残疾程度也许比霍金还要严重，不过他对宇宙起源及天体变化的深邃了解，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不少霍金不可比拟之处，你信不信？
其实，这是一个无所谓信还是不信的问题，你信也好，不信也好，都不会改变这样一个事实：这位也许是当代世界最神奇的人物之一，目前就跟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国度里，他眼下的知名度跟霍金还不能比，但他在一定范围和空间里，正以其博大的胸怀和慈悲心，凭藉过人的洞察力和超能力，为地球上迷惘的人们指点迷津，帮有病的人们恢复健康，让无数颗失落的心重新找回原本的善良和纯净。
我头一次听说这位奇人，是在七八年前，一位出家人告诉我的。这位五台山显通寺的印生法师，是我在广宗寺撰写《神奇舍利子》一书时跟他认识的，这本书印出来后，他是最早的读者之一。不久五台山带发僧离开广宗寺去寻找盘古山，印生也下了五台山，去他老家河南桐柏那里，重建一座毁于“文革”的唐代老庙清泉寺。
那一天，我接到印生法师打来的电话，他说给我提供一个素材，有个小孩很了不起，三岁即懂天文地理，七岁已知大乘佛法。我说，太不可思议了，这是真的么？他说是真的。我说你是听谁说的？还是亲眼所见？他说已跟这个神异小孩接触过几次，这小孩自己躺在床上起不来，却为很多人治好了病。我问小孩现在什么地方？以后有机会的话，想去见见。他说行啊，那小孩在河南长葛乡下，到时候他有空的话，可以陪我去。
○四年春，我应五台山带发僧之邀，去河南泌阳参加一个盘古文化节，打算先去长葛拜访这位奇人。我跟印生联系后，他说没问题，到时候在小孩家里跟我碰头。
火车上午到郑州，乘上开往信阳方向的长途车，到一个名叫祖师庙的小地方下来，再乘摩托车直接送到奇人家里。这是一个盖了没几年的农家宅院，院内两层楼房，大门前一条乡村便道，宅院四周分布着大片绿色麦田，远处簇立着绿色防护林，空气中弥散着泥土和植被的清香。已经下午一两点，印生还没到，好客的女主人出门来接，看上去四十出头，面容端庄，脸色滋润，不像个种地的农妇，倒很有一点贵夫人的气度。她自我介绍叫秀梅，说家里已吃过午饭，请我在客厅里坐一坐，一会儿就炒了几个素菜请我吃饭。
匆匆吃完，搁下筷子，很想尽快看到那位带有神秘色彩的小孩。秀梅掀开一道门帘，让我进了屋，只见一张床前还有一道帘子挡着，我急不可待，脑子里啥都没想，一把就拉开了床帘。躺在床上的人，不像印生说的是个七、八岁的小孩，也许，是我在电话里没听清楚吧，反正看不出他到底有多大年纪，剃个光头，头顶上有几道极深的漕沟，十分奇特。他的面容属于略显肥胖的那一种，鼻子、脸颊和下巴都有点肥笃笃的，双眼皮，一双眼睛很有神采，眼睛里洋溢着一种真诚的笑意，脸上也焕发着一种灿烂的笑容。掩盖在薄被子下的身体，凸现出圆鼓鼓的肚子。看到他，不知怎的，就会让人想起那个笑口常开的大肚弥勒佛来。他的手又白又嫩，像婴儿的手那么细嫩光洁，手背隆起，十指尖尖，并拢的手指间不见缝隙，很像传统佛像佛画中菩萨的手相。问他怎么称呼？他说家里人都叫他“大小孩”，也有他给自己起的名字，我就叫他名字。虽是初次见面，我跟他十分投缘，聊着聊着，时间过得飞快，感觉自己的心跟他靠得越来越近。他告诉我，以前家里用帘子挡在床前不让见外人，若无意中见了，他会心跳加快，不舒服。他为人治病，也是隔着帘子。这次帘子拉开，毫无不舒之感，很平静，这是从来没有过的。这时印生也到了，他说这就是佛教中说的一种缘分啊。
我在这里住了三个晚上。白天夜里，跟大小孩什么都谈，天南海北，百味人生，我发现他虽然终日躺在床上不出门，但知识面非常广泛，好像没有他不懂的东西。他尤其对宇宙的形成和发展变化很有兴趣，曾画过几幅宇宙全景图。对霍金的《时间简史》，他认为霍金用思想去探索宇宙最深处，想象加上推理，最后用数学公式表达出来，虽有一定局限，对人类还是有一定的启发。他还想看看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曾托人去郑州买，新华书店里没有。我把这事记住了，回上海后，在福州路科技书店找到了爱因斯坦《相对论》中译本，还有两本介绍宇宙学的通俗读物，一起给寄了去。
大小孩的母亲里里外外一把手，又要照顾大小孩，又要干家务，忙这忙那，做什么事都又快又利索，是个挺能干的人。等她稍许空下来时，听她讲述有关大小孩的来历及种种匪夷所思的事情，好像是在听一个当代神话，而这些神话故事真真切切就发生在今天，发生在我们共同生活的这块土地上。她本人的命运也十分坎坷，从小到大遭遇种种不幸，尝尽生活的苦难艰辛。她的儿子自小因感冒发烧被赤脚医生打针扎坏神经，不能行走，在床上一躺十几年，全靠她一手照顾，后来因病身亡。过了一天，死去的孩子忽然活过来，而且变了个人，行为特征变得像个婴儿一样，说话奶声奶气，光吃奶粉不能吃饭，一切从头学起。吃了几个月奶粉，逐渐能喝稀饭和汤水了，才告别奶瓶，结束了婴儿期。死而复生的孩子，自称来自一个极为遥远的地方，问他叫什么，他说就叫他大小孩。慢慢发现，他具有一些超常能力，能用思维跟小动物进行沟通，其魂灵在夜里经常外出“神游”，随口说出的话往往会得到验证，会写一些类似甲骨文那样的古文字，没上过学忽然就能读书识字。当偶尔发觉他具备隔帘治病的本领后，一传十，十传百，他的名气在当地传开来，来找他看病的人越来越多，最多时他家院里院外挤满了人，人群一直延伸到几十米外的宅基地。
大小孩对探索宇宙成因和发展变化一直怀有浓厚兴趣，曾根据他直接“看”到的宇宙景象，画过几幅宇宙全景图，还写过一篇短文《宇宙何来何去》，阐述了他所理解的宇宙产生和演变的必要条件：

宇宙何来何去
宇宙中多彩多样的物质形态，都源于最基本的两个物质和五个原因而存在并分化出来。如果没有最开端的两个物质源和最基本的五个原因，那么宇宙也不会产生。这两个最基本的物质源是：基态质粘合与态异物质颗粒。
宇宙的发展是在两个最原始物质中产生了多维几何面和微圆弦合共振共鸣力，这个力的产生是宇宙开始发展变化的原始推动力，这种力一直持续到宇宙的终结。
这五个原因是：
一、宇宙在演变膨胀，物质却没有增多也没有减少；
二、宇宙在膨胀的过程中，它的空间随着物质形态的变化而相应增加；
三、在前两个条件的基础上，宇宙空间内产生了多种力。这个力在起作用的时候，在空间里产生了遇合叠加力束点，这个力点的形成使物质束缚在它上面，使物质发生剧烈的反应，最后形成恒、行星体，最后就是星系；
四、当物质走向泯灭的时候，它的去向就回归于宇宙原始基态胶合质中去了；
五、这个宇宙是封闭和开放性的，如果缺少了这些，那么宇宙也不会像我们今天这样子。
宇宙是在膨胀与收缩中形成和发展的，这种说法也有不适之处，因为宇宙在发展下去的某一阶段，会经历一个成形稳定期，也就是说，宇宙不会膨胀下去，也不会收缩下去，而是稳定在一个时期内。
很多人都想知道宇宙的未来是什么样子，这种想象是很难做到的，因为在宇宙中，所发生的很多事情是无可测性规律的，整个宇宙未来的去向有可能是当宇宙膨胀到极限时，宇宙的闭合力将减弱，物质将外逸，融入到宇宙中的宇宙中去。

有必要指出的是，当大小孩描述他所见到的宇宙景象以及分析宇宙的诞生和发展演变时，他没有接受过任何天文学方面的学习和熏染，他自己也承认，如果他能了解一些天文学的基础理论，他也许能用更贴切的专业语汇来表达他想说明的东西，而现在的若干表述，不少词汇是自己创造出来的，或许有点生硬，但如果有机会跟天文物理学家直接进行交流的话，他一定能更加透彻地表达出他对宇宙景象的观感来。
大小孩跟外星人也有过零距离的接触。曾有一个来自外太空的智慧生物，一段时间里经常来跟大小孩见面，但很注意不跟大小孩靠得太近，有时就站在门口跟大小孩说话。大小孩问他干嘛不靠近一点？他说自己身上辐射波很强，担心靠得太近，会损伤地球人的皮肤。后来大小孩发现，只要外星人在他这儿呆上几天，自己手上的皮肤就会变得又透又亮，像被烧伤后新长出来的那种嫩肤一样。后来又有乘坐碟形飞行器经过地球外围的外星人，探测仪发现了大小孩的信息，特意下来看望他。飞行器悬浮在他家上空，舱门打开，两个外星人就从里面下来了。那碟形飞行器可以变化，原先体积很大，外星人从里面下来后，飞行器仍悬在空中，但体积就变小了。那两个外星人告诉大小孩，他们来自很远的地方，飞行器速度非常快，使用的是一种将时间层撕裂开的技术，远远超出地球人所谓的光速极限。
这年秋天，大小孩应邀去登封为人治病。我听说后，特地从上海赶去登封，想看看他是怎么为农民兄弟看病的。我到那里的时候，每天来找他看病的人已不少，为了控制人数，每天发出一定数量牌子，领到牌子的按号就诊，没领到牌的明日请早。我睡大小孩隔壁，天还黑洞洞的，就被嘈杂声音吵醒，起来一看，才凌晨三点多，客厅里已有不少人来排队等号。
七点开始为人看病。大小孩仰面躺在屋角一张单人床上，肚子上盖一条大毛巾，脸稍外侧，右手搁床席上。病人一个接一个进来，从早到晚，要看五十多个，够累的。秋天的登封，天气已有点凉，来人多穿夹衣或毛衣，大小孩不停给人治病，自身能量处于不断激发状态中，身体发热，只穿一件短袖衫，脸上渗出一层油光，有时母亲帮他把身子翻动一下，发现背部紧贴席子的汗衫都被汗水湿透了。
有个女病人，来治哮喘，大小孩给她发功后，她开始进入一种状态，边舞蹈边哼唱起来，而且跳舞动作幅度越来越大。秀梅怕她摔倒，就叫人把她扶到另一屋里躺下。女病人虽然躺下了，嘴里依然唱着：“你们知不知道呀，这个老神仙是从哪里来的呀？这老神仙躺在这床上，容易不容易呀？这么受罪，累成这个样子，你们都没有良心，就给拿个五块、十块，背后还说五块十块也给多了，心里还有没有良心呀？……”很多等候看病的人，都围上前去看。秀梅被这女子说中了心中苦楚，伤心得哭起来。那女子说唱了一通大小孩的苦难史，最后说道：“你们这些人呀，你们别看他躺在这里，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他哪!他以后还要去上海的，去了上海以后，还要去北京的，你们知不知道哪……” 这女病人哮喘被治好了，有事没事还常来走走，给大小孩送点吃的。她对自己说了些什么，已不记得。或有可能，是哪位过路的神仙，借这位女子的嘴，来教训一下某些不懂感恩的人吧。
曾有一个患艾滋病的农民，在姐姐陪同下来看病。这人身穿蓝色长条衬衣，三十几岁，有过卖血史，查出艾滋病已有十年，前些年还去医院求治，因为效果不明显，家里钱也用光了，就此放弃了治疗。这么一个看上去个儿高高、骨架宽大的大男人，来的时候，走路慢吞吞的，说话轻飘飘的，一副有气无力的样子。治了一次，患者当场觉得身上长了力气，站起来往外走时，脚步轻快有力，跟来时判若两人。后来又治了两次，基本恢复了健康。不仅如此，他把村里十多个患艾滋病的病友也给带过来了，那些人跟他一样，也是因为卖血而得病，因为家里穷，看不起病，再说医院也没什么特效药，他们对治疗早已丧失了信心，有的病情特别严重的，什么活都干不了，几乎就是天天呆在家里消耗剩余的生命，等待着哪一天让死神来带走。
这些艾滋病患者经大小孩治疗后，大部分都有明显好转，有的几乎任何症状都消失了。大小孩叫他们都去医院复查一下，最好作个艾滋病病毒专门检测，看看是不是完全痊愈了。他希望自己对艾滋病的治疗结果能得到医学检测的肯定，这样，他今后或可根据自己的实际心得，为人类全面克服艾滋病提供一点切实可行的建议。很可惜，这些人当时都说：“好，好。”谁知他们回去后，都可以正常地生活和干活了，却没有一个人去医院作检验的，

也不再到大小孩这儿来了。
我看大小孩在登封为人治病这么辛苦，却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心里很难受。年底，我搬了家，老房子空出来了，就邀请大小孩来上海住一阵子。
安顿下来后，大小孩对我说，他在河南老家时已到上海“来过”，看见我屋里有许多书，都装在纸箱里。可真的来到这里，看见书都摆在书橱里，不由得有点纳闷，当时明明看到书是装在纸箱里的啊。
我告诉他，当时正准备搬家，一部分常用的工具书，装进了纸箱，拟搬到新居去，一部分就留在书橱里，不打算搬过去了。
噢，原来是这么回事。大小孩笑起来，怪不得呢。
大小孩在上海呆了三个多月。我把我在上海的一些熟人介绍给大小孩，其实也不多，主要是我的一些热心读者。离开康办十几年了，这些年来我基本过着一种隐居生活，跟外界交往很少，过去的同僚、同学和曾经的熟人，都在原来的轨道上或更大的空间里拼搏事业、享受生活，很少有人还会想到多年前那个写文章吃官司的倒霉蛋。我也曾给过去交往的一些人寄过我写的书，极少得到回音，这样也好，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各人走各人的路。一些读者去看望了大小孩，而后像滚雪球一样，去的人慢慢多了起来。
有位上海电视台的女主播，衣着时尚，一日一换，言谈举止温文尔雅，颇受不少异性追捧。从夏天起，她的肾功能忽然严重衰退，不得不靠每周两次“血透”来维持，医院告诉她，一俟等到合适的肾源体，就为她作换肾手术，这是挽救她生命的惟一出路。当她听说来了个能治疑难杂症的奇人，有点激动：“这奇人若能把我的病治好，不用换肾了，我愿承诺，哪怕把汽车和房子卖掉，也要把准备换肾的钱供养给这奇人！”
头一次去大小孩那里，治了一下，感觉轻松很多，当场供养了五百元，这大致相当于她作一次“血透”的费用。她又主动对大小孩承诺：“只要能使我的肾脏有所好转，治疗到不需要开刀换肾的程度，我一定会重重谢你。”又治了几次，排尿基本恢复正常。
不过，接下来病情出现了反复，大小孩感觉这位女患者的信心发生了退转。原来，她的家长并不相信什么奇人不奇人的，竭力主张女儿换肾，把手术费用都准备好了；她自己也犹豫起来，但还想再治治看，能不换肾当然最好。
那天女患者又去大小孩那里，正好我也在。大小孩忽然问女患者：“你是否吃过什么野生动物？”
“好像没有呀。”
“那你吃的最多的是什么呀？”
“是蟹吧。”女患者一谈起吃，那种上海滩上美食家在餐桌上食不厌精、牌价唯恐不贵的气势就流露出来，“最常吃的就是蟹了，什么大闸蟹、清水蟹、梭子蟹等等，几乎是逢餐必食的……”
等女患者走后，大小孩告诉我，刚才有一只动物，从女患者身上跑出来，身体细长，尾巴很大，上面还有一寸宽的花纹，被他抓住了。
“在哪？”
“我把它装进了一个袋子里。”我一看，那是在他枕边一个原先装饼干的空锡纸袋。
“你拿起来，把它扔掉，扔远一点，不要扔家里，可以扔到公共垃圾箱里去。”
我将锡纸袋的开口处折了两折，封住口子，捏在手里，出门疾走，一直走到弄堂口，扔进垃圾箱里。
接下来几天，女患者感觉身体特别舒服，完全像个正常人了。
可惜的是，她把自己当初的承诺给忘了，什么病好了要重重谢你呀，什么卖了汽车房子也要把准备换肾的钱供养出来呀，一旦身体好转，心态就变了。大小孩一直把钱看得很淡，为人看病，穷人富人一视同仁，对农村来的穷人有时不仅不收钱还倒贴路费，对这位女患者，又何尝图她什么重谢不重谢。不过，人可欺，天不可欺。一天夜里她洗澡时，门窗没开，忽然觉得有一股冷风吹到身上来。她自己并不明白，那是跑掉的病魔又上去了。没过几天她就住进了医院，等了好久没等到的配对肾源，也等来了，三十出头的她，最终还是上了手术台。
我也很为这位电视台女主播惋惜，她哪里真的需要卖车卖房呢，只要她能以一种感恩的心，真心谢谢救了她的大小孩，她的下半辈子就完全是另一种生活了。说来说去，还是悟性不够，这也是现代人的通病，一生病，马上想到的就是去医院看医生打针吃药，他们不明白，有些非生理、病理因素引起的疾病，诸如业障显现、邪灵上身等等，常规的医学手段往往束手无策。找不到能救你的大师是一回事，大师就在你面前，你却坐失良机，又怪得了谁呢？
武汉的那位善知识，我也力邀他来上海见见大小孩。这位善知识前些年无意中得罪过一位神通很厉害的人，弄得他全家不得安宁，企业也每况愈下，他曾延请过数位法师、喇嘛为他做法驱灾，估计都不是那位高人的对手，收效甚微。他因赞助我出书而被武汉公安抄家，我总感到有愧于他，就对大小孩说了，你能不能帮他把压在头上的那个“套”给解开，并在事业上助他一臂之力？大小孩观察缘起后说，你把他请来吧。农历元宵那天，他从武汉来到上海，下午到，下午晚上接着谈，听到窗外鞭炮声响，才发觉已到半夜十二点了。接连谈了两三天，没有一个问题是难得住大小孩的。他懂的，大小孩都懂，即使你说出了大小孩以前不知道的什么，你跟他一说，他马上就能心领神会。而他提出来的问题和疑惑，不管多么深奥，一到大小孩嘴里，一切就变得简单了，变得再明白不过。几天过去，从一开始还带有的考问意味，到后来是甘拜下风，再后来对大小孩信心越来越足，并庆幸自己终于找到了寻觅多年没找到的“三昧”成就者。真个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他心悦诚服地拜大小孩为根本上师，大小孩也满怀喜悦收下了这个自视甚高的武汉弟子。羁縻了他好几年的那个“套”，大小孩用一定的法术帮他解脱开来。他的事业，他的家庭，还有他尤为看重的健康和修行，在大小孩师父的指导和加持下，从此不断沿着上坡前行。
有一次，他问大小孩，他对师父充满信心没有一丝疑惑，可是有些学佛的人看到大小孩终年躺在床上，或许会有疑问：他能为别人治病，怎么治不了自己的病呀？一个生活上尚难自理的人，有资格担当起民众的导师么？不是说六根不全者连寺庙都不收么？如果佛经里有这方面的依据就好了。大小孩告诉他，佛经里有依据，你去找一找就找到了。
说是找一找，到哪里找去？佛法博大精深，佛典浩瀚如海，收入汉语《大藏经》的就有近二千部、八千多卷。要从八千多卷经论中找到这样针对性的内容，何谈容易。可冥冥之中，还真有神助，没花太多时间，很大程度上似乎是出于偶然，武汉居士找到一部《佛说首楞严三昧经》，发现这部经完完全全回答了有些人的疑问。
这部经里解说了何为首楞严三昧及其种种功德，并列举了一百种表现：

谓修治心犹如虚空(一)；观察现在众生诸心(二)；分别众生诸根利钝(三)；决定了知众生因果(四)；于诸业中知无业报(五)；入种种乐欲入已不忘(六)；现知无量种种诸性(七)；常能游戏华音三昧，能示众生金刚心三昧，一切禅定自在随意(八)；普观一切所至诸道(九)；于宿命智得无所碍(十)；天眼无障(十一)；得漏尽智非时不证(十二)；于色无色得等入智(十三)；于一切色示现游戏(十四)；知诸音声犹如响相(十五)；顺入念慧(十六)；能以善言悦可众生(十七)；随应说法(十八)；知时非时(十九)；能转诸根(二十)；说法不虚(二十一)；顺入真际(二十二)；善能摄伏众生之类(二十三)；悉能具足诸波罗蜜(二十四)；威仪进止未曾有异(二十五)；破诸忆想虚妄分别(二十六)；不坏法性尽其边际(二十七)；一时现身住一切佛所(二十八)；能持一切佛所说法(二十九)；普于一切诸世间中自在变身犹如影现(三十)；善说诸乘度脱众生常能护持三宝不绝(三十一)；发大庄严尽未来际而心未曾有疲惓想(三十二)；普于一切诸所生处常能现身随时不绝(三十三)；于诸生处示有所作(三十四)；善能成就一切众生(三十五)；善能识知一切众生(三十六)；一切二乘不能测量(三十七)；善能具知诸音声分(三十八)；能使一切诸法炽盛(三十九)；能使一劫作阿僧祇劫(四十)；阿僧祇劫使作一劫(四十一)；能使一国入阿僧祇国(四十二)；阿僧祇国使入一国(四十三)；无量佛国入一毛孔(四十四)；一切众生示入一身(四十五)；了诸佛土同如虚空(四十六)；身能遍至无余佛土(四十七)；使一切身入于法性皆使无身(四十八)；一切法性通达无相(四十九)；善能了知一切方便(五十)；一音所说悉能通达一切法性(五十一)；演说一句能至无量阿僧祇劫(五十二)；善观一切法门差别(五十三)；知善同异略广说法(五十四)；善知出过一切魔道(五十五)；放大方便智慧光明(五十六)；身口意业智慧为首(五十七)；无行神通常现在前(五十八)；以四无碍智能令一切众生欢喜(五十九)；现神通力通一切法性(六十)；能以摄法普摄众生(六十一)；解诸世间众生语言(六十二)；于如幻法无有所疑(六十三)；一切生处遍能自在(六十四)；所须之物随意无乏(六十五)；自在示现一切众生(六十六)；于善恶者皆同福田(六十七)；得入一切菩萨密法(六十八)；常放光照无余世界(六十九)；其智深远无能测者(七十)；其心犹如地水火风(七十一)；善于诸法章句言辞而***(七十二)；于如来地无所障碍(七十三)；自然而得无生法忍(七十四)；得如实心诸烦恼垢所不能污(七十五)；使一切水入一毛孔不娆水性(七十六)；修集无量福德善根(七十七)；善知一切方便回向(七十八)；善能变化遍行一切诸菩萨行(七十九)；佛一切法心得安稳(八十)；已得舍离宿业本身(八十一)；能入诸佛秘密法藏(八十二)；示现自恣游戏诸欲(八十三)；闻无量法具足能持(八十四)；求一切法心无厌足(八十五)；顺诸世法而不染污(八十六)；于无量劫为人说法皆令谓如从旦至食(八十七)；示现种种癃残跛蹇聋盲喑哑以化众生(八十八)；百千密迹金刚力士常随护侍(八十九)；自然能观知诸佛道(九十)；能于一念示受无量无数劫寿(九十一)；现行一切二乘仪法而内不舍诸菩萨行(九十二)；其心善寂空无有相(九十三)；于众伎乐现自娱乐而内不舍念佛三昧(九十四)；若见若闻及触共住皆能成就无量众生(九十五)；能于念念示成佛道随本所化令得解脱(九十六)；示现入胎初生(九十七)；出家成就佛道(九十八)；转于***(九十九)；入大灭度而不永灭(一百)。

这首楞严三昧的种种能耐，上天入地、神通无碍、了知一切、随意化现等等，远远超出一般人的想象力，简直是无所不能。而这一百种表现中的第八十八种：“示现种种癃残跛蹇聋盲喑哑以化众生”，其中头一种“癃”，音隆，是指手足不灵活的病，就是对大小孩躺在床上手脚不能动的一种真实写照。更有意思的是，大小孩很小就说他跟“八”特别有缘，在这部二千五百年前的《佛说首楞严三昧经》里，示现癃状以教化众生恰恰排在八十八位，这是一种偶然？还是某种天意？更不要说释迦牟尼佛在这部经里说得很清楚，能够得到首楞严三昧者，别说是普通人，连一般的菩萨都不够格，必须是十地菩萨才能达到!两相对照，不能不令人震撼啊！
关于大小孩的种种神奇事迹，我在了解掌握大量事实材料基础上，撰写了一部新的长篇纪实作品《大小孩前传——告诉你一个当代神话》。初稿形成后，我去长葛大小孩那里征求意见，那时他们已从乡下搬到长葛市里来住，是外地弟子为他买的房子，生活条件大有改善，交通也比过去方便许多。大小孩依然躺在床上，秀梅坐在床边，我逐字逐句念稿，逐字逐句过堂，书中写到的每一件事，都力求尽可能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大小孩记性极好，过去的事情，好像储存在电脑硬盘中一样，随时调用，随时就复原出来。初稿中，我把过去几年大小孩和他母亲平时讲到的许多事情，尤其是以前在乡里邻里和家里遭受的重重苦难，都写了进去，秀梅听了说：“哎呦，家里的事，吃过的苦，都已过去，说说也就算了，牵涉到好多亲戚熟人，过去看不起我们，欺负我们，有些已受到老天的报应，在书里别再把这些事抖出来了。”就这样，这方面的内容删掉了两万多字，如果不删掉，这本书在艺术感染力上也许会更强一些。
书中的人名，我做了些技术处理，以避免不必要的对号入座。书中的松梅，就是秀梅，我看她性格开朗刚毅，有松树之品气，便在书中给她起了个松梅的化名。有趣的是，前年更换***，她拿到新的证件一看，名字变成了松梅，问当地登记办证的公安，说是电脑系统出的问题，要纠正过来很麻烦，就用这个名字吧。化名成了真名，冥冥之中，天意难测，有些事真是不可说不可说呀。
去年，我再次把大小孩请来上海，想为他定购一款轮椅。之前我上网查找了不少资料，还跑了两家轮椅厂，没看到中意的产品。我想起有位过去的同僚现在市残联当领导，就跟他联系上了，请他跟底下部门打了招呼，帮助落实了一家据说采用欧洲技术标准制造轮椅的专业公司。我去这家公司，说明了定制要求，提供了大小孩身材尺寸，并交付了定金。轮椅是在境外生产的，国内提货，大概要等一个半月时间。
世上的因缘，有时真是个奇妙的东西。我有一对在上海的老年读者夫妇，多年前因看到《走近当代觉囊的法王》那本书，设法打听并找到了作者，逢年过节，有时会来走动一番。他们的儿子小顾，这些年来我还是头一次见面，听说大小孩要来上海，主动请缨，愿意开车去河南把大小孩接来。小顾以前是上海市击剑队的运动员，身板结实，性格开朗，退出运动生涯后，不甘心守着铁饭碗吃一辈子大锅饭，早早下海，闯荡江湖，几番风雨，几番沉浮，近年办起了一家环保小企业，日子倒也过得安稳起来。他曾陪信佛的双亲去过不少寺庙，在佛像前也拜一拜，但对佛法谈不上了解多少。当他开车到了长葛，见到大小孩的第一眼，就被大小孩的气质和睿智深深折服了。佛在哪里？庙里的铜雕泥塑是佛吗？眼前这位大小孩才是一位真正的佛嘛！从开车回上海的路上，奇迹就接连在他眼前发生，躺在车厢里的大小孩说要起来坐坐，原先在长葛靠着墙壁坐上十分钟一刻钟就难以坚持了，让人担心他能不能适应坐轮椅，现在行驶的车厢里居然一坐就坐了个把小时。到上海后，住进一家已预订的酒店式公寓，小顾为大小孩捏捏胳膊捏捏腿，来舒解一点旅途的疲劳，捏着捏着，他发觉大小孩的胳膊和腿就像充气娃娃一样，干瘪的肌肉居然当场膨胀起来变丰满了。他觉得太不可思议了。
定制轮椅比预定日子晚到半个多月，跟原先图纸上看到的不是一个款式，大家都觉得不咋样，遂送回公司换了个样品车，一技术员跟到酒店，让大小孩试坐之后，记下几个修改数据，等正式产品到货后再换回。用了两天，大小孩说，这车子他坐上去觉得有点摇摇晃晃，好像要出事。晚饭后，推着大小孩去酒店外面转了一小圈，在通过门口台阶时，左右两侧两根平行的承重金属管出现弯曲，靠背无法恢复垂直，再试着往下压，右面一根承重金属管出现裂纹，然后就完全断裂了。我查阅《使用手册》，上面载明：“承重80公斤，实验重量115公斤。”大小孩体重远没达到规定份量，而号称的“航空级铝合金材料”，居然如此不堪一击。价格可不便宜，比一般国产轮椅要贵五六倍呢。
我和小顾将这辆轮椅送回公司，要求退货。公司的几位骨干都出来了，面面相觑，说是作为一家专业生产轮椅的厂家，北京奥运会也采用了他们的某些产品，照道理轮椅承重杆不可能出现这种断裂，不明白为什么明明不可能发生的事却发生了。我心里有点明白，大小孩的念力太厉害了，这跟他说的“好像要出事”不能说没有关系。
从网上查到一家“三贵康复器材公司（日本）”，厂址在嘉定，我抄下了地址。小顾开车，松梅也一起去。到那里以后，方知这是生产基地，不直接对外销售，碰巧有位公司营销总监正陪一个香港客户来厂参观，跟营销总监说明原委后，她推荐我们选购了一款专供日本国内销售的型号。价格八千元，包括17%营业税。付款时我问若不开增值税发票，可以打点折么？财务说不行，对外资企业查得很紧，不敢做这种事。
这辆轮椅拿回去，大小孩一坐上就说好，比原来那辆好多了。
过了一段时候，头一家公司的一位头儿来大陆视察工作，专门在技术员陪同下来酒店看望大小孩，并送了一辆轮椅表示歉意。我们都说已重新购了一辆，用不着，这头儿非要我们收下，见他诚意可嘉，姑且就留了下来。大小孩离开上海时，将这辆车送给了一个来看过病的残疾人，这比他原来用的那个轮椅要好多了。
大小孩这趟来上海，主要为试坐轮椅，消息传出去后，每天来的人不少，这跟五年前那次来的光景，已不可同日而语。
苏州包山寺的一位乘高法师，几次从苏州过来拜访大小孩，在大小孩面前十分恭敬，还希望能拜大小孩为师。我问乘高法师，您是出家人，想拜一位在家人为师，心里有没有过什么疑惑啊？他说没有疑惑，他看大小孩就是佛嘛。他在修行中碰到了一些问题，向这个方丈请教，向那个主持求解，没有一个人能解开他的疑惑，可是他跟大小孩一说，什么问题都给他开示得明明白白，什么疑惑都迎刃而解，这样的人不是佛，还有谁是佛？
有位金山的胖老太，年轻时得一怪病，一到夜里就内心害怕、失眠，不敢单人睡觉，过去是丈夫陪了她几十年，丈夫去世后，每晚靠一个弱智女儿陪她一起睡，度过难捱的漫漫长夜。胖老太经人介绍，头一次来大小孩这儿后，当天晚上，女儿不知跑哪去了，她就一个人睡，想不到心里的恐惧一点都没了，夜里睡得特别香。第二天早上醒来，她激动坏了，打电话给介绍她去见大小孩的熟人，说自己真的遇上活菩萨了，折磨了自己大半辈子的病，就这样没了。后听说大小孩等定制轮椅来了就要走，就拿来五千元供养，说是代付酒店租金，请大小孩无论如何多住些日子。有位瘦老太受其感染，也供养五千元，俩人加起来一万元，等于酒店一个月租金。大小孩不肯收，推辞数次无果，只好收下。等两位老太走了，大小孩告诉他妈，胖老太是真心供养，瘦老太以后会后悔。后来果然传来消息，谓瘦老太对一时冲动送出去的那笔钱有点心疼。松梅对大小孩说，那就把那笔钱还给瘦老太吧。大小孩说不能还，还钱是害了她，心疼过一阵就会过去，瘦老太没白供养，她会得到福报，若把钱还给她，不仅得到的福报会失去，还会倒霉。
从各地来拜见大小孩的人络绎不绝，各色人等都有，有来看病的，有来问事的，有来求助的，不一而足。只要能安排得出时间，大小孩基本上是来者不拒，但有时来人太多，他也无法一一应付得过来。快要离开上海了，大小孩对他妈说：老这样忙不过来也不行，还有更要紧的事要做，这样吧，以后看病的事，就交给你了。他这么一说，松梅居然就真的能帮人看病了，不仅能治病，还能为人整容呢，有弟子求她，鼻梁太低不好看，她用手捏捏，鼻梁果真挺拔起来，有弟子觉得脸蛋太胖，她用手推推揉揉，脸蛋果然变修长了。
秋天，大小孩离开了上海，应邀去深圳过个冬天。而后，从南到北，他要去北京住上一段时候，皇城根旁，天子脚下，也许会开辟一块小小新天地。
读过《大小孩前传》的人，有的会问我，是不是还要写一本《后传》啊？什么时候能看到啊？其实，大小孩的故事根本就说不完，对常人而言，在他身上，可以说每天都有新的故事在上演。不过，如果你仅仅把他当一个奇人看待，仅仅遇有什么难题靠常规手段无法解决了才想到找他，那你未免太小看了他。莫若还是回到开头，十几年前他的前身刚起死回生那阵子，母亲曾问他从哪里来？他说来自一个极为遥远的地方……童言无忌。人们有理由猜测，那岂不是一个外太空世界么？有外星人路过地球岂不是还专门来看望他么？那他为什么要到我们这个地球上来呢？他究竟要向地球人传达一种什么信息呢？要到什么时候人们才会明白过来呢？




四十三．少林寺方丈释永信居心何在
○六年八月，我接到北京常大林来电，说他最近去过一趟少林寺，见方丈释永信把寺院整理得挺干净，释永信四十一岁，人是能干的，搞寺院管理有成绩，当然，他不是高僧，但现代社会也需要这样的能人，寺院对信众不该卖门票的提案，就是他在人大提出来的。大林又说，释永信告诉他，少林寺有不少故事，已经编了一本，有十万字，要他推荐一个人，文字上帮助加工一下，以后还可以改编成电视剧。他就推荐了我，问我能不能跟释永信联系一下，见见面，并把结果告诉他。我说让我跟释永信联系一下再说，看看他那里到底需要做些什么。
我是前些年经北京一位居士张维新介绍，跟常大林认识的，至于我跟张，则是在五台山结的缘，广宗寺举办纪念法尊法师活动，张带了个佛教歌舞团去助兴，他给我名片上印的头衔是民营企业国际合作发展促进会会长。张对于我写的几本佛教文学作品评价不坏，曾表示等他筹备的一家素菜馆开张后，可以把我出的书摆在那儿设个摊。那天下午，张有点神秘兮兮地对我说，他有个熟人，对佛教也挺有兴趣，想见见我。我问是谁呀，他说是常大林，我问在哪工作，他说在《光明日报》。我想可能是个办报的人吧，没再问下去。张开车把我送到常大林那里，他自己有事先走了。常告诉我，他现在主编一份隶属于《光明日报》的《博览群书》，但他个人更大的兴趣是在对佛教的探索上，他认为人们对佛教一个完整的认识过程，可以归纳为知性、理性、悟性这么几个阶段。我觉得他也许是试图用某种世俗的理论模式来阐述佛教，学究气重了点，但在长期以来普遍蠲疑佛教的知识界里，说不定反倒容易得到一点理论上的认同。他又告诉我，他以前担任一位领导秘书，“***”时因同情学生运动，领导被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他自己跟着坐了多年冷板凳，情绪低落到极点，若不是后来接触佛教并投入其中，心态起了变化，否则那些年的日子真不知怎么捱得过来。我说我以前也曾在上海市委工作多年，离开领导机关后，这些年主要精力就放在佛教文学写作和个人修炼上，但有的时候看看当前社会现实，也有点悲观，觉得个人的努力无济于事，真想抛下一切躲进深山老林潜心修道去。他鼓励我还是要坚持下去，相信社会会朝好的方面发展。头次见面，有些话只能点到为止，主要谈佛教，谈了一个下午，彼此还是挺投缘的。
后来我才知道，张居士头一次向我提起常大林，为什么要用那种神秘兮兮的口气。常的一个表姐，幼时家贫，曾得到常家多年照顾，跟常一直姐弟相称，关系密切。常是山西大户人家，其父常芝青（1911-1985）三十年代参加革命，曾任《晋绥日报》总编辑，解放后曾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大公报》总编辑，八五年去世，入葬八宝山，追悼会规格很高。常曾担任全国人大常委教科文委员会副主任胡绩伟（1916-）的秘书，胡作为老资格的《人民日报》社长兼总编，到全国人大任职后积极倡导新闻自由立法，在“***”前夜带头签名上书全国人大，要求召开全国人大紧急会议，“***”后遭到清洗罢免，秘书跟着倒霉也是意料之中。但谁会想到，常的表姐有一天居然会登上中国万人瞩目的地位呢？常在其表姐夫暗中援手下，调到他父亲当年主帅的报社里编一份《博览群书》，多少也算是摆脱了先前的困境。不过，因为“***”到目前为止仍是一个令当权者刻意回避的问题，所以对这位表弟的庇护还是有限度的，他尽可从事任何他感兴趣的佛教活动，还让国务院宗教局叫中国佛协给他安排了一个常务理事头衔——这也是佛协常务理事会中唯一的一个中共党员，但不要他染指任何跟政治有关的事项。